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石楬所记“当圹”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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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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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的335号石楬记有“当圹一”三字。在唐宋金元文献中，墓内随葬的明器神煞即有“当圹”在列，而这些以天王俑及镇墓兽俑为代表的神煞实际还有更为古早的来源，其组合当可追溯至魏晋时期的武士俑与镇墓兽俑，故M1：335所记“当圹一”也应是指一件神煞类明器。这枚石楬为研究魏晋时期的墓葬明器神煞之源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曹魏墓；石楬；当圹；明器神煞

位于河南洛阳寇店镇万安山南麓的西朱村曹魏墓M1规模宏大，位置特殊，墓中出土石楬所记随葬之物亦不乏高等级服饰器用，表明墓主应是身份显贵的曹魏皇族，甚至可能就是魏明帝爱女平原懿公主及冥婚驸马甄黄。[1]这三百余枚石楬记录的随葬器物种类繁多，为考察研究魏晋时期的物质文化与丧葬礼俗提供了新的材料。其中，石楬M1：335所记“当圹一”（图1）即为以往出土汉晋丧葬类文献所未见。

图1  石楬M1：335及拓本

就石楬所记“当圹”，曹锦炎先生释曰：“圹，墓穴。《说文·土部》：‘圹，堑穴也。’段玉裁注：‘谓堑地为穴也，墓穴也。’‘当圹’，似指位于从墓道进入墓室即墓门处的一件屏障物。”[2]训“圹”为“墓穴”当然没有问题，但将“当圹”理解为墓门处的“屏障物”则稍显含糊，也缺少相应的佐证。

实际上，唐宋文献记录的随葬明器神煞中即有一种名曰“当圹”。《唐六典·将作都水监》谓甄官署“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已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马、偶人，其高各一尺”。[3]天宝四载（745年），官至“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又“进常山县开国伯”、“检校云韶使”的内侍苏思勗病薨，以礼安葬，其墓志云：“乃天锡玉帛，敕司太乐，设田横之歌，列当旷之器。”[4]“当旷”应即“当圹”。不过“田横之歌”泛指悲歌，那么“当旷（圹）之器”似应理解为明器神煞的统称或代指。另在葬于大顺元年（890年）的江西南昌熊氏墓中曾出土一件柏木人俑，背后墨书可见“神木盟当圹等，并随栢人觅食”等文字。[5]墓主熊十七娘未见封诰，当是富裕平民，可见“当圹”一类明器神煞应上下通用。五代、两宋皆承其制。如《五代会要·丧葬上》载后唐天成元年（926年）御史台奏言“凡明器等”，“当广（圹）、地轴、?驰马及执役人，高不得过一尺”。[6]《宋史·礼志》引《会要》言“勋戚大臣薨卒”，“入坟有当圹、当野、祖思、祖明、地轴、十二时神、志石、券石、铁券各一”，又谓后晋、后周一品礼葬有“当圹、当野、祖明、祖思、地轴、十二时神”等。[7]再如《宋会要》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葬昭宪杜太后于宣祖安陵，有“十二时神、当圹、当野、祖明、祖思、地轴各一”，后乾德二年（964年）改葬亦有“十二神、当圹、当野、祖明、祖思、地轴及留陵刻漏等”。[8]南宋《中兴礼书·凶礼二十一》载昭慈圣献皇后丧仪事，谓“今来攅宫内合用神杀等，欲乞指挥工部下所属制造”，其中也有“当圹神、当野神各一尊，各立高三尺。祖司神、祖明神、天关神、地轴神、仰观神、仰面神、伏聴神各一尊，各立高一尺二寸”。[9]约成书于金元时期的葬书《大汉原陵秘葬经》（下文简称《秘葬经》）之《盟器神煞篇》载“天子山陵用盟器神煞法”“亲王盟器神煞法”“公侯卿相盟器神煞法”与“大夫以下至庶人盟器神煞法”甚详，皆可见“当圹”等神煞名，如“天子山陵”用“天关二个，长四尺，安南北；地轴二个，长四尺，安东西界。（各似本相也。）仰观、伏听，长四尺三寸，安埏道中。祖司、祖明，长三尺，安后堂。……埏道口安当圹、当野二人，长三尺五寸”。[10]

徐苹芳先生曾结合《秘葬经》的内容对唐宋时期的明器神煞用法加以论述，并指出：“根据文献记载，与此相类的明器，时代愈晚愈有增加。”如五代北宋增“祖思”，金元时又加“天关”等等。[11]尽管程义先生认为“根据稍晚的文献，如《宋史》《大汉原陵秘葬经》等的记载，这一套神怪俑的组合为‘当圹、当野、祖思、祖明、天关、地轴’”，又由于海康元墓中的“地轴”线刻图像为双首龙形，并不似蹲兽，故怀疑《唐六典》“当圹、当野、祖明、地轴”的记录可能存在文字上的讹脱，“祖明”应同“祖思”配为一组。[12]但唐人杜佑所编《通典·礼四六·沿革四六·凶礼八·丧制四》引《大唐元陵仪注》谓百官明器制度“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野、祖明、地轴、?马、偶人，其高各一尺”。[13]王去非先生指出《通典》“当野”前缺“当圹”二字“当是本于六典而有所脱误”[14]，则《唐六典》所载确应有“地轴”而无“祖思”。另外，《秘葬经》说墓中置“天关二个”与“地轴二个”，也与前揭宋代文献中未提及“天关”且“地轴”仅有一件的配置不同。是以各书所记神煞的差异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之相应的是各地唐宋墓葬中明器神煞的样式、数量与组合形式等也并不统一。就唐代而言，双人首而身似龙蛇的神煞“地轴”在中原两京唐墓中就少有发现。[15]还有墓中某类神煞并未见于文献记载，如唐墓中已可见“仰观”“伏听”俑，[16]但传世唐代文献皆未有此类称名；又如巩义第二造纸厂唐墓M1出土的一件呈伏地吞噬状的神煞俑腹内有墨书“地吞”二字，此式神煞文献亦未见载。[17]这些差异显然应与文献及墓葬的时代、地域、等级、信仰、流派及保存情况等密切相关。

从唐宋金元时期明器神煞组合的复杂性及文献记载逐步丰富的情况看，墓内安放神煞俑应当还有更早的来源。如“祖明”就还是汉代“大傩”的“十二兽（神）”之一的称名。《续汉书·礼仪志》谓“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有“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十二兽”中即有“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18]又依《周礼·夏官司马》所载，方相氏不仅“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还于“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是为大丧队列之“先导”。[19]方良即罔两（魍魉），乃山川木石之精怪，方相氏“入圹”而“驱方良”，正有镇墓驱邪的性质。而有关“当圹”，杨宽先生在1946年发表的文章中也已谈到：

……我个人认为后世所谓的“当圹”，或许也出于“魌头”一名的分化。《太平御览》引《风俗通》又说：“或谓魌头为触圹，殊方语也。”“触圹”和“当圹”怕即是一名之变。何以见得呢？因为据文献上看来，和“当圹”同类的有“祖明”之类，而“祖明”等十二兽在“傩”的仪式中本来是“方相”、“魌头”的随从。在唐墓的明器群中“祖明”之类依然是“当圹”的同类，那“当圹”就有和“魌头”二名一实的可能。大概古人一方面在丧葬的行列和仪式中，用“魌头”来保护死者，同时还有木制或瓦质的“当圹”、“祖明”之类明器埋入墓中，同样是来保护死者的。^[20]

尽管“触圹”和“当圹”的关系不易说清，“魌头”又或有别称“温明”的可能，[21]但在出殡送葬时以“方相”“魌头”等开路辟邪的做法确应源自原始的巫傩祭祀习俗，并一直延续至近代。[22]既然墓中神煞“祖明”可能来自“大傩”神兽，那么墓室内放置明器神煞的做法也可能同样源于“大傩”一类原始的驱疫除祟活动，或至少与之有着相同的信仰起源。另外，后世与“当圹”同列的“一身两头”之“地轴”也已见于高句丽广开土王永乐十八年（408年）的朝鲜德兴里壁画墓祥瑞图像，该墓墓主镇本为长乐郡（今河北中部）人，曾任辽东太守、幽州刺史等职，后逃往高句丽，墓内壁画中的仙灵祥瑞仍多与汉地类似，故推测东晋后期北方地区信仰中当已有名为“地轴”的神煞。[23]由此可见，神煞“当圹”的来源也应当同样古早，传世先唐文献虽未见“当圹”之名，但西朱村石楬M1：335所记仍极有可能就是指墓中所置的一件神煞类明器。

同时，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于墓中安放人形或兽形神煞俑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传统，墓葬中的出土实物也可佐证以上推断。唐宋“当圹”的具体形貌虽未见于文献描述，然王去非先生早就推测“当圹、当野”即是唐墓中置于墓门内或甬道处的一双“天王俑”。[24]徐苹芳先生据《秘葬经》所载及“天王俑”所处位置赞同其说，还补充了《太平广记》引《广异记》的一则志怪故事：颍阳蔡四偶然结交了名为“王大”的鬼怪，后因蔡家人扰乱了其举办的斋会，“其王大者，与徒侣十余人北行。蔡氏随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没，记其所而还。明与家人往视之，是一废墓，中有盟器数十，当圹者最大，额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认为可证“当圹”应是人形。[25]巩义康店砖厂唐墓及黄志村南岭唐墓出土的兽面镇墓兽背有墨书“祖明”[26]，也从侧面支持王、徐二位先生的看法。一如“蔡四”故事所述，唐代的神煞类明器相对其他明器俑普遍尺寸较大，而墓中放置一双高大武士俑与镇墓兽俑的做法其实在北朝就已较为多见，武士俑也多还是尚未佛教天王化的北朝武人形象；镇墓兽俑在北魏平城时代已出现兽面、人面之别，关中长安地区墓葬中的两件镇墓兽俑起先多呈兽面，至洛阳时代也变为一兽面、一人面，隋唐一统后的神煞明器式样与组合即深受此影响。[27]镇墓兽俑分兽面、人面或与北朝时期的胡汉交融及佛教兴盛不无关系，而镇墓兽俑与武士俑的出现实则还可往前追溯至距曹魏更近的西晋。其时这两类神煞俑主要出现于北方地区墓葬中，镇墓兽俑未见有人面者，仅在项背额前具多枚“尖角”，武士俑则有着铠与否之分。组合上，或仅见镇墓兽俑，如洛阳华山路西晋墓CM2348（图2:1）、[28]巩义木材公司西晋墓GM1（图2:2）[29]等；或仅有武士俑，如洛阳东郊魏晋墓M178、[30]新安西晋墓C12M262（图2:3）、[31]厚载门街西晋墓CM3033（图2:4）[32]等；又或镇墓兽俑、武士俑同出，如洛阳谷水晋墓M4、[33]洛阳偃师西晋墓M34（图2:5）、[34]洛阳市西晋墓BM123[35]等出土二者各一件，郑州上街西晋墓M3[36]等出土二者各两件，邹城西晋刘宝墓[37]出土武士俑三件、镇墓兽俑两件（图2:6），组合上似呈现出尚未完全固定而略有变化的“初始”状态。[38]另据现有材料来看，东汉墓葬的镇墓神煞仍多为“独角兽”俑和吐舌、操蛇镇墓俑，多角镇墓兽俑及武士形象镇墓俑的组合自西晋方逐步固定流行，并为后世承继，从而走向繁盛。[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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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政权享国日短，有明确纪年或保存较好的墓葬材料十分有限，神煞类明器更是鲜有发现。也正因如此，不少魏晋墓的断代实际还较为模糊，如前举新安C12M262、洛阳东郊M178等即兼具魏、晋墓葬特点，被视作曹魏晚期向西晋早期的过渡形态。而西晋墓中的多角镇墓兽形象又还应继承自东汉常见的独角镇墓兽，[40]汉墓画像石及壁画中也常见独角镇墓兽的形象，但类似魏晋时期的多角镇墓兽在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中也已出现，如徐州拉犁山汉墓、徐州新沂瓦窑汉墓后室北壁及莒县沈刘庄汉墓立柱画像石所见（图3），是以汉末曹魏亦应是镇墓兽俑出现演变的重要时期，明器神煞的变革当已有先声。是故以“当圹”为首的明器神煞信仰与组合形式至迟在汉末魏晋之际应已出现。同时，西朱村M1石楬还记有“白布黻翣二”（M1∶86）这类棺饰，[41]可知石楬的记录包含各类丧仪用具在内，“当圹”指称明器神煞自然也不显突兀。

综上，石楬M1：335所记“当圹一”应是指一件神煞俑。与唐宋墓葬所见及《秘葬经》载埏道口置“当圹、当野”类似，西晋墓中的镇墓兽与武士俑也多位于墓室入口及附近，因此西朱村M1的镇墓神煞“当圹”原先也应当放置于近墓门处。而若唐宋“天王俑”确即“当圹、当野”，那么石楬所记“当圹”似亦应即武士俑，早期魏晋墓中仅随葬武士俑的情况似也较为多见。[42]不过由于西朱村M1现存石楬未见其他神煞名，墓中也未出土相关实物，加之有关神煞称名与形象对应的情况其实还较为复杂，[43]再考虑到独角镇墓兽已见于东汉墓葬，一些魏晋墓中也仅见镇墓兽俑而无武士俑，则曹魏时期的“当圹”或许也不排除是镇墓兽的可能。

另外，有关“当圹”“当野”称名的含义，王强先生怀疑“二神名称中的‘当’也应理解为执掌、主管，圹为墓穴，野指墓葬所在的郊外之地。‘当圹、当野’掌管整个墓葬，较之其他镇墓神物地位要高，所以各种文献在列举明器时总是把他们排在首位”。[44]但无论西晋北朝武士俑还是唐宋天王俑，大多怒目圆瞪，神情威严，一些天王俑还将鬼怪等邪物踏于足下；汉晋镇墓兽亦摆出进攻或防御的姿势，低头抵触，尖角朝前，北朝至唐宋时期的镇墓兽俑也多样貌凶恶狰狞，盛唐时还出现张牙舞爪及攫取蛇虺的造型。将这些神煞置于墓门近处，当仍多具恐吓与震慑意味。是以“当”应取其“阻挡、把守”及“抵御、抵抗”义，“当圹”“当野”更宜被视作祛除地下邪祟以保护陵墓及墓主的护卫神煞。[45]《三国志·吴书五·孙和何姬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会（张）夫人死，（孙）晧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46]即点明柏木人俑的护卫属性。

魏晋墓中的镇墓兽俑与武士俑组合实为唐宋明器神煞之滥觞，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石楬335记录的“当圹一”则是这一神煞明器较早的文献记录，作为魏晋丧葬文化的珍贵资料，对重新审视古代丧葬仪式、礼俗信仰、神煞体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拙文初稿为笔者博士论文附录的一部分，于2022年5月完成答辩。近日得见孙涛先生文《河南曹魏大墓出土石楬名物校释八则》（臧克和主编《中国文字研究》第38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14—118页），其中对西朱村M1石楬335 “当圹一”的考释意见与本文观点大体一致，但具体论证与结论细节仍有所不同，可参看。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4年1月15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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