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南乐M1墓主宦者侯具瑗说质疑

 （首发）

常泽宇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南乐汉墓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城东北23公里的宋耿洛村境内。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此发掘了三座墓葬，均为多室砖墓，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也大体相近。其中，一号墓（以下简称M1）规模最大，出土遗物也最为丰富。该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中室、主室、北侧东西耳室以及南侧东西耳室计十部分组成，除墓道外，总长24.5米，最宽10.3米，最高5.6米。墓葬被盗严重，共出土包括铜器、铁器、陶器、石器等在内的一百余件随葬品。此间铭刻材料有二，其一为“正月丙午日君位公侯”铭鎏金铜带钩，其二是盘龙石砚，铭曰：“延熹三年（160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二千石、三公九卿。君寿如金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砚直二千。”尽管发掘者已注意到“干支纪年文字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吉祥的套语”，且其所载日期与史实不符。但仍然认为带钩铭与砚铭记述了墓主于延熹三年“从‘刺史’一级的官员到位列‘三公九卿’的仕途升迁过程”。检《后汉书》知，中常侍具瑗（魏郡元城人）于延熹二年被封为东武阳侯，八年，被贬为都乡侯，卒于家。又，南乐汉墓所在地东汉时属元城县。因此，“M1的墓主人当是东汉宦官具瑗”；而M2年代稍晚，“是其子的夫妻合葬墓”；M3又晚于M2，“可能为M2墓主人之子的墓葬”[[1]]。

近来，刘尊志《东汉宦者侯墓葬及相关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刘文)也将濮阳南乐M1纳入“可推定或确定的东汉宦者侯墓葬”这一考察视野。先是综合墓葬形制、带钩铭、砚铭推定墓主为宦者侯具瑗，而M2、M3的时代均略晚于M1，属具瑗家庭成员的墓葬。随后，在述及宦者侯墓内随葬“具有相应特殊性的器物”时，又强调M1出土的盘龙石砚、鎏金铜带钩不仅“都能够体现墓主身份地位”，且“带有文字，对墓主归属判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考虑到“东汉宦者侯有养子及养子承嗣”的史实，文中还进一步推断“M2很可能为袭封具瑗都乡侯爵位的养子与其夫人的同穴合葬墓”，而M3墓主或是“基本已无爵位”的“M2墓主后人”[[2]]。

简言之，刘文与发掘者的论证逻辑完全一致，无非是将带钩铭、砚铭与墓主的身份地位直接相关联，进而验证活跃于桓帝时代的宦者侯具瑗。不过，就墓主身份的判定而言，带钩铭与砚铭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恐怕还要审慎斟酌。

值得注意的是，“丙午”“公侯”之类的语词为汉晋时期的带钩铭文所习见，如江苏泰州新庄东汉墓出土的琵琶形铜带钩（M3：11），铭曰“五月丙午钩”[[3]]。又如重庆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的错金银抱鱼铜带钩，铭曰“丙午神钩，手抱鱼，位至公侯”[[4]]。再如湖北郧县李营村三国墓出土的错金银抱鱼铜带钩，与前者形制基本相同，唯铭文省简作“丙午神钩，位至公侯”[[5]]。庞朴先生认为此间“五月丙午”或“正月丙午”等日辰多非铸器纪实之辞，而是一种以火胜金的阴阳五行思想的反映[[6]]。苏奎先生在总结错金银抱鱼铜带钩铭文的表述模式时也指出，起首的“丙午”为“虚拟的铸金吉语”，结尾的“位至公侯”乃“升官晋级的祝辞”，均属“虚拟的祝福用语”[[7]]，所说甚是。

至于长达42字之多的盘龙石砚铭，也不尽如发掘者所言的备列“墓主人从‘刺史’一级的官员到位列‘三公九卿’的仕途升迁过程”那般确凿可据。揆诸文义，该砚铭更应解作高迁刺史、二千石、三公九卿均在延熹三年年内，这显然与汉代仕宦迁转制度相抵牾。更何况具瑗早在桓帝初年已是官秩二千石的中常侍[[8]]。另外，如若逐一指实，刑人之身的具瑗又何尝能够出任刺史一职？盖砚铭将“刺史”、“二千石”与“三公九卿”并举以指称汉世高官显宦，传世文献中有不少类似用例，如《后汉书·梁冀传》云：“不疑、蒙先卒。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9]]。又如《后汉书·刘恺传》记曰：“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10]]。再如《后汉纪·孝章皇帝纪上》载建初元年（76）诏：“公卿、二千石各推精诚，专以民事为急”[[11]]。

审看东汉中晚期流行的一类纪年镜铭可见，二者在语词及格套方面均颇为近似。如汉铭斋藏“延熹三年”铭变形四叶兽首镜，叶铭“长宜高官”，周铭“延熹三年五月丙午日造作。尚方明竟（镜），广汉西蜀，幽湅三商，天王日月，位至三公兮，山（仙）人”。又如南阳市博物馆藏“建宁元年（168）”铭变形四叶兽首镜，铭曰“建宁元年九月九日丙午造作，尚方明竟（镜），幽湅三商，上有东王父西王母，生如山石，长宜子孙，八千万里，富且昌，乐未央，宜侯王，师命长，买者大吉羊（祥），宜古（贾）市，君宜高官，位至三公，长乐央兮”。再如五岛美术馆藏“建宁二年”铭变形四叶兽首镜，铭曰“建宁二年正月廿七丙午，三羊作明镜自有方，白同（铜）清明复多光，买者大利家富昌，十男五女为侯王，父妪相守寿命长，居一世间乐未央，宜侯王，乐未央”[[12]]。此三例所涉日辰均无法指实，应为镜师惯用的铸造吉语，而“高官”、“三公”、“侯王”之类的语词亦是祈祝“买者”即器主尊贵的套话。同时，砚铭中“寿如金石，寿考为期”也与镜铭所谓的“寿命长”内涵一致，无不映射出汉人对长生富贵的热切渴求[[13]]。藉此，自宜理解南乐M1所见的两种铭刻材料实属同一性质的吉语虚辞，而发掘者及刘文据之与墓主身份地位简单关联则是十分危险的。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核诸《后汉书·宦者列传》，具瑗薨时尚为都乡侯[[14]]。《续汉书·礼仪下》有云：“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赐印玺、玉匣银缕”[[15]]。据此，银缕玉衣乃东汉诸侯王、列侯等高级贵族墓葬装殓之标配，玉衣殓服也构成了判定墓主列侯身份的充分必要条件[[16]]。如与具瑗同为宦者侯的曹腾、曹嵩父子（费亭侯），薨后即以玉衣装殓[[17]]。然而，南乐M1、M2中却丝毫不见玉衣痕迹，若依发掘者或刘文之说，缘何具瑗父子二人不得以“玉匣银缕”殓葬？

事实上，该墓既未出土玺印类“明确标识墓主人的直接的文字资料”，又不见含有列侯名号且能“间接标识墓主人”的相关铭刻[[18]]。“君位公侯”带钩铭与“君高迁刺史、二千石、三公九卿”砚铭皆系汉世广泛流行的吉语虚辞，不宜与墓主的身份地位直接相关联，更不可据之验证典籍记载的宦者侯具瑗。当然，无论是墓葬规模形制还是随葬品种类质量，均彰显出南乐M1墓主非比寻常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故而将南乐汉墓视作东汉中晚期元城境内的豪强大族茔地较为稳妥。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2年10月19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2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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