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隺”“彖”兩字合證補說

陳劍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舆古文字研究中心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协同攻關創新平臺

我舊曾對“彖”字有過專文討論，[1]現在看來，其說有得有失。隨著後出相關材料與論著的增多，有些錯誤看法亟需修正。

先簡述本文的基本結論。舊文釋“豕多一直筆形”之一系字爲“彖”，現在我認爲還是沒有問題的；其字形演變沿襲關係，即舊文所列“→→→→”，仍係最爲根本的有力證據（相關諸形的主要用法讀爲“惰”，現在也還沒有看到致命反證）。但類形之“墬（地）”字，其所从聲符類形應係“豕”字繁體，與“彖”字無關，二者應該徹底分開。

“豕形腹部多一直筆”之“”、“”一系“彖”字，應係“豚”字異體。其構造方式與“隺”字極爲相類，二者適可互證。所以下面先從“隺”字講起。

一、“隺”字探源與補說

（一）“隺”字舊無善解

《說文·冂部》“隺”字說解謂：“高至也。从隹上欲出冂。”意實難明。其篆形作，合於出土秦文字，如秦印“䮤”字或作）《珍秦齋古印展》56秦印“王䮤”）等。傳抄古文略同，如（《汗簡》2.17引《義雲章》“鶴”字）、（《古文四聲韻》5.25引《義雲章》“鶴”字），亦與出土文字資料相合。

先秦古文字中曾被或釋爲“隺”者，多不可信。“隺”之中古俗體作“寉”（漢隸偏旁已見），研究者遂多誤解古文字中真正“从宀从隹”之“寉”形爲“隺”，如殷墟甲骨文之（《合集》33384，作田獵地名），[2]西周晚期金文陳生寉鼎之（《集成》2468），乃至春秋晚期蔡侯申編鐘諸“𫁒”形之字（《集成》210-222），都曾被不少論著或工具書誤釋爲“隺”。其他如陳夢家先生曾誤釋卜辭“（陰）”字爲“隺”；[3]研究者或釋卜辭舊與“雀”形混同之類形爲“隺（鶴）”字初文，[4]亦難信。此外，春秋早期晉姜鼎（《集成》2826）中有一字，或釋其右旁爲“隺”，[5]是否可信尚難斷定。

諸說之中，我認爲，單育辰先生指出的殷墟甲骨文之類形即“隺”字，應該是正確的。下面對此略作補充論述。

（二）殷墟甲骨文中的“隺”與相關之字

殷墟甲骨文中有如下諸形：

A.《合集》17866正      《合集》17366反     《合集》522反（下略殘；採自《甲編》2415）

B.、《合集》14360     《英藏》1273

其所在卜辭如下：

（1）〼鳴～〼                                  《合集》17866正

（2）癸丑[卜，永]，貞：（旬）[亡𡆥（憂）。]（以上正面）王（占）曰：乃茲㞢（有）求（咎），其[㞢（有）來㛸（艱）]。〼[甲]寅允㞢（有）來㛸（艱）〼[乙]卯㞢（有）戠（異）〼，[6]庚申亦㞢（有）戠（異），㞢（有）鳴～，𤴨（圉）羌戎。（以上反面）            《合集》522正反+《合集》7150正反【李愛輝綴合】+《合補》5501【劉影補綴】（《拼三》609）

（3）〼之日夕㞢（有）鳴～。                         《合集》17366反

（4A）貞：方帝。七月。

（4B）貞：帝～一羊、一豖、一犬。

（4C）貞：帝～三羊、三豖、三犬。

（4D）丁子（巳）卜，貞：帝～。 《合集》14360+《英藏》1225（《蔡綴》168）

（5）丁子（巳）卜，貞：王祼[告]～〼           《英藏》1273（《庫》655=《合集》40520）

（4）、（5）兩版應係同時爲同事而卜。（5）辭之“告”字尚殘存頭部，結合辭例可定（“祼告”語卜辭多見）。諸家釋文多不釋，或釋爲“牛”或“鳴”，誤。

前舉諸形，《甲骨文字詁林》所收舊說，有釋爲“雉”、“睢”、“隹”或“鳥”等。[7]釋“雉”之說（似爲王襄首倡）先後經胡厚宣、[8]李學勤先生闡發，[9]長期影響最大。但現在研究者已多不相信。按釋“雉”完全是從古書“雊雉”、“鳴雉”一類記載出發以牽合比附，於字形並無可靠根據；更何況殷墟甲骨文中本已另有大量“雉”字，除假借用法外，亦有不少用爲田獵獵獲物之名即用其本義者。後出其他諸說，除後文詳舉者外，又有或釋“鷧”，[10]或釋“隼”疑爲“鴟鴞”，[11]或將一般鳥形與前舉A類形混而不分，皆釋爲“鳳”或“風”，[12]或釋爲“焉”，[13]等等。多顯然難信，其影響也不大。現在最常用的兩種甲骨文字形工具書，《甲骨文字編》將上舉《合集》17366反、《合集》14360、《合集》17866正三形收入“鳥”字下，[14]《新甲骨文編（增訂本）》收《合集》17866正一形於“鳥”字下，[15]可代表一般的看法。

單育辰先生對前舉A、B兩類混而未分，以B類之“”作代表字形，謂：

我們懷疑此字有可能是“鶴”，在甲骨文中“隹”與“鳥”常互用，“”像“隹”頸上有一橫，古文字中的一橫常在左右加兩小豎筆，又略嚮上移動，這樣就演變成了小篆的“”形，後世又加鳥旁作“”。丹頂鶴頸長，鳴管也長，長約1米以上，其叫聲高亢洪亮，聲音可以傳到3至5公里以外，大概在殷人眼裏，視爲異兆。1989年鑒定的殷墟鳥類（參文末表一），[16]有丹頂鶴骨遺存。如果此形真能釋爲“隺（鶴）”的話，則其頸上的一橫應該是示意其叫聲之洪亮，也有可能示意其頸細長。（7）-（8）【引者按：即前舉（2）、（3）】正因聽到鶴鳴之聲，因其聲洪亮，商人以爲異事。（9）-（10）【引者按：即前舉（4）、（5）】的“”應爲神祇之名。[17]

其說對構字理據的解釋和字形演變的推測，都是最有道理的（所謂“神祇之名”云云詳後文）。古文字中由一橫筆變爲“”形之例多見，最典型者如後文所論“方”字。一橫筆變爲“”形且爲後世文字繼承作正體者，則如“帚”字。“”形由頸部上移而作形，則應係出於“偏旁成字化”需求的推動（變出一般之“隹”旁），這也很好理解。

“鶴”字从“隺”得聲，“隺”字中又正有“隹”形，則最自然的解釋，就是“鶴”係在其初文上加意符“鳥”而成；同類例如“隼”字繁體“鶽”、“雀”字繁體“”（《清華簡（叁）·說命下》3），等等。如此，則“隺”形自然就應以解釋作“鶴”之表意初文最爲直接。這一點，可以認爲是從“字際關係”來講的“必然性”與“排它性”。

“隺（鶴）”之所以最初作形之解釋，大概只能謂，通過在一般“鳥形”的頸部加一橫筆，以“提示”、“標記”其處的“特殊形態”，即鶴頸較一般禽鳥之頸特長（前引單育辰先生已指出的“頸長，鳴管也長”、“示意其頸細長”云云）——否則，試設想，如要較爲忠實地描摹鶴頸爲其造象形字，則恐既不好造又難以作爲平衡美觀的文字符號。如此解說，或易使人覺得頗“玄”；要提高、增強其說服力，最好是能夠舉出早期古文字中同類表意手法之字。所以後文所引、也是本文所贊同者，單育辰先生又將“隺”形說解與“彖（豚）”形說解相“合證”，也就很有必要了。

（三）有關辭例補釋

前引（1）—（3）皆言“鳴隺（鶴）”。鶴之善唳善鳴，此自不必多說，係古今之人皆所熟悉者。如《詩經·小雅·鶴鳴》“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天”，《周易·中孚》九二爻辭“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等等。且鶴恆夜鳴，古人或以之爲災異。釋爲“隺（鶴）”，有關卜辭之義極爲合適。

古書中有關材料如：

《藝文類聚》鳥部上引《墨子》（又《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百一十六略同）：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蟆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

《論衡·變動篇》：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     黃暉《論衡校釋》：《淮南·說山篇》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注：“鶴夜半而鳴也。”……《春秋考異郵》曰（見修文《御覽》）：“鶴知夜半。”宋均注：“鶴，水鳥。夜半，水位。感其氣則益鳴也。”《（春秋）說題辭》亦云：“鶴知夜半。”

《初學記》卷三十《鳥部》（《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六略同）：《詩義疏》曰：鶴……常夜半鳴，其鳴高朗，聞八九里，唯老者乃聲下。今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繁露》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一條記載：

《墨子·非攻下》：遝至乎夏王桀，天有𨌒（酷）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於國，鶴鳴十夕餘。

“鬼呼於國，鶴鳴十夕餘”即所謂“國多妖祥”（孫詒讓《墨子閒詁》：“《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亦即殷墟卜辭“庚申亦有異，有鳴鶴”之所謂“異”。李學勤先生曾論卜辭“之日夕有鳴～”謂：“雉鳴在‘夕’即晚間，更是不應鳴而鳴的顯例。”按改釋爲“隺（鶴）”之後，則更爲密合。

前引單育辰先生說，謂（4）、（5）兩辭之“‘’應爲神祇之名”，其理解尚有問題；所謂“‘’象‘隹’頸上有一橫”云云，亦嫌不夠準確。孫亞冰先生贊同釋爲“雉”之說，又將前舉諸形區分爲兩字（如我們A、B兩類之別），謂：

筆者覺得將這兩個字混同是不對的。首先，二者字形不同，前者閉口，後者張口；其次，它們在卜辭中的用法也有差別，“”字常跟在“鳴”字後，“”前則是祭祀動詞。

……

“鳴雉”之“雉”均作閉口的“”形，而“”則作張口狀，故筆者懷疑“”就是“鳴雉”的專用字，（86）、（87）【引者按：即前舉（4）、（5）】辭爲鳴雉舉行帝祭、祼祭，目的是爲了祛災。[18]

劉影先生贊同上引將兩類字形區分開之說，又辨釋“雉”說之非，主張釋A類形爲“出現異常現象時‘鳴鳥’之‘鳥’的專字”。[19]按僅泛言“鳴鳥”，尚難說爲“異常現象”，正如有研究者已指出者：“古人凡以鳥鳴爲不祥者，所記之鳥必不是一般的鳥，其鳴也必被認爲是有著異樣的警示之意的。”[20]

孫亞冰先生將B類字形聯繫“鳴”爲說，這應該是正確的。類形改變“隺”字形頭部，以“昂首張口”以示其“鳴”[可對比卜辭“鳴”字作（後引《合集》17367）等；又《合集》4981“鳴”字，與形更近]，屬於早期古文字中多見的“原始性”或所謂“原生態”現象；但同時，其形又有“超前發展”的一面，即所改變者係“以抽象手法表意”之字而非“象形字”之“隺”形頭部，這還是頗爲特別的（即形又並非寫實的“鶴鳥延頸張口而鳴”之象形）。有關問題，裘錫圭先生論之已詳，[21]此不贅。

類形即“鹤鳴”之專字，應讀作“隺（鶴）鳴”兩詞而不能讀作“鳴隺（鶴）”。它作“帝”或“祼告”的賓語，跟“有鳴隺”結構、意義皆不同，讀法亦不同。前引（4）、（5）兩辭所謂“帝”或“祼告”者，係“鶴鳴”之事，而非“（有）鳴鶴”本身。同類例可舉以爲證者，如卜辭“（于某）告爯”之類語。其辭多見（如《合集》9632、14496、33226、33232、《合補》10704乙等），此舉如下一版爲例：

（6A）乙未卜，貞：于夒告爯。

（6B）乙未卜，𡧊，貞：于告爯。

（6C）貞：于王亥告爯。一月。

（6D）乙未卜，貞：𥀿（寧）爯。

（6E）癸丑卜，貞：才（在）虍帝。       《甲拼五》1118（《合集》9629+《歷》1116+《合集》3311+《合集》9630+《合集》13016）【蔣玉斌、李愛輝綴合】

“告爯—祼告鶴鳴”，與“寧爯—帝鶴鳴”，並結構相同。“帝”與寧定、寧止之“𥀿（寧）”，二者關係密切。[22]

此外，《合集》17367（《前編》5.46.6）：“丁子（巳）[卜]，〼～鳴，[□]𡆥（憂）。”與前引（4）、（5）兩辭其干支皆爲“丁巳”，字體亦相近，很可能也是同時爲同事而卜的。“鳴”上之字僅殘存頭部形，可推測亦應係類形之殘。至於其字又作張口形，則可看作係因下與“鳴”相連、用於講“鶴鳴”的場合，故用此類形，但已念“隺”一字。謹記此備考。

二、“隺”形與“彖”形合證

本節先討論舊文所論“彖”字之“”、“”一系，其餘字形問題見第三小節。

殷墟卜辭中有大量用爲“祭牲”義的“彖”字，殷代金文中亦有之（《集成》4144作父乙簋）。其所表之詞到底爲何，是舊文所擱置而長期未能徹底解決的問題。按理說，其字既已確識，又用例豐富而意義明晰（且此點可保證其詞在當時語言中並不生僻），同時上古漢語中與“豕”相關之名詞又是很有限的，尤其是用爲祭牲之某類“豕”，其詞在傳世古書中應有保留的概率極大，我們在現有條件下是應該能夠尋找到答案的。

單育辰先生將“彖”直接與“豚”認同，是目前最好的辦法。所以下面先將跟“豚”相關的問題略作交代。

（一）“豚”字字形說解與造字本義

《說文·豚部》“豚”字字頭作“𢄉”，或體“篆文从肉、豕”作“豚”，說解所謂“从彖省，象形（段注改爲“从古文豕”）。从又持肉，以給祠祀也”，與古文字不合。殷墟甲骨文的“豚”字皆作所謂“从肉豕”形而無“又”旁；西周早期金文已數見的“豚”字，則皆多出“又”旁，其間道理尚難圓滿解釋。

卜辭“豚”字，古文字研究者的一般說解，僅謂“从肉豕會意”云云。但其形如何會意、究竟會何意，則多不言。或謂“从豕从肉，以示肉食之豚。从肉，亦以別於‘豕’字也；豕、豚義近而非一語，故制字皆取豕形而惟以肉形別之”云云，[23]或謂“會小豬肉嫩之意。豕亦聲”，[24]或謂“會小豬肉肥之意”，[25]或謂“會豚肉之意”，[26]皆嫌未能真正解釋清楚。

研究古漢語詞彙的學者或已指出，“豚”之基本義並非傳統所謂“小豬”而應是“肥豬”。如黃金貴先生謂：

究其源，“豚”本是供祠祀之肥豬。《禮記·曲禮下》記宗廟祭祀所用諸牲：“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其“豕”、“豚”分明不是大小之別。蓋“豚”與“腯”同音。“遁”，《說文·辵部》作“遯”，……《說文·肉部》：“牛羊曰肥，豕曰腯。”顯然，“豚、腯”音義皆同，本爲一詞，後以“豚”作名詞，“腯”作形容詞。以此，《禮記·曲禮下》“豚曰腯肥”句下鄭玄注：“腯亦肥也。”“腯肥”同義連用。然則豚之爲豬必肥，以供祭祀。但豚又非一般的肥豬。……[27]

亦即，常訓爲“肥”之“腯”字，與“豚”語源相關（物文對轉）。“豚”聲字與“盾”聲關係極爲密切，除上引文已舉之“遁”字異體或作“遯”，又如西周金文“盾”字即从“豚”聲（《集成》4322簋“”），等等。總之，“豚”之得名之由，應即以其“肥腯”的特徵。

殷墟甲骨文中的“豚”字，絕大多數都是“肉”旁寫在“豕”旁之腹部處，只有個別寫在“豕”旁背後。這一關鍵的位置關係，是具有重要的表意作用的，不可忽視。其意蓋謂“腹部肉特多”之“豕”，亦即“腯肥”之“豚”。“肉”有時也可寫在豕腹之中，如《村中南》169（無名類）作，其表意更爲明晰。無名類卜辭中的“豚”字大量作腹部無外筆畫者之類形[與（《合集》14650）、（《合集》14395正）類不同]，係从“豕”形簡體，亦未必不可視作“肉”旁正當“豕形”腹部、以表“腹部肉特多之豕”義，亦即“腯肥”之“豚”。以上所述，從字形方面完全支持“豚”之本義應爲“肥豬”此點。

此外，方一新和王雲路先生主張仍解“豚”爲小豬，“彘”爲大豬云云，但同時又已謂：

“豚”應爲猪的一種，外形是“猪”（豚）的象形，裏面（或旁邊）的是肉形，突出“豚”圓鼓的腹部【原注：《周禮·天官·冢宰》“春行羔豚”，漢鄭玄注：“羔豚，物生而肥。”《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簡157背：“肥豚清酒美白粱。”可資比照。】，或突顯（用肉）祭祀的作用。[28]

亦略可與上所述參證。

我們再從殷墟卜辭多見的各種祭牲之別的角度來看，“牛羊犬豕”等自種類，“白黑幽赤物”等自毛色，“牝牡䝅豭豝”等自性別；而“牢”則謂“經特別圈養”者，其意係在強調別於一般牛羊者爲“潔淨肥充”。聯繫此點想，則“豚”牲與一般的“豕”牲之別，跟“牢”之與一般的“牛羊”之別，亦甚爲相類。總之，將卜辭多見的祭牲“豚”，講爲“肥豬”，是從字形、語源到辭義，都非常合適的。

（二）“彖”即“豚”字異體

前述單育辰先生之說謂：

“彖”在卜辭中表示的是某種豬，很可能讀爲“豚”。……古書中“豚”與“彖”常可相通。【原注：參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97年7月，第133頁“豚與腞”、“遯與𨔵”、“遯與掾”。】……“豚”字常見於無名組，而“彖”字則常見於𠂤組、賓組、非王卜辭等。這種不同類組互用的情況，也可以說明“彖”應即是“豚”。[29]

所說“‘豚’與‘彖’常可相通”此點，可略作補充。我舊文中相關者，有如下一處：

帛書《周易》“掾”字皆用爲卦名“遯”，其所从的“彖”嚴格説來本非“彖象”字，而係“豕”旁與“彖”旁相混，詳後文。此“掾”形當來源於“豚”字異體“腞”，可能應分析爲“从手从腞（豚）省聲”，跟掾吏之“掾”係同形字關係。

按此說顯然嫌太迂曲。秦漢文字中極爲多見的掾吏之“掾”字，要說其中同時還包含有另一同形之“从手从腞（豚）省聲”者，以我現在的認識來看嫌太特別、幾無可能性。鄔可晶先生糾正舊文之誤，其說較爲平實自然：

由於“豕”常繁化爲“彖”，在漢印（《漢印文字徵》2.14）和漢碑（《隸辨》上聲混韻“遯”字條引《巴郡太守都亭侯張納功德敘》）中，有的“遯”字就寫作“”；陳劍先生指出，“𨔵”即由“”省“肉”而成。此說可信。……

但是，由“”變來的“𨔵”也可視作从“辵”、“彖”聲之字，“彖”作爲“遯”的聲符卻可以在出土文字資料中得到支持。《周易》“遯卦”之“遯”，馬王堆帛書本寫作“掾”，阜陽漢簡本寫作“椽”（見164號簡。160號簡僅存“彖”旁的部分筆畫）【原注：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1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彖”、“豚”音近，古書中“循”與“緣”通，“腯”與“腞”通【原注：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132頁，齊魯書社，1989年。】，“遯”、“遁”爲一字異體或彼此有通用關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所收《周易》的30、31號簡上，遯卦之“遯”皆寫作“”（原作上下結構）。【原書“編按”：馬王堆漢墓所出遣冊中的“豚”字，亦有从“㒸”作者，（如1號墓簡5、3號墓簡69等）。不知是不是受到楚文字的影響。】“㒸”、“豚”聲母相近（从“㒸”聲的“隊”與“遯”聲母相同），韻部陽入對轉，中古皆爲合口字。楚簡“豚”變爲“”，大概屬於把表意字的一部分改成形近之字以起表音的作用。字典韻書中“豚”或作“腞”、“遯”或作“”，可能也兼有使“彖”表音的意圖，與“（豚）”字同例。與“遯”所通的“掾”、“椽”，與其分析爲从“豚”省聲、“豕”又變爲“彖”，似不如就看作“彖”聲字與“遯”相通直接。[30]

此外，王家臺秦簡《歸藏》“遯”卦字正作“𨔵”（傳本《歸藏》亦同）；[31]《清華簡（肆）·別卦》1作“敓”，其聲符“兌”與“彖”月元對轉（亦猶古書“褖衣”之“褖、緣”字或作“稅”[32]），益可見諸形中之“彖”確應理解爲聲符。再有，“”字現最早僅見於漢印與東漢碑刻文字，之前秦文字中已見之“𨔵”形的由來，是否確實曾經歷了“遯”→“”→“𨔵”這樣一個過程，其實也還是要先打上一個問號的。如果上述演變設想不成立，則《周易》“遯”卦字之諸異文“掾、椽、𨔵”，就都是簡單从“彖”得聲之字，則有關相通問題即更爲簡明統一。無論如何，據以上所述，“彖”與“豚”之音近可通，總之都是沒有問題的。

限於材料，以上所論“彖”與“豚”相通之證，還都嫌時代過晚。它們對於本文想說的殷墟甲骨文中之“彖”、“豚”本即一字，所能起到的證明力，終歸有限。對於此點，我們想要特別補充強調的則是，從卜辭中“豚”與“彖”的分佈局面來看，由其出現情況之“對立互補”關係，斷難將“彖”與“豚”說爲兩字兩詞。

舊文曾舉《合集》22065（午組），同版諸辭係爲“禦虎于妣乙”事而“惠盧豕”、“惠彖”、“惠豕”、“惠豖”（我舊文誤釋作“豭”，應正）4辭選貞，卻正好沒有出現“豚”，值得注意。殷墟之外出土的商代卜辭，如山東濟南大辛莊卜甲：“（禦）母彖、豖、、豕。○弜（勿）（禦）。”“彖（豚）、豖、、豕”四者並舉，亦正好不見“豚”字同時出現。再徹底檢查所有出現“彖”與“豚”的卜辭，可以發現二者從不見於同辭，也從不在選貞卜辭的對立項中同時對舉。[33]這一重要現象，指向“彖”、“豚”即同一犧牲。

前引單育辰先生所謂“彖”與“豚”“不同類組互用的情況”，細究起來尚可進一步討論。因爲在不少類組卜辭中，是兩字皆有之的[如𠂤組、賓組、無名類；主要的幾種子卜辭（子組、花東、午組、婦女、圓體、劣體類）則都只有“彖”不見“豚”]，與卜辭常見的不同字形（異體或通用字）其“類組區別”甚嚴、“對立互補”現象較爲顯明者，情況頗有不同。所以研究者討論殷墟卜辭字詞類組之別，尚未將此兩字聯繫納入考慮。

只用“彖”而不見“豚”的那些類組，說爲“彖”即“豚”，自然是非常合適的。如果二者並非同一祭牲，則那些類組卜辭中就沒有常見的祭牲“豚”了，反而顯得很奇怪。在兩字皆有的類組，如𠂤小字類的《合集》22358（𠂤組主要用“彖”，“豚”字見於《合集》22434、《懷特》86等）：“羊。○彖。○羊。○彖。○丙：豕。○己：豕。○犬。○豕。”同版各選貞之辭諸牲對立並見，但正好沒有“豚”。卜辭中“豚”字出現最多的是無名類，但該類中亦有不少“彖”字，如《合集》27557、27598、27608、《屯南》95、3601、《天理》508（《合補》9599）、《國博》192，等等。其中如《合集》27254、28180以“惠豚”與“惠羊”選貞，而《合集》27557、《屯南》95皆以“惠彖”與“惠羊”選貞，亦有助於說明“彖”即“豚”。

卜辭中與“豕”相對立且同屬“豕”類者，既有“豚”又有“彖”。前者如《合集》12484“豕㞢（又）豚”，《合集》40193“九豕九豚”，《合集》32729：“（禦）父乙羊，（禦）母壬五豚，兄乙豕。”後者如前舉《合集》22065，又前舉《天理》508（《合補》9599）“叀（惠）豕用。○叀（惠）彖用。”《花東》53：“己卜：叀（惠）豕于匕（妣）庚。○己卜：叀（惠）彖匕（妣）庚。”但卻從未見過“豚”與“彖”相對立者（即見於同辭或選貞之辭者）。如果“彖”是某另一類豕、但又並非“豚”（且自應無關性別），則顯然不應不見“彖”與“豚”相對立之例。

以上種種現象都說明，不把卜辭“彖”與“豚”二者看作表同一詞、指同一祭牲，反而是說不過去的。

（三）“彖”之字形解釋

前舉李學勤先生說又曾謂：“‘雉’字作鳥形，橫貫一筆，和甲骨文‘彘’字可寫成‘豕’字橫貫一筆結構相似。”即將兩字中多出的那“一直筆”形，皆看作“矢”形之省。我們既不贊同所謂釋“雉”之說，又不同意類字形釋爲“彘”，對此說當然也就不能認同。但將二者聯繫起來並統一考慮其構形解釋，這仍然是很有道理的。

單育辰先生亦將二者相聯繫爲說，但所論更爲圓通。其說謂：

“”所像不是特別清楚，若參甲骨文（如《合》14360）以一橫標示其頸部【原注：參看本書“鳥類”《說“隹”、“鳥”》。】，則“”所像也可能以一橫標示其腹部（下文將說“彖”讀爲“豚”，豚腹部肥厚，若參《合》22076、《花東》39等。則其腹部還特意畫出肥厚狀）。不過晚期形體如《集成》245則像以繩索綁住豕是比較明顯的，如金文“善”字或作“”（《集成》2822）、“”（《集成》2825），其上亦像用繩索綁住羊之形。與此相類。[34]……

關於“以繩索綁住豕”云云詳後文第三小節。單育辰先生又謂：“‘彖’即‘豚’，腹中所貫一橫似標示其肥厚的腹部。”[35]我認爲，這是很精闢的見解。更準確煩瑣一點講，仿前說“隺”字，“彖”字亦不妨說爲，其形係“在豕腹中部加一直筆，起提示/標記其腹部形態/狀況特別的作用、使人聯想到其‘肥厚’”，以此來表“腯、豚”義。至於本應標示“腹部”處的那一直筆又作“穿透豕身軀幹”之形，這大概只能解釋爲係主要出於書寫上平衡美觀因素的考慮。與此相類者，可舉“方”字爲例。裘錫圭先生指出，鋒芒之“芒”的表意字“亡”，其原始形體作“”，以“圈形”指示刀之“鋒芒”處；殷墟甲骨文或簡化作、形，“在古文字裏，、、等形時常相互變異”，卜辭多見的作類形的“方”字，亦即“亡（芒）”字異體。[36]也就是說，“方”字中本係指示“鋒芒”處、“按道理”也不應該穿過刀身的那一橫筆，也同樣作穿透形。當然，“隺”、“彖”兩形中所加一直筆，如前所論，其意與一般所謂“指事字”（加符號以示特定部位所在）還有所不同。

所謂“彖”“讀爲‘豚’”、“‘彖’即‘豚’”，進而言之，就可直接認爲，“彖、豚”從文字學上來講本就是同一字（爲同一音義而造）。早期古文字中，一字異體而“取象（角度）”不同且形體差異頗大的情況，我舊釋“瓜”時曾舉出不少同類例證。[37]如果說，其時所舉像“龜”、“首”和“瓜”那些字的異體，還都是“象物字”而“取象（角度）”不同，跟“豚”與“彖”的關係尚非密合的話，則我舊曾論之“徹”字例，情況與此更爲接近。殷墟甲骨文的“”（即《說文》“徹”字古文“𢖉”所从），“係徹除食器/食物之‘徹”的表意初文，或者說係從‘徹除食器/食物’角度爲‘徹’所造”；其異體“/”字，“其形从‘示’前有‘貝’或‘血’、从‘丑’表對‘貝’或‘血’施加某動作，則顯然應解釋爲‘徹去、徹除祭品’（祭品或用血，或用貝，都是很常見的）之‘徹’的表意字，或者說是從‘徹去、徹除祭品’角度爲‘徹’所造的異體”。[38]此例亦即，同爲表意字之一字異體，但其造字理據有別，字形差異亦頗大。

總結以上所論，殷墟卜辭之“彖”就是“豚”，是最爲自然合理的。從另一個角度講，假設“彖”是某另一類“豕”，則既難覓合適之詞，又難以解釋“彖”與“豚”在卜辭中的分佈局面（兩字出現的數量都已經足夠多）。但文字系統中有此兩個表詞功能相同的成員，顯然不夠經濟。早期古文字同類情況者，後來演變中往往是有一類形被淘汰；而“彖”“豚”兩字情形，從後世（周人）文字系統看，則是將二者職能作了分工，“豚”用表｛豚｝，“彖”皆作假借用法，多表｛惰｝。

三、對舊文《金文“彖”字考釋》的補正

（一）相關諸形與重新分類

下面先將舊文所舉諸形，按現在看法重新分類（諸器出處從略）；後出諸形與辭例，附在每類之末置於魚尾號中。

A1.井侯簋      彔伯簋    史牆盤

A2.趩觶     師㝨簋    克鐘      逑盤     逑鐘      單叔鬲    毛公鼎   逆鐘      晉姜鼎      秦公鎛    、、、、秦公及王姬鐘鎛      【申仲𫇒簋“虔夙夕不彖（惰）才（在）服”（《銘圖三》0523）    秦公及王姬作造元女媵鼎/秦公鼎（董珊摹本）“夙夕不彖（惰）”[39]】

B.邾公華鐘      【/、/復丰壺甲、乙（春秋中期齊器）“齊大（太）王孫（復)丰，彖（冢？）𤔲（司）右大徒”[40]      《清華簡（拾壹）·五紀》62“昷₌（𥁰𥁰-明明）不彖（惰）”      《清華簡（捌）·攝命》10“女（汝）亦母（毋）敢彖（惰）才（在）乃死（尸）服”[41]】

C.叔弓鐘     叔弓鎛[42]    【/、/復丰壺甲、乙“不彖（惰）夙夜”】

D1.、、大簋蓋（用作人名字）[43]

D2.周原甲骨H31∶4    /保員簋    縣妀簋

D3.㝬簋

按我現在的新看法，上舉諸形A—C爲一類（B、C係A1類之變），即“彖”字，絕大多數讀爲“惰”；D1和D2、D3所从聲符則應單立爲一類區分爲另一字，係“豕”字繁體。最末3例皆讀爲“施”，則本係久獲公認者。

上述新看法，是受下舉後出論著的啟發而逐漸明晰確定的。

孟蓬生先生堅持諸字應釋“𧰲”之說，同時指出了諸形關係中的一個重要“關節”。有關部分詳引如下：

“𧰲”字在金文中的寫法有繁簡兩系。繁系【引者按：即上舉D、C、B三類】是在“豕”形的頸部加“糸”或“”（象繩索或繩套），表示繫束，其後或變爲“”、“”，後又變爲“口”，[44]往往加於“豕”形的腹部。其字形演變序列如下（圖1–圖8）【引者按：出處從略】。

簡系【引者按：即上舉A類】則在“豕”形的基礎上加一斜筆，或施於腹部，或施於頸部。《說文》小篆由簡系發展而來（圖9–圖14）【引者按：出處從略】。

繁簡兩系字形中有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繁系字形發展序列顯示，像繩索或繩套的部分先是放在頸部（西周早期），然後才放在腹部（春秋晚期）。而簡系字形發展序列顯示，豕形身上的一斜筆先是放在腹部（西周早期），然後才放在頸部（西周中期）。我們現在暫時把它們認同，是因爲它們的記詞功能相同，且繁簡兩系的主體部分都是豕形。但如果嚴格說來，兩系是否可以認同，目前的古文字材料還不能提供充分的證據。陳劍先生已經指出，井侯簋的“𧰲”字跟甲骨文中一個舊釋“彘”字的形體“”、“”可以認同，則繁簡兩系各爲一字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45]

所論諸形“豕”旁外多出的筆畫最早是位於“腹部”還是位於“頸部”之別，以及將其看作存在“各爲一字的可能性”云云，是很有啟發性的。但所謂“它們的記詞功能相同”，則係因尚未將兩系字真正區分清楚。

再有，我舊文以爲“墬（地）”字从“彖”得聲，後來不止一位研究者指出了從古音角度看的不和諧之處，張富海先生並對有關字形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討論“豕”字古韻歸部，認爲“應該以歸入歌部爲宜”，又在其文收入個人論文集中所加“編按”謂：

按：西周金文“墬”【引者按：指前舉D2、D3等形】讀爲歌部開口的“施”，則其聲旁恐怕並非元部合口的“彖”，而是一個歌部開口字，實即“豕”字繁體。鄔可晶先生說：“戰國文字‘墬（地）’或从‘豕’聲，可以從音韻學上得到合理的解釋，不必看作‘彖’之省訛。”見鄔可晶：《釋上博楚簡中的所謂“逐”字》，氏著《戰國秦漢文字與文獻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07頁。[46]

揆其意，類形中的既是“‘豕’字繁體”，“彖”字不能作“墬（地）”字之聲符，則類形與“彖”字，當然就應該徹底區分爲兩系（參考前引孟蓬生先生討論字形之說）。現在我完全贊同這個看法。下面順著張富海先生的意思，作一些補充論述（將類形記作“豕繁”）。

（二）“墬”字中之“彖”形不可盡據

首先要糾正的，是舊文中一個最重要的疏誤，即將“墬（地）”形中的“彖”形直接認定爲彖象之“彖”字（通貫切），遂由此導致了一系列其基礎不可靠的推論。

《說文·土部》“地”字籀文作，傳抄古文略同（《汗簡》73、《古文四聲韻》4.7引《古尚書》分別作、）。舊文將其形分析爲“彖聲”，作爲一個“定點”而上推，根據“”與“墬（地）”的對應關係，推斷其中旁即“彖”字，可以說是對此“靠不住”的所謂“籀文”之形“太當真”了。一方面，現有出土文獻材料中，東周文字多見的“墬（地）”字（包括加注“它聲”者以及“它”又或訛爲“衣”形者），其聲符皆僅作“豕”形，[47]一直到漢代文字仍是如此，而並未看到過真正从“彖”形作者【原看校補記：參看下文腳注中“看校補記”】。如前引鄔可晶先生說，已經指出諸形不必看作“彖”省訛作“豕”云云。另一方面，如舊文所論和研究者多已指出的，秦漢文字中又有大量“豕”旁寫作“彖”形者。上述兩方面結合起來看，則“墬（地）”形中之“彖”形，完全更可能係與後一方面情況相同，即應視爲“豕”之繁形（但非前文所述先秦古文字中的“豕繁”；可視爲對應於《說文》之“𧰲”形[48]），而與真正的“彖”字無關。[49]

李春桃先生在討論傳抄古文“墬”字形時已經指出，其中“古文‘彖’旁寫法應來自漢代文字，但从彖與古文字一致”。[50]按此後句係受我舊說誤導，可置不論。所謂籀文“”形，亦應係受隸書寫法影響而誤，並非可靠的西周時代的“籀文”。按《說文》“籀文”之形，絕大多數是與商周文字相合的，舊文所論以形爲據而未產生懷疑，即因受此點影響太深。但同類的《說文》“籀文”之形實有問題者，其例亦頗有之。故下面再略舉“籀文曶”字爲例，來加強此點認識。

西周金文中已多見的類形之“曶”字，本“从爪曰聲”。我認爲，其字應該就是爲“掘”義之“𢪏（抇）”所造，係“𢪏”字異體或者說其“前身”。其中表“手”的部分不作一般之“又”形，而與“爰（援）”、“卬（仰）”等字中的手形相類，係表“向上用力”之動作，仍與“𢪏”之“挖掘”義聯繫密切（上所謂“从爪”，只是權宜的表述法）。《說文·曰部》“曶”字小篆作，籀文作，傳抄古文或同（如《汗簡》23引王庶子碑、83引碧落碑等），[51]肯定都是與當時文字不合的（曾侯乙墓衣箱“匫”字作類形尚未訛）。換言之，我們也不能以《說文》所謂“籀文曶”之形爲可靠根據，進而上推考釋更早的古文字。

字性質，亦與“家”字“古文”之作“𡩀”極爲相類。舊文本已謂：“《説文》‘家’字古文作，其形在現有六國文字中還沒有見到過，很可能並非‘古文’而是出自隸書。”[52]所謂“墬”與“𡏇/𨻐”形中“彖”與“豕”形的關係，亦猶“𡩀”之與“家”。

總之，討論“”之與“墬（地）”，應該排除所謂與“彖”形聯繫的干擾。

（三）“彖”與“豕繁”兩系字徹底分開

前舉D類字形，是“豕”上多出“繩索/繩套”形者，研究者對此並無異議。通過前文所論，我們在明白殷墟卜辭即已大量看到的“彖”字，其形作“腹部加一直筆”之構字理據後，則所謂“加繩索形”者，即已與之失去了認同爲一字的必然性。再從用法來看，D類字形或係用爲專名，或是讀爲“施”，也是跟“彖”能夠完全區分開的。此外，近年謝明文先生據西周金文認爲“冢”字所从動物形應是“彖”，並結合新見左右簋銘（《銘圖續》0449）“彖（冢）𡩀（司）工”辭例進一步認爲“冢”字所从之“彖”很可能是聲符，即便不是聲符也當兼有表音作用；其所舉與“冢”有關之諸“彖”形，亦皆係多一直筆類形（即前舉A類）或圈形（即前舉B類）而非从繩索形者，[53]與D類字形無關。

舊文的一個很大錯誤，是將B（）、C（）兩類中“豕”形外多出的筆畫誤看作“繩索/繩套形”之變，遂與D類字形混同爲一。按B類中的“圈形”說爲“繩索”或“繩套”，雖可略舉“馽（縶）”字篆形爲證，但從更早的古文字構形系統看，卻是缺乏支持的。同時，也無法與作“一直筆形”之A類統一解釋。我舊文曾謂：

金文“善”字或作（克盨）、（此簋）等形（看《金文編》第152頁0388號），“羊”旁上增从繩索之形，其繩索形寫法的變化跟大簋蓋和前引邾公華鐘之形的變化相同。

按檢查古文字中所有“善”字，舊文所舉類形，其實僅集中見於此簋一器，即（《集成》4303.1；4303.2作）、（《集成》4304.2；《集成》4304.1作）、（《集成》4305）、（《集成》4306）共4形。但同銘它器，則本多作一般的从繩套形者，如、、、（《集成》4307—4310此簋），、、（《集成》2821—2823此鼎）。所以這只能看作係偶然變化，而不能以之爲證推廣到其它从繩套形之字、認爲亦可變作圈形。古文字中从“繩索/繩套”形之最典型者，即甲骨金文之“（羌）”字，其形多變，也從未看到過作“圈形”者。[54]

從字形演變關係看，所謂“繩套”形與“直筆”形的交替，也是缺乏確證的。研究者多舉之例，是“羌”字形之變化。殷墟甲骨文“羌”字有少量作（《合集》22046=《乙編》5399，午組）、（《合集》22044=《乙編》5327，午組）、（《英藏》1918，午組）、（《合集》21939=《乙編》1162，劣體類）、（《合集》21270=《乙編》1423，劣體類）、（《合集》6618正，似典賓類）、、（《合集》519=《珠》465，𠂤賓間）類形者，主要見於非王卜辭，研究者或將其中橫筆理解作所謂“側視”之“繩套”形、表示“系束”。按這類字形跟大量一般之“羌”和加“繩索/繩套”類形之“（羌）”字之例相較，完全不成比例。[55]其中一橫筆，應即在、、類（《合集》22043=《乙編》4692，與上舉《合集》22044等同屬午組）一般形上所加繁飾，而不能看作“繩套形”（之省體）。其間關係，應與甲骨文“（羊）”之或作“”、“”之或作“”、“”之或作“”等相類。

現在我認爲，前舉B類和C類字形，皆係由最原始、從時代看也最早的A1類變來，但其變化途徑不同。復丰壺銘中兩類字形皆有之而用法不同，可以理解爲係出於“避複”心理而有意爲之。

B類與A1類的關係，近於古文字中常見的“橫筆形”與“圈形”之交替，可不必多論。C類（皆係齊文字）則應經歷了先由作類形者其中橫筆/直筆形變爲“”形（同類例殷商文字中已多見，如前述“方、帚”等字，故現雖尚未看到此類形，亦完全可以斷定），再由“”形變作“”類形的過程（形則或恐有宋人摹寫本不準確處，或係有受類形影響而略作“糅合”之因素）。同類的平行演變現象，在古文字中也是極爲多見的。[56]巧合的是，“隺”形亦正有平行變化。《北大漢簡（肆）·反淫》28“鶴”字作，“隺”旁上从“”（已近於《說文》所謂“冂”形）；馬王堆帛書《周易》88上“鶴”字作，《繫辭》12下、28下“（鶴）”字作、，《繆和》30下、33上“（鶴）”字作、，“”形皆變作“”形。故C類諸形“豕”旁中部多出的筆畫，應看作與“圈形”或“繩套形”皆無關。

D類从“繩套”形者，說爲“豕”之繁形，理解作從“牲牽”角度表示“牽繫以爲犧牲之豕”，以別於可包田獵所獲“野豬”而言之一般的“豕”字，也很自然。其造字方式，猶如“羌”之常作、類繁形；又如，“羊”字加“繩索/繩套形”之所謂“絴”字，從文字學上看最可能即“羊”字繁體（卜辭皆用爲方國名或地名、人名，可用“異體分工”來解釋），所以“善”字中常與一般之“羊”旁交替；其形最繁者可加“又”形作、等，更可見“牽”意。

總之，綜合分析所有材料，完全支持將有關字形“分爲‘彖’與‘豕繁’兩系”的設想（所謂“豕繁”與秦漢文字多見的“豕”寫成“彖”類形者無關）。類形與“彖”字的關聯，應該徹底否定。

（四）從“文字系統”層面觀察全面考慮

從文字系統、諸形“源流”角度觀察，上述本文“新講法”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殷墟卜辭大量一般用爲“祭牲”義之“豕”字，從未見過有作多出“繩套形”之“豕繁”形者？亦即，將類形說爲“豕”字繁體，爲什麼上無其“源”？但正好，近年袁倫強先生指出了卜辭的如下一形：

/《合集》8982（拓本取自《前編》6.47.1）

他分析謂：“此字的主體爲‘豕’，而頸部的部件‘’當看作繩索之形，‘豕’形的頭部因加有繩索而省一筆（或看作與繩套有共筆）。”從我舊說釋爲“彖”。[57]按卜辭多見的類形既爲“羌”之繁體，則自亦應以說爲“豕”之繁體最合。其辭例爲：“庚子卜，王〼以～□〼”，改釋爲“豕”也很通順，“以豕”見於《合集》8981、《合集》20224等。此例可以很好地說明，在商代文字系統中，所謂“豕繁”也本就是早已存在的（故西周文字有等以之爲聲符之字，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至於“豕繁”形“下無其流”，也不成其爲問題，此猶“羌”之作“”類繁形者，後世亦未流傳下來。

第二個問題是，如前所論將“墬（地）”形說爲从“豕繁”得聲，則似又未見其“流”。這大概有兩種可能的解釋。

其一，是認同西周中期金文卯簋蓋（《集成》4327）用爲地名之“”（）字，也就是“墬（地）”字前身（我舊文否認此或不確；但其字應確與《說文·阜部》从“彖”聲之“䧘”字無關）。如此，則、爲一字之繁簡體，猶如、（𨻐-地）亦爲一字之繁簡體，二者關係正相類似平行，亦猶、之爲一字繁簡體。則進而言之，東周與漢代文字多見的“墬（地）”字僅作“𡏇/𨻐”類形者，就應係由早期的“”類字形加“土”旁繁化而來[“（地）”形尚見於侯馬盟書35:6、200:50、16:11，不知應看作省體還是承早期古文字而來]；類本从“豕繁”形者，則並非“墬”形之直接前身，此猶西周金文亦多見之“”類形，亦非後世“善”字的直接前身。如此解釋，好處是可以將早期古文字的“”形亦納入演變序列、成爲可識之字；短處則是嫌現所見類形的出現情況未免“太巧”（即用表“施”者無一爲僅从“豕”形作“”或“𡏇/𨻐”者），此雖或可用“異體分工”來勉強解釋（“”和“𡏇/𨻐”用其本義、表“地”），終歸還是不能令人完全放心。

另一種可能，是接受謝明文先生的講法，將與看作仍有形體演變關係。他認爲，西周文字的、諸形，“‘豕’形中部已作近似‘又’形”，此即東周文字中作“”類形（）之“地”字所從出；“侯馬盟書‘墬’既作‘’類形，又作‘’類形，可知‘地’字所从之‘豕’無疑是省變而來”。[58]此說如符合事實，則東周文字中的“𡏇/𨻐”類形，就仍然能夠與類形通過中間環節“”而建立起源流演變關係（自然，時代早很多的“豚”字中即已有“又”形，應與此無關）。此說的好處是同一“𡏇/𨻐”字之形其源流銜接清楚，其短處則是所謂“（附於豕身之）繩套形”之斷裂分離出“又”形，此點頗難可必——因爲既有同類變化罕見的問題，又尚不能完全排除類形係受“豚”之影響類化而繁化添加“又”旁的可能。[59]

無論如何，將以上所述結合起來，從“文字系統”層面觀察，“彖”與“豕繁”兩系字形的關係與其各自源流演變，都是並不存在致命矛盾的。

2023年4月7日初稿

2023年6月6日改定

原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5月。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4年9月2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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