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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流:說新見三體石經《尚書·洛誥》拓本中 “孺”和“惇”的古文
在 2023/7/31 15:07:58 发布

說新見三體石經《尚書·洛誥》拓本中

“孺”和“惇”的古文

浮流

最近,趙振華和王恆兩位先生公佈了一件三體石經《尚書·洛誥》的拓本。[1]這張拓本與之前公佈的“京都館殘石”和“新獲拓本”屬於同一塊碑石,據此可以對三體石經碑圖做進一步復原。還有引人注目的是拓本中新見29個傳抄古文字形,可以補充以往的缺失。因此如果這張拓本的真實性可靠的話,無疑是一件很重要的材料。公佈者通過界格一致、字形相同、一字多形、碑圖復原、經文異同等方式力圖證明拓本爲真。不過在研讀的過程中,“孺”和“惇”兩字古文字形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公佈者對“孺”字古文字形有所討論,茲將其原文引錄如下:

此字三體齊全,小篆、隸書與現今的通行文字一致。古文左旁爲“字”,右旁爲上“㞢”下“丌”,構形特別,先秦古文字資料、已知魏石經中未見先例。《說文解字》《汗簡》《古文四聲韻》《集篆古文韻海》《康熙字典》諸書亦無之。古文“孺”右半的結構若看作上“生”下“丌”(合用中間“一”),則不易釐清來源。可從“需”的構件來分析,早期此字從天不從而,(原注: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中華書局,2016年,第67頁)“丌”是“天”的省筆,“㞢”是“雨”的倒寫並簡化。字或爲曹魏刊三體石經時所新造。諸字形見表七。(引者按:即上圖)

公佈者列舉了諸多字書,稱這種構形特別的“孺”字古文“諸書亦無之”。其實稍微查檢一下《六書通》可以發現“孺”下所收的兩個字形與之相似:[2]

這兩個字形兩者稍有不同,前者出處爲“寰鼎”,後者出處爲“同文集寰鼎”。根據《六書通》的古文來源,可以找到前者來源於更早的《金石韻府》、《增廣鐘鼎篆韻》和《集鐘鼎古文韻選》:

《金石韻府》

《增廣鐘鼎篆韻》

《集鐘鼎古文韻選》

也見於《鐘鼎字源》:

“同文集”即《大明同文集舉要》,經查該書第二十五卷第十九葉有:

可以看出各摹寫字形均有不同程度的訛變,新見三體石經《尚書·洛誥》中的“孺”字右旁無疑與《六書通》所收的“孺”字右旁相同,二者顯然有關聯。公佈者認爲“‘丌’是‘天’的省筆,‘㞢’是‘雨’的倒寫並簡化”不可從。

《六書通》所標注的字形出處爲“寰鼎”。除了該字之外,“必”、“皇”、“既”下收錄有出自寰鼎的字形,“望”、“恭”、“束”、“頵”、“寰”、“縞”下收錄有出自伯姬鼎的字形,“室”下收錄有鄭伯姬鼎的字形。寰鼎、伯姬鼎、鄭伯姬鼎所指爲同一件器,即收錄於《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95、《殷周金文集成》2918的㝨鼎。不過核查原銘,並沒有找到類似於“”的字形。那麼關於這個字形就有以下幾種可能,第一就是《六書通》標注的出處無誤,但是字形摹寫訛變太甚。核查㝨鼎和銘文內容基本相同的㝨盤,銘文中並沒有“孺”字。因此將“”作爲“孺”的古文是古人誤釋的結果。類似的情況如《六書通》“孺”字頭下還收錄有以下幾個字形:

摭古遺文又見懦下、印書

“懦”字頭下收錄有:

摭古遺文、奇字

以現在的金文水平來看,“”、“”顯然和“孺”、“懦”無關,而是讀爲“祁”的“”字。這類字形最早在《考古圖》中釋爲“嬬”,其後《博古圖》、《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嘯堂集古錄》等沿襲其誤。“嬬”、“孺”、“懦”同從“需”聲,音近可通,因此《六書通》將其作爲“孺”、“懦”的古文收錄。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字形摹寫基本準確,但是標注的出處有誤。如果是這樣的話,“”顯然不可能是“孺”字。當然,字形摹寫既不準確,標注的出處又有誤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新見拓本的字形右旁與《六書通》相合,也足以令人起疑。另外,對比該字的各種寫法,“”這樣右旁上部帶有橫筆的佔多數,出現的時代也更早,因此這種寫法應該是更爲準確的,新見拓本“孺”字的右旁卻與“”這種右旁上部不帶橫筆的相合。至於其左旁從“子”,則應該是根據篆隸寫法而來,“”的左旁所從未詳。

新見拓本

傳抄古文[3]

1.361.361.361.19

六書通

原有三體石經有“惇”字古文作“”,[4]新見拓本中“惇”字的古文字形與之稍有不同,但與《六書通》完全一致。新見拓本與《六書通》字形與“四1.36乂”和“四1.36孝”字形相似,但是缺少部分筆畫。

對於“惇”字古文的這類寫法,王丹先生認爲“殆‘敡’字或其增羨符者,敡屬喻四紐支部,惇屬端紐文部,支文通轉,可借敡爲惇”。[5]段凱先生則認爲“兩字聲韻均遠,似難通假。所以,古文此處屬於誤置的可能性較大”。[6]陳建勝先生將其古文釋爲“惕”:“‘惕’爲透母、錫部字,‘惇’端母、文部字,二字聲極近,韻可通轉,有通假的可能。也不排除是誤置的可能”。[7]從原有三體石經來看,“”字確實應是“惇”的古文,傳抄古文諸寫法應是在其基礎上的進一步訛寫,誤置的可能性較低,具體構形應該如何解釋還有待研究。不過,新見拓本的字形與《六書通》完全相合,而與原有三體石經、《汗簡》、《古文四聲韻》和《集篆古文韻海》字形都有所不同,也是足以令人起疑的。

除了“孺”和“惇”字之外,這張拓本上的“祀”、“拜”也見於“京都館殘石”和“新獲拓本”,這兩個字形陳建新先生有過討論,並且認爲“京都館殘石”和“新獲拓本”上的字形“或與原三體石經的字形不合;或與早期傳抄古文字書中的字形不合,但是却與時代較晚的傳抄古文字書相合,尤其是《六書通》;甚至還存在因隸變混淆和後人僞造的字形”。[8]結合我們上面的討論,屬於同一塊碑石的《尚書·洛誥》拓本中“孺”和“惇”的古文字形也頗與《六書通》相近,其真實性也有待進一步證實。



[1] 趙振華、王恆:《新見魏石經〈尚書·洛誥〉拓本的學術價值》,《洛陽考古》2022年第4期。

[2] (明)閔齊伋輯;(清)畢弘述篆訂:《訂正六書通》,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第261頁。

[3] 前四個字形取自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綫裝書局,2006年,第1044頁。最後一個字形取自(明)閔齊伋輯;(清)畢弘述篆訂:《訂正六書通》,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第71頁。

[4] 字形取自施謝捷:《魏石經古文彙編》,未刊稿,第149頁。引者按:施謝捷先生將該字出處標注爲《堯典》有誤,應是《皋陶謨》。復原碑圖見孫海波:《魏三字石經集録·三、碑圖》,虎坊橋大業印刷局,1937年,第10葉上;趙振華、王恆:《試論品字式三體石經刊刻於北齊鄴城》,《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26輯,2021年。該字所在的拓本又見於遼寧省博物館編著,王綿厚、王海萍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42頁;宮萬琳:《西晉石經〈尚書〉皋陶謨、益稷殘石拓本》,《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遼寧省博物館編著,劉寧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金石文字集萃》,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306頁。

[5] 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8頁。

[6] 段凱:《〈古文四聲韻〉(卷一至四)校注》,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白於藍),2018年,第283頁。

[7] 陳建勝:《傳抄古文所見經書古文構形疏證》,臺灣中興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林清源),2023年,第198199頁。

[8] 陳建新:《新見三體石經殘石拓本獻疑》,首屆“樸學之光”研究生學術論壇,2022年。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3-7-25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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