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迁碑》若干问题的思考

（首发）

赵楠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习称《张迁碑》）自明代出土以來，以它坚实稚拙的风格影响著一代又一代的操觚之士；相应地，它的碑文文本与文字也存在着诸多问題，三百年间聚讼纷纭，疑义互生，几令后來者难于置喙。《张迁碑》一方面是书法史上的名作，另一方面亦是重要的石刻文献，故历代对《张迁》真伪之争论均不能脱离文本之真伪、书迹之真伪、刻石之真伪这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之争论大多集中于《张迁碑》文体辞章，引用故实，碑文字形，人名称谓、地理与典章官制四个方面。学生不惴谫陋，愿為這桩旧公案做一梳理，拟將《张迁碑》上述各方面疑点做一总結评述，以供诸同道批判参考。

     一、关于《张迁碑》文体辞章的问题

纯以金石义例的角度来看，《张迁碑》文本的确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清人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中曾指出此碑文不依古格者有三：

“碑合表颂仅五百言，而其敘张氏先世事乃至三之一，亦似太烦。此固不可以入潘昂霄、王止仲之例者矣。颂文无 ’颂曰’ 字，而碑尾紀年月后又若颂詞者，则是文与书皆不可以常格论尔。”[1]

按，溢美夸饰传主出身，乃至攀附古圣先贤，实系碑碣文章之积习；“敘先世事乃至三之一”，亦非孤例，有《赵宽碑》可参证 [2]。明人王世贞虽一针见血地指出“按良韩人，释之南阳堵阳人，骞汉中人，宗系绝不相及，文人无实乃尔！”却并无藉此否定碑文之意。张迁一族确未如碑文所云“世载其德”，父祖数辈皆未出过见于经传的辅汉名臣。这恰恰是高门大姓、士族公卿主导下的汉末社会重视门第阀阅的一种反映，固非“文人无实”四字所能尽。文虽不必实，却可由此窥见当时风气观念之一斑。

翁方纲认为“而碑尾紀年月后又若颂詞者，则是文与书皆不可以常格论尔”，程章灿先生《<张迁碑>再志疑》赞同翁说：“汉碑颂词，多以‘辞曰’、‘颂曰’之类的语词引起，《张迁碑》却沒有，碑文末尾题记年月的两行，句式又相当整齐，貌似銘词；这两处确实都不合碑文常规格式。”[3]俞樾在《第一楼丛书·汉碑第四十一条》认为碑文之病尚不止于此：

“……既云‘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便可径接铭词，乃又缀此四句（楠按：即‘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维新’四句），殊为不伦。窃疑此四句当在‘前哲遗芳’之下……今按此句之前后错置，其缪更甚，前人未经论及，故表出之。疑作书者遗夺于前，而补缀于后。”

高文先生《汉碑集释》引此条按云：“俞说是也。”[4]然而，若果真以此为标准來銓衡群彥，则恐汉碑鲜有依乎“常格”者。例如光和六年的《汉故成阳令唐君颂》（即《唐扶碑》），在題署年月及门生故吏姓名之後，又加缀 “耽经史兮履仁义”等数行骚体辞句，而碑阴卻全无一字[5]；又如《校官碑》，其前半段“诔曰”后缀以敘事之文，后半段“乃作敘曰”所叙的却是有韵之文，几近于“颂”的內容。[6]若以六朝以后之眼光看來，岂非名义颠倒伊于胡底？再如《景君碑》，誄文之后又续以“乱曰”引领的楚辞体颂文，之後才是立碑及服丧者姓名，詳列名单之后再加四言銘文数行[7]；与此相类的还有《严举碑》、《柳敏碑》等，其中以《柳敏碑》体例与行文逻辑尤为芜杂，碑文以散体之序述传主生平及立碑缘起，以“勒铭叹之厥辞曰”引领传主生平经历并述哀情，用诔，四言，其后又出现“辞曰”，四言，句尾用“兮”，颇类国风，亦述哀情，通篇碑文皆不以前揭文义已足为意。[8]以上种种表明，在近世儒者目中《张迁碑》行文体式可能略显特別，但在汉碑之中绝非个案，不宜以六朝“文”“笔”之分或宋清金石义例相比拟。以同期碑石观之，俞曲园疑其中有錯简，或有求之过甚之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张迁碑》之文体辞章问题有如下看法：

《张迁碑》既以“张君表颂” 为名，可知其为刻于碑石之颂体文，当与班固《高祖颂》、傅毅《显宗颂》作同类观。颂者，源出诗《颂》，“美盛德形容”永远是这类文章的预设主题，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9]，于史书固然为秽史，于“颂”则司空见惯；

《文心雕龙·诔碑》谓属碑之体“其序则传，其文则铭。”[10]而《张迁碑》自“广通风俗”句以后，句式整齐，颇谐韵律，其内容仍是敷陈传主家世生平，不似序传亦不似颂铭。今人或以为不中绳墨，然据柯昌泗云，“李翔为《高愍女碑》，罗隐为《三叔碑》、《梅先生碑》，则序与铭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复曰文，而直曰碑。 ”[11]按中晚唐文章辨体之学已臻完善之时尚且如此，汉时碑文尚属大辂椎轮，有“脱略行迹”者实不足怪。翁方纲、俞樾等硕儒耆宿认为此碑不合常格，我们则以为“常格”应是在碑诔名家钜作垂范之下产生的，后人仰慕其文而望风景从，因此碑文逐渐有了程式化的文体形式与相近的语言风格。但这并不等于汉碑皆应合乎“常格”，事实上，在文献著录与传世品当中存在着大量“体例芜杂”、“文辞不典”的汉碑，未可一概以伪作目之也。

二、关于《张迁碑》引用典故的问题

《张迁碑》用典的失误一直饱受后人诟病。碑文中张释之谏汉文帝一节，一般认为约取《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传》。而其中误“上林尉”为“苑令”，又將张释之论周勃等公卿大臣誤以为比拟苑令，于是碑中出现了“苑令有公卿之才”这般近于笑谈的谬误。

实际上，汉文帝朝距立《张迁碑》之时已有三百六十余年。对撰碑者而言，张释之实在是一位年代悬隔的前朝古人，根本不可能像当代人对当代事一样熟稔。此处碑文之缪，恐亦非如前人所云约取《史》、《汉》诸书致误，以当时情形而论，马班之书缮写不易流传不广，未如宋明以后之易得，碑文作者可能是读过《史记》而记诵致误，也可能是从未读过《史记》，闾里口乘转述致误。至于“上林尉”、“苑令”之讹，自西汉徂东汉，制度更迭不可胜计，而撰碑者恐非卜史星历之流，不可能对前代典章推敲精详方始下笔，故述此事时以东汉之官名“苑令”冒之。意以为此处用“苑令”适可以为此碑文撰于后汉之一证。

 “晋阳珮玮，西门带弦”一句，据《韩非子·观行篇》：“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可知此处用事颠倒趑趄，《汉碑集释》辨之已明，绝非如《金石存》所谓“别有传”[12]，更非错综成文，实乃笔误。然董安于为春秋末人、西门豹为战国初人，距汉季六百年有奇，即如今日信息之便利，今人征引明清典故亦难免张冠李戴，我们不必苛责古人。

碑文后段引“诗云旧国，其命惟新”一句引来不少争议，难之者往往云：“二语不晓所谓，汉时风俗固不知有忌讳类如此。” [13]（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此何等词，亦太无忌讳矣。”[14]（周寿昌《思益堂日札》）此句化用《大雅·文王》，意在赞颂张氏世胄绵长，代育人杰，而在明清以后的人看来，“旧邦新命”等语系毛传所云周公赞颂文王并诫成王之诗，此处“僭用” ，显得比拟不伦，过分托大。其实如此“托大”者屡见于汉碑，《度尚碑》云：“于是故吏感《清庙》之颂，叹斯父之诗。”[15]《杨震碑》曰：“颂有《清庙》，故敢慕奚斯之追述。”[16]《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亦如此类[17] 。按《毛诗正义》，《清庙》系周公营建成周，大朝诸侯，率众祭祀文王颂其功烈德泽之乐歌，而以上诸碑用之无碍，时人亦不以为僭逆。《张迁碑》“旧国惟新”数句为 “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所引出，实乃铭词开篇，与《杨震》、《度尚》诸碑情形差相仿佛。盖后汉诸碑往往化用雅颂篇什，同时也意在模仿诗颂之体，叶昌炽《语石》云：“秦汉诸碑，炳焉与雅颂同文。”[18]虽为溢美亦有灼见在焉。明清以后，文禁之严苛远超前代，即如“皇考” 一词，虽出《礼记》，屈原《离骚》、欧阳修《泷冈阡表》亦曾用以称呼先人，而清人王尔扬书之于墓志，即以“僭逆”得罪。“旧国惟新”在汉季不过寻常比兴，若于清朝则必难逃欧刀之刑，宜乎近世诸儒闻之而怵然心悸矣。

三、关于《张迁碑》碑文字形及书刻的问题

《张迁碑》碑文第二行“帷幕 ”之“幕”字，王念孙《汉隶拾遗》以为补刻，理由是“幕”本作“莫”，而“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今于‘莫’下加‘巾’字，则字形太长，致与下字迫近，比之诸字，疏密悬殊矣。” [19]《汉碑集释》则云：“‘幕’字亦经传之所常见。王念孙《汉隶拾遗》谓 ‘巾’字甚小，盖后人补刻，殆不然也。”[20]《集释》之说是。汉时“幕”字已从“莫”字分出，班固好用古字，王念孙援《汉书》为例未必能反映东汉末叶的用字情形。程章灿先生引《隶释》卷十七《吉成侯州辅碑》“定册帷幕”等例句，亦足以证明无论用“幕”抑或用“莫”均为不误。核对碑文原字，我们发现，“巾”字的确很小，局促于“莫”字之下，然而此类现象在《张迁》中并非仅见，如“高帝龙兴”之“帝”字，“蔽沛棠树”之“沛”字，“巾”部均明显偏小。若与《衡方碑》中之“帝”、 “”比照来看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所谓“下部偏小，结构失衡”恰恰是《张迁碑》结体的特点，其字形多取扁平，重心降低，未如其他隶书那样“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而已。王念孙又云：“《金薤琳琅》已作‘幕’，则明时碑文已然矣。”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出土时的原貌。另外，“（张迁）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之说值得商榷，全碑从纵向看似乎整齐划一，而横向看则不尽然，一纵行之内字与字之间距并不均匀，此处可以看到汉简章法对《张迁》的影响，恐未可尽以后世隶书章法目之。

碑中尚有不少假借字、別字，经过清代以來众多学者的梳理与考证，多数已无疑义。唯误字甚多，如“荒远既殡”之“殡”为“ 宾”之误，“艺于从畋”之“畋”为“政”之误，“爰既且”为“爰暨”之误，疏阔如此，往往难以常理测度。但如果将之置于有拓本传世之汉碑当中观察，则此现象至为普遍，绝非个别。究其原因，应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小学不修，尽管西汉朝廷以通晓字学文理，精擅书写技术为标准来选拔文职官吏，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尉律》（引自《说文》）为证，字学之退化早在西汉晚期已肇其端，平帝时王莽奏请以公车征天下通“逸礼、古书、天文、图谶……小学《史篇》”等“异能之士”，《史籀篇》与天文图谶等量奇观，通晓者被时人目为有“异能”，可见此学已见衰微。后来更由于国家动乱以及隶书体成熟与草书之冲击、渗透，东汉时的九卷《史籀》残篇也面临着萎缩和变异，唐玄度《十体书》谓汉章帝命王育讲《史籀》，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朝廷中专治文字学之专家亦不能通此学，他人可以想见；而《说文》所录籀文与小篆异者不过二百二十五字，他者皆同，足见其时籀文之字形传习失真之程度。故《说文解字叙》所云“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此非耸听之危言。许君所举“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等妄人诡正古文，向壁虚造之俗字，正是东汉时期小学失修，俗别字泛滥这一文化现象的传神写照。至桓灵间愈演愈烈，乃至官方为订误证伪，平息纷争为所立之《熹平石经》，其字亦间有俗作。[21]《张迁碑》之立恰值汉季碑碣云起之时，正定六经文字的《石经》尚且如此，众多草野山陂中的碑石又当何如呢？

二是文字制度力所不及。前汉文字政策之严酷为世所知，不必赘述。东汉初期亦有严明之法规，光武《四科取仕诏》云“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章帝因之。然此禁惟限于奏疏、文牍等类（所谓“书疏不端正”），意在正体正字，保证国家政令之有效传达，而石刻题字、砖瓦陶文之属却非诏令所及，甚至在伏波将军马援上书请正定印文之前，玺印文字之讹误者皆不在“有司奏罪名”之列 [22]，后来“《尉律》不课”之时则无论矣。

讨论张迁碑之真伪时，或以汉人刻碑有“察书”之制度，认为《张迁碑》不应疏误若此。按碑石“察书”之证据，仅见于《华山庙碑》“遣书佐郭香察书”。姑舍“郭香察”与“郭香”之争议不论，书佐系掌书翰之吏员，负责起草誊缮文牍，历代沿置，其职责为“书”而非“察书”。汉碑虽多不署书人，然据王力春学兄《汉魏南北朝石刻书人考辨》，其名姓可查者亦有六例，而“察书”者舍《华山庙》则未之闻，文献亦不见汉碑察书之制。倘“察书”作为汉制真实地存在过的话，《华山庙碑》以外数百通未署“察书”者姓名之汉碑是否经人察书便成疑问。姑且置此孤例，阙疑为是。

事实上汉代并无严格制度要求金石砖瓦铭刻文字必“如诏书”，文字政策亦无一条对石刻文字进行干预，因此我们看到汉碑、刻石、瓦当、陶文往往成为讹误字体之一大渊薮。这种“不严格”还不仅仅表现在字形上，如汉代有避讳之律，《史记》、《汉书》以及出土之简牍遇诸帝名讳，往往改字，而汉碑则径书讳字，几乎不避。[23]又，其时碑碣虽盛，却无士大夫书碑之风，书者多是低级胥吏，甚至石工。一没有作为社会文化主体的士林人物来参与，二又没有国家法令对其进行外在的匡正，是所谓“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所以我们说，规范与楷模的共同缺位，使此时碑碣石刻呈现出一派自由放任的景象。

三是刻工的因素。碑刻不同墨迹，系佣书、书吏等与工匠合作而成，是所谓二次完成品，因此工匠之技艺对碑石而言非常重要。工匠始自三代百工技巧之人，是一相对稳定、封闭，长期处于监控下的职业技术人群。业师丛文俊先生曾考察秦汉以后之工匠，其来源、隶属、技艺各有差等[24]：既有世守其业、艺有专精，负责制作禁中诸器物的职业性家族，又有庶民、官奴、私奴、刑徒出身的一般工匠。而我们说的汉代诸碑，则多数出自于社会中下层佣书、书吏与最末一类工匠们之手。[25]而汉碑之撰文、书丹、镌刻三道工序是脱节的，每个环节都能产生纰漏，多数工匠被国家严格限制，严禁其转行徙业，婚娅失类，滥厕士林，因此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文化程度很低。若细究起来，恐舍讹误别字则无汉碑。陆明君先生《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中将由于刻工因素导致误字别体之产生分为“不明书写本意而致误”、“漏刻笔画”、“省时省力粗就而别”三个途径[26]。而汉碑书刻之简率亦有与六朝相同者，除误字以外，诸金石书所载碑志伪字脱文，径于碑上施以涂乙者，遇石缺残沥辄空格避之，挤窜他字至夺去一二句者，均不乏其例。《语石》卷九叙之已详，毋庸笔者赘言。是以刻工对书丹之讹误乃至改易，是影响碑文字形的一大重要因素，是读碑者不能忽略的。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张迁碑》自出土以来经风化剥蚀，人为磨损，又被翻洗剔刻数次，大剜之后始得今貌，除了笔误、刻误，亦可能本来不误而因残损为人剜补致误，如此种种尚未可执一而论。其他问题如“刊石立表”之“ 表”字旁多刻“衣”字，以其为伪者径指为后人补镌。其实明人若需作伪，不必弄得如此狼犺。以常理度之更似石工匠草草不工之作，刻毕之后填补凿改所致。张彦生《善本碑帖录》即持此说，可参看。[27]至於碑阴末楷书“付迄”二字，或是出土后石估所为，应与本公案无关。《魏高植墓志》左空处亦有后人镌“龙飞凤舞”四字，叶昌炽喻之为“古刻之遭黥者”，盖属妄人题刻，可与《张迁碑》之“付迄”相印证 。

四、关于《张迁碑》称谓官制诸方面问题

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四十七《汉荡阴令张迁碑跋》曾提出如下问题：

“昔贤谓东汉鲜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韦宣而外，自韦叔珍下皆二名，或书其字然邪？”[28]

 按《公羊传》有“二名非礼”之说，王莽据以设二名之禁，因此东汉魏晋间单名大倡，征诸史乘皆为单名人物。然而后汉二名之例亦多，往往集中在身份较低的人群中。清人冯景《解舂集文鈔》就曾举出校书郎刘騊駼、赤眉牛吏刘侠卿、平原剧贼刘文河等双名东汉人。石刻中二名之人也不少见，如《礼器碑》碑侧所载101人中就有33人为二名。可见单以人名之例尚不足以难此碑。

朱彝尊又疑韦叔珍以下之二名 “或书其字”，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则认为：

“右碑阴四十有一人，皆字而不名。古人命字有只一字者。此范巨、范成、韦宣三人当亦其字也。”[29]

叶奕苞《金石录补》亦对从事守令以下“不名”提出疑问。意以为不必尽然，亦不必尽非。洪适《隶释》“韩敕碑阴”跋云：“ 汉人题名必书名字，否则各有说也。《杨震碑阴》孙定博诸人不名者，非其门生也。《逄盛碑阴》崔孟祖数人不名者，乃其父党也。题名于《韩敕碑》左凡八人，鲁之二麃一传不名者，别守相之尊也。”[30]洪说固是，碑侧题名书字不称名似应有义例可循，然亦未可曰必。如《礼器碑》题名有书二名或字如“麃次公”、“苏汉明”者，亦有书名兼书字如“西门俭元节”、“种亮奉高”、“敬谦字季松”，“赵福字元直”者，此虽洪适亦难括其例。查张迁碑阴“故从事某某 ”、“故守令某某”、“故吏某某”者，除范巨、范成、韦宣三人以外，无论亲疏与否名皆二字，若如钱大昕所云均以字行，则未能悉如《杨震》、《逄盛》诸碑之例；若均以二名目之，则理据不足，稍嫌武断。故碑侧题名或系二名，或是表字，均不为忤。

碑文中“流化八基”句，清吴玉搢以汉碑与两汉书证古“期”、“基”通用，张延奂《汉碑古字通训》、高文先生《集释》承袭此说，均以为此句指张迁在任八年。[31]程章灿先生则认为“八年”的解释不妥，理由是“汉制一任三年，汉碑中又有‘三祀有成’的说法。”[32]按汉代确有一任三年之制，然早在光武帝时就有例外情形，例如伏恭，建武四年始任剧县县令，“视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闻。”[33]冯鲂，建武十三年迁魏郡太守，迟至二十七年才入朝代太仆，守该郡长达十四年。[34]樊晔，初任扬州刺史，“视事十余年，坐法左转轵长”，后除天水太守，视事十四年卒于任上。[35]可见东汉宿有郡县长官久任之例。到东汉后期，吏治日非，送迎烦费，损政害民，尚书令左雄指出“吏数变易，则民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36]，主张“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迁徙”[37]，汉顺帝深以为然遂采纳之。尽管此议由于宦官的阻挠贯彻不力，但地方官久居其职却成了上下默认的不成文规则，客观上也成了助长门生故吏部曲私属的主要土壤。足见张迁任谷城长八年 “迁荡阴令”应在情理之中，于史实并无龃龉。姑不论《张迁碑》真伪如何，撰碑者应当不是那种不谙东汉史事掌故之人，假设以作伪者的角度来考虑怎样杜撰碑文的话，有明文制度可循的“三祀有成”恐怕远比“流化八基”更能取信于世人。

《张迁碑》碑额列“谷城长荡阴令”二职，而较微之职“谷城长”反着于“荡阴令”之前，在汉碑中确属特例，叶国良、程章灿诸先生已指出过。按碑额中以二职并列者，有《景君碑》、《刘熊碑》等例，均以较尊显之官职置于前。洪适《孔彪碑跋》认为传主尚未去世时，当地故吏立碑“以本郡题其首也”，意以为洪说颇是。立碑时张迁尚在，其最尊之职系荡阴令，不可不题，而立碑者均系谷城人，函故府主甘棠之惠，刊立碑石以本县题首亦是情理中事。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张迁的官职应为何名。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提出谷城为人口万户以上之大县，长官应为令，而非长，其依据是《后汉书》载王堂“迁谷城令，治有名迹。”李贤注：“属东郡，故城在今济州东阿县东。”[38]这里的问题是，李贤所注是否确实，东郡“谷城”是否为大县？

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一文举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二十二所录“谷城令印”，铜印鼻钮，将之与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卷五“后汉官印”所收“谷城令印”相比照，认为二者可能系同一枚官印，可以作为《张迁碑》之谷城为万户大县，“谷城长”之称不合史实之物证 [39]。按《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卷五《后汉官印》“谷城令印”下有注云：

“《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下有谷成县，《后汉书·郡国志》谷城属河南尹，成作城。”[40]

按此印之“谷城”为河南尹治下之谷城县，地在今洛阳西北。《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云：“谷城，瀍水出。” [41] 瀍水源于孟津，于洛阳东注入洛水。《汉书 ·地理志》曰：“谷成，《禹贡》瀍水出朁亭北，东南入洛。”[42]《左传•定公八年》“单子伐谷城”句下杜注：“谷城在河南县西。”杨伯峻注云：“谷城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北，当时谷水、涧水、瀍水三者混称。”[43]按西晋时省谷城入河南县[44]，故瀍水为河南所有，是以杜预云谷城“在河南县西”。由此可知东汉时有二谷城，此谷城（河南尹）并非彼谷城（东郡），而晋以后之人往往将二者相溷。罗福颐先生考定顾从德《顾氏印薮》所收之“谷城令印”为河南尹之谷城县，确乎不移，兹不赘述。《六艺之一录》之“谷城令印”有目无图考，仅标示为“东汉谷城，属东郡”。所以二书所录之印很可能并非同一“古城令印”，倘若是同一印，则应是倪涛失考，将河南尹谷城误为东郡谷城。另外，《后汉书》所提到的“谷城”常指河南尹谷城，刘昭、李贤、王先谦等均未细辨，如《皇甫规传》云：

“（规）再转为护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还，未至，卒于谷城。”[45]

护羌校尉巡行河湟，屯田金城，主掌西羌事务，明见于史。皇甫规任护羌校尉，以老病召归，未及还朝而死于途，其身死之地“ 谷城”绝非今山东平阴西南东阿之谷城，实是洛阳城西北之谷城，而“谷城令印”与《张迁碑》无涉亦可明矣。由于河南尹之“谷城”省并而东郡之“谷城”存，晋以后诸贤往往只知后者不知其他，是以《王堂传》李注尚需进一步考辨。由此看来在更为坚实的物证出土以前，我们不妨将“谷城长”继续归于张迁名下，似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五、《张迁碑》真伪争议的问题、遗憾与启示

与其他著名的古代书迹真伪的争论相比，《张迁碑》的质疑者与拥护者较少从书法风格、技法笔意等角度来进行分析评断，这就使得《张迁》真伪的争论看上去更接近于古代文献的考订与辨伪。虽然自其出土以来论争从未止歇，但双方所论焦点多集中在碑文文本与文字上，还往往囿于所见，被自己掌握的材料牵着走。至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张迁碑>再志疑》二文，始得梳理旧说，结合史籍文翰，从流传、书刻、文本多个方面对《张迁碑》进行质疑，从清人零散、断片式的读碑心得发展为成规模的研究成果，文字清通，导人以晓入之途，其结论虽未必至当，然其学有根柢，不发空中之语，知识读之莫不钦敬。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张迁碑》的争论并非没有丝毫遗憾，尽管争论的双方常在历史语言学与文献学的领域交锋，言文体内容多而论书体年代少，但他们的意识当中不免仍然存有书迹鉴定之积习，因此对真伪执着过甚，往往影响其考辨的精准。面对《张迁碑》中的讹别字形，质疑者详为论列，径以此作为《张迁碑》为伪之依据，而支持者无可奈何，只能勉力证明碑文无误，却常因论据单薄而左支右绌，反击乏力。其实《张迁碑》之真伪与碑文字之正误，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论证双方在此处陷入假“二难推理”而不自明。同样地，如用典用事及碑文体式问题，即便证实《张迁碑》文辞虚夸，体式托大不自重，亦不过是桓灵时立碑“门生故吏，合集财赀，伐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夸诞之风的写照而已。要之，争论双方对自己掌握的相关材料剖析极尽透彻，予以后学不少方便，但他们的研究中基层史料的孤立分析几乎代替了一切，像《读<张迁碑>志疑》那样将对方发现之材料证据与自己之所得进行整体分析的却很少，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关于《张迁碑》之真伪，并非无剩义可发，应该还有可以继续探讨的空间。比如质疑《张迁碑》者往往以行文用事之谬误为破绽，而这类问题仅关乎撰碑人之学识文采，无关其他，似应向历史语言学方面考虑，分析文辞中是否出现汉魏以后语汇；或以统计学方法调查世传可信之汉碑中特定词汇的分布与应用状况，再方之以《张迁》，应该不无所得。相应地，在书法风格的研究上，把《张迁碑》与尽可能多的同时代汉碑汇集起来，对各碑中相近或相同的字进行排比对照，再将后世隶书与《张迁碑》中相近或相同的字进行排列比较，通过字对字、点画对点画的详细比照与观察，应能获得比零星的笔画分析与粗率的风格概括更为丰富的认识。另外，出于传统金石学审美趣味与文人心态原因，重拓本轻实物之观念在研究者心中根深蒂固，[46]倘若在吸纳张彦生、王壮弘等前辈对各版拓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有条件以实物（目测或摄影）校勘拓本，相信对进一步了解《张迁》会有所裨益。

 我们以为，每一次争论，都会给后学提供更高的立足点与平台，就如“释古”某种程度上恰是“疑古”的学术生命之延伸一样。昔日“兰亭论辩”中某些充满硝烟味道的结论虽已为人们所抛弃，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已对产生这些结论的研究方法有所反思，更何况正是这一论辩拓展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使大家由一篇作品的真伪想开去，进而关注汉魏六朝书法史料之性质、金石文字遗迹与刻工、士大夫书风之真实状态等书法史上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张迁碑》真伪讨论能在学术上进一步深化，为将来的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