利用上博簡文字考釋甲骨文一例

（首發）

劉雲

北京大學中文系

 

（一）上博簡文字與甲骨文為一字說

 

楚簡中有一個怪字，下文為稱引方便，用A指代此字。A僅見於上博簡《孔子詩論》16號簡中（釋文用通行字寫出）：

孔子曰：“吾以《葛A》得氏（祗）[1]初之詩。”[2]

A字形結構奇特，所以大家對此字的興趣很大，討論者眾多。[3]其中以黃德寬、徐在國二先生的說法最具影響力，代表一段時期整體學術水平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采用了他們的說法，[4]就是明證。下面我們主要討論這二位先生的說法，其他學者的觀點不一一介紹。

黃德寬、徐在國二先生認為：

關於“”字，左邊所從的“”乃“尋”，參上“蕁”字條。右邊所從疑是“由”，郭店簡“由”字作“”、“”可證。“”字當隸作“”，從“尋”聲，在簡文中當讀為“覃”。從“尋”聲之字與“覃”相通，例見上文，此不贅舉。“禫”與“導”、“道”通。如：《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鄭注：“禫或皆作道。”《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鄭注：“古文禫或為導。”“廸”、 “道”古通。如：《書·益稷》：“各廸有功。”《史記·夏本紀》“廸”作“道”。《書·君奭》：“我道惟寧王德延。”《釋文》：“道，馬本作廸。”可見由、道、覃關系密切。疑“”所從的“由”乃是贅加的聲符。

總之，簡文“（）”當讀為“葛覃”，為《詩經》篇名。見於今本《詩·國風·周南·葛覃》。……[5]

黃、徐二先生的觀點有傳世文獻的支持，有字形上的依據，并且在音理上也可以說得過去，這樣分析，就楚簡中的A來說幾乎無懈可擊。不過我們認為，如果再向上探尋的話，A的構形似乎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認為A在甲骨文中的源頭是，A就是從此字演變而來的，下文我們用B來指代此字。在討論由B到A的具體演變過程之前，我們先來辨析一下卜辭中B的異體。B在甲骨文中有很多異體，現分類列舉於下：[6]

1.《合集》18417 《合集》6032正 《小屯》660[7] 《合集》17079正

2.《合集》36581 《合集》36675 《合集》28165

3.《合集》28922 《合集》28942[8]

4.《合集》28944 《合集》28941

5.《小屯》745 《合集》30031 《合集》28917 （）《小屯》2296

前人對這些異體罕有搜羅詳盡者，且多有誤解，或將其視為不同之字，或將其歸為一字，但對字形結構分析不恰當。對B做過研究的學者主要有以下幾家：

唐蘭先生：

    余謂若實尋之古文。……卜辭又有一地名作、等形，前人所未識者，當是樳字。（引者按：此句后原有小字之注，云：“樳木龍燭，見《吳都賦》。”）[9]

李家浩師：

“尋”字原文作從“”從“尋”。根據漢字結構的一般規律，此字當從“尋”得聲。[10]

姚孝遂、肖丁先生：

    和都是商代重要地點之一。其字形亦變化較多：

        ————

        ……

另外尚有一些較細微的變化。

    745之乃字之未刻全者，不能認為是字之異體。[11]

饒宗頤先生：

舟他辭亦作舟（《前編》二·二六·二）亦作舟（《后編》上一五·八）。 字从未从援，可釋為楥，與援通。……援舟即引舟。[12]

姚孝遂先生：

    《刻辭類纂》將“”形混入“”字，二者形體有別。均為地名，形體有別，應予分列。[13]

唐蘭先生對“尋”字的考釋已成為古文字考釋的經典之作，是毫無疑問的，其認為與都從“尋”無疑是正確的，但其認為它們是后世的“樳”字則有可商，因為它們的左半與“木”字區別是很明顯的。相比之下，李家浩師只指出從尋聲，是比較謹慎的，也是比較好的辦法。[14]姚孝遂、肖丁先生認為是由演變而來的，又來源於，這一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又認為是未刻全的，則有可商（詳下文）。姚孝遂先生認為與形體有別，應予分列，恐過於謹慎，兩種形體實為一字。

參考學者們的意見，我們認為上揭五類字都是一字之異體，此字從一個象形構件，從尋。下面我們將這五類字的演變脈絡圖示於下：

我們認為a是這一系列字的源頭，a與b的差別，只在於木形頂部附著物內部一筆是虛筆還是實筆，而虛筆與實筆在古文字中混用無別是頗為常見的現象。[15]b與c的差別，僅在於木形頂部附著物內部一橫筆的有無和構件左右位置的不同，前一種差別在這兩個字形其他部分具有嚴格對應關系的前提下，是很難說具有區別性的，[16]后一種差別在古文字異體字中十分常見，不贅舉，下文涉及到的這種差別不再說明。c到d的演變方式請參下文（二）所引裘先生的那段話。e是d的進一步省略，即將木形下部表示樹根的兩條斜筆省略掉了。f是在e的基礎上，形體發生斷裂、錯位形成的，它們毫無疑問是一字之異體。a或b將右部頂端的虛點或實點省略掉就是g，這種差別在這兩個字形其他部分具有嚴格對應關系的前提下，也不具有區別性。上揭示意圖出於簡潔考慮，只畫出了 b與g的演變關系。將b右上部的一豎點向下拉長，與其下部的木形主幹相接，h形就形成了。h與i兩形只是木形上部表示樹枝的兩斜筆筆畫方向相反，這也很難說是區別特徵，正如金文中的“𢳎”字，既可以寫作，又可以寫作。[17]j只是在i左上部的兩斜筆上加了兩個飾筆而已，這一對異體可以與金文中“𢳎”字的另外兩個異體和作類比。[18]h與k之間的演變，可參上揭c、d、e之間的演變過程。

    另外，d、e、f對c的省略，k對h的省略，表面上看來只是簡單的省略現象，其實這一省略過程還有另一種因素在起作用。這一點，只要我們仔細觀察一下d、e、f、k所在的4、5兩類字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4、5兩類字共出現了六次，這六個字形我們上文都已列出，在這六個字形中，其所從“尋”旁表示人手的部分都緊貼著已經被省略了的木形的頂端和末端。這種現象在其他類別的B中是一例也沒有的，其他類字所從“尋”旁表示人手的部分，上部都大體與木形頂部附著物相齊平，下部有的與木形末端相接，有的相距一段距離。如果只是簡單的省略的話，不應該有這么整齊的差別存在，這種差別應該是有意為之的。這種差別到底蘊含了什麽意義呢？在道破謎底之前，我們先來看看甲骨文中的“尋”字。甲骨文中的“ 尋”字有一大類作，象兩臂伸展開來度量一個棍形物體的樣子，其所從的兩手也是緊貼棍形物體的頂端和末端的，這種形體和5類形體的下部幾乎一模一樣。說到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5類形體中的木形為什么可以簡省為一條直線，就是因為簡省了的木形，可以同時和簡寫的“尋”字“”組成一個略繁的更為常見的 “尋”字“”。這樣理解，也能更好地解釋爲什麽f的上下兩部份發生了斷裂、錯位，因為在經過上述簡省之後，文字原來的象形性不復存在，它的下部組合成了“尋”字，作聲旁。上下兩部份具有了相對的獨立性，所以它的上下兩部份發生斷裂、錯位之後，也不會再像原來那樣影響它的表意性。d當是c和e的過渡階段。

弄清楚了B在卜辭中的各種不同的形體，下面我們來看一下由B到A的具體的演變過程。爲了醒目，我們將這一過程圖示如下：

前六種形體的演變關係，我們上文已經分析過了，此不贅述。7是我們構擬出來的一個甲骨文形體，[19]它是6相對獨立的上下兩部份發生進一步挪位后形成的，這種挪位現象在古文字中是十分常見的，不煩舉例。8，即最後一個形體就是A，它是7在戰國時代發生的自然的演變。甲骨文中的“尋”字多作，戰國文字中的“尋”字多作 ，所以7中的“”演變為A中的“”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而 7中的“”演變為A中的“”，在古文字中更是司空見慣之事，如甲骨文中的“克”字作，上部與7中的“”相同，楚簡中的“克”字作（《上博（四）·曹沫之陣》簡14），上部與A中的“”相同。

 

 

（二）由演變而來

 

在早期卜辭中有一个字作，下文用C指代這個字。C在卜辭中有如下三種異體：

《合》8064 《合》8063 《合》24458

前人對這一類字的意見分歧較大，論者有以下幾家：

王襄先生疑為“主”字。

葉玉森先生：

火在木上，疑即許書燊字。此从一火，乃燊省。惟似非火象，疑與非一字。本辭之為地名。

商承祚先生：

《說文解字》：“主，鐙中火主也，象形，从丶丶亦聲。”此从木，蓋象燔木為火，殆即主字。

陳邦懷先生：

疑為朱之初字，上从，或从，蓋皆為主字之省。从木主聲，當為朱字。主、朱古音同在四部也。

李孝定先生：

《說文》：“主，燈中火主也，象形，从丶丶亦聲。”主即今炷字初文。栔文象然木為炷，商說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

姚孝遂先生：

釋“主”可備一說。卜辭皆為地名，不足以證明其有“火炷”之義。[20]

無論是釋“主”，釋“燊”，還是釋“朱”，各家都沒有拿出充足的證據，不過從文字的發展系列來看，釋“主”、“朱”之說肯定是不正確的。[21]此字之本義是什麽，對應著後世的什麽字，現在似乎還很難給出完美的答案。[22]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上揭三個字形是同一個字的不同寫法。第一個字與第二個字的區別，只在於木形頂部附著物內部一筆是虛筆還是實筆，虛筆與實筆在古文字中經常混用無別，上文已言之，此不贅述。第三個字形是第二個字形的簡省，即將第二個字形木形上部表示枝葉的兩斜筆省略掉，這種變化在古文字中也很常見，裘錫圭先生有很好的總結：

上引（5）的字，《甲骨文編》隸定為 “”。其實這個字的左旁的下部明明是“土”字，甲骨文“立”字的下部從來不這樣寫。“土”上的“”應該是“”（木）旁之省。在甲骨文裏，和在用作表意偏旁時可以通用。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現象。其實旁不但可以寫作，而且有時還可以寫作。例如“莫”字既可以寫作 、，也可以寫作（《甲骨文編》24頁）；“朝”字既可以寫作，也可以寫作（同上20頁）。甲骨文有字（《佚》292），就是《說文》“散”字所从的“㪔”。金文“ 散”字多从（《金文編》223頁），也是的簡寫，并非“竹”字。[23]

厘清了C的異體，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B與 C的關係。卜辭中B與C，都有大量王在那里田獵的記錄，[24]兩者都是個重要的狩獵地點。B只出現於晚期卜辭中，C只出現於早期卜辭中，兩者在出現時間上具有互補性。B與C在字形上有明顯的傳承關系，C是個象形字，時代在前，B從C尋聲，時代在后。以上種種跡象表明，B 是C的一個加注了聲符“尋”的異體，[25]它們在卜辭中表示同一個地名。以上對B與C的關係的論述，不是我的發明，李學勤與姚孝遂、肖丁先生都曾有過很好的分析，[26]大家可以參看。

 

 

（三）根據在上博簡中的讀法推尋、在卜辭中的讀法

 

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楚簡中的A與甲骨文中的B、C在字形上有著密切的聯繫，它們當是一字之演變。楚簡中A的出現，為我們進一步探討甲骨文中的B、C 提供了線索。

B、C在卜辭中共出現了七十多次（其中B出現了四十多次，C出現了二十多次），除一小部分因辭殘而語義不明外，其餘絕大部份都用為地名。[27]除上舉情況之外，卜辭中還有兩類字形與C有關，一類作、、、，[28]一類作。[29]這兩類形體該如何釋讀，至今沒有一致的意見，[30]有待於進一步研究。我們在這裏主要討論作地名時的B、C。由於B、C作地名時，在卜辭中的意義完全相同，下文我們討論B、C時，如無分指之需，將其合寫為B（C），以便稱引。對於B（C）作地名時其地望問題及如何破讀，討論者主要有以下幾家（諸學者文中的B原為摹寫，我們徑替換為英文字母B）：

陳夢家先生認為：

大邑商在沁陽田獵區，……b.丁未卜王才 B貞，王其入大邑商

別二巖間

……

由b.辭則知B為入大邑商之近邑。[31]

李學勤先生認為：

……它（引者按：“它”指B）是大邑商的入口之一，如：

丁未卜王在B貞，王其入大邑商，亡？

《通》別2巖間[五]

上節曾談到五期出征卜辭多在商卜，而下版記：

……伯憂……自上下于？余……三（？）月，在B彝。

《後》上10，16[五]

當即因B居商西南界出口處之故。“B”是與駕船有關的動詞，如《侯》3[三1]卜“王其B舟”，所以B可能是沁水上的津渡之一。[32]

姚孝遂、肖丁先生認為：

    根據卜辭的記載，B與宮、榆、、喪等地都相鄰近。……2323記載“辛酉”田于，次日“壬戌”即田於B；2640記載“辛酉”田于B，次日“壬戌”即田于，是兩地相距不超過一日路程。[33]

李家浩師認為：

“尋”（引者按：“尋”指B）還跟“溫”同版：

王其于尋，亡（無）災。

        辛巳卜，翌日壬王其于昷（溫）。

“溫”在今河南溫縣西。在古代位於溫縣南約五十里的鞏縣有一個地名叫 “鄩”。《左傳》昭公二十三年“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杜預注：“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疑卜辭的“尋”當讀作“鄩”。[34]

根據以上學者對卜辭的分析，我們可以初步斷定，B（C）鄰近於大邑商，并且其即使不是“沁水上的津渡之一”，也必是沁水附近的某個地方。這個結論只是給了我們關於B（C）的一個大體的范圍，至於B（C）具體在哪里，對應著后世的什么地方，還很難斷言。李師為B（C）找到了一個具體的地方，認為B（C）就是位於溫縣南約五十里的鞏縣的“鄩”。李師的這一說法顯然是以B從“尋”聲為突破口的，B從“尋”聲，顯然與同從“尋”聲的“鄩”聲音相同或十分相近，可以通假。這一說法雖然照顧到了B與“溫”相距不遠的情況，但是卻沒有照顧到B與“喪”、“雍”、 “”等地亦相距不遠的事實。[35]關於這一點，可參看下面的商時期中心區域圖（“鄩”在圖上沒有標出，其地在偃師與鞏縣之間的洛水岸上）：

[36]

從圖上我們可以看出，“鄩”雖距“溫”不是太遠，但距“喪（鄂）”、“雍”等地已有相當距離。此圖上的“”地，標在“盂”、“雍”之間，不確，其地當在“雍”、“囂”之間的沁水岸邊（詳下文），“鄩” 也與“”相距過遠。而且“鄩”已不屬於沁陽田獵區。對於沁陽田獵區的大體范圍，陳夢家先生曾有過大致的推測：

此田獵區以沁陽為中心，西不過垣曲縣東之邵源鎭，東及於原武，北界為獲嘉、修武、濟源，南以大河為界。[37]

“鄩”在黃河之南，已超出沁陽田獵區的南界，而B（C）屬於沁陽田獵區。綜合以上情況，可見將B（C）讀為“鄩”不是太合適。那么B（C）究竟是后世的什么地方呢？卜辭本身似乎很難回答我們這個問題。楚簡中讀法比較確定的A的出現為我們重新考慮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線索。

楚簡中A讀為“覃”，那么卜辭中的B（C）會不會也讀為“覃”呢？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因為古人的用字習慣是有很大的穩定性的。如出土文獻中，從甲骨文一直到武威漢簡，都有用“埶”為“設”的現象，而且此現象在傳世文獻中也屢見不鮮。[38]我們上文已提到，卜辭中“B舟”可以寫作“（尋）舟”，左部所從就是“簟”字的象形初文，其在此字中兼表音義，[39]可見在甲骨文中B（C）已與“覃”聲字有通用關系了。[40]那么，讀B（C）為“覃”或“覃”聲字能否講通卜辭呢？我們先來看看作為地名的“覃”或“覃”聲字在什么地方。

《春秋》莊公十年中記錄有一個古譚國：“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左傳》於此條經文下言：“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世本·氏姓篇》：“（譚）國在濟南，為齊所滅。”這是古譚國在先秦史書上留下的極少的一點記錄，但這已很明確地透露出一個信息，就是古譚國應該在今天的山東省境內。這一點在后世的《春秋左傳正義》、《水經注》、《通典》、《路史》中都有記載，并且已經被考古發現所證實。[41]古譚國在今山東省，顯然與我們所說的B（C）的地理位置相差太遠，B（C）不可能是此古譚國。

在《尚書·禹貢》中還有一個與地名有關的“覃”字：“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關於這個“覃”字，千百年來眾學者爭議不休，莫衷一是。劉起釪先生對這場公案有一個簡略的總結，今轉引於下：

        “覃懷”鄭玄注：“懷縣，屬河內。”（《夏本紀·集解》引）偽《孔傳》：“覃懷，近河地名。”《孔疏》：“《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曾旼云：“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當作沁）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蔡傳》引）《尚書後案》以為其地平衍易受河患。郭豫才《覃懷考》以為“覃”與“沁”同音，即沁水。懷地為沁水所縈回，故合稱 “覃懷”（《禹貢半月刊》三卷六期）。辛樹幟先生以為此釋不合。大抵沁水為此地患，需要治理，而禹已治理致其功（詳《叢考》）。[42]

從上揭前賢的論述來看，雖然大家的具體觀點略有差異，但都一致認為“覃”、“懷”兩字共表一地，也就是后世的“懷”。“覃懷”與后世的“懷”有密切的關系，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將“覃懷”直接與“懷”對應的話，我們會遇到一系列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為什么“覃懷”可以省稱為“懷”，“覃懷”的來源又是什么。

關於“覃懷”的來源，郭豫才先生認為“覃”與“沁”同音，“覃懷”的意思就是懷地為沁水所縈回。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靠不住的。我們認為“覃懷”是兩個地名，一個為“覃”，一個為“懷”，這兩地相距甚近，所以古人將這兩地連言。隨著后世社會的發展，這兩地可能合而為一了，所以后世建制之時但以其中的一個地名“懷”稱呼此地，而“覃”地就在此地消亡了。

我們認為甲骨文中的B（C）就應該讀為“覃懷 ”之“覃”。“懷”位於今河南省武陟縣西南，地處太行山以南、黃河以北的沁水西岸，“覃”、“懷”相距極近，那么 “覃”也應該就在附近，這一區域正與我們上文指出的B（C）所處的大體範圍相吻合。這樣，讀B （C）為“覃懷”之“覃”就沒有地望上的問題了。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卜辭中與B（C）有密切關係的一個地名“”。“”與B（C）相距甚近，據李學勤先生考證，兩地之間不超過一日路程，并且“”與B（C）都是大邑商的入口：

它[引者按：“它”指B（C）]是大邑商的入口之一……

……

最近於B，在一日程內（《寧》1，413）。它也是大邑商的一個入口，如：

        ……

        丁丑卜在貞，今日王入大邑商，亡？

                                   &nbs p;               《菁》10，3[五][43]

另外，《小屯南地甲骨》中也有能證明B（C）與“”相距甚近的卜辭，如：

甲子卜，貞：王其B，亡災。

乙丑卜，貞：王其，亡災。                 & nbsp;     《小屯》660

“甲子”B，“乙丑”，可見兩地相距僅一日路程（“”即“”）。[44]

據陳夢家先生考證，“”當讀為“懷”，就是后世的“懷”地。其考證過程如下：

  從叀，音如惠。其地或即今武陟縣西之懷。《前》2.36.4辛酉田壬戌田雍，雍在今修武縣西，與懷南隔一沁水。其地已在大邑商所在的沁陽田獵區。[45]

我們讀B（C）為“覃”，陳先生讀“”為“懷”，兩地又恰好相距甚近，這無疑增強了我們對B（C）釋讀的可靠性。

陳先生讀“”為“懷”，很正確，但其并沒有作音韻上的論證，今試論證於下：

“”從“叀”聲，“叀”聲字與“鬼”聲字可通。《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以此為人君則鬼，為人臣則忠；為人父則茲（慈），為人子則孝。能审行此，無官不治，無志不徹，為人上則明，為人下則聖。君鬼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殹（也）。”[46]其中兩見“鬼”字，蔡偉先生都讀為從“叀”聲的 “惠”。[47]其說既有語音上的根據，又有文獻上的用例，確不可移。方勇先生又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新收的秦簡《官箴》篇中，發現了和上揭《為吏之道》中的句子極為相似的語句： “[為]人君則惠，為人臣忠；為人父兹（慈），為人子孝；為人上則明，為人下則聖；為人友則不争，能行此終……”并指出其中和《為吏之道》“鬼”字對應的字正作“惠”，這很好地證明了蔡偉先生破讀的正確性。[48]

“鬼”聲字與“褱”聲字聲音極近。上博簡《季康子見於孔子》22號簡中的“懷”字從心褢聲，“褢”從“鬼”聲，“懷”從“褱”聲。《詩·小雅·小弁》：“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說文解字·疒部》、《玉篇·疒部》引“壞”作“瘣”。“壞”從“褱”聲，“瘣”從“鬼”聲。《周禮·秋官·朝士》：“ 面三槐，三公位焉。”鄭玄《注》：“槐之言懷也。”“槐”從“鬼”聲，“懷”從“褱”聲。

綜上所述，“叀”聲字與“鬼”聲字可通，“鬼”聲字與“褱”聲字可通，所以“叀”聲字與“褱” 聲字可通。可見，陳先生讀“”為“懷”在語音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附記：本文初稿蒙李家浩師審閱指正，二稿在西南大学2009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中幸蒙劉釗先生審閱，并提出寶貴意見，王子揚、劉洪濤、莫伯峰諸兄及袁瑩師妹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亦多有指教，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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