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郭店簡《語叢四》8、9號簡與《莊子·胠篋》之關係及相關問題

（首發）

 

郭永秉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郭店楚簡《語叢四》8、9號簡說：

    （竊）鉤者（誅），（竊）邦者為者₌侯₌（諸侯，諸侯）之門，義士之所廌（薦—存）。[1]

裘錫圭先生在《郭店楚墓竹簡》注釋中指出：

    此段内容與見於《莊子·胠篋》的下引文字基本相同：“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上引《莊子》之文，“誅”“侯”為韻（皆侯部字），“門”“存”為韻（皆文部字）。…… [2]

裘先生的注釋中還説明了“廌”字古有“薦”音，故可依《莊子》讀為“存”。所以，《語叢四》的簡文也是“ 誅”“侯”為韻，“門”“存”為韻。關於《胠篋》的“仁義存焉”，清人王引之曾從叶韻角度提出應作“仁義焉存”：

    “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此四句以“誅”“ 侯”為韻，“門”“存”為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盜跖》篇“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存焉”亦當作“焉存”，此皆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妄改之耳。[3]

王叔岷先生指出“焉為語已之詞，可以不計”。[4]可見王氏此說過於拘泥，《語叢四》的出土也無法為王氏的意見提供積極證據。王叔岷、裘錫圭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

值得注意的是，《盜跖》篇跟《胠篋》篇和《游俠列傳》明顯的區別在於，《盜跖》“ 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句中的“義士”，在後兩篇文獻中作“仁義”。對於這種差異，在郭店簡出土之前，早有學者進行討論。劉師培認爲：

    “義士”當作“仁義”，《胠篋》篇云：“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史記·游俠列傳》云：“侯之門，仁義存。”此作“義士”，詞迥不符。《淮南·齊俗訓》云：“故仕鄙在時，不在行。”《論衡·命祿》篇引作“仁鄙”，《淮南》書誤仁為仕，猶此文譌仁為士也。蓋“仁義”譌為“仕義”，校者知弗克通，因更易其文，倒字舛詞，冀通其句，幸有《胠篋》篇以正之。[5]

王叔岷先生同意劉說，並引《史記·貨殖傳》“人富而仁義附焉”為旁證。郭店《語叢四》相關簡文正作“義士”而不作“仁義”，讓人們自然而然對劉說引起懷疑。據我所知，龐樸先生大概是最早注意到這一問題的學者。龐先生對《語叢四》8～9號簡發表了如下一段意見：

這段話好像熟知，蓋鑒於其中有一個詞為大家所不熟，那就是“義士”。我們知道類似的一段話出在《莊子》，其末句為“而仁義存焉”。“仁義存焉”的矛頭，是直接指向儒家去的，“義士”則不然，它指的是諸侯之門的那些雞鳴狗盜之徒，而這在當時是普遍的事實。

兩相比較，竹簡的義士句像是原始狀態，因爲這四句話，“誅、侯”為韻，“門、存”為韻，其韻皆在句末，王引之早已指出。那麽，《莊子》上的“仁義存焉”，顯然是後來改的了；改動者未必是莊周，時間也不必在當時，但改動的事實表明，儒道的關係，不復開始那樣和平了。[6]

關於王引之提出的韻腳問題，我們前已引王叔岷、裘錫圭先生的意見加以否定，所以韻腳在句末，似乎不成為《語叢四》早出的證據。另外，仔細體會龐先生的意思，他似乎主張《胠篋》本來也應作“義士存焉”，今本作“仁義”乃經後人改動。這恐怕是不合《胠篋》文義的（詳後文）。龐先生文中沒有提及《盜跖》之文的“義士”（龐先生文中已引王引之的意見，所以自然不會沒有注意《盜跖》之文），似為偶疏。但從他的論述可以看出，《語叢四》的“義士”自可講通，不應視爲譌誤，是很明顯的。[7]《盜跖》篇滿苟得說了“小盜者拘”幾句之後，緊接著講：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盜跖》篇的作者認爲管仲、孔子這些人内心雖然看不起齊桓公、田成子，實際行爲卻委身為臣，因此管仲、孔子無疑就是滿苟得所說的依附於“諸侯之門”的“義士”。劉師培將《盜跖》的“義士”改爲“仁義”，不但不能得到出土文獻的證明，也和《盜跖》的上下文義不合，顯不可從。

最近李學勤先生發表了《從郭店簡〈語叢四〉看〈莊子·胠篋〉》一文，也認爲《語叢四》“‘義士之所存’語意欠通，疑本作‘仁義’，‘仁’字譌為‘仕’，又誤倒轉寫成‘士’（原注：楚文字‘仁’寫法不同，誤寫當在其他地區。）。”[8]與劉師培說基本一致，恐怕也無法成立。李先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

如果上面所說不錯，《語叢四》該簡（引者按，李先生此文誤以8、9兩簡為9號簡）同《胠篋》簡直是完全一致的。我們知道，郭店簡《語叢》乃是當時各家著作的摘錄本，例如《語叢一》錄引《坊記》，《語叢三》錄引《論語·述而》。那麽《語叢四》的這段話，也應該是錄引《胠篋》。

細讀《莊子》的《胠篋》全篇，邏輯結構十分緊密，“竊鈎者誅”這一段乃是對前半篇的綜括小結。……前後一氣貫通，足證“竊鈎者誅”一段是《胠篋》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是從他處引來。《語叢四》所錄引的，正是《胠篋》。

……既然《語叢四》錄引了《胠篋》，《胠篋》的成篇就一定要早於公元前300年。

即使我們忽略《語叢四》和《胠篋》存在的不同，僅據《胠篋》邏輯嚴密、“竊鈎者誅”一段在文中不可分割等事實，也不能必然得出其他古書與此有關的内容一定就抄自《胠篋》的結論，也不能必然得出《胠篋》之文並非從他處引來的結論。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因爲各書的相關内容完全有可能皆有同一來源，而不是簡單的誰抄誰的關係（對於像“竊鈎者誅”這種類似格言警句的話，尤應如此）。[9]爲了説理透闢，《胠篋》的作者自然要使得上下文邏輯緊密，《盜跖》何嘗不是如此呢？[10]按照李先生論證的邏輯，爲什麽不能說《語叢四》是抄《盜跖》呢？

其實李先生已經注意到把《胠篋》年代提早所要碰到的一個疑難問題：

《胠篋》列于《莊子》外篇，近代學者多以爲晚出。最主要的原因，是篇中論及田成子的這樣幾句話。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關於“十二世有齊國”，歷來有多種解釋。唐成玄英疏云：“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是敬仲七世孫。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此說本于陸德明《經典釋文》。《先秦諸子繫年》批評說：“敬仲奔齊，豈得遽謂有齊國？”是切中要害的。

《先秦諸子繫年》採用司馬貞《史記索隱》的説法，認爲十二世應由田成子起算，依古本《紀年》，在《史記·田世家》世系中增加悼子、侯剡二世，于是十二世是成子到田齊的最後一君王建（參看附表）。這樣説來，《胠篋》竟應該是戰國末，甚至更晚的作品了。

李先生對此提出了解釋：

現在知道《語叢四》簡已經錄引《胠篋》，《史記索隱》的解説肯定是不對的。原來，“十二世有齊國”這句話可以有不一樣的理解：一種理解是田氏十二世（原注：此處“世”指繼位者，不是輩次。《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齊懿氏卜妻陳完，其妻占辭“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世”也是指繼位者數。），世世享有齊國；另一種理解是田氏自入齊以後，十二世始有齊國。由陳完起算，第十二世正是始立為諸侯的太公和。田和列于諸侯，是公元前386年，所以《胠篋》這句話與其寫成年代並沒有什麽矛盾。

上述解釋蓋略本於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之說。朱氏在此書“（晉敬公）十二年田悼子立（《史記·田完世家》索隱）”[11]條下云：

    《索隱》曰：悼子卒乃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系本》《史記》不得錄也（案悼子立三十六年，不得云“立年無幾”）。而莊周及《鬼谷子》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卽有十二代。右曾案：莊周當齊威宣之時，鬼谷書蘇秦所述，不應豫知湣、襄、王建。據本書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田之稱侯自剡始，則有齊國者當亦指剡，自剡以前有十二世也。考敬仲完生穉孟夷，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僖子乞，乞生成子恆，恆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悼子，悼子生田和，和生剡，適十二世也。[12]

朱氏未數“桓子無宇”後的“武子開”一世，故比李說延後一世至侯剡。對於此說，錢穆先生已有批評：

信如其說，當曰：“田成子弑齊君，五世而有齊國”，乃為近是耳。不然，自敬仲至剡，則十二世始有齊，不得謂田成子弑君，十二世有齊也。[13]

上文引及李先生文，謂《先秦諸子繫年》批評《經典釋文》之說時所講“敬仲奔齊，豈得遽謂有齊國”為“切中要害”，卻沒有引錢先生緊接著說的“且《莊子》文明自成子起算，豈得遠引敬仲”[14]一句。其實錢氏批評《經典釋文》之說的出發點和批評朱右曾說的出發點，正是一致的，恐怕也不是沒有“切中要害”。上引李文有“最主要的原因，是篇中論及田成子的這樣幾句話”一句，説明李先生並非沒有意識到這段話説的都是與田成子有關的事情。正如李學勤先生指出的那樣，《胠篋》全文邏輯結構緊密，絕不需要像《經典釋文》和《汲冢紀年存真》那樣，作奇特而不合邏輯的理解。近世研究《莊子》的學者，對“十二世有齊國”的説法，亦多不同意見，如俞樾校改為“世世有齊國”，嚴靈峰校改為“專有齊國”，[15]都缺乏足夠根據[16]；但他們對《胠篋》文意的理解有一個共同點，即“十二世有齊國”說的就是田成子的事情。文章所要談的是田成子篡齊帶來的種種危害，作其他理解都是不合適的。

在戰國古書中也有不少明確的證據可以說明，在戰國人心目中，就是把田成子作爲田氏專有齊國的第一人：

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韓非子·十過》）[17]

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韓非子·說疑》）

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呂氏春秋·長見》）[18]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呂氏春秋·似順》）

《呂氏春秋》是戰國晚期的作品，《似順》謂田成子“有國至今”，不正是《胠篋》“十二世有齊國”的最好注腳嗎？學者多據《胠篋》的這段話判斷其成書時代較晚，應在戰國晚期，是莊子後學的作品，[19]無疑是合理的。

李學勤 先生論《胠篋》著作時代應提早，似乎還有一個更爲重要的目的：

把《胠篋》的時代定在公元前300年以前，可以得出非常重要的推論。

讀過《胠篋》都知道，該篇的思想觀點和許多詞語是由《老子》引申而來。……

《胠篋》有“絕聖棄知，大盜乃止”，係襲自《老子》第十九章“絕聖棄智”以至“盜賊無有”一段，實際上，《胠篋》前面大半篇都是從《老子》這一章脫胎而來，對讀兩者，就不難看清楚，《胠篋》既然作于《語叢四》之前，當時《老子》該章本為“絕聖棄智”，是必然的。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悉的，與《語叢四》同出的《老子》甲本，一開頭便是與傳本第十九章對應的一章，其首句“絕聖棄智”卻作“絕智棄（辯）”，由之引生種種討論，以至影響到早期道家與儒家是否有思想分歧的問題。前些時候，我曾有小文，提到竹簡這一章乃是當時竄改。現在由《胠篋》時代的判定，更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

我們理解，李先生是把《語叢四》作爲定點，通過《胠篋》這個中間環節，推論今本《老子》早於《語叢四》；而李先生又以《語叢四》與郭店《老子》甲組同出，著作時代相同，所以今本《老子》應早於簡本《老子》。

    我們上文已經指出，《語叢四》抄《胠篋》這一點無法坐實，從對“十二世有齊國”的解釋看，《胠篋》早於公元前三百年的結論也不能成立，所以李先生的論證是有問題的。退一步說，即使《語叢四》是抄自《胠篋》，《胠篋》的著作年代也確實早於公元前三百年，這也只能説明郭店《老子》下葬之前的道家某一派別已經提出了“絕聖棄智”的主張，也可能《胠篋》的作者確實看到了作“絕聖棄智”的《老子》本子，但這也不能充分證明《老子》的本來面貌就是如此；也就是說，不能由此判斷郭店《老子》沒有保存《老子》原本面貌。其中道理也很簡單，不能因爲郭店《老子》和《語叢四》同出，就認爲郭店《老子》的著作年代即一定是公元前三百年而非更早。

    裘錫圭先生很早就曾指出：

    究竟是《胠篋》篇作者所見到的《老子》已是經過竄改的本子呢？還是《老子》的竄改就是受到《胠篋》篇的這種思想影響的人所進行的呢？這是今後需要研究的一個問題。[20]

這前一種可能性恐怕是李先生所沒有考慮到的。

關於今本《老子》的“絕仁棄義”和“絕聖”究竟反映的是《老子》本貌，還是後人修改的結果，裘錫圭先生近年已有專文詳細辯證，他的結論是：

根據《老子》的思想體系和其他綫索來看，今本十八章和十九章開頭三句是經後人修改的，簡本則應該是反映原本面貌的。[21]

裘文論據堅強，我認爲上述結論是正確的。關於《胠篋》之文，裘先生也已指出：

    羅根澤《莊子外雜篇探源》認爲《駢拇》、《馬蹄》、《胠篋》、《在宥》諸篇屬於一派，“為戰國末年左派道家所作”。這是很有道理的（但“戰國末年”似以改成“戰國晚期”為妥）。這一派既主張“絕聖” ，也猛烈抨擊聖人。在他們那裏，“絕聖”的“聖”和“聖人”的“聖”是統一的。《胠篋》既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說“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清楚地説明了這一點。[22]

    我們知道，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跟今本《老子》十八、十九章相當的文字已和今本基本相同。裘錫圭先生認爲，這種“修改大概發生在戰國晚期”，並肯定了不少學者認爲這種修改出自以《莊子·胠篋》等篇為代表的、激烈反對儒家的老莊後學之手的意見。[23]看來裘先生對於上面提到的這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傾向。對於這一意見，我覺得似仍有考慮的餘地。

我認爲上引李學勤先生文指出的一點確是事實，即《胠篋》思想觀點和詞語多為引申《老子》。《胠篋》的“絕聖棄知”，也有可能是引自《老子》。我們似乎不能完全否認《胠篋》寫作時，已經看到過經竄改的《老子》的可能性。上文已經説明，《胠篋》的著作年代應從舊說排在戰國晚期（王建的即位年是公元前264年，可大略視作其著作時代的上限[24]）。郭店《老子》下葬的年代為戰國中期偏晚，大致可定為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如果把《胠篋》的這種激烈反對儒家的老莊後學的思想，看成是在公元前三百年之後的幾十年中迅速興起的新思想，而這種新思想又在戰國晚期迅速得到人們的認可，並導致以郭店《老子》為代表的《老子》原本被竄改成帛書本和今本的面貌，就未免有些突然。[25]我們如果不被現在看到的郭店《老子》這種原始的本子局限住的話，不妨可以設想，在郭店《老子》下葬時代的同時甚至更早一些，所謂“左派道家”的思想其實已經出現，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當已出現了經過竄改的《老子》本子，而成書於戰國晚期的《胠篋》等篇只是把這種思想發揮到極致的作品而已。也就是說，《駢拇》、《馬蹄》、《胠篋》、《在宥》等四篇，只是戰國中期已經興起的“左派道家”學説在戰國晚期的彙編、總結。[26]簡言之，我認爲裘先生所提出的兩種可能性，其實並非截然對立、不可調和。只是裘先生提出帛書本和今本《老子》是“受到《胠篋》篇的這種思想影響的人”竄改的説法，似是把《胠篋》的成書和與《胠篋》等篇有關的思想產生作用看作必須有因果關係、先後順序的事情，造成了似乎不可調和的矛盾。不過我們上述所說也只是沒有多大根據的猜測，是否合理有待進一步研究。

最後附帶談談龐樸先生提出的“義士”和“仁義”之異所反映的問題。裘錫圭先生在好幾篇文章中都曾指出，《老子》以仁義為低於道德的境界，但對仁義卻並不持否定、鄙棄的態度。[27]其說極是。《胠篋》則說“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對“仁義”的鄙棄與其整篇所反映的“左派道家”的思想是統一的。《盜跖》和《語叢四》作“義士存焉”和“義士之所存”，其中的差異，前引龐先生文認爲反映出儒道兩家思想由和平到對立的變化。這卻似乎不能成立。《盜跖》篇同樣激烈反對儒家，唾駡孔子，即可證明。所以，說“仁義存焉”也好，說“義士存焉”也好，義各有當——《胠篋》篇說的是“不仁不義者”“竊仁義之名，以行不仁不義之實”[28]的事實，而《盜跖》篇說的是“義士”自覺依附行爲醜惡的竊國者的事實，[29]這似乎只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並非儒道對立後產生的變化。

 

2009年8月12日寫畢

2010年3月初修改

 

附記：此文曾在上海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10月17日—18日）上宣讀，會上蒙李銳先生提出寶貴意見，並賜示未刊大作《〈莊子·胠篋〉之“十二世有齊國” 補論》，十分感謝。

 

附：田齊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