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新解

（首發）

 

董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是一篇著名的先秦書信体散文，見存於《戰國策·燕策二》“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章、《史記·樂毅列傳第二十》以及《新序卷三·雜事第三》。^[1]其中有一段說到燕伐齊的戰功，《史記》的版本作：

 

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在上述三種版本中，這段的文句小有出入。其中的“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句，歷代學者的解釋有很多分歧，莫衷一是。爲了討論的方便，我們把這些註解分爲：A“燕植物移入齊地”派和B“齊植物移入燕地”派，列兩派學者的代表和觀點在下面。

 

A“燕植物移入齊地”派

1、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

2、北宋龔鼎臣《東原錄》：《史記》蘇秦曰“燕北有棗栗之利”，又《樂毅傳》曰“薊丘之植，植於汶篁”，釋者謂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然則齊魯閒棗栗殆自燕北而移植歟？故《青州圖經》引《齊民要術》曰：“青州有樂氏棗，豐肥細好，為天下第一。”《經》云“樂毅破齊時自燕齎來，因種於此，故以姓得名。”^[2]

3、南宋鮑彪《戰國策注·燕策二》：薊，幽州國。植，旗幟之屬。汶水出泰山萊蕪原。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爲塞。^[3]

4、清程恩澤纂、狄子奇箋《國策地名考·卷四·齊上》“汶篁”條引姚宏本作“汶皇”，並說：《博雅》“皇”與“堭”通。《易》“城復於隍”，子夏《傳》作“堭”，云“城下池”也。《說文》：“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策》蓋言薊丘之植，植於汶上之城池耳。《從征記》：“汶水入萊蕪谷，夾路連山數百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藥草，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殆即所云“汶皇”也。因上句“植”字，遂訛“皇”爲“篁”。說者因以竹田訓之，謬矣。^[4]

5、陳寅恪《薊丘之植植於汶隍之最簡易解釋》提倡按照正常的語序來解釋：“寅恪按：若依小司馬之說及普通文義言，亦可釋為‘薊丘之所植，乃曾植於汶篁者。’似不必以爲倒句妙語。”認爲句義是說燕國本土的植物，隨樂毅伐齊而移植到齊國的土地上，並擧《齊民要術肆·種棗第叁拾叁》“青州有樂氏棗”，“父老相傳云：樂毅破齊時，從燕齎來所種也”以證明在樂毅徇齊五年之中確有此類事情。陳寅恪隨後又舉出多個例子，來證明古今中外戰勝者與戰敗者，其物產有互相交換通例。^[5]

案：陳寅恪此說與宋龔鼎臣說基本相同，但是不知道陳氏爲什麽未引及龔氏說。

 

B“齊植物移入燕地”派

1、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薊丘，燕所都之地也。言燕之薊丘所植，皆植齊王汶上之竹也。徐注非也。^[6]

2、元吳師道《戰國策校注》：《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燕薊丘之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非此之謂。此言燕薊丘之所植 ，移植於汶上之竹田。《索隱》云亦然。樓昉《集古今文》^[7]以毅書爲首，有策問云：“夷門之植，植爲燕雲”。蓋用毅語也。愚謂，左氏“以太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句法正同。^[8]

3、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倒句例”下說：《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也。言燕之薊丘所植，皆植齊王汶上之竹也。按，此亦倒句。若順言之，當云‘汶篁之植，植於薊丘’耳。宋人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便不及古人語妙矣。^[9]

4、金正煒《戰國策補釋》：按《水經·漯水注》：昔武王封堯後於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於”猶“爲”也，“皇”即“篁”之省，言薊丘之所植，乃爲汶上之竹。《索隱》說當是。^[10]

 

以上兩派九家，多釋前一“植”字義為“植立”、“植物”。但在英國倫敦國家圖書館所藏斯坦因所獲敦煌卷子唐寫本《春秋後語釋文》（斯一四三九）中，“薊丘之植”作“葪丘之鸖”，其下引《史記》也作“薊丘之鸖，植於汶篁”。（見附圖）^[11]這是一條重要的異文。

關於《春秋後語》，唐劉知幾《史通·六家》說：“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孔衍是西晉人（？-320年），他所見的古本《史記》、《戰國策》的可信度高，早就得到研究者的重視，南宋姚宏已據《春秋後語》校訂《戰國策高誘注》。敦煌石窟曾出土多種《春秋後語》寫本，羅振玉据其所藏《春秋後語·秦语》卷子校《戰國策·秦策一》，知“姚氏所举，疏漏尚多”。斯一四三九是《春秋后語》的一種唐代單注本，一般認爲是盧藏用所作。^[12]《春秋后語釋文》所存這條異文即為姚宏漏校，上述兩派學者也都沒能看到。本文想根據這條異文，先把這句話的含義解釋清楚，再從句法結構方面分析一下各家解釋的得失。

 

一、句義解釋

 

首先可確定的是句中“薊丘”屬燕國，“汶篁”之“汶”是齊國汶水（至於“篁”字讀，留待下文再説）。“薊丘”應如《史記正義》及金正煒所注，在“幽州薊地西北隅”，是指燕都。鮑彪本注“元英、磿室”爲“燕二宮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下”又注“寧臺”為“燕臺”。 “薊丘”與“寧臺、元英、磿室”四者皆爲燕國宮室之所在或樓臺宮室名。

唐寫本“鸖”是“鶴”字異體。^[13]我認爲“鶴”當讀為“桷”，其聲旁有代換關係。這猶如“确”字又寫作“確”或“礭”，“確”見《玉篇》, “确”是《說文》正篆，大徐本此字下“臣鉉等曰：今俗作確，非是”；“礭”见顧南原《隸辨》卷五“礭”引晋鄭烈碑“秉礭然之大節”並按：“即確字，《博雅》作礭。”

“桷”是指屋椽。《說文》“桷，榱也。椽方曰桷。从木角聲。《春秋傳》曰：刻桓宫之桷。”《說文》又有“榷”字，解説為“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從木、隺聲”。“桷”是屋上橫木，“榷”是水上橫木，音義並近，應該是利用異體字分工所造成的分化字。^[14]《正字通》“，俗榷字。”幷引《漢書·叙傳上》“逢蒙絕技於孤矢，班輸巧於斧斤。” 今本《漢書》作“榷”。可見，“桷”與“榷”、“”也是異體關係。

《說文》以“桷”、“椽”、“榱”三字互訓，在“榱”字下解釋說：“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小徐本脫“魯”字）。”揚雄《方言》亦同。《爾雅·釋宮》“桷謂之榱”郭璞《音義》以及邢昺《疏》引呂沈《字林》與《說文》之解釋相同，其用例又見《魯頌·閟宮》“松桷有舄”及魯莊公二十四年《春秋經》，可見屋椽之謂“桷”確實是齊魯方言。

“植”做動詞，除了“種植”義，還有“樹立”的意思。《周禮·夏官·田僕》：“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鄭玄注：“植，樹也。”《呂氏春秋·知度》：“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相與植法則也。”高誘注：“植，立。”

解釋完這些詞，下面先來談我們對唐寫本中這句話的理解。

吳師道所指出“句法正同”的兩個事例值得分析。樓昉用樂毅語所作的策問題目：“夷門之植，植爲燕雲”，“夷門”典出《史記·魏公子列傳》“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大梁之東門稱夷門。北宋國都開封，又稱東京汴梁。策問“夷門”是指代宋國都。及金人南下，曾以此為金都，稱南京。“燕雲”詞見《宋史·地理志》，指後晉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割讓給契丹（遼）位于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十六個州，又稱“幽薊十六州”。北宋開國，燕雲十六州仍在遼金控制之下。吳師道引策問之“為”字，俞樾引作“於”，且說“宋人言宣和事”，俞氏此説可從。所謂“宣和事”，是指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占領燕京地區，第二年金國大舉南下，俘虜了徽、欽二帝，占據了中原地區，史稱“靖康之變”，北宋滅亡。1153年完顔亮再擴建燕京爲金中都，定爲首都。“燕雲”指金中都，即今北京。該句表面說金人掠得汴梁城門之木，回去做爲燕京之建築材料，實隱喻國都汴梁被侵略之仇愾。

另一個例子是《左傳》桓公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指桓公十二年鄭、魯聯合伐宋），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杜預注：“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這是說宋人為報復鄭人的侵略，所以掠奪了鄭祖廟的宮椽木，回去做了宋城門的建築材料。

比照這兩個事例，“薊丘之鸖（桷），植於汶篁”句應該是說薊丘宮室的椽木，原曾是樹立於齊國“汶篁”上之故物。“汶篁”之“篁”，在已有的竹田、城池兩說中，自然以程恩澤讀爲“隍”解爲“汶上之城池”較好。樂毅所說燕伐齊取齊國的建築材料以爲薊丘宮室的椽木，與《左傳》宋人在戰勝后取鄭國祖廟椽木以建築自己的盧門，事情正同。合觀這兩件事，可以說明，古代侵略戰爭中，常常發生掠奪敵國的建築材料以建本國宮室建築的事情，其所表現的復仇和炫耀紀功的文化心理是一致的。^[15]

根據上述解釋，我們再來看傳世本“薊丘之植”的“植”與唐寫本“鸖（桷）”的關係。“桷”、“植”音不近，不會是假借字。它們之間只能是字義相近或者字形訛混的關係。

古漢語中的“植”作名詞，可指竪立的木柱，《墨子·備城門》：“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舄。”孫詒讓《閒詁》：“ 蘇云：‘四植即四柱。舄同磶，柱下石也。’通舄，謂兩植同一舄也。”《周禮·考工記·匠人》“水地以縣”鄭玄注：“於四角立植而縣。”賈公彥疏：“植即柱也。”雖然“桷”是屋頂橫木，但“桷”與“柱”都是建築材料，從這個角度看，兩者意思確實有些相似，似乎可以兩通。不過柱材大而桷材小，仍不相同。

從隸、楷字體來看，“桷”、“植”字形有相近之處，若“桷”字右半有所磨滅，更有誤認作“植”的可能。從上下文來看，樂毅應該是說掠齊國屋柱之木來做燕國宗廟之椽。改“植”爲“桷”更能切合文意。這句較前三句“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所說劫掠齊國重器歸燕，更進一步說燕國宮室之椽子是掠自齊國的大屋柱，也就是說伐齊之後的燕宮室增大，更彰顯出伐齊之功大，從而引出“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的結論。實是樂毅自我矜伐戰功。

根據上述，現在可以比較肯定地說，唐寫本與傳世本的《報燕惠王書》應該有寫作“薊丘之桷”的共同底本。在敦煌卷子本盧藏用《春秋後語釋文》所見的《春秋後語》原文以及《釋文》引《史記》這一系統的寫本中，可能因爲不明方言詞的緣故，底本的“桷”字，被改寫成了字音相近的假借字（別字）“鸖”。^[16]而在傳世各本中，古本的“桷”字在流傳中很早就涉下文“植”字而訛，以致後人不明句意。

 

二、語境和句法結構分析

 

通過上一節討論，“薊丘之桷，植於汶隍”無疑是指齊物移入燕國。從句法結構來看，這句話是個沒有系詞的判斷句，並且其謂語是一個動詞短語活用作名詞短語，可以翻譯成“薊丘宮室之椽子是曾樹立於汶上城隍（的柱子）。”這個譯文很生硬，但若結合上下文的語氣，我們還可以再對這翻譯加以改造。

“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是對下文四句的總說，管領後面的四句，之後的分説中，前三句用相同的句式組成排比，已經形成了強烈的語氣，順承其語氣，“薊丘之桷，植於汶隍”句可以翻譯成：[甚至於]薊丘之桷，[也是曾]植於汶上之城隍[的]。這句話是對上文的總結，是說燕國對齊國的劫掠非常徹底，連齊國的木材都搶回燕國來了，那些“珠玉財寶車甲珍器”就更不用著多說了。以此作結，才能扣合前文“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句的“盡”字。

由此可見，把語氣詞“甚至於”、“也是曾”翻譯出來之後，這句話根本無須“倒文”或改動介詞“於”，也一樣能講得很通順。

應當承認，傳世本“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句是個容易引起歧義的句子，如果我們不仔細體會，甚至連古代註疏的語義，也不易準確把握。導致歧義的原因，從字、詞方面説，固然有：1、前一“植”字的訛誤未能得到校正；2、“篁”字未能破讀這兩點。抛開字、詞方面的因素，下面從句法方面分析兩派的得失。

在“燕物移入齊地”派的解釋中，主要原因是受到上文相駢偶的三句的句子結構和時態的影響。從句法結構來看，這三個句子是受事主語句，可以做如下變換：

 

齊器設於寧臺——〉設-齊器-於寧臺

大呂陳於元英——〉陳-大呂-於元英

故鼎反乎磿室——〉反-故鼎-乎磿室

 

在“燕物移入齊地”派學者的頭腦中也是如此理解的。他們套用上述句式，把接下來的這句話也理解成了：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植-薊丘之植-於汶篁

 

這從結構上來説是對的。但根據本文的理解，這句話動詞“植”與前面三句話的動詞時態不一樣：

 

　　設-齊器-於寧臺——現在齊器還在寧臺陳設著

植-薊丘之植-於汶篁——薊丘之植過去曾植立在汶篁

　　　　　　　　——*薊丘之植現在植立在汶篁

 

可見，這一派的學者偏重結構上的排比形式，也都不自覺地沿用了排比句的動詞時態。

語境所提供的，不僅是句法形式，更重要的是語義内容。在“齊物移入燕地”派的各家，可能都更重視“盡收入於燕”句的統領作用。吳師道所說“燕薊丘之所植 ，移植於汶上之竹田”，最接近正解，其根本原因在於他了解《左傳》、北宋宣和事所提供的文化背景，成爲有決定意義的外部證據。至於另一派中陳寅恪所說戰勝與戰敗雙方的文化交流，則是組織了更大的背景，反而又失去了正確的方向。

而《索隱》和金正煒、俞樾雖然都比較準確地把握了動作方向，但又意識到正常語序結構與文意之間的矛盾。金正煒爲了遷就文意，則把“篁”的“竹田”意義暗中偷換為“竹”，接著就不得不再把介詞“於”改為“以”或“為”。俞樾將此句倒文為“汶篁之植，植於薊丘”，則是根本違反了句法結構原則，無異於據文意重新造句了。

在最近二、三十年，現代語言學界提出“話題”的概念，也可以用來解釋這些句子的構成。徐烈炯、陳丹青曾總結各種討論所涉及的“話題”句法性質和話語功能性質^[17]，《報燕惠王書》語段中的那些句首成分，符合他們所總結的話題的句法性質：1、位於句首；2、話題后可以停頓；也符合話題的話語功能性質：1、必須是有定成分；2、是已知信息；3、聽説雙方共享的信息；4、已被上文激活的信息；5、説話人有意引導聽話者的注意，等等。由此來看，這些句首成分無疑都屬話題所討論的範疇。“珠玉財寶車甲珍器”是總話題，“齊器”、“大呂”、“故鼎”以及“薊丘之桷”都是對這一話題的列舉展開。在書信中，交流的雙方擁有共同的背景知識，樂毅所說的這些話題，都是就已經存在的事實，提醒燕惠王去重新注意和再次確認。

學者討論“話題”這一概念時所用的語料，多是現代漢語普通話或方言，很少涉及先秦古漢語。主要原因在於，對某些先秦漢語材料的基本語義，有時難以準確把握。假若本文對該句語義的新解是正確的，能引起學界對其句法結構的討論，那麽本文的寫作目的也就達到了。

1997年3月11日初稿

2000年改稿

2008-2-18、2008-3-21再改

附圖：斯一四三九《春秋後語釋文》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