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上博竹書《鬼神之明》中的“送公”

（首發）

李清銀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摘要：目前關於上博竹書《鬼神之明》中“送公”的解讀，釋為“榮夷公”或是“秦穆公”，均有一定的不合理性。遍檢相關文獻，從多重角度來看，“送公”當為伯嚭。《鬼神之明》的學派屬性也非為“敬天命、遠鬼神而远之”的儒家，當為墨子後學的疑惑反思之作。

關鍵字：鬼神之明；送公；秦穆公；伯嚭  

關於上博簡五《鬼神之明》中的“送公”，莫衷一是。整理者疑為“榮夷公”（或作“榮夷終”），也可能為“榮夷公”、“傅公夷”兩人，有待進一步研究。《墨子·所染》：“厲王染于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穀。”可以參看。[1]據此，李家浩先生已從古音與文意上加以否定，並就古音、“長年”與“亂人”三個角度，指出“送公”當為“秦穆公”[2]。實際上其説仍可商榷。從古音和“長年”的角度來看，“秦穆公”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符合這一條件的並非只有秦穆公一人。從“亂人”的角度來看，李氏所舉證據也並非確鑿不破，尚可再辨。

李氏根據古書所論秦穆公謚號的來源，引用《史記·蒙恬列傳》和《風俗通·皇霸·五伯》中“【秦】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髪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穆’”[3]的所記四事為證據，指出“秦穆公”符合簡文中“天下之亂人”的評價。實際皆可辯駁。

關於“受鄭甘言，置戎而去”一事，秦晉本就有嫌隙，秦穆公幾次幫助晉君回國繼位，平定内亂，救助晉國度過饑荒之年,惠及晉國民眾，却屢遭晉君的背棄。《左傳》和清華簡《系年》均有體現。助鄭置戎此舉雖與晉有隙，但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同時也如燭之武所言，此舉確是符合秦國利益的政治考量，也體現出秦穆公幫助小國的政治關懷。故此事不當為惡行，予以過多指責。

關於“違黃髪之計，而遇殽之敗”一事，確乎實情。秦穆公事後自省改過，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秦誓》自責悔過為“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4] 若言其敗亡秦師，不得人心。文公二年，秦晉大戰再敗，也並未受到指責，反而是兵眾報殽之役，師出有名。《説苑》記載秦穆公曾使三百人推鋒爭死，視死如歸，以報食馬之德。其對普通民眾尚寬厚闊達，以德報怨，更何況是為國作戰的士兵，足見秦穆公殽之敗雖慘失兵眾，却不足以證明其不得人心，惡行昭彰。

關於“殺賢臣百里奚”一事，《蒙恬列傳》和《風俗通》全為猜測之語，不可盡信。百里奚之死，《商君書》説“秦國男女流涕”。這同于秦人哀挽三良死一事，可見哀憐痛惜之情，未必真有君殺之事。且百里奚其時年歲已高，其死未必為君殺，或為自然死亡。《秦誓》中也自悔“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應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5] 秦穆公極其重賢，《史記·李斯列傳》曰：“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來丕豹、公孫支于晉。”[6]求士不易，賢臣難得，秦穆公不會因一時的意見不合，而錯殺賢臣。即令秦穆公衝動之下殺了賢臣百里奚，百里奚之子孟明視則對其有殺父之仇，如何能在其後效忠穆公，增修國政，重施於民。孟明視且借趙成子之口説出“毋念爾祖，聿修厥德”之語，而秦穆公其後又重用了百里孟明視，幾番原諒孟明視的戰敗行為，相信並重用其施行國政。如若君殺賢臣百里奚，則難以解釋上述君臣行為。故從百里奚的年歲、秦穆公的性格以及孟明視的行為來看，秦穆公不當有“殺賢臣百里奚”一事。

關於“以子車氏為殉”一事，歷來説法不一，目前主要有穆公迫害説、康公殉葬説、三良從死説三種觀點。《史記》、《左傳》和《毛詩序》，在提及“三良之死”和秦穆公的關係時，都是用的“從死”二字表述。楊伯峻先生認為“先秦皆謂三良被殺，自殺之説，或起于漢人”[7] 。反映出先秦與漢代文本的表述不同。

從秦國的風俗習性來看，先秦三良自殺説並非無據。秦國盛行殉葬之風，《史記·秦本紀》曰：“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8]其後言“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針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9]秦都雍城發現的春秋晚期的秦景公大墓，經發掘證實，被殉者多達182人。侯馬喬村發現的秦滅三晉後的秦人墓，其中10座發現有殉人，共殉葬38人。證明了殉葬之風在秦國盛行已久，是一種普遍現象。據研究，春秋戰國時期殉人身份有了較大的變化，殉人除近親、臣下和家内僕從外，還有不少大臣、義士被捲入了殉人的行列。[10]此種風氣並非秦國獨有。楚、趙、齊諸國皆有，只是不如秦國這樣以人數眾多、以賢從死的殉葬習俗令人駭目。

從秦穆公的個人品德來看，秦穆公重視賢才、寬信得人。據《漢書·匡橫傳》載：“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注曰：“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11]由此可知，三良和秦穆公是早有“生死共隨”的義殉諾言在先。結合秦人重諾貴信、不懼生死的性格，將追隨君主生死視為一種榮耀，故而三良從死是為了履行和秦穆公之間的承諾，同時也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證明自己對穆公的忠信。

至於是秦穆公或是秦康公殺三良的説法，莫衷一是。《詩經·黃鳥》更多表達的是一種痛惜三良死於殘酷的殉葬制度的哀挽之情。《左傳》與《史記》也只是從人性關懷的角度出發，以其不霸不盟的結果，來歸咎秦穆公，以此指責這種殉葬制度的殘酷慘烈。秦穆公未必真下令殺三良，但三良確因秦穆公而死。這也是後來聚訟的因由。

因而，從秦國的殉葬習俗、個人品質來看，秦穆公未必真有下令殺三良之事。即令真有，《左傳》與《史記》以秦穆公不霸不盟的結果加以批駁，正好回應了“鬼神之明”的主題，如此又怎能體現其與伍子胥對比後“鬼神不明”的思想呢？

關於秦穆公謚號的問題，穆作為常用謚號，先秦時期就有多人使用過。金文中也常常出現穆公的名號。春秋戰國時期謚號為穆的有秦穆公、宋穆公、鄭穆公、魯穆公、衛穆公、曹穆公、單穆公、小邾穆公、陳穆公、召穆公等。在肯定李氏將“”讀為“繆”，“繆”與“穆”古通用的基礎上，符合簡文中“長年而死”的人，有秦穆公（在位39年）、鄭穆公（在位43年）、魯穆公（在位33年）、小邾穆公（起碼在位41年）。這四位穆公的史書評價並不低。鄭穆公在位時期，先後與楚國、晉國結盟，左右斡旋，使得免遭亡國之險。《史記》引鄭國大夫石癸贊其“餘庶子無如蘭賢”，記其“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魯穆公注重禮賢下士，隆禮子思，諮以國事；容許墨翟在魯授徒傳道，組織學派，使魯國一度出現安定局面。相關言論也可見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小邾穆公作為小國君主，不忘魯惠，向魯國朝貢。除却秦穆公外，可見後三位長年的穆公也符合“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的謚號要求，且秦穆公的個人成就與歷史意義明顯高於後三位，除却殺三良這一爭議事件外，並無太大過錯。“名實過爽曰繆”雖為惡謚，但郭沫若先生指出兩周王號中的“幽、厲、靈、夷、湣、煬、荒、燥”均有善義。未必“繆”者在早期不有善義。且臣子也不宜給君主上惡謚。楚共王自請為‘靈’若‘厲’，子囊尚改為“共”。秦穆公比之楚平王對待臣下的態度，何以臣下會給穆公冠“繆”這一惡謚。指明“繆”為惡謚的兩部書，也可再辨。《史記·蒙恬列傳》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12] 蒙恬此語重在表明因君主不明而忠臣慘死，自己不能無罪而死的政治立場。這是急於開脫求生的話語，未必真合穆公謚號由來的實情。《風俗通·皇霸·五伯》存在讚揚齊桓晉文，貶低秦穆公、宋襄公和楚莊王的政治立場，認為後者並未做到鹹建五長，功實明白，糾率同盟的伯霸功績。關於秦穆公殺三良一事，《風俗通》認為秦穆公“以子車氏為殉”，而《史記正義》引應劭又説：“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針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13]同一作者，觀點前後矛盾不一，令人費解。

再看簡文中“天下之亂人”的評價，秦穆公殺三良之事，確實讓人憤慨，《左傳》與《史記》也就此指責他不具備結盟稱霸的條件。遍檢相關資料，結合他的種種行跡以及後來史書評價，歷來對秦穆公的評價都是褒多貶少，即便存在一些爭議性的事件，也只是出現了一些小範圍的波動影響，並没有對中原各國以及秦國自身發展產生巨大的惡性影響，自然也遠没有達到“天下之亂人”的地步。

《鬼神之明》與墨家思想密切相關，且看《墨子》一書對秦穆公的評價。《明鬼下》曰：“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14]

郭璞、孫詒讓以及李氏均認同此處之“鄭穆公”當為秦穆公，而《鬼神之明》又與墨家關係密切，何以《明鬼》承認秦穆公的明德，賜壽延國。而《鬼神之明》反指責其為失德的“天下之亂人”，豈不前後矛盾相悖。

總的來説，將秦穆公指為“天下之亂人”，是不大符合史書評價與墨家的看法。經重新研究，“送公”當為“龔繆公”，為與伍子胥同殿為臣的“伯嚭”。

從古音來看，經李氏研究,“”為“送”的異體，為方便表達，下徑書為“送”。“送”為心母東部字，“龔”為見母東部字。心母與見母關係比較接近。[15]聲母部分，心母為齒頭音，見母為牙音。據國一姝的研究，心母與牙音通43次，與牙音諧18次。[16]公字聲系中見母的公、心母的淞、頌互諧。匀字聲系中，心母的荀、峋，見母的均互諧。見字聲系中心母的祟、見母的屈互諧。歳為心母字，從刀歲聲的劌為見母字。韻母部分，“送”、“龔”同屬東韻，所以簡文中的“送”可讀為“龔”。

至於“”字，可徑直按照李氏的説法，“”當從“矛”聲。既然古代“矛”與“卯”音近可通，“卯”與“翏”亦音近可通，那麼從“矛”的“”與從“翏”聲的“繆”當然也可以相通。故“送公”當為“龔繆公”。

 先秦時代所稱的“AB公”，通常A為國名或是大夫的采邑名，B為謚號。此處之“龔”當為采邑名，“繆”為謚號。春秋戰國時期，楚僭王號，縣尹稱公，故呼卿為君。吳越同于楚國稱王，故吳越臣子稱公亦無不可。當然，此“公”亦可為自號，如陶朱公、白公勝。至於“龔繆公”是否為伯嚭，由於現有材料的匱乏與研究力度的不足，目前並無直接證據，但尚有兩條間接證據，可加以證明。

“龔”可指為群舒中的“舒龔”。甲骨文有龔國，龔人于商末東遷龔丘，龔丘正與古徐國相近，或與徐國于周初同遷往淮南。春秋時期，在今江淮一帶有舒、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等小國，史稱“群舒”。舒龔當為舒人和龔人結合而建立的舒龔小國。其時有部分龔人淪為吳越臣民，故注家稱為“吳越之蠻”。龔人正處於吳越之間，與之關係密切。自當有可能牽涉吳越之爭，與伯嚭發生聯繫。

關於舒龔與伯嚭的聯繫，可見《左傳》和《史記》中的記載。《左傳·昭公三十年》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17]這裡的“大封”與“定其徙”，在《史記》與《吳越春秋》中則指為“舒”。《史記·伍子胥列傳》曰：“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18]《吳越春秋·闔閭三年》曰：“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19]就此事予以説明。吳人伐楚拔舒的起因是吳王闔閭殺王僚自立，吳二公子不服奔楚，被封在群舒之地，而吳楚兩國在群舒展開交戰，最終吳國獲得勝利。由此，吳國就獲得了群舒的實際統治權。此次戰役對吳國君臣來説，意義非凡。對吳王來説，拔舒殺叛吳王子，是確立了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打擊了楚國的軍事實力，為進一步伐楚攻郢做好準備，同時也震懾了左右逢源的群舒。對伯嚭來説，此前奔吳，急於建功報父仇，證明自己的能力。此次戰役是他奔吳後第一次也是仕途中為數不多的所建軍功。他與伍子胥、孫子共同拔舒，應當會受到吳王的封賞。楚王既封吳叛王子于舒，為表分庭抗禮，彰顯伯嚭的智謀軍功，吳王或將群舒中的龔地封給伯嚭作采邑，也有可能是伯嚭自作請求，向吳王邀賞龔地，紀念自己的軍功。根據清華簡《系年》的記載，“其子伍員與伍之雞逃歸吳。伍雞將吳人以圍州來，為長壑而洍之，以敗楚師，是雞父之洍。”[20]伍雞因參與圍州來獲勝而獲得洍水的冠名權。伯嚭拔舒，其功更甚，也當被封。考慮到群舒為吳越交戰的熱點地區，其後群舒盡被楚國所滅。伯嚭即便將龔地作為采邑，統治時間也不會太長。故“龔”很有可能同于“雞父之洍”，是伯嚭為紀念軍功而起的別名。亦如晉穆侯命晉文侯為“仇”，曲沃桓叔為“成師”，魯國叔孫得臣命其子為“叔孫僑如”。只是當前吳越史料的匱乏不足，難以進行更為深入細緻的探究，有待後證。

另一條伯嚭與“龔”有關的材料則在《越絕書》中。《越絕書·外傳記地傳》曰：“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鐘宮也，去縣七裡。其邑為龔錢。”[21] “龔錢”地名目前無考。但有可能與伯嚭有關。《越絕書》中記載了許多因大臣有功而封山封城的内容。如“山陰大城者，範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陽城裡者，範蠡城也”、“北陽裡城，大夫種城也”、“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範蠡子也”[22]、“民西大塚者，句踐客秦伊善照龜者塚也，因名塚為秦伊山。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裡。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23]、“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24]、“伍子胥城”等。根據《左傳》的記載，伯嚭在哀公二十四年仍仕于越，伯嚭作為滅吳的功臣，在越國亦擔任太宰，理當如范蠡、文種一樣受賞封地，龔錢有可能為伯嚭的封地。其封地離鼓鐘宮不遠，不足為奇。也有可能龔是伯嚭為紀念之前拔舒封龔舒的功績。而“”或為謚號“繆”，“繆”則有“名實過爽曰繆”的惡謚，比之秦穆公，用來説明伯嚭的惡行更為恰當。《晉書》中亦有與“繆”謚有關的何曾，《晉書》曰：“（何曾）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為‘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25]可見給伯嚭上“繆”之惡謚更合實情。“”也可能與山有關，亦如“陳音山”、“秦伊山”和“種山”，為伯嚭所封賞的山名。

總的來說，雖然當前並無直接證據可證明伯嚭與“龔”的關係，但是清華簡《系年》中伍雞因勝封地和《越絕書》中越王為功臣封賞山城的事情，加之伯嚭在吳越楚三國戰爭間所起的政治作用，伯嚭封“龔”名“龔”之事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既已認定“送公”為“伯嚭”，代入簡文當中，且看其是否符合“長年而没”、“天下之亂人”以及是否具備與伍子胥進行反向對比，彰顯“鬼神不明”主題的三個條件。

首先談談伯嚭是否符合簡文所説的“長年而没”。

所謂“長年”，可指為長壽。據《左傳》記載，伯嚭之父郤宛于昭公二十七年被殺，伯嚭于吳王闔閭元年奔吳，當即吳以為大夫。古人二十加冠，之後才有資格做官。故奔吳之年伯嚭起碼二十歲，其後《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都認為他在吳滅之時被勾踐所殺，死於前473年，則伯嚭至少活了61歲。而《左傳》則認為勾踐並未殺伯嚭，滅吳兩年後的哀公二十四年，還有季孫賄賂太宰嚭的事件，則伯嚭至少活了63歲。比之李氏所推測的秦穆公至少活到65歲的論斷，伯嚭的“長年”也不遑多讓。若將“長年”理解為執政時間，秦穆公在位39年，伯嚭至少在位41年或是43年。因而，從年壽與執政時間來看，較之秦穆公，伯嚭也符合“長年而没”的條件。

其次談談伯嚭是否符合簡文所説的“天下之亂人”的評價。

伯嚭因報父仇，在攻郢之後與伍子胥同鞭楚平王屍。殺害郤宛的是費無極，其後令尹子常也殺費無極補過，伯嚭鞭屍合理，然太過。伯嚭仕吳，好大喜功，貪財好色。為一己私利而不顧國家安危，内殘忠臣，外通敵國，多次收受賄賂，進諫讒言，使吳錯失滅越良機，為以後滅國埋下禍患。挑撥夫差，使忠臣伍子胥被殺。黃池之會，吳國與晉爭盟，隨後又在笠澤戰敗，國勢日漸式微。滅吳後，伯嚭又納季孫賄賂，阻止魯越結親。一人攪動吳越楚魯四國風雲，使吳錯失天下，吳王身死國滅。相比秦穆公殺三良，只在國内引起小範圍的爭議，伯嚭則更符合“天下之亂人”的惡評。

最後談談《鬼神之明》中所體現的對比關聯。

《鬼神之明》簡文前面部分將聖人“堯舜禹湯”與亂人“桀紂”對舉，通過對比兩者的個人品行、治國影響和後世評價，彰顯出“鬼神之明”的主題。同時聖人與亂人之間也存在事理聯繫，不可孤立看待。聖人湯、文王、武王因亂人桀紂“焚聖人，殺諫者，賊百姓，亂邦家”的亂行，伐之而成為聖人。其前以聖人代鬼神罰暴同時期的亂人而賞善成聖，強調鬼神之明的主題。因而，其後伍子胥與“送公”之間的對比也當具備事理聯繫，才能突出鬼神不明的主題。

如若將“送公”解為“秦穆公”，則秦穆公於前621年去世，伍子胥於前484年去世，中間相隔137年，兩人一為秦人，一為吳人，除了在個人評價上以聖亂有所區別外，不存在過多的事理聯繫，並不具有太大的可比性。同時對比兩人在同時期古籍中的形象，從傳世古籍來看，《荀子·成相》曰：“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26]《呂氏春秋·尊師》曰：“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範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27]從出土文獻來看，根據清華簡《系年》記載，秦穆公積極扶持晉國的發展，與晉、楚多方交好，鞏固增強了秦國國力。伍子胥教吳人反楚邦之諸侯，帶領吳國戰勝楚國，攻入郢都，使得昭王倉皇歸隨，增強了吳國的軍事實力。均同于《左傳》的記載。清華簡《良臣》的簡文記載，既肯定了“吳王光有伍子胥”，稱其為良臣，又讚頌“秦穆公有羖大夫”[28]，稱其為明君。郭店簡《窮達以時》曰：“百里轉鬻五羊，為伯牧牛，釋而為卿，遇秦穆。孫叔[敖]三斥恒思少司馬，出而為令尹，遇楚莊也。初韜晦，後名揚，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衰也。”[29]

由此可見，戰國時期的文本多將伍子胥與秦穆公進行賢君賢臣的正向類比，反而没有出現直接將兩者進行聖亂評價的反向對比。故不當將“送公”解為“秦穆公”，視其為失德的“天下之亂人”，來與聖人伍子胥進行反向對比。同時《鬼神之明》與墨家密切相關，《墨子·明鬼》讚美秦穆公的明德，賜壽延國，《墨子·所染》認為吳闔閭染于伍員，才能稱霸諸侯，功名傅於後世，均承認秦穆公與伍子胥為賢君賢臣，為正向類比關係，而《鬼神之明》反指責秦穆公為失德的“天下之亂人”，承認伍子胥為天下之聖人，為反向對比關係，何以同屬墨家思想，前後矛盾不一，足以可見“秦穆公”一説更具不合理性。

既然秦穆公不構成與伍子胥進行反向對比的條件，而在傳世文獻當中，經常與伍子胥形成反向對比的則是伯嚭。

從官階才能、執政時間和個人仕途來看，伍子胥一路逃亡，至闔閭元年才受重用，才能高於伯嚭，官位却為大夫，一直低於太宰伯嚭。伍子胥於前484年被殺，在位31年，相比伯嚭執政的41年，備受吳王寵幸，伍子胥顯得更加時短位卑且不受重視，為吳王夫差所排斥，最終慘遭鴟夷而死。因而，伯嚭與伍子胥更富反向對比性。

從先秦兩漢古書中的歷史評價來看，諸子論家對兩者多有置喙，常加之一起，進行反向對比，列下可見。

《墨子·所染》：“吳闔閭染于伍員、文義，越勾踐染于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于後世…吳夫差染于王孫雒、太宰嚭…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30]

《韓非子·難三》：“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31]

《史記·仲尼孔子列傳》：“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32]

《史記·太史公自序》：“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33]

《論衡·偶會》：“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冤殺之也。”[34]

《論衡·逢遇》：“伍員、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35]

《説苑·雜言》：“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36]

《漢書·地理志下》：“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為粵王句踐所滅。”[37]

《吳越春秋·夫差内傳·十三年》：“夫子胥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強而弱，巧言利辭以内其身，善為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38]

《吳越春秋·夫差内傳·十四年》：“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39]

《吳越春秋·夫差内傳·二十三年》：“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40]

《越絕書·外地計策考》：“子胥諫而誅。宰嚭諛心，卒以亡吳。”[41]與其後的 “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42]

《越絕書·外地計吳王占夢》：“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為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43]

《中論·慎所從》：“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44]

從中可見諸家對伍子胥與伯嚭在個人品行、治國影響等方面的歷史評價，主要讚頌伍子胥為睿智有功而無辜慘死的忠賢形象，貶斥伯嚭為諂媚貪婪而誤國害賢的奸佞形象。簡文將“伍子胥”與“送公”構成反向對比，此“送公”正同于伯嚭之行，才能激發出表達出作者強烈的不解與不滿，方可引出下文“鬼神不明”的主題。

總的來説，從官位才能、執政時間、個人仕途、品行對比和後來評價來看，伯嚭是最接近“送公”形象的人。

關於伍子胥的人物對比，《左傳》、《荀子》、《韓非子》、《莊子》等先秦古書多將伍子胥與關龍逢、比干和屈原等人進行同類比較，並未將伍子胥與伯嚭進行反向比較。《墨子》現存相關篇目有分開討論伍子胥和伯嚭兩人，也未有相合進行反向比較評價，反向比評始於《史記》。伍子胥、伯嚭同為春秋末期人，墨子為戰國初期人，墨子生年與前兩者的卒年大約時間相距不超過20年。因而，其所論的伍子胥和伯嚭當近為真事。“伍子胥”與“送公”由此當為近事反向比較，才能彰顯出墨子後學對“明鬼”主張的懷疑與反思。同時簡文作者距離墨子應有一段時間，當早於《史記》之前，才能開《史記》對兩人的相合反向比評。

關於《鬼神之明》的學派屬性，李氏也簡要談及，此處並不詳述。曹錦炎和淺野裕一兩位先生的意見頗為中肯。李銳先生認為“敬天命、遠鬼神而远之的儒家，倒不无说说‘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可能性”，[45]丁四新先生認為它“只能屬於墨學異端完全背離師説的作品”。[46] 實際上，從簡文字數來看，簡文論述“鬼神之明”的字數明顯多於“鬼神不明”。從簡文内容來看，作者後期為解釋“鬼神不明”的原因，嘗試着給出“其力能至焉而弗為”和“其力故不能至”兩條理由。句末也多以“乎”字結尾，語氣較為和緩不堅決，個人看法的“弗知也”，表達上也極為克制本分，不強加辯駁詰難。整體看來，諸多發問體現出作者的疑惑與克制，在反思懷疑中無形又維護着墨家思想。如若這是與墨家同為顯學的戰國爭鳴時代下的儒家作品，發言豈會如此篇幅又簡短小，語氣和緩又遲疑，情感疑惑又克制？更不會為之維護，提出自己的兩條回護理由。

李銳先生引《論衡·福虛》中的有關文字證明儒家有“鬼神不明”的思想，並就秦穆公與晉文公兩人的謚號認為兩人的德行與年壽不相匹配，正顯“鬼神不明”的主題。從文字内容來看，確實近於《鬼神之明》所論内容，但這也並非儒家的獨有思想。道家莊子的“無恥者富,多信者顯”“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法家韓非子的“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等思想，所體現出的鬼神與君主賞罰不明思想，雖不比《論衡·福虛》近於《鬼神之明》的内容，但其於“鬼神不明”的思想也可相互比看。這也反映出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的鬥爭激烈，各自互相攻訐同時又相互借鑒。《鬼神不明》的作者在其時或許受到了其他學派的影響，有感于伍子胥與伯嚭之事所體現出的“鬼神不明”的主題，故而小心謹慎地質疑墨子的“明鬼”主張，同時又加以回護反思。非同于道家、法家、儒家對墨家的批判，此篇《鬼神之明》更像是墨家内部對墨子“明鬼”主張的反思與懷疑。   

至於李氏建議將《鬼神之明》中的“伍子胥”改為“晉文公”的看法，這是為了配合其將“送公”讀為“秦穆公”的説法，實際並不恰當。清華簡《良臣》中“伍子胥”的字形寫法同於《鬼神之明》，其人為“伍子胥”，甚明。因而此處不大可能改為屬於君的“晉文公”。其將“送公”讀為“秦穆公”之法，並不完全有據，上已辨明，然再在此基礎上改動已明的“伍子胥”，遷就僅因謚號好壞、德壽長短而形成的“晉文公”與“秦穆公”的對比，來彰顯“鬼神不明”的主題，整體看來，過於宛曲周折，不甚恰當。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2年9月12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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