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构形学与上古音的突破

——读《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

（首发）

李洪财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古文字学主要研究对象，是出土的古代文献。早在汉武帝时就有出土孔子壁中书的记载，后来还有汲冢竹书、石鼓文等文献材料相继出土。可惜这些出土文献价值，在清代以前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多数还停留在文字考释和年代考证上，但在这一过程中，古文字研究逐渐发展起来。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大量出土文献面世，古文字学得到迅速发展，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同时，新的研究成果也促进了古文字学的发展。叶玉英先生的《古文字构形和上古音研究》一书，就是以出土文献为基本材料，充分吸收借鉴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古文字和上古音研究进行深入挖掘的一部力作。书中解决了上古音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对语音与文字形体之间发展演变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一、新观点，新发现。

本书的致力点，在于充分利用古文字学和上古音研究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汉字的古音进行研究。李方桂先生指出：“古韵学的出路在古文字。”[1]而李新魁先生也曾指出：“必须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把对古文字的研究和古音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古文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所提供的材料和展示的问题，运用到古音的研究上来，特别是谐声系统和假借字系列必须进行新的更深入的研究，找出确切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古音的研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佐证。”[2]此书正是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前人对古音的研究成果，在古音研究领域的又一次突破。

全书共七章，如果以问题的提出和对学界影响而论，此书的重点和精彩处在第二章。第二章作者谈的是“中古精母字的来源之古文字证据”，可以说此章是本书的最大亮点，也是本书的最主要的贡献所在。叶先生通过对大量古文字的古音疏理，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比如发现大多数中古精母在上古并非就是精母字，而是有多种来源，并且在漫长的语音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复杂的音变；不同声系的两组或三组甚至四组字，有交替出现的现象，并且表现出同样的音变轨迹；精母字多来源于同部位音转。

在考察精母字的具体来源时，书中先对古文字中各韵部的精母字详细考察，证明古文字各韵部中精母字读音后出，然后总结归纳出各字的来源。例如，精母来源于心母的有兹、滋、孳、晶、足、捉、旌、雀等字。如从喿声的藻、澡、缲、劋等字，是直接由心母转入精母；而从妾声的椄、接、菨等谐声系列字，则是由心母塞擦化为清母，再由清母变为不送气的塞擦音精母（书中223页）；还有来源于清母的如走、奏、左、尊、责、积、际、侵、浸等字；来源于从母的如子、则、侧、最、宗、稷、仄、斩等字；来源于以母的如酒、俊、骏、畯等字；源于喉牙音的如岁、恤、薛、井等字；来源于舌音的如进、椒、俊、尽、津、资等等。

在精母产生的时代问题上，郑张尚芳先生认为上古没有精母ts-和邪母z-，上古的从母读z-，而不是dz-，清母读sh-，而不是tsh-，即认为上古没有塞擦音。而叶先生通过对中古精母字的考察，发现大量精母字都源于心母，还有的分别来自以母、喉牙音和舌音。她还通过对出土文献中精母字出现的时间考察，推断其产生时间大致在汉代后期，历经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才逐渐形成。叶先生认为清、从二母由擦音变为塞擦音的时代应与精母产生的时代大致相当，大概在汉代后期至南北朝之间（书中第 228页）。

在论证过程中，叶先生还对许多学界争论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如，朱声琦先生曾经考定由舌音转入精母的字有进、椒、俊、尽、津、恣、姿、咨、资等九个字，其中姿、咨、资、恣来自泥母。而叶先生通过考证指出，“次” 本为从母字，从“次”的姿、咨、资、恣最初都读为从母（书中第227页）。

张世超先生曾认为，秦代比较特殊的殹、也两字并用的主要原因是秦方音中两字音同，[3]但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证据。叶先生通过对出土古文字资料中以母和影母字的考察，发现以母、影母关系密切，且两者多相通，提出了这一在甲骨文和秦文字中特有的现象，可能源自商代语音。

在论证以母与牙音见组的关系中，叶先生发现秦音中以母与见母的关系尤其突出，不仅以母与见母相通的例子很多，以母与疑母的例子也很多。她通过考察，认为以母与见组声母谐声、通假及同源关系是普遍存在的，绝非偶然的例外。这一发现，促进了学界对此类问题的深入研究。

“论音随字转”一章，突破以往以今文字为主要材料的局限，而以《说文》以前的古文字材料为主，探讨了“因误认声旁而改变读音”、“受与之形近的另一个字的影响而读为其音”、“因自身形体变化而造成的音变”、“ 因误认两字为一字异体而混淆读音”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解释了语音发展过程中的偶然音变现象，造成的读音变化问题。例如“归”字，甲骨文作“”，本是从 ，帚声字，后因有“赠送”、“回馈”之义，“归”而借为“贵”，后世以此误认“归”为“”声字，由原来的幽部字变为微部字。

在“论字随音变”一章中，作者牢牢把握住了“音是文字分化的枢纽”这一基本原则，着重讨论了语音演变造成的文字分化、语音与形声字声符的变化、音与讹混、音与饰笔等诸多问题。如在讨论音与讹混的问题上，刘钊先生认为讹混与音义无关[4]，而叶先生则用一些材料证明，讹混确实与音有一定的关系。例如，隶和聿，古文字形体接近，聿，甲骨文为，“隶”春秋晚期的郘钟作形。楚王钟聿作“”，已近似隶字。者钟的“隶” 字作“”，又把“隶”写作了“聿”。并且隶、聿两字声韵相近（笔者按：隶在以纽质部，聿在以纽物部），极易发生讹混。如今从“聿”之“律 ”字，甲骨文从“隶”作“”（书中以商代金文为例，字形略同），睡虎地秦简“律 ”字写作“”、“”，马王堆帛书作“”，可证隶、聿相混。

二、新的研究领域：以声音为文字构成演变的枢纽，注重文字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推动方言研究与古文字学的结合。

形声字是研究古音的重要材料之一，在上古音研究中，当代学者依据谐声原则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古音具有时间层次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本书“语音与形声字声符变化”一节，正是充分利用了古文字中的形声字，对古音进行分期、分域研究，以此探寻更加真实的古音。在这一节中，作者分别探讨了语音演变与形声字声符的替换、战国时期方言与形声字异体两个大问题。而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书中通过利用古文字材料中的形声字异体，使我们看到了上古方言、形声字异体与文字变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如，裘，金文本作从“求”声的“”，而在春秋晚期齐国庚壶中，写作从“又”声的“”。“求” 上古在幽部，“又”在之部。裘字从“求”声变为从“又”声，就是方言上的差距（书中第228页）。可以看出，作者是根据形声字声符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来探寻“字随音变”这个问题（书中第287页）。再如，书中脰、的例子，楚器铭文作“”，隶作“脰”，释为“厨”。脰，从“豆”声，可知楚音“厨”读定纽侯部。三晋文字中，“厨”作从“朱”声的“”、“”。古音“ 朱”在章纽侯部。秦系文字“厨”作从“尌”的“”。“尌” 在禅纽侯部。以往学者认为，上古音中章组和知组一样归入端组，作者指出，以秦、楚、三晋文字的“厨”字声符的不同来看，在战国时期语音中，章组与端组还是有分别的（书中第299页）。

古文字构形学强调科学的文字符号观，认为文字始终是处在变动的过程中，认识和分析文字要有动态的眼光。（见书中序一，第2页）而在对古文字字音的研究中，更需要动态的眼光。语音变化的复杂性，要远比形义的复杂性大得多。正是基于此，本书在对古文字古音分析时，注重对文字地域和时代的区分，这也是此书的一个特色。在书中第三章“秦音中的以母与喉牙音之间的关系考”，作者以秦系文字特有的方言用字和通假字为线索，以出土秦系文字中的谐声、假借资料为主，以《方言》、《说文解字》等文献资料为辅，对秦音中以母字与喉牙音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从而管窥秦方言语音的一些特征。（书中第231页）这正是用动态的眼光，区别对待秦代方言和汉代方言、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时代的纵向关系和空间的横向关系。还有，在第六章的“变形音化举例”中，与在第七章第二节“双声符字考”中，作者将古文字分为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战国文字；又将春秋战国文字分为楚系文字、齐系文字、晋系文、燕系文字、其他。这也是这种分期分域研究方法的体现。

古文字语音变化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对古文字语音考察时，还应该考虑时代和地域问题。作者在书中按照时间和地域分别举例梳疏理，尽量做到条理清晰。这样既可以避免对文字发展变化的单向考虑，同时也便于对文字发展中的个性特征进行考察，对一些问题给出更合理的解释。在古文字学界，古音研究相对薄弱，而以古文字方言为切入点的研究更少，尤其是对秦方言的研究。尽管将方言与古文字相结合的研究，近年来也看到一些成果，但仅是刚刚起步，存在诸多问题，可以说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具有深入研究的巨大潜力。

三、个人的一些建议与补充

当然，书中尚有诸多精彩之处，这里仅是笔者个人的阅读感受，要想真正的了解书中的奥妙，还需自己亲自品味。不过，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对于叶先生书中的独到见解，我深感钦佩，这里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不成熟的建议和补充意见。

书中第四章“论音随字转” ，作者举盻（xì、pǎn）、盼为例，认为两字的在古文字阶段，因为两字偏旁形近，受了“盼”字的音义影响，“盻”也有了滂纽产韵的读音（pǎn）。（书中第256页，拼音为笔者后加）笔者认为盻、盼音转，未必是在古文字阶段，可能是在隶变以后的今文字阶段。“分”甲骨文作，到小篆作，兮在甲骨金文略同，作，到小篆作，古文字阶段分、兮的形体还不相近，差距较大。从“分 ”、“兮”的古文字形体来看，如果两字相混，需要笔画改曲为直和书写速度加快。只有到隶变后，实现笔画改曲为直，分、兮两字相近。加之书写速度加快，俗写简化笔画，故“盼”《九経字样》写作“”，导致两字音形相混。[5]书中所举的汉印字例“”（盼），可能是在受隶变影响后的篆书。在汉印中，很多字处在篆隶之间，篆隶形体互相影响，分不清是古文字还是今文字。

与“盻”、“盼”问题类似的还有，在书中论述因误认声旁而改变读音所举的“赦”字。“赦”，西周金文作 “”，从攴亦声。一直到汉初，仍从亦声。而到了《说文》中，赦小篆作“”，亦讹变为“赤”，“赦”字音也随之变为从赤声。（书中第250页）实际上，这种由“亦”变为“赤”过程并不简单，其背后还潜藏着更深刻的文字演变现象。在古文字中“赤”与“亦”两字形体较相似，“亦”，甲骨文与金文略同，作“”，“赤”金文文作“”。如果仅以字形而论，两字下部都可讹混为“火”。文字手写俗化，有的追求简便，而使本为复杂的字形向相似易混的简化字形靠拢，这也是文字简化的一个途径；也有一些由本来简单的字形向复杂字形趋近，导致两字混同。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导致读音的变化，如书中的“赦”字，另一方面也说明相似字体合并趋势。在这一复杂变化中，讹混的相同部件“火”，成了两个字讹混的条件，而在“赦”的音变中，“赤”字处于强势地位，导致原来从亦声，变为从赤声。李新魁先生说：“由于文字所代表的读音发生变化，音与字之间出现使用上的矛盾。解决矛盾办法之一，就是更换或添加声符，以期字形与音、义符合，这表明读音在这种矛盾中占据主导地位。”[6]

书中第四章叶先生所称的“ 音随字转”，李新魁先生称“音因形变”，刘钊先生称“音随形转”，张涌泉先生称“音随形变” 。第五章的“字随音变”，刘钊先生称“变形音化”，李新魁先生称“字因音变”。名称各有不同，实际所指相同。我个人认为，这种“音”与“字”的变化，需要有不均等的强势与弱势的区别，导致弱势向强势流动。也就是说，汉字强势形体导致音变或形变。在强势形体中，如果“字音”居主导地位，则字随音变；如果“字形”据主导地位，则音随字转。同时，在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无论是形体的变化，还是字音的变化，又受到社会强势主体意识影响而向前发展。这种强势主体，可以是不同地方的人而产生的方言差别，也可以是社会文化造成对文字认识的差别，即书中所说的文字时代性与地域性。如果从这点出发，把文字变化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探究这种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也许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另外，作者在材料的运用方面上，也稍有些遗憾。在字体演变研究综述中，未见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 1964年版）和鲁国尧的《“隶书”辩》（《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两篇重要的文章。特别是在隶书和草书的问题上，裘锡圭先生也借鉴了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中的一些说法。[7]在使用的出土材料中，没有见到 2002年出土的湖南湘西里耶秦简，这对于一直关注里耶秦简研究进展的学者来说，未免有些遗憾。里耶秦简出土共3万6千枚，其字数有20余万字，出土后也有相关的介绍性文章。[8] 根据其简文中出现的“（秦始皇）廿五年”至“（秦始皇）卅七年”和“（秦二世）二世元年”、“（秦二世）二世二年”的纪年来看，这些简的存世时间应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的遗物，跨越了一个朝代，对于秦代的文字音韵研究十分可贵。秦代以小篆为正体标准用字，而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以方便易写的秦隶为通用文字，作为研究研究语音和文字变化的资料，秦隶书写的简牍利用价值更高，更能反映当时的文字真实情况。因为手抄文献，更能反映文字的变化情况，对于秦方言研究、字随音变研究、音随字变研究都会更有帮助。[9]不过，里耶秦简出土后，虽有相关文章面世，但是清晰完整的图册并没有见到，这可能是本书无法利用里耶秦简的一个主要原因。[10]另外，书中所举字例非常多，作为面向学界的著作，最好还是做个索引。这样便于查找，可以更好为学者所利用。

《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一书，是据叶先生跟随著名古文字学者刘钊先生读博时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本书既得到了刘钊先生的肯定，也得到了音韵学领域著名学者郑张尚芳的肯定。郑张尚芳先生在序言二中写到，“作者好学深思，在古文字的古音现象方面有所发现是很有价值的”，这绝不是溢美之词。正如刘钊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本书一个很突出的优点是在两条线上同时达到的深度。一条线是古文字构形学上的，一条线是音韵学上的。而做到在两条线上同时出击并占领高地，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叶玉英做到了。”[11]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极为中肯的。作为学习者，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精彩作品来供我们学习，所以，在这里真心祝愿叶玉英先生能够在学术研究上再攀高峰，取得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