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李陽冰本《説文》五百四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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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道
摘要：本文根據釋夢英《篆书目錄偏旁字源碑》、郭忠恕《汗簡》推測已佚的李陽冰本《説文》五百四十部應與今二徐本《説文》相同。
關鍵詞：唐本《説文》；李陽冰刊定本
據《宣和書譜》等文獻記載，唐代大曆年間（766－779），李陽冰曾刊定《説文》三十卷。李陽冰刊定本《説文》（下文或簡稱“李本”）在唐五代相當流行，後來徐鉉等刊定本《説文》（下文簡稱“大徐本”）書後載徐鉉等《進〈説文解字〉表》云：
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絶，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説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説。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
後蜀林罕《字源偏旁小説序》：“至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説文》重加刊正，展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收入朱長文《墨池編·字學門》）林氏稱李陽冰刊定本《説文》爲“今之所行者”，足見在五代末李本仍頗行於世。這種情況在雍熙刊定之後出現了變化。北宋雍熙三年（986）徐鉉等校定《説文》，下國子監刊版，《説文》由此從抄本紛繁到歸於定本。由於宋刻本的通行以及二徐對李陽冰的批評，李本漸至微絕，如今僅能通過徐鍇《説文繫傳》、徐鉉刊定本《説文》等書的引述得見其少量殘貌。
李陽冰刊定本《説文》久已不傳[[1]]，有關李本的文獻記載也沒有明確提到此書的部次，故而前人學者對於李本的部次面貌往往沒有清晰的認識。例如戴侗《六書故》卷二十一云“唐本《説文》有《爿部》”，由於這種所謂的“唐本”與二徐本無《爿部》的面貌有別，故或遽以爲唐李陽冰本《説文》如此[[2]]。正如周祖謨所説，對於李陽冰本《説文》中“部次有無更易，所知者至鮮”[[3]]。以前關於李本《説文》部次的討論中最值得參看的是周祖謨《李陽冰篆書考》。周祖謨利用釋夢英、郭忠恕之書推測了已佚的李陽冰刊定本《説文》的部次面貌。但應該指出的是，雖然周氏使用的研究方法極爲可取，但他的分析仍然存在一些罅漏。下面謹沿襲周氏的思路，就李本《説文》所含的部首作一些探討。至於這些部首在李本中的次序，則暫不深究。
首先來談李陽冰本《説文》部首的數量。李陽冰侄李騰曾集許氏《説文》目錄成《説文字源》，其書本諸李陽冰刊定本。南宋陳思《書苑菁華》卷十六所收賈耽《説文字源序》云：
……唯趙郡李陽冰，神假篆法，上隣李斯，時人獲之，悉藏篋笥。大歷中，篆《故李司徒新驛記》於東㕔之門右，筆法古淡，識者宗師。猶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能嗣其業。耽每歎隸書轉訛，難究會意，篆體如正，方辯發源。小學中獨許慎《説文》最爲首出，目錄五百四十言，眾字之根。若能研慮於中，則聖人之旨趣，可得而知。因請騰繼世父之妙，書壇山之石，藉其永久，垂示將來。
又，陳思《寶刻叢編》卷五“唐《説文字源》”條下亦云：
唐義成軍節度使賈耽撰序，前楊府戶曹參軍徐璹書，秘書少監李陽氷重修漢許慎《説文》字源，陽氷從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篆，凡五百四十字。碑以貞元五年（789）十月立。（《集古錄目》）
李陽冰侄李騰篆書《説文》部首有540部，這説明李陽冰刊定本《説文》應是540部無疑，與許書原貌（陰數6×陽數9×全數10）、今二徐本數量相同。
李陽冰本《説文》久佚、李騰《説文字源》亦泯滅無聞，其中所含部首已不可見，所幸在五代末宋初同傳李陽冰篆法的釋夢英、郭忠恕二人並有書跡留存。釋夢英自云“自陽冰之後，篆書之法，世絶人工。惟汾陽郭忠恕，共余繼李監之美”（《篆书目錄偏旁字源碑·夢英自序》）、郭忠恕也説自己與釋夢英“共得陽冰筆法，同傳史籀書蹤”（郭忠恕致夢英書簡），是二人書學皆本李陽冰一系。兩人生活於五代末宋初，所用《説文》很可能就是李陽冰刊定本（各詳下文）。由此，我們得以利用釋夢英、郭忠恕之書一窺李本《説文》的部首面貌。
下面參照二徐本《説文》（二書部首相同），根據釋夢英《篆书目錄偏旁字源碑》、郭忠恕《汗簡》推測李陽冰本《説文》究竟包含哪五百四十個部首。
（一）釋夢英《篆书目錄偏旁字源碑》
北宋初釋夢英《篆书目錄偏旁字源碑》（下文簡稱“字源碑”）刻有540部首。此碑今仍存於西安碑林[[4]]，所寫部首較今二徐本《説文》少“丶”多“孑”，次序也有幾處不同。碑中紀年云“咸平二年（999）六月十五日建”，略晚於徐鉉等刊定《説文》的雍熙三年（986）。由於釋夢英《字源碑》自序云“今依《刊定説文》重書偏旁字源目錄五百四十部，貞石於長安故都文宣王廟”[[5]]，所以不少學者（包括周祖謨）都認爲《字源碑》代表了李陽冰刊定本《説文》的部次面貌，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
從郭忠恕和釋夢英的通信可以得知，夢英早先以後蜀林罕《字源偏旁小説》（下文簡稱“小説”）爲據，書有541部首寄給郭忠恕鑒賞[[6]]。可是收到夢英書的郭忠恕卻以李騰《説文字源》（也有可能是指郭忠恕自己的《小字説文字源》[[7]]）爲據，批評林罕《小説》對目錄偏旁妄作更改，勸説夢英棄絕林書。郭氏説：
按《説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孑”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之。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旁，少“晶”、“惢”、“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虚誕，誤於後進者，《小説》見宜焚之。〔《十八體書并贈詩碑》《篆书目錄偏旁字源碑》所刻郭忠恕致釋夢英書〕
如今所見的《字源碑》540部含有郭氏指出《小説》缺少（亦即夢英原書所少）的“晶”、“惢”、“至”、“龜”、“弦”五字。可見釋夢英如其自序中“依《刊定説文》重書”云云，在後來聽從了郭氏的建議，參照李陽冰刊定本《説文》對自己原來的篆書目錄進行了修改。但是他的修改並不徹底，郭忠恕致夢英書中還説過“‘孑’字合收在《子部》”（今二徐本收在《了部》），即指出目錄不應寫“孑”——這應該是林罕《小説》541部相較李陽冰本《説文》540部多出的新偏旁之一[[8]]，可是如今的《字源碑》上竟仍有“孑”字。由此可見，《字源碑》並非完全代表了李陽冰本《説文》的部首和次序。
《字源碑》的540部比起郭忠恕收到的據林罕《小説》所書的541部，應該至少刪去了原來的六個偏旁，其中有五個應是林罕所立的新偏旁（這五部究竟是什麼已不可考），在它們被刪去之後，目錄才補入了郭氏指出原缺的“晶”等五字。但是《字源碑》是否仍然存在除“孑”之外李陽冰本《説文》所無的部首？換句話説，其中是否還缺少了什麼李本應有的部首？這似乎較難定奪。對比《汗簡》目錄，可以推知《字源碑》除多“孑”少“丶”之外與李陽冰本《説文》部首應該沒有其他區別了[[9]]，詳下文。
（二）郭忠恕《汗簡》
北宋初郭忠恕著《汗簡》，此書正編仿照《説文》以部首“始一終亥”排列古文，即如卷首序所云“遂依許氏，各分部類，不相間雜”，因此可以藉此書一窺郭忠恕所用《説文》的部首面貌[[10]]。《汗簡》除分部依照許慎《説文》“始一終亥”之外，正編內還收有許書所載的古、籀等字體。據《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文苑傳》四“郭忠恕”條載，郭忠恕卒於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時尚無大徐本。考慮到郭忠恕與釋夢英同“繼李監之美”、“得陽冰筆法”，他所用的宋前舊本《説文》很可能主要是唐李陽冰一系的本子[[11]]。
《汗簡》如今傳世的最早版本爲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末馮舒抄本（下文簡稱“馮抄本”）[[12]]，清代的各種抄本以及康熙四十二年汪立名據舊抄本翻刻的刻本都與之同源。馮抄本《汗簡》卷一至卷六正編與卷七目錄的部首很不一致，正編內的部首較《説文》缺失甚多[[13]]，因此下面僅依該本卷七目錄來考察郭氏所見的《説文》部首。
檢《汗簡》目錄共計有部首537個（卷一95、卷二108、卷三104、卷四99、卷五60、卷六71）[[14]]，較二徐本除缺𦥑、聿、比三部之外全同，毫不存在不見於二徐本的部首。從該書其他內容看，目錄中𦥑、比二部的缺失只是出於傳本的誤脱，分述如下：
（1）《汗簡》卷一𠬜（攀）部之後直接䰜部，兩部之間對應二徐本《説文》的“共異舁𦥑䢅爨革鬲”八部並無，包括𦥑部亦不可尋。幸運的是，傳本卷首所載北宋李建中題記提到了書中一個从“𦥑”的古文。李氏題記云：
《汗簡》元闕著撰人名氏。因請見東海徐騎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舊。臼字部末
字注腳、趙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矣。
李建中指出所謂“臼字部末”的字注腳、以及“趙”字下都有“臣忠恕”三字。檢《汗簡·辵部》“
（趙）”下注“臣忠恕嘗覽滑州趙氏碑，是唐衢題額，尚如此作”，確有郭忠恕按語。可是李氏提到的另一處文字在馮抄本中卻頗有蹊蹺。
《汗簡·臼部》“
：舊，出華嶽碑”後有“臣忠恕”三字及
古文，既於“臣忠恕”三字後別無具體按語，又於古文字形下不著釋文及出處，不合郭書體例。馮抄本卷末有馮氏識語云“李公序云‘趙’字、‘舊’字下俱有“臣忠恕”字。今‘趙’字下尚存，‘舊’下則亡之矣，確然知其非全本也”，可知明末馮舒從張孟恭處借得的舊抄本《汗簡》中已脱失
字相應的內容，馮抄本《臼部》末的文字顯然是脱失後復據李建中題記草率增補的。
夏竦《古文四聲韻·䰟韻》“論”下引王庶子碑作
、
，第二形與李建中引述《汗簡》所載的古文
相同，可知此即古文“論”字[[15]]。從字形看，它顯然从𦥑而不从臼，不應收入臼部。傳本卷首李氏題記的“臼字部末”疑爲“𦥑字部末”之訛，然則北宋李建中所見本《汗簡》中尚有𦥑部[[16]]。
（2）《汗簡》卷三从部之後實有比部，可知比部只是在目錄中誤脱而已。
可惜的是，《汗簡》卷一史部之後直接𠘧部，兩部之間對應二徐本《説文》的“支𦘒聿畫隶臤臣殳殺”九部並無，包括聿部亦不可尋。理論上從傳本《汗簡》內容本身已不可確定該書是否原有聿部。
總之，郭忠恕《汗簡》傳本目錄537部加上確定爲誤脱的𦥑、比二部，共計539部，與二徐本《説文》除缺聿部之外全同。考慮到539之數仍與郭忠恕致夢英書中提到的《説文》字源540之數有別，可以猜測聿部也極可能只是傳本訛脱而已[[17]]。由此推測，若不論次序，郭忠恕所據宋前舊本《説文》的部首應當與二徐本《説文》相同。
通過《汗簡》卷七目錄的一處部次可以進一步確定該書目錄所本的《説文》部首屬於唐李陽冰一系。徐鍇《説文繫傳·通釋》以及徐鉉刊定本《説文》中的“臥身㐆衣裘老毛毳尸尺尾”十一部，徐鍇《説文繫傳·部敘》、郭忠恕《汗簡》卷七目錄、釋夢英《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次序皆作“裘老毛毳尸尺尾臥身㐆衣”，即“裘老毛毳尸尺尾”七部在“臥身㐆衣”四部之前。兩種不同的次序類型如下表所示（次序倒置之處以／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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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
材料 |
部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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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1.徐鉉《説文》卷八上、卷首目錄、卷十五目錄 2.徐鍇《説文繫傳》卷十五及十六、卷二十九目錄 |
臥身㐆衣／裘老毛毳尸尺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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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1.徐鍇《説文繫傳·部敘》 2.郭忠恕《汗簡》卷七目錄[[18]] 3.釋夢英《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 |
裘老毛毳尸尺尾／臥身㐆衣 |
諸書中“臥身㐆衣裘老毛毳尸尺尾”十一部次序一覽表
從《説文》前後部首看，“臥”承前“人”等部，“尸、尺、尾”啟後“履”部，“衣”次之以“裘”也顯然比“尾”次之以“臥”合理，類型A更可能是《説文》部次原貌。可是徐鍇《部敘》、郭忠恕《汗簡》、釋夢英《字源碑》三者部次都爲類型B，應當同有所本。考慮到釋夢英自稱依李陽冰刊定本《説文》重書篆書目錄，類型B這種次序很可能是李陽冰刊定本《説文》舊貌[[19]]。郭忠恕《汗簡》編排部首時所據的很可能是李陽冰刊定本《説文》、或李騰《説文字源》，甚至是郭氏自己的《小字説文字源》，要之皆爲李陽冰一系。
綜上所述，今存釋夢英所書《字源碑》較二徐本多“孑”少“丶”、傳本郭忠恕《汗簡》目錄（補上“𦥑”、“比”）則較二徐本僅缺一“聿”。合兩書視之，若不論次序，根據忠恕、夢英之書推測的李陽冰本《説文》540部，應該與二徐本《説文》540部相同。當然，李本的次序似乎與二徐本略有差別，例如上述的“裘老毛毳尸尺尾臥身㐆衣”很可能就是李本部序與二徐本的一處不同。但至於李本部首次序與二徐本相比究竟有何具體差異，由於釋夢英《字源碑》與郭忠恕《汗簡》目錄兩種材料的部首次序存在較大差異，目前難以作深入討論。
從另一個角度講，在中唐李陽冰刊定《説文》之後，唐五代宋初的不少説文學作品都深受李氏新定本影響。如李騰《説文字源》、郭忠恕《小字説文字源》、釋夢英《篆书目錄偏旁字源碑》皆是對李陽冰一系《説文》部首的集錄（唯《字源碑》略有小異，詳上文）；林罕《字源偏旁小説》篆取李陽冰刊定本，撮偏旁五百四十一字各隨字訓釋，是字原學研究的先驅。林罕《小説》變《説文》五百四十部爲偏旁五百四十一字，被郭忠恕批評爲“妄有更改之”（見郭忠恕致夢英書）。李陽冰刊定本影響力如此之大，二徐卻毫不指責李氏“妄改目錄”；況且徐鍇《説文繫傳·祛妄》批評李陽冰新説甚嚴，也沒有就最關鍵的五百四十部增損問題發難。這似乎説明，在二徐看來，李陽冰刊定《説文》時並未損益舊部。換句話説，李本所含的五百四十部其實確與二徐本相同。
此外，現在的一些説文學者相信李陽冰可能沒有擅自改造《説文》舊文，只是他在刊定本中的按語裏表達了不少與許書不同的新解，才因此飽受批評。這種看法當然不完全正確。其實，李陽冰本《説文》中的篆形肯定被他大量改動過了，書中也肯定增加了一些新字新説。不過舊有的部首、訓釋、説解確實有可能未被擅作改動而只是被加上了李氏的按語。若果真如此，那麼李陽冰本《説文》中的這部分內容應該與舊本甚至今傳二徐本面貌相近。
附記：本文源自對舊文《〈參記許氏文字〉與〈六書故〉引唐本〈説文〉考論》（曾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佈日期：2024年8月21日，網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179）中關於李陽冰《説文》部首內容討論的增訂。
[[1]] 李家浩《唐寫本〈説文解字〉木部殘卷爲李陽冰刊定本考》（《文史》2003年第1輯）曾認爲“〔唐寫本《説文》〕木部殘卷是根據李陽冰刊定本抄寫的，其篆文保存了一些李氏改寫後的字形”，但該文對周祖謨指出的唐寫本《説文·木部》殘卷無陽冰案語、與李氏篆形不盡相合、與李氏書體不合三個方面都沒有做出有力的反駁，説服力不強。唐寫本《説文·木部》殘卷固然存在一些與李氏所改篆形相同的字形（如“欠”、“衣”等），但無疑同樣存在一些不同於李氏改篆的地方（如“長”、“勺”），怎麼能只因爲前一部分相合的篆形就遽定此殘卷出自李本呢？唐代篆書復興，從初唐《碧落碑》《美原神泉詩》、中唐《三墳記》《峿臺銘》等石刻篆文可以看出，唐代書家逐漸吸收了來自石鼓（時人以爲史籀遺跡）、秦刻石（唐世碑本之流行者，有會稽、繹山二石）等材料上古樸的字形結構；此外，從《篆隸萬象名義》、敦煌《篆書千字文》中體勢盤曲的篆文字形看，當時又流行有不少隸楷相摻的俗篆。這樣異彩紛呈的篆書氛圍無疑會影響到當時傳抄的《説文》字體。如在唐寫本《説文·口部》殘卷中，“
（哀）”所从之“衣”保留了許書舊篆，而“
（嗾）”所从之“㫃”、“矢”卻並用俗篆異體，呈現出新舊混雜的用篆面貌。寫本時代文無定本，篆文字體由於已不習用，更易動輒改竄。唐五代時期傳寫《説文》並小變篆形者恐怕不乏其人（其篆形依據或出秦刻石、或出石經、或僅出於傳抄俗寫），唯依秦刻石改篆的李陽冰名噪於世，餘者湮沒無聞而已。因此，沒有道理僅僅依據部分篆形的相合，就將唐寫本《説文》與唐李陽冰刊定本強作牽連，況且相合者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只是同受秦小篆浸染罷了。在將其他唐代篆形材料與徐鍇《説文繫傳·祛妄》引述的李陽冰本《説文》所改篆形進行對比研究時，我們也應同樣留意這點。
[[2]] 王筠《説文句讀》卷十三《片部》末云“《六書故》云‘唐本有《爿部》’，葢李陽冰謬説也”，白石將人認爲“《六書故》所引唐本就是李陽冰校訂本”（白石將人：《説文文本演變考：以宋代校訂爲中心》，中華書局，2021年，頁152—168），都沒有意識到李陽冰本《説文》其實並無《爿部》。
[[4]] 拓本可見趙力光編：《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石刻拓本，網址：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a/html/sou0008x.html。
[[6]] 郭忠恕致釋夢英書見乾德三年（965）所刻的《十八體書并贈詩碑》（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石刻拓本，網址：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a/html/sou0007x.html）和咸平二年（999）所刻的《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兩者收錄的文字在釋夢英所寄偏旁數量上存在區別，前者云“見寄偏旁五百四十一字”而後者云“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按：郭氏謂字源“有五百四十部”前有一“唯”字，則其所見偏旁數目應勝於此，故可知早刻的“五百四十一字”當是郭書原貌——夢英原書五百四十一字顯然本自林罕《字源偏旁小説》五百四十一部。此書分析可參看白石將人：《説文文本演變考：以宋代校訂爲中心》，中華書局，2021年，頁62—67。
[[7]] 郭忠恕《小字説文字源》今已不傳。南宋佚名《寶刻類編》卷七“郭忠恕”條下：“《小字説文字源》：取唐李騰所書《字源》，補其缺漏者七，改其音之誤者一，别爲小字以刻石。乾祐三年（950）七月立。徐。存。”按：《寶刻類編》所云蓋本諸其時徐州所存《小字説文字源》石刻中的郭忠恕後序（黄庭堅《山谷集》卷二十八“跋顔魯公東西二林題名”下云“近觀郭忠恕序《字源》後云‘家君授以張、顔筆法’”，知此碑應有郭氏後序），其文謂郭氏《字源》“取唐李騰所書《字源》，補其缺漏者七，改其音之誤者一”，值得留意。所謂“補其缺漏者七”應非指唐李騰《説文字源》五百四十部存在缺漏，而是指原碑立於貞元五年（789），至五代末已逾百年，文字或有殘破者，故郭氏爲之補缺；“改其音之誤者一”當指李騰《説文字源》原碑在五百四十字下間附有音切（殆襲自李本），郭忠恕修改了某一字的注音——結合《字源碑》《汗簡》反切，我懷疑郭氏修改的很可能是“甾”字的讀音，該字於《字源碑》中注“方九、由”，即“缶、由”之音，蓋本諸李本（徐鍇《説文繫傳·疑義》“由”下謂“李陽冰云即缶字，同”，該引文應本自李陽冰本《説文·甾部》“東楚名缶曰甾”之“甾”字下按語）；與之不同的是，《汗簡》卷五正編、卷七目錄並注“壯而切”，即郭音如此。
[[8]] 林罕《字源偏旁小説序》：“今以《説文》浩大，備載群言，卷軸煩多，卒難尋究，飜致懵亂，莫知指歸。是以剪截浮辭，撮其機要，於偏傍五百四十一字，各隨字訓釋。”（收入朱長文《墨池編·字學門》）是林罕《字源偏旁小説》立有偏旁541部。或説林氏《小説》541部較《説文》540部僅多一“孑”，顯非。
[[10]] 需要提及的是，南宋陳思《書小史》卷十云“〔郭忠恕〕尤善字學，著《古文汗簡》十卷，全倣許氏《説文》偏旁，凡五百四十一字”（日本静嘉堂文庫所藏南宋刊本卷十如此），是謂《汗簡》部首全仿許氏《説文》，有五百四十一部。按：郭忠恕致釋夢英書明言《説文》有五百四十部，《汗簡》若全仿之，則必非五百四十一部也。疑《書小史》謂《汗簡》“全倣許氏《説文》偏旁”雖是，但所謂“凡五百四十一字”卻與事實不符。此外，其文所謂“《古文汗簡》十卷”似亦與《汗簡》不合。檢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著錄《汗簡》爲“八卷”（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二仍襲之），《宋史·藝文志》作“七卷”；明末馮舒亦云“右《汗簡》，上、中、下各二卷，末卷爲略例目錄，共七卷”（見馮抄本《汗簡》書後識語），與馮抄本面貌相合。《通志》所謂“《汗簡》八卷”蓋指上、中、下各二卷另加略例目錄、後序各一卷（亦或分目錄、略例後序各一卷），然《書小史》所謂“十卷”則殊不可解。
[[11]] 桂馥《説文義證·附説》云：“《汗簡·力部》‘勞’下云‘見舊《説文》’，謂非李監新定本也。《爻部》有兩‘教’字，上云‘見《説文》’、下云‘一本如此作’，然則唐本各有異同，故所引與今本互異。”桂説甚是，郭氏除李陽冰刊定本之外應另有異本，故謂之“舊《説文》”。郭忠恕的另一部著作《佩觿》引有若干條《説文》音，其中如“佳，《説文》古牙翻”、“臣案《説文》别有䣜字，音在戈翻”等，皆與二徐本音切不同，它們顯然是取自宋前舊本（或許就是李本）的反切——其切語用字亦符合根據郭忠恕《汗簡》、釋夢英《字源碑》反切推測的唐代《説文》舊音（該方法參看周祖謨：《唐本説文與説文舊音》，收入氏著《問學集（下冊）》，中華書局，1966年，頁723—759）用字習慣，即其切語和《字林》《五經文字》一樣傾向於用筆畫簡單的字。
[[14]] 值得注意的是，《汗簡》有一些在正編和目錄中都被置於卷末、且除部首字之外不含古文的部類，即半部（在卷一之末）、兮部（在卷二之末）、𠑹部（在卷三之末）、仌部（在卷五之末）四部。從前後部次看，它們所在的位置與二徐本《説文》迥異，似乎經歷了傳抄脱失之後又補抄於卷末的過程。黃錫全《汗簡注釋》（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頁540）已在“半”下指出“今本《説文》半次釆後，此蓋寫脱，補於末尾”，甚是。若傳本《汗簡》目錄果真經歷過寫脱後復補，那麼它的部次可能已不完全符合郭書舊貌，以此上推郭氏所見舊本《説文》部首的做法似需再行斟酌。不過，後文即將指出，傳本《汗簡》的一處部次保留了宋前舊貌，這增強了我們據之推求舊本《説文》部首面貌的信心。
[[15]] 清鄭珍未在《古文四聲韻》中檢得此字，謂“審此形葢舊之或體鵂字，其中休也，兩翼是鳥省”云云（《汗簡箋正》卷三），顯非。黃錫全、李祖才認爲此字即“剌”字左旁，李春桃、劉偉浠、岳拯士、薄路萍等皆從黃説。但月部（-at）之“剌”與文部（-un）之“論”古韻迥異，“剌”不應作爲“論”之古文。段凱也認爲“剌”“論”兩字罕見相通，故對此形“傾向於存疑”。《集篆古文韻海·慁韻》“論”作
、
形，劉偉浠指出第二形即古文“昆”字，與“論”音近通用，甚是；但他信從黃説，故認爲二形各有來源，則不可信。疑《汗簡》《古文四聲韻》作
／
、
的古文“論”亦與爲一字之變，皆系自古文“昆”流變而來，變化過程如下所示：
（郭店簡《六德》“昆”）→
（古文“昆”）→（古文“論”，下同）→／→／
參看黃錫全：《汗簡注釋》，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頁238—239；黃錫全、李祖才：《鄭臧公之孫鼎銘文考釋》，《考古》1991年第9期，頁855—858；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中華書局，2016年，頁207—208；段凱：《〈古文四聲韻〉（卷一至四）校注》，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白於藍，2018年，頁284—285；劉偉浠：《傳抄古文與出土文字合證》，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陳偉武，2020年，頁58—59；岳拯士：《〈汗簡〉補注》，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白於藍，2021年，頁311—312；薄路萍：《〈汗簡箋正〉新證》，貴州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史光輝，2023年，頁259。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5年1月22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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