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首发）

 

张海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胡适看来是对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经典概括，也是他一生念兹在兹的科学方法。胡适这所谓 “科学方法”， 不仅为他个人所钟爱所痴迷，也被“五四”以来一大批知识精英奉为圭臬，身体力行。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影响既深且巨，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这正如耿云志先生所说：“这十个字的影响，实在超过了胡适的任何一部著作。”1

在胡适看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得益于他的老师杜威的思想，体现了实验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2

 

近几十年来我总喜欢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3

 

实验的方法也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然而因为材料的性质，实验的科学家便不用坐待证据的出现，也不仅仅寻求证据，他可以根据假设的理论，造出种种条件，把证据逼出来。故实验的方法只是可以自有产生材料的考证方法。4

 

　　确如学者们所说，胡适对实验主义的处理，体现了一种化约主义的倾向。5他先是把实验主义化约为方法，再继而把实验主义的方法化约实验的方法与历史的态度，再由实验方法的“五步法”化约为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十个字，当然，有时还把“五步法”化约为“三步工夫”，再三步并为两步而为“两步工夫”，最后再化约为这“十字真言”。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　　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6

 

　　显然，胡适这里所谓研究问题、提出方法和选择假定的“三步工夫”是对“五步法”的简单化约。1922年3月，他在天津讲演“科学的人生观”这个题目时重申了“五步法”，最后并将其概括为：“科学的人生观，第一个字是疑；第二个字是思想；第三个字是干。”同年10月他在济南所作的同题讲演，把“科学方法”明确归并为认清疑难，制裁假设和证实这三步。7

1959年胡适在夏威夷大学所作的题为《杜威在中国》的英文演说中，重提杜威的《我们怎样思想》，并申述了与 “三步工夫”约略相同的内容：

 

依照这种理论，思想并不是一种消极性的活动，不是从一些没有问题的绝对真理去作推论，而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与方法，用以解决疑难，用以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的。杜威说，思想总是起于一种疑惑与困难的情境；接着就是研究事实的真相，并提出种种可能的假定以解决起初的疑难；最后，用种种方法，证明或证实那一种假定能够圆满地解决或应付原先激起我们思想的那个疑难问题或疑难的情境。这就是杜威的思想论。8

 

 胡适的“十字真言”与杜威“五步法”之间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三步工夫”的前两步和“ 五步法”的前三步应是“大胆假设”，三步工夫的第三步和“五步法”的后两步约当“小心求证”。

　　当然，胡适除了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归于对实验的方法或“五步法”的概括外，有时还把它说成是清代朴学的方法。而且，把“十字真言”与清代朴学关联在一起，早于把它作为实验方法的概括。正如耿云志先生指出的那样，9在1919年写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的第二章里，胡适曾说道： “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实验便用不着假设。”在两年后即1921年续写的此文的第八章中，明确用“十字真言”指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10

 

不惟如此，胡适还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说成是中西方近代以来普遍应用的科学方法：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Galileo）、牛敦（Newton）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Darwin）、柏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能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11

 

按照胡适的说法，似乎他先是从杜威哲学中受到启示，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然后再用其反观清代学术及西方科学，于是发现东西方的治学方法事同一律，概莫能外：　　　　

 

 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

 

近几十年来我总喜欢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12

 

　　 杜威给了我们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在《思维术》（How to Think）和《实验逻辑论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里面，他制出这项技术。我察出不但于实验科学上的发明为然，即于历史科学上最佳的探讨，内容的详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评等也是如此。在这种种境域内，曾由同是这个技术而得到最佳的结果。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加以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个实验的思想技术，堪当创造的智力（creative intelligence）这个名称，因其在运用想象机智以寻求证据，做成实验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结实所发出满意的结果上，实实在在是有创造性。13

 

　　当然，关于胡适当年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心路历程，我们已难得其详，他本人作为当事者在日后恐怕也不一定能准确回溯。他晚年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就讲：“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和哪一位老师学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14但是，关于这个命题的思想元素和理论来源，我们还是可以讨论的。就这个命题中的两个关键词“假设”和“求证”而言，形式上看似是对杜威“五步法”中“问题—假设—实验”这关键三步的后两步的表述。不过，细加审视，实际上问题可能要复杂一些。应该说，对假设的突出强调是实验主义的显著特点，它不仅是“五步法”中的核心步骤，也是实验主义看待一切思想观念、学说原理、真理定则和理想信仰的基本维度。在实验主义者看来，世间一切观念性的东西都是假设，都有待实验的检验。关于假设在科学发展中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杜威有着充分的估量，他在《确定性的寻求 —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一书讲：

 

 在科学本身，一般的观念、假设是必要的。它们有着必不可少的用处。观念、假设启发人的新的观点；习惯使我们闭塞，使我们看不清现实状况和未来的变化，而观念、假设却使我们从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观念、假设指导着我们的操作，揭示新的真理和新的可能性。它们使我们不受直接环境和狭隘范围的限制。当我们不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或在想象中不敢利用观念、假设的时候，我们的知识也就发生动摇了。科学每一巨大的进步无不由于新的大胆想象而来。15

　

 这里所谓“大胆想象” 准确地译自原文短语“audacity of imagination”，16 这与胡适的“大胆的假设”一句何其相似乃尔。我们知道，科学中的假设，系指解释或解决问题的设想、计划或方案，所有的假设都是对问题原因的解释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关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考量和预想。但事实上，假设又不仅仅是对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它也涉及对问题的发现和猜想。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这种问题意识是科学研究的要件。关于假设在实验主义中的地位，贺麟先生在评判杜威哲学时就曾明确指出：“假设的提出，这是实验逻辑中最重要的步骤，‘假设’一词可以说盘踞了实验哲学的中心地位。从实验哲学的眼光看来，几乎一切都是假设。”17胡适认为科学上许多发明都是运用“假设”的结果，所有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科学的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得满意，就是真的；解释得不满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替它。18当然，这里还应指出，对假设的强调无疑昭示出一种怀疑精神，它作为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命题的思想底色是显而易见的。而胡适怀疑精神的思想源泉，既有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又有杜威思想也曾受惠于其中的达尔文进化论尤其是赫胥黎“存疑主义”的浸染。

至于“十字真言”中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求证”，系胡适解读“五步法”中第五步的“证实”、“实证”或“求证”，它既可指科学实验的验证，又可指社会实践的检验，还可以指非实验性或非实践性的纯学理的证明。而就胡适本人运用这种科学方法的专业领域与实际内容而言，它的意义则大体限定于假说与史料符合与否的验证。这样的求证呈现了实证主义的色彩。19

我们知道，实证主义的奠立者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明确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他认为，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叶，人类的理性已经相当成熟，实证的经验科学已经相当发展，那些以空洞的和虚构的思辨来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的臆测和幻想，乃成为不合理、荒谬和虚伪之物。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原则是：除了观察到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我们只能获得关于现象的相对知识，不能获得关于现象背后的实体或第一因的绝对知识。孔德指出，哲学只有作为实证哲学才有其存在的权利；它的任务是通过对科学知识的综合，实现统一科学的目标。简而言之，哲学就是实证，哲学知识就是实证知识。孔德所谓的“实证”（positive），大体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指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二是指有用有的而不是无用的；三是指肯定的而不是犹疑不定的；四是指精确的而不是模糊的。在他看来，实证主义的一切本质，都可以概括在“实证”这一个词中。因此，实证主义只研究真实、有用、肯定和精确的知识，即关于完全可由经验加以实证的现象的知识。实证主义坚信，只要人类精神不钻进那些根本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之中，而只在完全实证的现象范围内进行研究，人们仍然可以为自己找到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这种实证主义乃是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的基本主张是，提倡以自然科学依据经验事实和观察求得的事物变化规律的实证方法，考察人类社会活动，从中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与演变规律。实证主义强调研究可实证的知识，实证方法着眼于证明知识与经验事实、观念与观念对象之间是否符合，大体上属于有关知识论或真理论的符合论范畴。符合论一般认为，当一个命题符合事实时这个命题便是真的；这里的关系是在命题与事物在世界里的存在方式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的“把是的东西说成是，把不是的东西说成不是”，便是符合论的典型的话语表达式。当然，实证主义除了认为有一类命题可通过与事实相符合而成为真理外，亦认为，有些命题则依据与其他命题的关系而成为真理，这是一种兼有融贯论味道的学说。融贯论一般认为，真理在于一个集合里的信念或命题之间的一种融贯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一个信念在它不适应于集合里的其他相互融贯的成员时便是假的。与此不同，作为实证论的一个变种的实验主义，它的实验方法是通过假设“制造”条件（原因），经由实验或实践进行试验，以检验假设是否带来预期的效果（结果），属于实用论。

20世纪初叶，随着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大潮的涌入，严复和王国维等人将实证哲学作为区别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新思潮介绍到中国来。实证主义开始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而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而胡适的“求证”方法较接近于实证精神。1922年，胡适在带有学术小结性质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讲，多年来他的言论文字只是这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即“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他所从事的推翻古文学、提倡白话文和研究哲学史，以及对《水浒》、《红楼梦》的考证，一个“了”字或“们”字的历史考辨，都只为了这一目的。 201930年，在《胡适文选》的“自序”中，他又重申了他的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并强调：“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21胡适在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曾说：“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22此外，胡适的口头禅“拿证据来”，以及他的弟子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顾颉刚“只凭收集到的证据说话”的信条，也都是这种实证精神的生动告白。

　　当然，除了与实证精神的契合，胡适史学“求证”的这种专业技能与职业精神的养成，又可追溯到清代朴学的考据学。朴学就是考据学，它所包括的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和考订学，所有这些范围的辨伪工作，都立足于事实的考证上，确如梁启超所说，“饶有科学精神”。23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云：“乾嘉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24我们知道，胡适的祖籍皖南绩溪，其徽州文化背景可上接宋代朱子理学。胡适幼承庭训，受到徽州文化尤其清代皖学考据学的耳濡目染。在留美期间，又研读了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和章学诚等朴学大师的著作，并写成《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考据学的奠基之作，初步奠定了坚实的汉学基础。谈到清代朴学，胡适指出，它的治学方法的要旨是，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他以戴震考据《尚书·尧典》“光被四表”之“光”字为例，以说明考据学的求真精神。他说，《尚书》孔安国传有“光，充也。”《尔雅》郭本有“桄，颍，充也。”《说文》亦有“桄，充也。”《唐韵》“桄”字读“古旷反”。《乐记》郑注有“横，充也。”《释文》有“横，古旷反。”《礼记》郑注有“横，充也。”由这些事实，戴震忽然看出它们的关系，于是大胆下一假设，说《尧典》的“光” 字就是桄字，也就是横字。进而更大胆地提出：“《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这话是乾隆乙亥（1755年）《与王内翰凤喈书》里说的。过了两年（1757年）钱大昕和姚鼐各替他寻着一个证据。后来经过若干年，戴震的族弟受堂，他的弟子洪榜和段玉裁都为他寻得有力证据，使戴震的假设终被证实。朴学的这种“求真”精神与科学实证方法可谓不谋而合。胡适宣称，中西方法上的相通是他自家首先体贴出来的，他说：“很少人 (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25胡适又讲，清代汉学“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因而要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方法。他认为把由实用主义概括的科学方法与汉学相沟通，就能达此项目的。因为这种沟通一方面使汉学的科学形态由自发变为自觉，另一方面给汉学提供了近代科学的依据，从而提高了运用它来治学的自觉性。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便将胡适与代表国学最高成就的章太炎相提并称，许之为清代考据学正统之殿军：“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26当然，胡适虽然有朴学的学术谱系，但他的治学的路数并不简单地因袭于它；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何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并开一代风气之先了。实际上，胡适对清儒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如他说：“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27与朴学不同，胡适的学术志向则高远得多，他绝不甘于埋首几部古书的考证而自娱。正如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昭示的那样，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乃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考据学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手段，是以再造文明的宏伟大业为旨归的。在分析宋儒的方法之所以没有科学的成绩时，胡适认为，除了“科学的工具器械不够用”，“没有科学应用的需要”，“他们既不讲实用，又不能有纯粹的爱真理的态度”等因素以外，这种方法本身也有一个致命弱点。他说，假设与实验是科学发明的两个要件，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用不着实验的证明。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 28其实，宋儒如此，清儒又何尝不如此？只是朴学在历史考据训诂中较多运用了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因而具有某种科学色彩罢了。诚如胡适所说，清儒“很能用‘假设’”，但这种假设运用或怀疑精神的范围幅度始终没有逾越传统的价值体系和经学藩篱，并未把一切传统价值均视为假设而对之进行清算与重估。关于清代汉学的科学性问题，顾颉刚先生曾提出过这样一种客观公允的估价：

 

　　　 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所言。29

 

胡适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求证”，没有简单套用实验的方法，而是注入了实证主义的“实证”精神与引用了清代汉学的考据方法。胡适的这种创造性的转化，部分原因是基于他对史学领域自身学科特点的清醒认识。在谈到科学实验与历史研究的区别时，胡适讲：

 

实验的方法也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然而因为材料的性质，实验的科学家便不用坐待证据的出现，也不仅仅寻求证据，他可以根据假设的理论，造出种种条件，把证据逼出来。故实验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产生材料的考证方法。30

 

历史的科学和实验的科学方法有什么分别呢？实验的科学可以由种种事实归纳出一个通则。历史的科学如地质学也可以说是同样用这种方法。但是实验科学归纳得通则之后，还可以用演绎法，依照那通则来做实验，看看某些原因具备之后是否一定发生某种预期的结果。实验就是用人工造出某种原因来试验是否可以发生某种结果。这是实验科学和历史科学最不同的一个要点。31

 

　　1952年，胡适在台湾以《治学方法》为题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他说，做文史考据的人要有自觉的方法，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不但要小心的求证，还得要批评证据”。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方法就是一种自觉的方法，“所谓实验，就是用人工造出证据来证明一个学说、理论、思想、假设”；人文学科没有法子创造证据，“我们的证据全靠前人留下来的；留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找。”32

　　至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中的“大胆 ”与“小心”，是一对情感化的修饰词，似乎不适合出现在科学定义或命题之中。但另一方面，这一“大”一“小”两种心态本来也是科学研究中“假设”与“求证”的内在要求与固有规定，“假设”离不开“大胆”，“求证”自然要“小心”。至于胡适将二者分别列于“假设”与“求证”之前以示醒目，其中的真实意味，我以为，应在他创发这则科学方法定律的历史语境中去寻找答案。正如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旨便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新思潮的根本意义便是提倡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即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借用尼采的话讲，叫“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分别讲来，如胡适所说，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贞操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贞操的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旧戏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女子的问题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政府与无政府的讨论，财产私有与公有的讨论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与财产等等制度在今日社会的价值。在这种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启蒙的大时代，最需要的时代精神当然是“大胆的假设”，套用现今的流行话语来说，就是“理论创新的勇气” 。

另一方面，文化的创新，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国民精神的重塑；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使命之一，便是改造国民性。胡适强调“小心的”求证，我以为，可能与他对国民性的某些体察有关。关于此，就不能不提到胡适那篇《差不多先生》了。此文发表于1924年，但写作时间不详，差不多在1919年。33文中曰：有人姓差名不多者，其名天天挂在大家口头，因为他是全中国人的代表，“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差不多先生一生凡事都以差不多的态度来对待之，后因病笃乱投医，让兽医治得差不多一命呜呼，他差不多要死之时还说：“活人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只要差不多就行了，何必太认真呢？”胡适描写的差不多先生与鲁迅笔下的阿Q，一个马虎，一个麻木，都是国民中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病态人格的缩影。也许是基于此种认识，胡适在谈及“十字真言”时，常常对“小心”二字给予特别的强调：

 

　　　 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我能够证实它，我的假设才站得住；不能证实，它就站不住。求证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实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问题……真正能够在实验室里注重小心求证的方法，而出了实验室还能够把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的—这种人很少。34

 

 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谨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谨，就是“小心求证”的“小心”两个字。 35

 

　　为了防范广大粗心者滥用“大胆的假设”，胡适甚至主观上限定运用这科学方法的适用者范围。1924年在给董作宾的一封信上，胡适合盘托出他的想法：

 

　　凡能用精密方法作学问的，不妨大胆地假设；此项假设，虽暂时没有证据，将来自有证据出来。此语未可为一般粗心人道；但可为少数小心排比事实与小心求证的学者道。不然，流弊将无穷无极了！36

 

　　综上所述，在胡适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的科学方法中，“假设”源自实验主义，“求证”是实证论与清代朴学的结合，“大胆”和“小心”则与启蒙思潮的历史背景与对国民性的省察有关。当然，任何一个命题或方法的提出，都有着十分复杂的理论渊源和构思过程，绝非一、两种思想元素的简单相加。上述的区分主要是出于理论分析的便利，分门别类，以求大概。

　　另外，关于这种科学方法的利弊得失，今人多指出它的简单化问题。如胡适晚年的学生唐德刚先生认为：

 

　　　 说到胡老师那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那也只是70年前的陈枪烂炮，早该进博物馆了。我们应该承认它在历史上的贡献；我们更应该知道，那一套在现代已经大大的落伍了。何炳棣所谓“雕虫小技”也。37

 

旅美华裔学者林毓生讲：

 

　　　 胡适谈“大胆假设”的时候，只注重提倡怀疑精神，以为怀疑精神是科学的精髓（这是对科学很大的误解），故提“大胆”两字以示醒目。事实上，他却没有仔细研究科学假设的性质到底如何？因为科学假设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都必须是够资格的假设（competent hypothesis）。但经他提出“大胆”两字，情况就变得混淆了，因为这样的说法，如不加以限定（qualify），使人以为越大胆越好，岂知许多大胆的假设，虽然发挥了怀疑的精神，却并不够资格成为科学的假设，此种假设是与科学无关的。38

 

　　　 从实质的观点来看，胡先生对科学方法所做的解说，与科学研究及进展的情况是甚少关联的；也不能说一点关联没有，因为他所说的“小心求证”涉及到一点点粗浅的归纳法的解释与应用，但归纳法的应用并不像他所说得那么简单；其次，归纳法在科学发展上远非如胡先生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像地质学、植物分类学这一类的科学研究是与归纳法有相当关系的。但，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理论性的自然科学，它们里面重大的发展与突破是与归纳法关系很少的，甚至毫无关系。39

　　

 上述这些批评意见，若从纯学理的抽象意义讲，当然不无道理。但分析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应将它置于其所由提出的历史背景之中来加以同情的理解，并从它当时所带来的客观效果进行评判。关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理论关注的重心应当是这种方法何以对提出者本人以至整个现代中国学术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功效，而不是以当代科学方法论为参照系，强调它是如此简单、幼稚，乃陈枪烂炮、雕虫小技。

确如胡适本人所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是他几十年津津乐道与自觉运用的科学方法的精神，他把这种方法既应用到古典名著的考证上，也应用到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的许多难题的研究上，其中包括佛教、禅宗的历史等。就胡适一生的国学研究成就来看，他二十年代初起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研究考证，即以其方法的新颖与论证的严密而竖立了一种新的学术典范。在《水浒传》研究中，他以某一历史“故事”的演变为线索，对有关民间传说、野史、话本等等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形态追本溯源，指出该书是经过几百年民间传说后，由托名施耐庵的人整理加工而总其成的。而《〈红楼梦〉考证》可说是胡适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以书中的描写内容为考察对象，广泛搜罗有关著者的时代背景和各种版本，经过细致研究，推倒了近百年来关于这本“奇书”的各种“索引”与“附会”，指出《红楼梦》的作者乃是曹雪芹，这部书就系作者的自传，从而开创“红学”研究的新方向，被称为“新红学”。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较早地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这部著作首先将白话或近于白话的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中心地位，强调民间而不是士大夫是文学的最深、最基本的根源。这些在当时都是划时代的学术贡献。胡适以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肇端对中国思想史进行创造性研究，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的开山之作，是第一部用现代哲学眼光和方法衡量、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对后来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影响至深且巨。此外，他对禅宗史的研究既有全面细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证，又有客观中肯的思想理论分析。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应该说，胡适对国学研究的巨大贡献，是与其对科学法则“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自觉运用分不开的。更不用说，这一方法给他的追慕者、仿效者所带来的学术研究上的巨大推动了。这些是我们评判“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基本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