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來年的古文字學鳥瞰

陳劍

引言

“古文字”是通行的習慣提法，本文所及就是“古漢字”。“古文字”與“古文字學”，都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古文字”僅指“先秦的古漢字”（且不包括小篆），“廣義的古文字”則將秦漢時代的篆文與漢初古隸（時代大致在漢武帝之前）也一併包入。狹義的“古文字學”主要研究古漢字的文字系統本身（自然也包括文字所記録的詞彙），與之相對的即“普通文字學”或“一般文字學”。廣義的“古文字學”則還包括對文字所記載内容及其載體等的研究，涉及語言學、文獻學、歷史學和考古學等多個領域，具有“交叉學科”性質。

按一般傳統的分法，古文字學有以下幾大分支領域：甲骨學、青銅器與銘文研究（或稱“金文學”）、戰國文字研究、簡帛學。所謂“簡帛學”是近幾十年來隨着出土簡帛材料的大量增多才逐漸獨立出來的；實際上，就其所使用“文字系統”而言，戰國簡帛與秦漢簡帛實大爲不同（漢初一般簡帛古書文字與西北屯戍漢簡文字亦大有不同），其研究也是各自相對比較獨立的。主要着眼於文字系統本身來講，又可將古文字學分爲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戰國文字研究、秦與漢初文字研究幾大領域。從上述相關命名，已經可看出其中各種“交叉之處”。一般而言，“甲骨學”可涵蓋“甲骨文研究”，“青銅器與銘文研究”可涵蓋金文研究、戰國文字中之“兵器銘文”研究，“簡帛學”可涵蓋戰國簡帛研究（也是戰國文字研究的主體）、“秦與漢初文字研究”中的秦漢簡帛研究。同時，秦文字相對比較獨立，所謂“戰國文字研究”，往往又僅係指戰國時代東方六國文字的研究；與之相對，研究者將西土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和秦代文字統稱爲“秦系文字”，作爲一個獨立的研究分支。漢初古隸與秦文字一脈相承，亦已被附帶納入古文字研究，合起來即上文所述“秦與漢初文字研究”。

本文所謂“近二十來年”，大致亦即“從新世紀以來”。一方面，這略可與裘錫圭和陳劍舊所論相接續；[1]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者，即大致以1998年春郭店簡的刊布爲界，到2000年左右上博簡開始零星披露重要材料（2001年出版第一冊），學界逐步掀起戰國竹書研究的熱潮，由此上溯並大大改變了早期古文字釋讀的面貌，從此可以説古文字學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總的來看，近二十來年的古文字學蓬勃發展，知識更新速度極快，其面貌可謂“日新月異”。各分支領域，以楚簡研究最爲熱門，並帶動了戰國文字其他領域的研究，變化最爲劇烈；甲骨學面貌日新，是同樣進展最大最快的。其餘領域，亦多有發展。下面抓住幾個特點略作概述。

一、被“推着前進”的古文字學

跟其他學科不大一樣的是，談古文字學的發展，除了學科內在的邏輯，不能不特別強調其“外在驅動力”。其中最重要者，就是大量新出材料的推動。大家喜歡用“井噴式”來形容近幾十年來古文字新材料的“涌現”，洵非過言。前引裘錫圭和陳劍文曾謂：“幾乎可以説，建國以後的古文字研究是由考古工作推着前進的。”後來形勢有所不同，除了考古發掘出土者外，還有大量重要新材料是盜掘或私掘流散再被搶救回來的。我們把“考古工作”一語換爲籠統的“新出材料”，這話同樣合適。

先説最爲顯著者，即以楚地出土戰國竹書爲代表的戰國文字研究。

以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簡》的出版爲界，隨後大宗資料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已出至第九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已出至第拾叁冊，中西書局2023）、《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已出至第二輯，中西書局2022）。這些新材料，無不甫一公布迅即掀起研究熱潮，並吸引了大批主要從事歷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文學史研究的學者投入。

“識字”“釋字”，是古文字學的基礎，新出戰國竹書對此起到了關鍵作用，成爲近二十多年來古文字釋讀的最大“增長點”和“動力”。之前的戰國文字研究，對構形變化的討論成果最爲豐富，相關認識可以説已經非常透徹深入。但由於舊有材料多係璽印封泥、陶文貨幣等不連成完整文句者，其文字釋讀往往難以從辭例得到檢驗；連成文的簡冊又多爲卜筮祭禱記録、遣冊和法律文書，性質亦與一般古書不同，其中多專名和程式化的套語。以上因素，皆大大限制了戰國文字釋讀的進步。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和安大簡等都是一般意義的古書典籍，既具有“成文”、能夠依靠語言環境決定或至少可大致推定有關文字音義的優勢，又具有可以跟豐富的傳世古書相“對讀”的優勢（一些竹書篇章本身還有不同本可以對讀）。因此，很多舊有戰國文字中的疑難字，一旦出現在明確語境中，或者一經“對讀”，自然也就認識了；有些字形來源不明的，或還需上溯才能解決，又爲考釋更早的古文字提供了“定點”與“鑰匙”，由此解決了舊有殷墟甲骨文與商周金文中的不少疑難字詞釋讀問題。再有，這些陸續公布的新材料，又還在不斷起到檢驗、修正已有古文字釋讀成果的作用。因此，研究者公認，從郭店簡開始，古文字學進入了一個“大規模釋字/識字”的時代。

竹書之外，戰國文字新資料最爲顯著者，是數量巨大的民間收藏璽印，和新出陶文。前者見於多種各家收藏所出譜録，難以一一列舉。較爲集中的著録見吳硯君《盛世璽印録（修訂本）》（西泠印社出版社2021）、《盛世璽印録·續一》（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至《續四》（書法出版社2020），又集其鈐本爲蕭玄成主編《盛世璽印録鈐本集》（西泠印社2022）。新出陶文，主要見於山東新泰、沂水和臨淄等地（參看第三部分）。

殷墟甲骨文，考古發掘出土的重要新材料有兩批完整刊布，即《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和《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雲南人民出版社2012）。前者是首次集中出土的成批子卜辭材料，一度成爲甲骨研究最爲熱門的領域。此外見於民間收藏者亦不乏新的重要資料，主要著録於段振美等《殷墟甲骨輯佚——安陽民間藏甲骨》（文物出版社2008）、宋鎮豪等《殷墟甲骨拾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西周甲骨也有新的重要發現，即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出土甲骨，已有部分發表。另附帶一提，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2）收有高清彩照，較舊有著録質量大大提高，亦未必不可視爲某種意義上的西周甲骨新材料。

有銘青銅器的重要發現，如《殷墟新出土青銅器》（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陝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逑盤、四十二年逑鼎、四十三年逑鼎等）、扶風五郡西村西周青銅器窖藏（五年琱生尊等），零星出現的西周重器如豳公盨、魯叔四器等等。新出見於公私收藏者，如保利藝術博物館《保利藏金（續）》（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劉雨和汪濤《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録》（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蕭春源《珍秦齋藏金：秦銅器篇》（澳門基金會2006）、《珍秦齋藏金·吳越三晉篇》（澳門基金會2008），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宛鵬飛《飛諾藏金 春秋戰國篇》（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等等。

此外最重要的，是各諸侯方國遺址、墓地所出有銘青銅器。其中重要者如，山西曲沃天馬-曲村晉侯墓地出土銅器銘文（《天馬-曲村1980—1989》，科學出版社2000），從西周早期到春秋中晚期的曾國墓地所出銅器銘文（《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又隨州文峰塔、棗樹林墓地等，材料還在陸續發表），徹底揭開了所謂“曾隨之謎”，使得不見於古書記載的曾國歷史逐漸清晰。又如，山東棗莊市東江村小邾國墓地出土及追繳銅器銘文（《小邾國遺珍》，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銅器銘文（《平頂山應國墓地》，大象出版社2012），湖北隨州羊子山、河南南陽夏餉鋪墓地出土噩國銅器銘文（《漢淮傳奇：噩國青銅器精粹》，上海博物館2021），山西梁帶村芮國墓地出土銅器銘文（《梁帶村芮國墓地：二〇〇七年度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0；《金玉華年——陝西韓城出土周代芮國文物珍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翼城大河口霸國墓地出土銅器銘文（《霸金集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绛縣橫水倗國墓地出土銅器銘文（《倗金集萃：山西绛縣橫水西周墓地出土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等等。

秦與漢初文字，在舊有秦漢簡帛之外，更是有大批新發現。已經完整公布的有《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天水放馬灘秦簡》（中華書局2009；紅外掃描圖片見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柒）》（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2022）、《北京大學藏秦簡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虎溪山漢簡（《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20）、《天回醫簡》（文物出版社2022）、《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文物出版社2022）；尚在陸續公布中的如《里耶秦簡（壹）》（文物出版社2012）、《貳》（文物出版社2017），《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和《壹》、《叁》至《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014），等等。此外還有大量新見秦印、秦封泥（參後文）。

以上新材料，一方面令研究者獲得新知、幫助解決舊有問題，一方面自然也帶來大量新問題的研究。

新的技術手段，也起了很大“推着前進”的作用。就材料整理而言，如簡牘修復與保護手段的進步，紅外照相或掃描還有銅器X光透視以獲得高清影像資料，高清印刷技術的廣泛采用等等，不但大大提高了相關材料刊布的質量，還使得一些新的研究課題成爲可能，如研究印文、字迹乃至文字的筆畫關係與書寫順序，甲骨刻寫、鑽鑿的細節等等。就研究者個人而言，隨着大量資料電子化、獲取與查檢更爲方便，電腦字符集越來越大、圖像處理能力越來越強，互聯網資源日益豐富，等等，都使得研究越來越便捷高效。後引裘錫圭先生所指出古文字學“電腦化程度過低”的問題，現在已經大爲改觀。

總之，近二十來年古文字研究取得了大量新成果，目前整個古文字學的水準、學界對古文字認識的整體，相較於以前確實是大大提高了。但這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材料本身，主要還是受惠於新材料加上科技進步之賜。作爲研究者個人，我們恐怕很難説自己的研究能力比起前人來有了多大提高。

二、材料整理的全面深入與工具的完善便捷

對古文字原始材料的整理，既是所有研究的基礎，同時本身又即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工具”，既包括傳統的各類紙質工具書，在今天新形勢下，如上所述，還包括各種電子化手段。

裘錫圭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曾指出：

目前，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存在着新資料的發布不及時、資料著録總集和工具書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理論性總結工作做得不夠以及電腦化程度過低等問題。古文字學似乎受了它所研究的對象的古老性的影響，跟其他學科相比，顯得有些落伍。研究者往往費力多而收穫少。

並針對“推動古文字學發展的當務之急”呼籲：

爲了推動古文字學更快更好地發展，古文字研究者當前必須以主要力量投入的首要任務，就是編出高質量的各種資料總集和工具書，提供盡可能完整的各種古文字資料，全面反映古文字研究已達到的水平，以適應研究工作及其電腦化的需要。[2]

值得欣慰的是，二十多年過去後，現在情況比起當初所述，已經有了很大改觀。

在有關發掘或收藏單位自身的重視與努力、學界以不同方式推動與協同合作等因素共同影響下，新材料的發布速度已經大大提高。如清華簡在2008年入藏後，從2010年開始至今，即穩定以保持每年一輯的速度出版整理本，這在以前可以説是難以想象的。同時，又有大量字編、引得、集釋等性質的工具書編纂出版，基本已涵蓋了古文字資料的各個時段與門類，可以大致滿足研究者多方面的需求。下面略爲列舉出一些重要常用者。

通貫類的文字編，有高明和涂白奎《古文字類編（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黃德寬主編、徐在國副主編的“古漢字字形表系列”，計有夏大兆《商代文字字形表》、江學旺《西周文字字形表》、吳國昇《春秋文字字形表》、徐在國等《戰國文字字形表》和單曉偉《秦文字字形表》（以上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諸書合在一起，亦即可作爲較新的貫通全貌的古文字編。

與上述相聯繫者，通貫的字源研究著作，有季旭昇《説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吸收學界新説較多，多次修訂再版，影響較大。李學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收字最全。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2007），收字亦多，且於用例皆有解釋。張亞初《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證》（中華書局2014）亦頗可參，惜僅完成前四卷。另網絡數據庫有香港中文大學“漢語多功能字庫”（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頗能吸收學界新知，甚具參考價值。

通假材料的匯集，如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中華書局2008），白於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及其不斷增補修訂而成的《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匯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另有如劉信芳《楚簡帛通假彙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徐俊剛《非簡帛類戰國文字通假材料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亦可參。

下面來看古文字學各個分支領域的情況（敘述免不了或會略有交叉）。

殷墟甲骨研究，其材料問題最爲複雜，有關成果也最多。

對舊有材料的重新整理，重要者如《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甲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史語所購藏甲骨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9）、《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俄羅斯國立愛米塔什博物館藏殷墟甲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復旦大學藏甲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安陽博物館藏甲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吉林大學藏甲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河南藏甲骨集成·開封博物館卷》（河南美術出版社2021）、《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馬衡卷》、《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謝伯殳卷》（中華書局，2022），等等。諸書大多采用正背面彩照（有的還多面彩照）、拓本、摹本三位一體的著録辦法，更爲全面科學。舊拓片的著録，重要者如郭若愚《殷契拾掇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藏甲骨文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等。以上諸書，其中皆不乏以前未刊布的重要材料。

專門的綴合問題，新出諸家綴合匯集成書者如，蔡哲茂《甲骨綴合續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甲骨綴合三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22），另蔡哲茂《甲骨綴合彙編（圖版篇）》（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甲骨綴合彙編（釋文與考釋）》（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是對學界舊有綴合成果（除已收入《甲骨文合集》與《甲骨文合集補編》者）的彙集。又林宏明《醉古集：甲骨的綴合與研究》（臺北萬卷樓2011）、《契合集》（臺北萬卷樓2013），張宇衛《綴興集——甲骨綴合與校釋》（臺北萬卷樓2020），黃天樹主編《甲骨拼合集》（學苑出版社2010）至《甲骨拼合五集》（學苑出版社2019）。後者每本均附有“甲骨新綴號碼表”，其中《五集》所附“2004年～2017年甲骨新綴號碼表”最新最全。近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製成“綴玉聯珠：甲骨綴合信息庫”（見中心網站，http://www.fdgwz.org.cn/ZhuiHeLab/Home），最便使用。

專題性質或某批材料的彙編，有蔣玉斌《殷商子卜辭合集》（學苑出版社2020）、張惟捷和蔡哲茂《殷虛文字丙編摹釋新編》（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7）。最新最重要的“集大成”性質的材料彙編著作，是黃天樹主編《甲骨文摹本大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

釋文分片查考的工具書，在各書原有釋文及早出之《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外，新出有曹錦炎和沈建華《甲骨文校釋總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陳年福《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綫裝書局2010）。各片卜辭所屬類組的查考，可參考楊郁彥《甲骨文合集分組分類總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以及新近出版的彭裕商主編《殷墟甲骨文分類與系聯整理研究》（四川辭書出版社2023）。

類纂亦即單字辭條查考者，《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之後，收材料最全的是陳年福《殷墟甲骨文辭類編》（四川辭書出版社2021）；專門針對新出材料編纂者，花東卜辭有兩種，即齊航福和章秀霞《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刻辭類纂》（綫裝書局2011）、洪颺等《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類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另如李霜潔《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刻辭類纂》（中華書局2017）、《〈甲骨文合集補編〉類纂及相關問題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

以上兩方面內容的查考，與下述網絡數據庫相配合使用，頗可互補。即香港中文大學“漢達文庫”（https://www.chant.org/）、安陽師範學院甲骨文信息處理重點實驗室“殷契文淵”（http://jgw.aynu.edu.cn/ajaxpage/home2.0/index.html）。

查考字形的工具書，主要有李宗焜《甲骨文字編》（中華書局2012）、劉釗等《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另沈建华和曹錦炎《甲骨文字形表（增訂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韓江蘇和石福金《殷墟甲骨文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陳年福《甲骨文字新編》（綫裝書局2017）、王蘊智《甲骨文可釋字形總表》（河南美術出版社2017）、前述《商代文字字形表》等，亦可參考。針對某一批材料的，有如姜巧巧《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文字編》（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朱添《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字編》（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7）、郭仕超《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文字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等。

文字集釋類者，如何景成《甲骨文字詁林補編》（中華書局2017），接續《甲骨文字詁林》。研究文獻彙編類的工具書，有宋鎮豪和段志洪主編《甲骨文獻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集中收録舊著録釋文考釋（個別有圖版）和單篇研究論文；《甲骨文研究資料彙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專門匯集了甲骨文發現早期出版的五十部稀見舊著録。

下面來看金文。

材料總集類者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2007），在修訂舊版基礎上，新附有釋文。此書之外新出者，也不斷被彙編，如劉雨和盧岩《近出殷周金文集録》（中華書局2002）、劉雨和嚴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録二編》（中華書局2010），陳昭容等《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收録資料最新最全、最便使用者，則是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與《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與之相配套的單機軟件爲吳鎮烽《金文通鑒》，比起紙質版來，其所收彩照效果更佳，同時還在保持隨時更新。

其他或按出土地收録編排者，如山東省博物館編《山東金文集成》（齊魯書社2007），劉彬徽和劉長武《楚系金文彙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陳青榮和趙縕《海岱古族古國吉金文集》（齊魯書社2011），孫合肥《安徽商周金文彙編》（安徽大學出版社2016），張振謙《齊系金文集成》（學苑出版社2018），蘇影《山東出土金文合纂》（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9），等等。

另有不少主要按考古學方式著録銅器及其銘文者，頗能提供不少銘文高清彩照，對於文字研究也很有幫助。如曹瑋《周原出土青銅器》（巴蜀書社2005），張天恩主編《陝西金文集成》（三秦出版社2016），徐天進和段德新主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科學出版社、龍門書局2018），另如收録山西出土青銅器的《山右吉金》系列、《山西珍貴文物檔案》系列，以及衆多博物館藏品介紹、圖録性質的書籍等等，不再一一列舉。

文字編，主要有董蓮池《新金文編》（作家出版社2011）、陳斯鵬等《新見金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專爲殷商金文編的，有畢秀潔《商代金文全編》（作家出版社2012）、嚴志斌《商金文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兩種。另如王心怡《商周圖形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7）、張俊成《西周金文字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吳國昇《春秋金文全編》（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劉秋瑞《宋人著録商周青銅器銘文文字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等。另前舉《西周文字字形表》和《春秋文字字形表》，合起來亦可大致看作即西周春秋金文字編。

釋文引得類工具書，有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華書局2001）、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編《金文引得》（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2002）、張桂光主編《商周金文辭類纂》（中華書局2014）。諸書現已頗可爲前述《金文通鑒》所取代。研究文獻彙編類，有劉慶柱和段志洪主編《金文文獻集成》（香港明石文化國際出版2004）。

下面來看戰國文字。

楚地出土竹簡，除前述清華簡等大宗獨立材料之外，其餘部分也多有合集或重新整理。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收録上博簡面世之前湖北、河南和湖南出土簡冊共十四種的釋文注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已出版五冊，即《（一）·郭店楚墓竹書》（文物出版社2011）、《（二）·葛陵楚墓竹簡、長臺關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13）、《（三）·曾侯乙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19）、《（四）·望山楚墓竹簡、曹家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19）、《（五）·九店楚墓竹書》（文物出版社2021），多新拍有紅外照片。此外，李零《子彈庫帛書》（文物出版社2017）最完整地新公布了現藏於美國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子彈庫楚帛書材料及其整理研究。

璽印、封泥和陶文的新出著録甚多，僅略舉集中收録較全者。如胡長春《戰國璽印（分域音序）》（人民出版社2020），任红雨《中國封泥大系》（西泠印社2018）、孫慰祖主編《中國古代封泥全集》（吉林美術出版社2022），王恩田《陶文圖録》（齊魯書社2006）、徐在國《新出齊陶文圖録》（學苑出版社2015）、徐在國《新出古陶文圖録》（安徽大學出版社2018）、成穎春《齊陶文集成》（齊魯書社2019）。

文字編，涵蓋全面的有湯餘惠等《戰國文字編（修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現在看來已不敷使用，前舉《戰國文字字形表》可略爲彌補。因戰國文字的總量太大，且還在不斷劇烈遞增中，故短期內似難以亦不必急於再編製全面的文字編，而可據下述各類字編加以匯總。

按材料編著的，簡帛類舊有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修訂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另各批材料如曾侯乙墓竹簡、包山楚簡、望山楚簡、新蔡葛陵楚簡、郭店楚簡、上博竹書等，皆已有文字編，有的還不只一種，不再一一列舉。清華簡首開每冊即後附“字形表”之體例（後來安大簡亦已采此），又很快分別結集爲《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中西書局2014）及其修訂本（中西書局2020）、《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陸）文字編》（中西書局2017）、《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玖）文字編》（中西書局2020）。

其他門類材料的文字編如，吳良寶《先秦貨幣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王恩田《陶文字典》（齊魯書社2007）、曹錦炎和吳毅強《鳥蟲書字彙》（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張道升《侯馬盟書文字編》（黃山書社2017）、徐在國《新出古陶文文字編》（安徽大學出版社2021），等等。另前舉胡長春《戰國璽印（分域音序）》後附有逐字“索引表”，可略兼作“古璽印文編”。白於藍等《先秦璽印陶文貨幣石玉文字彙纂》（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於集中查考戰國簡帛金文之外的各類文字較爲方便。

分區系的文字編，如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孫剛《齊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張振謙《齊魯文字編》（學苑出版社2014）、湯志彪《三晉文字編》（作家出版社2013）、孫啟燦《曾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張振謙《燕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23）等。合起來看，秦文字（見後）之外的東方六國各區系文字，都有了各自的文字編。此外，傳抄古文有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綫裝書局2006）、劉建民《傳抄古文新編字編》（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等。

引得類如張顯成主編《楚簡帛逐字索引（附原文及校釋）》（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集釋類者，涵蓋全面的有曾憲通和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中華書局2018、2019）。分類或分批編纂，或詞典性質者如，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科學出版社2011）、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蔡麗利《新蔡葛陵楚墓卜筮簡集釋》（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9）、徐在國《楚帛書詁林》（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賴怡璇《戰國楚簡詞典（文書卷）》（臺北萬卷樓2022），等等。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有大量碩博士學位論文，往往在各批楚簡材料公布不久即及時跟進，編製文字編、作集釋等，爲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此難以一一列舉，前已或擇要指出。

秦系文字，材料彙編與重新整理方面，最重要者是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及其《釋文修訂本》（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不少重拍有紅外照片。此外如袁仲一和劉鈺《秦陶文新編》（文物出版社2009），劉瑞《秦封泥集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秦封泥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等等。文字編如，總的有王輝等《秦文字編》（中華書局2015）；分材料編著的如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蔣偉男《里耶秦簡文字編》（學苑出版社2018），陳松長等《嶽麓书院藏秦簡（壹—叁）文字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嶽麓书院藏秦簡（肆—柒）文字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23），趙平安等《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中西書局2019）、許雄志《秦印文字彙編（增訂本）》（河南美術出版社2021）。引得類如，張顯成主編《秦簡逐字索引（附原文及校釋）增訂本》（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

最後，多個單位或個人開發有多種數據庫或檢索軟件，或是流傳於研究者中間，或是置於網絡（前已略有舉例），使得大家從各方面收集材料更爲便捷高效。另還有多個學術網站、論壇討論區，可以令有關新觀點迅速廣爲流傳。總之，當今古文字學在數字化、電腦化方面的進步，可以説已經走在了學界前列，跟“它所研究的對象的古老性”（前引裘錫圭先生語）比起來，正好形成了極大反差。

三、研究的細化與精密

跟材料整理的全面深入和工具的完善便捷相伴隨、緊密聯繫的，是各方面的研究越來越細化精密。如前述戰國分國別區系的文字編，本身就是各區系文字研究的成果，也是研究細化的表現。

對戰國竹書材料的整理，大家注意到的問題越來越多。在拼合、編聯與分篇日益得到全面重視的同時，又更注意到簡背劃痕/畫綫，印文乃至污痕及其所反映出的竹簡間關係，抄手字迹乃至文字的筆畫關係與書寫順序的研究，竹簡的分篇分卷及其編聯關係，等等。這些方面研究的專門論著如，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迹研究：以上博簡爲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賈連翔《戰國竹書形制及相關問題研究——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爲中心》（中西書局2015）、程鵬萬《簡牘帛書格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等等。

殷墟甲骨文研究，各類組卜辭皆已有專門論著加以整理討論。按字迹對類組及其小類劃分得越來越細，對其間關係的認識也更加明晰。如張世超《殷墟甲骨字迹研究——𠂤組卜辭篇》（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蔣玉斌《𠂤組甲骨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門藝《殷墟黃組甲骨刻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崎川隆《賓組甲骨文分類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王建軍《賓組卜辭研究·分類卷》（科學出版社2019），劉風華《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整理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劉義峰《無名組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金盾出版社2014）、馬智忠《殷墟無名類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馬尚《出類甲骨分類斷代新探》（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張昂《何類甲骨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3），等等。專門從類組角度討論文字差異的，如王子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中西書局2013）。

按甲骨刻辭性質作專門整理研究的，如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常耀華《殷墟甲骨非王卜辭研究》（綫裝書局2006）、楊軍會《殷墟子卜辭的整理及文字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綫裝書局2009）、《殷墟甲骨文五種外記事刻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按出土地或收藏單位作集中整理研究的，如林宏明《小屯南地甲骨研究》（臺灣政治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魏慈德《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研究》（臺灣古籍出版社2006）、孫亞冰《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魏慈德《殷墟YH127坑甲骨卜辭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張惟捷《殷墟YH127坑賓組甲骨新研》（臺北萬卷樓2013），陳逸文《“中研院”史語所殷墟第一到九次發掘所得甲骨之整理與研究》（臺灣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周忠兵《卡內基博物館所藏甲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等等。

有關“甲骨學”各個專題的研究，從甲骨形態學、甲骨整治、鑽鑿形態，到占卜程序以及刻寫關係、卜辭文例以及甲骨綴合等，都有大量成果。僅略舉專著如，李旼姈《甲骨文例研究》（臺灣古籍出版社2003）、劉影《殷墟胛骨文例》（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何會《殷墟王卜辭龜腹甲文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劉新民和章念《殷墟甲骨卜辭文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李愛輝《殷墟甲骨綴合理論與實踐》（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等等。另如宋雅萍《商代背甲刻辭研究》（臺灣政治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亦與此密切相關。

按卜辭內容分類整理的研究，如祭祀、軍事戰爭、農業、田獵、疾病、天象卜辭等等，以及作更具體專題研究的，如姓氏、人名、地名、職官、地理等等，皆有多種專門論著。宋鎮豪主編《商代史》共十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2011），較爲集中地吸收了相關成果。

金文整理與研究，多分時代、國別、區系或出土地等作專門討論。如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商代青銅器銘文分期斷代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謝明文《商代金文研究》（中西書局2022），鄒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7）、黃靜吟《楚金文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程鵬萬《楚系典型銅器羣銘文整理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6），吳毅強《晉銅器銘文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黃錦前《曾國銅器銘文探賾》（科學出版社2020），張俊成《齊系金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王暉主編《周王畿—關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與研究》（三秦出版社2022），等等。對族徽文字的專門研究，有王長豐《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雒有倉《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綜合研究》（黃山書社2017）。

戰國文字研究，除了前述分國別區系的文字編，各區系文字也多有專門的研究論著。如張振謙《齊系文字研究》（科學出版社2019）、馬曉穩《吳越文字資料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總的分域研究以及針對各類材料者，如周波《戰國銘文分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綫裝書局2012），蕭毅《古璽文分域研究》（崇文書局2018），等等。其他專門研究如，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增訂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董珊《吳越題銘研究》（科學出版社2014），孫剛《東周齊系題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等等。附屬於戰國文字的“傳抄古文”研究，亦已由“附庸”而“蔚爲大觀”。重要論著如，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中華書局2016）、《傳抄古文綜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修訂版）》（中西書局2023）。

秦與漢初文字研究，如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中華書局2008），黃文傑《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08）、《秦漢文字的整理與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王輝等《秦文字通論》（中華書局2016）、周曉陸等《秦文字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2021）。尤其是，隨着里耶秦簡8-461“更名方”的公布，和研究者對“用字習慣”的日益重視，集中在秦“書同文字”問題上的有關討論成爲一大熱點。

還應該加以專門指出的，是近二十多年來古文字考釋逐漸趨向的“精密化”。對此我曾簡單總結謂：

所謂“精密化”，大致説來，總的趨勢有幾點：對字形同異的辨析越來越精細，考慮到的因素越來越多、越來越全面［如時代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戰國文字區系之別造成的文字異形與用字習慣的異同等），寫、刻方式的不同，載體材料、資料的性質的不同，卜辭類組的不同，等等］；對不同歷史時期各字演變序列及其相互關係的細節不斷地揭示得越來越清楚；對古文字發展中各種紛繁複雜的情況、文字學上的各種複雜關係認識得越來越清楚，各種特殊現象不斷得到揭示和積累（如一形多用、字形訛混、形體糅合、同義換讀、特殊簡化、特殊用字習慣等等）；堅持從語言學的觀點考慮問題，“比較充分地考慮到古文字和所表示的詞的種種關係，考慮到它們在句子中的用法，把字形、詞義、語法幾方面的綫索結合起來研究，把古文字資料和古書中的有關資料結合起來研究”（原注：《古文字研究五十年》，《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507頁）；考釋中對各個方面的分析越來越嚴謹、周延、細密，越來越强調各個環節的論證“無徵不信”；等等。[3]

對此可以從相關論著方面略作補充。

對紛繁複雜的古文字演變現象及其規律的豐富認識和總結，是古文字考釋中“歷史比較法”的根基。有關重要論著，有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各時段各領域古文字，亦皆有了專門作構形研究的論著，如吳盛亞《甲骨文字構形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萬瑞傑《兩周金文構形演變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蕭毅《楚簡文字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袁瑩《戰國文字形體混同現象研究》（中西書局2019）、孫合肥《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華書局2020）、李守奎和肖攀《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中西書局2015）、董翹傑《清華簡文字構形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李蘇和《秦文字構形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等等。

構形的特殊一面即所謂“訛書”，也引起了研究者的足夠重視。這方面的成果如張峰《楚文字訛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趙平安主編《訛字研究論集》（中西書局2019）、鄭邦宏《出土文獻與古書形近訛誤字校訂》（中西書局2019），等等。

以上古文字構形現象及其理論研究帶來的對字形、文字關係等認識的深入細化，跟古文字考釋的進步、“精密化”，是緊密聯繫在一起。

古文字考釋與語言學的緊密結合，表現最爲明顯的，是學界近年比較流行熱門的“音義關係”、“字詞關係”、“文字職用”研究。研究者密切結合“新派古音學”對上古音認識的進展，着力弄清上古漢語各個階段、地域的詞語音義與字形關係的精確匹配，以及其間遞嬗關係乃至與傳世古書用字情況間的參差出入等，使得有關字詞的釋讀理解更爲精準。

迄今已召開過三屆“漢語字詞關係學術研討會”，前兩屆的會議論文集已正式出版，即李運富和汪維輝主編《漢語字詞關係研究（一）》（中西書局2021）、陳斯鵬主編《漢語字詞關係研究（二）》（中西書局2021），另還可參李運富主編《漢語字詞關係與漢字職用學》（商務印書館2023）。對各領域古文字這方面的專門研究，如武亞帥《甲骨文字形與音義之間複雜關係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田煒《西周金文字詞關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禤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科學出版社2017）、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修訂本）》（中西書局2022）、翁明鵬《秦簡牘字詞關係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等。

近年學界又已不斷涌現出博士學位論文，對各個時段與門類的古文字考釋的歷史與方法加以總結。如劉洪濤《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重要性研究》（商務印書館2019），袁倫強《甲骨文偏旁分析與文字考釋》（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侯建科《楚文字疑難字考釋史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于夢欣《楚系簡帛文字考釋方法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3），等等。

結語

展望古文字學的未來，有以下幾方面可説。

第一，古文字學仍將持續很長時間的高速發展。

這一點，還是由材料本身所決定的。前述作爲戰國竹書大宗的清華簡和安大簡，都還有很大部分尚未公布完畢（上博簡也有一小部分）。近若干年中，又持續不斷有大批楚簡（且主要係竹書簡）新出土。已經見於報道或有零星披露者如，湖北荊門嚴倉1號楚墓竹簡、荊州夏家臺楚墓竹簡、龍會河北岸楚墓竹簡、棗林鋪造紙廠楚墓竹簡（棗紙簡）、王家咀楚墓竹簡，湖南益陽兔子山古井楚簡、湘鄉三眼井遺址楚簡，等等。其中多有重要資料。秦漢簡牘如，前文所述尚在陸續公布中的里耶秦簡、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另還有大批的如里耶古井秦漢簡牘、湖北雲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簡牘、荊州胡家草場西漢墓簡牘等。其他領域，如溫縣盟書、前述周公廟西周甲骨，還待全面公布；對大宗甲骨收藏全面科學的重新整理，前述故宮博物院所藏者待陸續出齊，另如山東博物館、天津博物館所藏者，其整理已進行多年，有望很快可以看到出版；其他如金文和璽印陶文等，仍在不斷出土面世。

這些新材料必將不斷帶來新知，同時也累積起更多待解決的新問題。學界對它們的逐步消化吸收，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作爲研究者個人，我們也要警醒的是，不能一味追逐新材料而忽略舊有老材料，尤其不能被層出不窮的新材料“牽着鼻子走”卻往往陷於“淺嘗輒止”。

第二，人工智能應用於古文字研究，有望取得較大進展。

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等技術介入古文字研究，目前已經取得較大成績者，主要是在甲骨綴合與校重、青銅器分期斷代、對已識文字的自動/智能識別等方面。研究者指出，人工智能與古文字學的交叉結合，未來“多模態模型的應用將會是主要發展方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散思維將爲古文字問題解答提供更多思路，而借助大數據智能的數據挖掘能力則可以發現更多古文字中的規律性現象”；[4]利用深度學習算法實現形體上的識別，構建古文字知識圖譜，“不但可以識別已識字，還可以爲考證未釋字提供參考”。[5]對這方面的進展，我們可以保持樂觀的期待。

第三，古文字本體的研究，仍需進一步細化精密。

應該説，作爲古文字本體研究的“核心”，仍然是疑難字詞的考釋。新舊材料中，都還大量存在“讀不懂”之處；對此加以考釋、作主要屬於“語文學”層面的研究，仍然是需要我們長期堅持努力的基礎任務。

不少研究者都已經感受到，前文所述“大規模釋字/識字”的勢頭，近若干年來已經逐漸衰歇。古文字考釋似乎進入了“瓶頸”階段。確實，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古今漢字的對應關係被一一弄清楚，要將未識古文字與後代文字聯繫上，是越來越困難了。今後的古文字考釋要想有所突破，一方面是繼續尋找、聯繫上已識文字的不同或特殊寫法，另一方面則更多的是要以已經認識的基礎形體爲基礎，通過研究它們跟“［字］”的種種複雜關係，真正認識其身份和職能，揭示出它們跟語言中的“｛詞｝”的對應關係。

由以上設想出發，我們應該有意識地展開對古文字與出土文獻中“［字］”與“｛詞｝”的分別的“總賬式”的清理。前者可以分爲“由流溯源”和“由源探流”兩個方面。所謂“由流溯源”，即要一一弄清，後代（主要是小篆系統和六國古文）我們已經明其讀音的基礎形體，哪些是還未明其“遠源”的？哪些是其間字形演變還存在“缺環”的？所謂“由源探流”，即在早期古文字中，哪些基礎形體是後代尚無對應者的？六國文字中，哪些已識基礎形體，是在秦漢文字系統中尚無對應者的？通過這樣有意識地“系統比對”，有可能比較有根據地新聯繫起基礎形體的對應關係，自然對疑難字形也就認識或接近認識了。對“｛詞｝”的清理，則要依靠對字詞關係研究的深入和細化，在前述弄清楚上古漢語各階段各地域的詞語音義與字形關係的精確匹配，以及其間遞嬗、與傳世古書的參差出入等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可能應該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中出現的詞語，還存在哪些“空位”，從而有意識地去尋找其間“對應關係”，得出新的認識。

第四，“貫通”與“綜合”有待加強。

所謂“貫通”，主要就古文字本身各時段各領域研究的貫通而言。雖然説，由於材料與論著的“爆發式增長”和學科內部自身發展規律（自然趨勢是越分越細）的因素，現在研究者個人往往只能主要着力於某一階段或領域的古文字研究，但也不能對其他領域不管不問，而仍要重視“貫通”古文字的所有發展階段，至少要爭取對其他階段和領域的古文字資料都能掌握利用。此外，前引裘錫圭先生所述“理論性總結工作做得不夠”的問題，應該説目前仍然存在。這方面的工作，也同樣需要建立在對古文字的“貫通”認識基礎上來加強。

所謂“綜合”，主要針對我們所謂“狹義”的研究而言。主要從事古文字本體研究者，不僅不能只關注字形及原文本身，而要同時重視與上古音研究、古漢語詞彙研究、傳世古書校讀等的結合；同時也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陷於“餖飣瑣屑”，而應該在可靠的釋讀與文本整理基礎上，進一步關注研究有關文獻學、歷史學、思想史等綜合性的問題。

上述第三點和第四點，可以説是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平心而論，目前古文字學存在的主要問題，恐怕還遠遠到不了“綜合性不夠”這一步，而仍是“還嫌分得不夠”；並非有關研究已經陷於“太瑣碎”，而是其實還嫌研究得遠遠不夠精細深入。這主要還是由前述學科本身正處於高速發展狀態之中的現狀所決定的。新材料還在目不暇接地出現，“讀不懂”的太多，遑論進一步的“綜合”研究。就學科規律而言，恐怕也應該是，首先需要各分支學科充分吸收消化新材料，各自發展精細、研究透徹，產出足以讓其他領域學者很方便地學習使用的可靠成果，然後才談得上再來“融合”“綜合”的問題。就研究者個人而言，“身在局中”而往往“疲於奔命”，被新材料與新論著“推着走”，也還遠遠不到能夠“停下來”細細檢點總結的時候。現狀自有其必然性，實屬“無奈”。

總之，要達到我們心目中“理想的古文字學”，即盡可能地弄清古漢字微觀與宏觀的發展演變歷史與規律，化古文字與出土文獻資料爲合格的“語料”和“史料”，以真正據以進行可靠的“上古漢語研究”與“歷史（包括思想史）研究”，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大量艱苦的工作要做。對此，我將最大希望寄託在新的年輕一代身上。

（本文原載中西書局組編：《中國語言文字學的發展》，中西書局，2024年，第312—330頁。）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4年4月8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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