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玉英博士《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出版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叶玉英女士的专著《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于2009年11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469页，定价38元。

 

附：书影、序言、目录、内容提要及后记

 

 

序一

　　近十几年的古文字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一是得益于大地对这一代人的恩赐，出土资料如井喷般不断涌现；二是因为出土资料的重要性对相关学科的刺激和影响，使得相关学科都不得不相应地改变自己，从而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出土资料。虽然从相对人数来说，真正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还是很少，因此这种繁荣昌盛在外人看来，颇有点自娱自乐的感觉，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的学术热情。

　　说到古文字对相关学科的刺激和影响，首先就应该提到语言学。古文字研究与语言学的关系是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古文字研究的长足进展，拓展和延长了汉语文字学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纵深。

　　在古文字研究中，与传统小学相对应的形音义三要素，有关形、义的研究积累很多，研究相对更为深入，而有关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一是因为在语言中，音是变化最快，受地域影响最大的要素，有时很难把握；二是以往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大宗的不多，很多极为零散，难以提供一个完整的面，且受时代、地域的限制，很难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商周音系；三是古文字学与音韵学的学科渗透和交叉工作还做得不够，研究音韵的不懂古文字，研究古文字的对音韵又钻研不深，无法在掌握两个学科的高度上进行细密的分析考证。

　　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问世和古文字研究的不断深入，用出土古文字资料研究古代汉语的音韵问题，探讨古文字构形中音的作用及音与形体的复杂关系，并进而试图重新构建商周音系等课题，逐渐成为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近几年用古文字资料研究音韵的文章逐渐增多，还出现了许多篇博士论文，就是这一焦点渐热并将成为热点的明显征兆。叶玉英的博士论文《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叶玉英的博士论文的最大特点，是在利用最新的上古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古文字资料中选取了一个最好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古文字构形学的最新成果和方法。古文字构形学强调科学的文字符号观，认为文字始终是处在变动的过程中，认识和分析文字要有动态的眼光。与文字相同，语音也是一个动态的因素，是不断在发展变化的。一个字的读音不可能亘古不变，而是不断在发生着音变。自古以来形体和声音就关系复杂，纠葛不断，而雅言和方言也是一直互相交叉、互相影响，这就决定了一个字读音的上古来源可能并不单纯。从这个思路出发，叶玉英在论文中考察了中古精母字的上古来源、精组产生的时代、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的关系、音随字变、字随音变等问题。这些考察都具备了“史”的观念和眼光，牢牢把握住了“声音是文字构成演变的枢纽”这一关键，这些考察的结论虽然还不能说就是定论，但的确是非同凡响的创见或极具启发性的意见。

　　古文字构形学研究的深入，使得对文字的拆分和分析更为细密，更有理致。这同时也为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文字声韵的分析不再只是停留在考察一个形声字的声符这样简单的层面，而是把文字形体的最初构成、形体在每个时段演变的诸多细节、文字构形上的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所体现出的声音的作用等都纳入到视野中来，并加以合理地解释和抉发。如此视角开阔了，思路和方法也就变得更为丰富。叶玉英博士论文中对文字分化、讹混、双声符字、变形音化、变形义化、类化、饰笔等问题的探讨，正是在这一新的广阔视野下进行的新的学术尝试。这一尝试是可喜的，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

　　纵观叶玉英的博士论文，一个很突出的优点就是在两条线上同时达到的深度。一条线是古文字构形学上的，一条线是音韵学上的。而要做到在两条线上同时出击并占领高地，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叶玉英做到了。这背后跳动着她追求学术的一颗顽强的心，浸透着她为学术付出的数不尽的汗水。

　　叶玉英本来的基础并不好，直到硕士从福建师大林志强先生读古文字学，才算真正走上研究的道路。到厦门大学从我读博后，她努力刻苦，勤于思考，抱着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古文字的世界中。在度过初期的迷茫后，她很快就登堂入室，渐入佳境。这几年她不断参加博士生论坛和各类学术会议，也写出了很多篇不错的文章，还广泛与学术界同仁接触，切磋学术，探讨问题。学问和做人同时提升，道德和文章齐头并进，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厦大语言文字学科人才荟萃，强手如云。李如龙先生的方言研究、李无未教授的音韵学研究、苏新春教授的词汇研究、曾良教授的俗字研究等都各自成家，蔚为大观。叶玉英身处其中，耳濡目染，一定会见贤思齐，追慕效法。如果假以时日，相信她会在古文字与音韵学之间找到最好的接口，沟通嫁接，探寻出新的学术之路，为传统的文字学和音韵学研究再立新功。而她的这本博士论文，正可以当做再攀高峰的第一级台阶。

 

刘钊

2009年7月2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序二

　　汉字成为记录古汉语的载体后，成功地记载了灿烂的华夏文化，有力地促使中原的华夏语扩大其在中华大地和东亚的影响，把接触它的各原始族群纷纷融入中华文化的洪流中去。汉字在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所作的特出贡献，那不是高估，而是事实。

　　从前人们对汉字的表形成分印象深刻，甚至有人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但如果光有象形那只是画，还不是文字，只有成功记录了有声语言的才是真文字。最初汉字是怎么记录古汉语这个有声语言的，就得依靠古文字的材料来说明。而寻求和研究古文字所用的各种表音手段，不仅是文字学的需要，也是汉语古音学的需要。

　　李方桂先生曾经指出：“古韵学的出路在古文字。” 李新魁先生谈到如何进一步开展上古音的研究时也特别指出：“必须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把对古文字的研究和古音的研究结合起来。”

　　古音自然在古文字中。

　　只有把古文字和古音学的成果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互相证明构建系统的可信性，特别是谐声系统和假借字系列的构建，复辅音声母的构建，并可互相促进各自难题的突破。

　　但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对古音学的关注一直是个薄弱环节。部分顾及古音的学者还往往沿袭旧说，对古音学的最新发展视而不见，这样对已经解决的难点也一仍旧贯，未能突破，令人叹惜。

　　叶玉英的《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把重点放在古文字表音手段的探索上，这个选题是很有意义的。文章本着“声音是文字构成演变的枢纽”的精神去探寻古文字构形演变的规律。研究 “音随字变”和“字随音变”两个方面。“音随字变”关注古文字构形特点所体现出来的语音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字随音变”则反过来研究语音的变化对古文字构形的影响，如文字分化、变形音化、双声符字、音同或音近所致讹混、方言形成的形声字异体，等等。这些研究对丰富古文字构形理论皆有裨益。尤其作者广泛掌握了有关这些构形论题的最新成果以及古音最新成果，并在考论中予以运用。

　　文章关注语音的时空差别，对古文字材料数据注意区分时代和地域，这在其研究重点“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字学证据”、“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考”中皆有表现。精母来源这篇采用了郑张尚芳对精组古音的构拟，而她列举的大量字例反过来也证实了古音史上精母晚起的论断，这是一项新的成就。

　　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上，对文字分化、讹混、双声符字、变形音化、饰笔、类化等古文字构形上的变化及其原因，文章皆试图从声音的角度进行阐释，这也涉及上古音研究中疑难点如复辅音的类型、分化的年代等，作者也都在讨论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对利用古文字资料参与上古音研究中争议的问题讨论是有益的。

　　不过文字分化与音最最常见应是转注字，这是“六书”中常易被误解的一类。我在1981《上古音系表解》1984《上古音构拟小议》都曾指出：“转注”其实就是同字根变形的孳乳分化字（许慎‘建类一首’即指同字根），可以分三类分化方式，[1]改笔或增减笔（吏太千百丕少享阵茶甪皂），[2]加形（命含酒敬赐筆杵溢影凯峪），[3]加声（考鳳雞虺齿星釐夜荆必罔）。凡在原字根上加形加声而形成的次生“形声字”都实属转注。它们既是同字根分化字，其语音自然本同，所以跟本论题正相关，其字例文中也多有涉及，但未归于一类。而第3类尤其跟本题关系更深，很可进一步专题拓展。目前本文列入双声符字的如“虖静翊”等或可列之，而有说“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如“星齿夜釐荆”等还是归加声转注类为妥（像“釐”本为扑来（麦）之象，“里”明为后来加声）。语音成分添加的先后，对本文所强调关注的时代性正是有意义的。这一思路或可供作者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本文作者好学深思，在古文字的古音现象方面有些发现是有价值的，对我的古音研究也有一定左证意义，是以乐为小序。

 

郑张尚芳2009年8月于北京霞光里

 

 

目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价值及意义

　　一、选题目的

二、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第二节　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材料

二、研究方法

　第三节　百年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一、古文字构形理论的初步架构

二、古文字构形规律的全面探索

三、古文字构形学的确立与完善

第四节　近30年上古音研究综述

　一、上古音研究中尚存争议的问题

　二、上古音的分期分域研究

第二章　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字学证据

　　　一、材料说明及研究方法

　　　二、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字学证据

　　　三、中古精母字来源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第三章　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考

一、秦音中以母与影母的关系

二、以母与牙音见组的关系

三、认清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在古文字考释中的作用

第四章　论音随字转

　　　一、因误认声旁而改变读音

　　　二、受与之形近的另一个字的影响而读为其音

　　　三、因自身形体变化而造成的音变

　　　四、因误认两字为一字异体而混淆读音

第五章　论字随音变

　第一节　音是文字分化的枢纽

　第二节　语音与形声字声符的变化

　　一、语音演变与形声字声符的替换

　　二、战国时期方言与形声字异体

第六章　变形音化

第一节　变形音化是古文字构形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变形音化现象的研究概况

　　二、注重标音是变形音化现象的内在驱动力

　　三、变形音化的若干理论问题

　 第二节　变形音化举例

　　一、甲骨文字中的变形音化

二、西周金文中的变形音化

三、春秋战国文字中的变形音化

第七章　双声符字研究

　第一节　双声符字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关于双声符字概念的讨论与界定

二、双声符字产生的原因和必然性

三、双声符字的来源

　第二节　双声符字考

　　一、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

二、西周金文中的双声符字

三、春秋战国文字中的双声符字

引用书目简称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提要

　　全书分七章，以时空为线索，将语音和文字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的、动态的探索，并由一系列专题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上古音研究方面，有“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学证据”和“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考”两个专题。利用古文字资料证明了大多数中古精母字在上古并非就是精母字，而是有多种来源。它们主要来源于同部位的从母、心母、清母，还有一部分来源于以母、舌音及喉牙音。西周乃至战国文字中都没有精母字，精母字是在汉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的，历经东汉至魏晋南北朝，逐渐形成。秦音中以母与影母的关系特别突出，秦音的这一特点很可能是源自商代语音。以母和见系声母关系密切是殷周乃至战国时期雅言的语音特点之一，秦音作为华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也不例外；“论音随字转”这一专题是对一些由形体因素造成的音变现象进行考察，从而解释语音演变中的例外；“论字随音变”则旨在探讨语音在文字分化、形声字构成、讹混、饰笔等方面的作用；“变形音化”和“双声符字研究”两个专题既有理论上的升华，又有丰富的实例作支撑。这种框架结构既体现语音演变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又有利于问题的横向展开和纵向深入。重视声音对古文字构形的影响并作出全面而深入的探索是其研究特色之一；在上古音研究中利用古文字中的构形资料则是其特色之二。这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古文字构形理论，另一方面也解决了上古音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后记

　　五月，西校门内路上的木棉花又绽放了。因为没有树叶，高高的枝头上一朵朵红艳艳的木棉花就显得特别夺目。在这美丽的木棉花开的时节，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幸得到国学研究院的资助，终于有机会面世了。虽然拿出拙文心怀忐忑，但仍觉得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2006年6月，我在我的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终于草就。我没有写结语，因为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金矿，但只是刚刚进了洞口，里面还有无数宝贝等我去挖掘，也许用我的一生也完成不了这项工作。想到这一点，我就无比兴奋，我很高兴我有了一生的奋斗目标。”如今，三年过去了，我仍然无法写结语，因为我还徘徊在洞口。三年来，我唯一的长进就是做了一个决定——添列首都师范大学冯蒸先生门下做博士后，继续我的淘金工作。我很惭愧！只好厚着脸皮对所有关心我的师友们说“我还需要时间，我……”。

　　今天收到我的博士导师刘钊先生给拙作写的序。刘钊师在《序》中说：“如果假以时日，相信她会在古文字与音韵学之间找到最好的接口，沟通嫁接，探寻出新的学术之路，为传统的文字学和音韵学研究再立新功。”面对老师的鼓励和信任，我别无选择，我只能说：“老师，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前些天到福州，又见到了我的硕士导师林志强先生。志强师一直用他纯洁的学人之心和宽厚的为人之道引领着我。常常有人问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古文字学？为什么喜欢古文字学？我就骄傲地对他（她）说：“那是因为我的恩师林志强老师。他对古文字学的执着和热爱，深切地感染了我。”自从志强师领我走进古文字殿堂之后，我就一直把古文字学比作圣洁、高雅而又迷人的紫罗兰。那是我心中的紫罗兰，我心中的古文字学，我生命的源泉！

　　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冯蒸先生得知我的博士论文终于要出书的消息后真心地为我高兴。他一直很关心这件事。冯蒸师为人真挚善良，专心学术，音韵学的造诣精湛。每当我对上古音研究有畏难情绪的时候，冯蒸师总是用他的热情爽朗激励我，我的心里暖洋洋的。

　　郑张尚芳先生也是对我寄予热望的学者之一。2005年10月，郑张先生来厦大开会，我第一次有幸见到这位我景仰已久的学者。先生的大家风范、唯学至上的精神令我终身难忘。在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期间，郑张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我把关，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受益良多。2008年夏秋之际，我来到北京，到郑张先生家拜访，登门求教。先生总是一坐下来就跟我谈音韵学。在很多人看来非常枯燥的音韵学，郑张先生却能讲得娓娓动听。我听得入迷，每次都舍不得离去。离开北京之后，郑张先生还常常在电子邮件中为我答疑解惑。能得到先生的悉心指导，可谓三生有幸啊！

　　中山大学陈伟武先生、华东师范大学詹鄞鑫先生、台湾学者季旭升先生，还有厦门大学李无未先生、陈支平先生等前辈学者一直关注我的成长，在我攀登学术高峰的过程中，时常给我鼓励和帮助。我心感念之，没齿不忘！

　　在人生的道路上，良师益友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我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我不仅遇到这么多关心爱护我的师长，还有许多真诚的朋友。朋友们跟我一起分享人生的快乐和痛苦，为我的工作和学习减压，我感谢他们！

　　我的母亲是为我付出最多的人。我从小羸弱多病，耗费母亲无数的心血。成家之后，母亲一直为我操持家务，照顾孩子。1995年，我重新开始学习，从函授专科、自考本科，到考研、读硕、攻博，直到今天，母亲始终默默地为我承担了我作为女人应该承担的家庭义务，为我的学习和工作免去后顾之忧，使我能够一心问学。母亲用她无私的爱陪伴着我，我好幸福！

　　最后我还是要引用刘钊师给我的一句话“这本博士论文，正可以当作再攀高峰的第一级台阶”。恩师所言极是。拙文的出版，只是我对师友亲朋的一个暂时的交代，只是我走向学术道路的第一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心向往之，无怨无悔。

 

叶玉英

2009年7月6日深夜写于鼓浪屿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