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逸周书·商誓》“敬诸”新释

（首发）

张怀通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敬诸”是今本《逸周书·商誓》中的一个短语，“敬”是恭敬、虔敬之意，“诸”是句末语气助词，如同“哉”。“敬诸”就是“敬哉”。“诸”作为句末语气助词的源头是《尧典》、《皋陶谟》中的叹词“都”与清华简《厚父》、《四告》中的叹词“者鲁”。“都”（《尧典》）—“敬诸（哉）”（《商誓》）—“敬之哉”（《商誓》）—“汝其敬哉，虔卹乃事”（《摄命》），形成华夏民族早期语言源流（之一）。“敬诸”可能是商周时代商人的语言，《商誓》的记录者可能是弃商投周的太史辛甲大夫。

关键词：敬诸，敬哉，都，者鲁，《商誓》，辛甲

《商誓》是今本《逸周书》的第四十三篇，是武王于牧野之战后的戊辰日在商郊举行征会诸侯、献民、九牧盛大典礼之上发布的“讨贰”、“讨不服”的誓言[1]。虽然“系周初之作”，“重要性绝不下于《尚书》中的周初各篇”[2]，但由于历史上缺乏整理，文字语句的讹夺衍误较多。自清代中期以来，经学者不断校勘注释，《商誓》语言中一些窒碍之处得到了疏解，其文本基本上能够通读。但仍然遗留了个别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尝试着予以解决，“敬诸”就是其中之一。

一、“敬诸”语境与学者的解释

“敬诸”是一个短语，在《商誓》中一共出现了四次，其上下文分别是这样的：

1、王若曰：告尔伊旧何父￡￡￡￡几、耿、肃、执，……及太史比【友】、小史昔【友】，及百官、里居【君】、献民，￡￡￡来尹师之。敬诸！戒疾听朕言，用胥生蠲尹。

2、王曰：嗟！尔众，予言若敢顾天命，予来致上帝之威命明罚。今惟新诰命尔。敬诸！朕话言自一言至于十话言，其惟明命尔。

3、王曰：……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罚，￡帝之来，革纣之￡，予亦无敢违大命。敬诸！昔在我西土，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姓】无罪，其维一夫。予既殛纣承天命，予亦来休命，尔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即命。

4、今予维笃佑尔，我史视尔靖疑胥。敬请【诸】！其斯一话。敢逸僭，予则上帝之明命。予尔拜，拜￡百姓，越尔庶义庶刑。予维及西土，我乃其来即刑。乃敬之哉！庶听朕言，罔胥告。[3]

清代学者唐大沛对第一条材料中的“敬诸”连同其后的“戒”作一句读，认为“‘戒’疑‘哉’之讹。（‘诸’即‘之’），‘诸【敬】之’也见《士昏礼》记注。‘敬诸哉’犹言‘敬之哉’，篇末亦有‘敬之哉’句。”[4]唐氏所讲“敬之哉”在上引第四条材料中，大家可以参看。当代学者黄怀信先生认为：“诸，‘之乎’合音。”[5]张闻玉、牛鸿恩等学者的看法多依从唐、黄之说，大致没有超出以上两种解释的范围，为避免枝蔓，此不赘述。

笔者认为，唐、黄二位学者对于“敬诸”及其相关字词的解释没有中肯，应该结合语境与文意，重新进行解释。

二、“敬诸”应是“敬哉”

四例“敬诸”是一个独立成句的短语，应该与“戒”等字词截然分开。其中的“敬”很好理解，就是恭敬、虔敬的意思，毋需多说。其中的“诸”是一个句末语气助词，意义与作用如同“哉”。“诸”的这个意思在传世与出土文献中较为少见，但确实存在，只是《逸周书》的注释者、研究者没有留意而已。例如：

（1）《法言·问明》：“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6]按：《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赞》类似的语境作“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7]

（2）《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尝于大公之庙，庆舍涖事。卢蒲姜告之，且止之，弗听，曰：‘谁敢者？’遂如公。”按：《左传》襄公八年相同的语境作“谁敢哉？”[8]

对于例（1），裴学海先生说：“‘诸’犹‘哉’也。”[9]对于例（2），裴学海先生说：诸、都、者三字音义相通，“‘者’犹‘哉’也”，“《书》、《传》中，凡言‘何者’者，皆即‘何哉？’”[10]裴先生的观点正确可从。

除了等同于“哉”，作为句末语气助词的“诸”，有时也等同于“焉”、“乎”、“也”等。例如：

（3）《左传》文公五年：“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11]

（4）《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12]

（5）《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13]

对于例（3），裴学海先生说：“‘忽诸’与（《左传》）庄十一年‘其亡也忽焉’之‘忽焉’同义。”[14]裴先生的观点正确可从。对于例（4），毛传的解释是：“日乎月乎，照临之也。”[15]这个“诸”，不言而喻，等同于“乎”。例（5）中“者”与“也”对应，意义与作用自然相同。

“诸”等同于“哉”，那么“敬诸”就是“敬哉”。将其放到《商誓》的语境之中，既文通字顺，又语义昭然。首先，从四条材料的总体特征看，“敬诸”都是出现在武王着重申明自己某一特定讲话之前，要求听者对于自己的讲话要采取恭敬认真的态度，有诫勉警告的意思蕴含其中。第一条材料中“敬诸”与“戒疾听朕言”对应，第二条中与“朕话言自一言至于十话言”对应，第三条中与“我其有言”对应，第四条中与“其斯一话”对应。其次，从四条材料的各自特点看，第一个“敬诸”是武王从《商誓》全局高度对听者的总体要求，第二个“敬诸”是对第一个“敬诸”的重申，表现了武王庄重恳切的心理。第三个“敬诸”是武王针对伐纣之前自己在西土作出的承诺——“百【姓】无罪，其维一夫”而讲。第四个“敬诸”是武王就自己对听者的警示而讲。无论是总体，还是局部，四个“敬诸”都体现了《商誓》之“誓”的体裁的特色，都紧扣了武王举行征会诸侯、献民、九牧盛大典礼的主题。

第四条材料中有一个“敬之哉”，与“庶听朕言”对应，后者是前者“之”指代的对象。无论语境，还是文意，“敬之哉”与“敬诸（敬哉）”都基本相同，因此“敬诸（敬哉）”可以视为“敬之哉”的缩略，那么“诸”等同于“哉”就得到了《商誓》的内证，更加坐实了上文所得结论的正确。

三、“敬诸”的语法源流

句末语气助词“诸”的源头是叹词“都”或“者鲁”。首先看“都”，例如：

（6）《尧典》：“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16]

（7）《皋陶谟》：“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

（8）《皋陶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9）《皋陶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10）《皋陶谟》：“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11）《皋陶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17]

一共是六个叹词“都”，其意义与作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例（6）中的“都”，是赞美、赞叹之声。第二类，例（7）、（8）、（9）、（10）中的“都”表示一般性的感叹语气。第三类，例（11）中的“都”表示呼唤的语气，有要求、祈愿、勉励之意[18]。三类之中，“敬诸”之“诸”的直接源头应是第三类即例（11）中的“都”。

其次看“者鲁”，例如：

（12）清华简《厚父》：“厚父拜稽首曰:者鲁！天子，故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19]

（13）清华简《四告》（一）：“者鲁！天尹皋繇，配享兹馨香，肆祔血盟，有之二元父羊、父豕、朱鹿，非讨余有周旦。”

（14）清华简《四告》（一）：“者鲁！天尹皋繇，毋忍斁哉，保王身，广启厥心，示之明猷，渊心优优，毋违朕言，眔余和协。”[20]

在清华简《四告》的（二）、（四）中还有三个“者鲁”，为了避免枝蔓，此处不再赘引。李学勤先生针对《厚父》说:“‘都鲁’是感叹词,也见于清华简尚待整理的另一篇,应即《尚书·尧典》等篇中的‘都’。”[21]李先生所说另一篇清华简，可能就是《四告》。笔者认为，在各种关于“者鲁”的解释中，李先生的看法最为朴实准确，可以信从。例（12）中的“者鲁”是一个一般性叹词，例（13）、（14）中的“者鲁”有祈愿、要求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看，两例“者鲁”应是“敬诸”之“诸”的源头。

裘燮君先生说：“句尾语气词源于叹词，叹词发生在前，句尾语气词发生在后。”[22]此其一。其二，叹词向句末语气助词的过渡，需要带有实意的形容词的中转。闻一多先生说：“按句法发展的程序说，带感叹字的句子，应当是由那感叹字滋长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说呢？因为实字之增加是歌者对于情绪的自觉之表现。感叹字是情绪的发泄，实字是对情绪的形容，分析与解释。前者是冲动的，后者是理智的。由冲动的发泄情绪，到理智的形容，分析，解释情绪，歌者是由主观转入了客观的地位。辨明了感叹字与实字主客的地位，二者的产生谁先谁后，便不言而喻了。”[23]由闻、裘二位学者的论述可知，“敬诸”之“敬”就是一个将意义与作用是祈使、劝勉的叹词“都”转变为句末语气助词“诸”的中介。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大约如下：

都（者鲁，叹词）——敬诸（敬哉，助词，短语）——敬之哉（短语）——汝其敬哉，虔卹乃事（镶嵌式句子，清华简《摄命》[24]）——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一般性句子）。

四、对《商誓》记录者的推测

“敬诸”作为短语，只出现在《商誓》中，其他传世与出土文献未见。与之类似的“敬哉”在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多见，是一个常用词语。例如：叔父卣（西周早期，《集成》10.5428）中的“叔父曰：……呜呼，，敬哉！兹小彝妹吹，见余，唯用其啐汝”[25]；今本《逸周书·和寤》中的“王曰：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26]；《尚书·康诰》中的“王曰：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27]；清华简《摄命》中的“王曰：摄，敬哉！毋闭于乃唯冲子小子”[28]等等。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敬诸”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只出现在《商誓》之中，为什么？

梳理上文列举的“敬诸”等辞例，我们发现，早期文献中将“诸”作为句末语气助词来使用的人物的国别，主要是东方的邶、鲁、齐。邶，是殷商后期商人的核心地区，鲁、齐深受商人文化的影响。因此笔者推测，《商誓》中的“敬诸”可能是当时东方地区的语言，而尤以商人王畿地区语言的可能性为最大。那么，在商周鼎革之际弃商投周并作了周太史的辛甲大夫，或许是这次武王讲话的记录者，由此形成了带有商人王畿地区语言特点的《商誓》文本[29]。

同样的原因，《尧典》、《皋陶谟》作为“稽古”的作品，最有可能出于齐鲁儒家之手，因此使用了西方国家未曾使用的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废止了的叹词“都”。这些“都”应该出自较为原始的学者用以“稽古”的素材。因此，《尧典》、《皋陶谟》虽然晚出，文本与素材存在背离的现象，但从材料时代的角度看，无疑“都”在前，“敬诸”在后，从而与语法的发展同步，共同形成华夏民族的早期语言源流（之一）。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3年2月24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3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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