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武王所戡之“黎”不同

——“清华简”武王所戡之“黎”应为“黎阳”

王鹏程

清华大学中文系

 [摘  要]究竟是“文王戡黎”还是“武王戡黎”，千年以来一直是历史上悬而未决的一桩公案。最近公布的“清华简”公布了周武王八年征伐耆（qi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武王和周公致毕公的两首乐诗。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为宋代儒生主张的“武王戡黎”提供了有力证据，从而也就推倒了《尚书》、《左传》、《史记》等书所记载的“文王戡黎”。而据“上博简”《容成氏》中的文武图商故事，应该是“文王戡黎”。笔者结合“清华简”、”上博简”中的《容成氏》、今本《竹书纪年》以及相关文献，提出“二次戡黎”说，即文王和武王都曾戡黎，但所戡之黎不同，“清华简”所载武王所戡之“黎”应 为纣都朝歌附近之“黎阳”。

[关键词]戡黎 “清华简” “上博简” 《容成氏》  黎阳

最近披露的“清华简”上记载了周武王八年征伐耆（qi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武王和周公致毕公的两首乐诗。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为宋代儒生主张的“武王戡黎”提供了有力证据，从而也就推倒了《尚书》、《左传》、《史记》等书所记载的“文王戡黎”[1]。那么究竟是“文王戡黎”还是“武王戡黎”？笔者结合“清华简”、“上博简”、今本《竹书纪年》以及相关文献，提出“二次戡黎”说，即文王和武王都曾戡黎，但所戡之黎不同，“清华简”所记载武王所戡之“黎”应为纣都朝歌附近之“黎阳”。

一、“文王戡黎”的史书依据

《尚书》《西伯戡黎》篇云：“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纣王）”。《尚书大传》卷二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䢴（《礼记正义》引大传作伐鬼方），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诗疏》引《殷传》曰：“西伯得四友，献宝免于虎口而克耆。”又引《大传》曰：“得三子献宝，纣释文王，而出伐黎。《史记·周本纪》中记述虞、芮入周断讼之后，“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尚书大传》认为“西伯既戡黎，纣囚之羑里，”（《尔雅疏引》）将“文王戡黎”置于文王“囚羑里”之前，《周本纪》则记文王“戡黎”在“囚羑里”之后，二者只是在时间前后上有争议，但对“文王戡黎”并无异议。“耆”，《正义》说：“即黎国也”。“黎”，《集解》徐广曰：“一作‘’。”邹诞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国云“黎”在上党东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H11.42有“迺口口用牡”[2]，为周文王时期的卜辞，则是关于黎国的直接证据。200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上党东北的黎城县发掘了西周的黎侯墓，出土了黎侯即耆侯的青铜器铭，青铜圆壶在器口内和盖榫上铸有铭文“楷侯宰作宝壶永用”，青铜鼎上铸有铭文“宰中考父”[3]等，从而证实了这里确曾是伊耆氏部落的居住地。由此可知，“耆”是位于今天山西长治西南、黎城县西北的诸侯国，为纣都朝歌之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战略意义。“文王戡黎”之后，周势力直逼朝歌，商纣已经岌岌可危。宋代王应麟曾论“文王戡黎”之重要意义：“商都朝歌，黎在上党壶关，乃河朔险要之地，黎亡而商震矣。周以商墟封卫，狄人迫逐黎侯，卫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诗作卫，亦为狄所灭。卫之灭，犹商之亡也。秦拔上党而赵韩危，唐平泽潞而三镇服，形势岂可忽哉！”[4]《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应该是虞、芮归降文王以后，商纣觉得“黎”为唇亡齿寒之战略要地，故“为黎之搜”。而此时东夷窥其忙乱而叛之，商纣无力西顾，文王伺机“戡黎”。自汉以来，主张“文王戡黎”此说为主流，显然是以《尚书》、《左传》、《史记》为据。

二、“武王戡黎”的经传依据和“清华简”新证

“清华简”记载“戡黎”发生在武王八年，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也证明了宋代理学家的“武王戡黎”之说。宋代以降，理学家以“理”解经，如二程、吕祖谦、项安世等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为据，说文王仁德，绝不会为胁迫君主之事。吕祖谦认为，“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纣在上为恶日増，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辅纣为恶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祖伊纣之贤臣，见黎之地既为周胜，恐惧奔走而告。于受奔告有仓皇之意，当时上下化纣之恶，莫知危亡之至。惟祖伊于醉中独醒，恐惧而告。西伯非文王，乃武王也。周国于西是为西伯，史记载纣使胶鬲观兵，胶鬲问曰：‘西伯曷为而来？’则武王亦继文王为西伯矣。孔子序书言，始字最有意。言始者见周人，前此之无心也，始咎周者。见商之咎人而不自反也。天下之理不两，大周日盛，商日危。文王虽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天命未絶。周无伐商之心，今天命已絶，周人不容不乗黎。商人始知周必伐商，是以始咎周，以此见周于未乗黎之前，文王武王事君之心如此可见，周之至德矣。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 ‘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5]

宋项安世《西伯戡黎序》中云：“先儒谓西伯戡黎，故殷始咎周，此非书意也。按书中但言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至孔子作序，乃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以文势考之，咎周乃在乘黎之先。盖文王之世，殷未尝咎周也。至武王之末年，殷始咎周疑间生而责让。至度其事，势必有侵伐之谋。武王于是戡黎国以据壶关之险，东向临之牧野之事，盖决于此时矣。故孔子改戡为乘高，以临纣以见兵势之成，又推其衅隙起于殷人之咎。周以见兵端之发圣人，于殷周之际多言书外之事，皆明着本末，以示后来。盖书有不必存者而事则不可不存也。《史记》胶鬲问武王之师曰：‘西伯曷为而来此？武王称西伯之验也’。”[6]

主张“武王戡黎”，元代的吴澄也颇具代表性，他认为：“黎畿内之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武王嗣为西伯，其事殷犹文王也。其伐殷在于嗣位十有二年之后，盖天命未绝，则为君臣，一日命絶，乃行天罚，此事间不容髪。今旣兵逼王畿，祖伊而奔告，则振撼甚矣，岂得戡黎之后，班师而去，复就臣位，而纣恬不以为意也？窃疑戡黎之师当是伐纣之时。然黎国若潞州之黎城，则山路险僻，不当周师经行之道。纣都朝歌在今卫州，而卫州有黎阳，去朝歌甚迩，或指当时近畿有小国，周师自孟津渡河，故先戡黎，而遂乗胜以进纣都也。”[7]

有趣的是，朱熹对“武王戡黎”也不苟同。朱子云：“西伯戡黎便是这个事，难判断。观戡黎大故，逼近纣都，岂有诸侯而敢称兵于天子之都乎？看来文王只是不伐纣耳，其它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类，韩退之《拘幽操》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伊川以为此说出文王意中事，尝疑这个说得来太过。据当日事势观之，恐不如此。若文王终守臣节，何故

伐崇，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个文王说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说文王不伐纣耳。”[8]朱子认为：“西伯戡黎旧说，多指文王，惟陈少南、吕伯恭、薛季隆以为武王。呉才老亦曰：‘乗黎恐是伐纣时事’。铢按书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乗黎，则殷自此以前未尝恶周也。殷始有恶周之心，而周又乗袭戡胜。近畿之黎国迫于王都，且见征伐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于受曰：‘天既讫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讫我殷命，则其事势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时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而孔子亦称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至德，所谓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谓之至德也。”[9]朱子认为“武王戡黎”无证据可佐，可且阙之，持骑墙之论。宋代以降，儒生以理学解经，难免会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在没有材料证据的情况下，只能当一种观点存录了，朱子的骑墙之论，也可谓严谨。

三、”上博简”《容成氏》所记载的“文王戡黎”

而据2005年整理出版的”上博简”《容成氏》中的文武图商故事，应该是“文王戡黎”。《容成氏》中记载：

“汤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纣作。纣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芑（改？）为，于是乎作为九成之台，寘盂炭其下，加圜木于其上，思民道之，能遂者遂，不能遂者，内(墜)而死，不从命者，从而桎梏之。于是乎作为金桎三千。既为金桎，又为酒池，厚乐于酒，溥夜以为淫，不听其邦之政。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舟、□、于、鹿、耆、崇、密须氏。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文王于是乎素端□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廌，一人为无道，百姓其何罪？’丰、镐之民闻之，乃降文王。”[10]

根据上引材料，可知周的崛起，是因为商纣无道，九邦叛之，文王毛遂自荐，愿意戴罪立功，前往平叛，才从殷墟南的羑里释放，即“出文王于夏台之下”。商纣让文王讨伐九邦，即丰、镐、舟、石、于、鹿、耆、崇、密须，周的势力才逐渐壮大。而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师次于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㣲、卢、彭、濮从周师伐殷。”[11]《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在伐纣的时候，率“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可见今本《竹书纪年》和《史记》对于“武王平九邦”的记载是错误的，应该是“文王平九邦”。《史记》由于秦始皇焚烧了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所以记春秋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古本《竹书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证明《史记》错误。所以司马迁记述的“武王平九邦”完全有可能是错误的。古本《竹书纪年》晋代由于盗墓出现，又因为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今本《竹书纪年》好多条又是从古注、类书中所引的古本《竹书纪年》辑录出来的，而且辑录的极不忠实，所以有不少错讹。对照“上博简”《容成氏》，可以看到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平九邦”是错误的。但同时，今本《竹书纪年》又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部宋代以后的伪作，不足作为历史的资料；相反，有好多地方和其它文献记载以及出土文物是一致的。今本《竹书纪年》“至少一段四十字（即一条竹简上的文字）是与西晋武帝泰康元年（280）汲冢出土墓本的《竹书纪年》一脉相承的。”[12]如：周灭蒲姑两次。一在武王时，“秋，王师灭蒲姑”；一在成王时，“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遂伐奄，灭蒲姑。”[13]武王灭蒲姑是有古文献根据的。《左传》昭公九年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这说明武王时期蒲姑已在周朝控制之下，否则《左传》也不会说“吾东土也”，而是会说“成王之时，蒲姑，吾东土也”。由《左传》所记可知，在成王时候，蒲姑在周公平武庚之乱的时候还讨伐过一次。今本《竹书纪年》由于墓本在整理时候编排错佚，以及后来的注解传抄，难免有误，但如果能和地下出土文物吻合，还是可信的。

那么究竟是“清华简”的“武王戡黎”对呢，还是”上博简”的“文王戡黎”对呢？实际上，文王和武王都曾“戡黎”，看看今本《竹书纪年》卷上，我们就明白了：

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邦，遂伐崇，崇人降。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渡孟津而还。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14]

按照《周本纪》的记载，文王断虞、芮之讼之后，“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按今本《竹书纪年》，文王是帝纣三十四年（文王四十五年）年在败耆之后伐崇，败耆伐崇先后时间同《史记》大致相投，时间都是帝纣三十四年或稍后，《史记》所载时间间隔最少两年。《史记》所载文王戡黎后第四年即伐崇第二年薨，今本《竹书纪年》并未明言文王伐崇的具体时间，所载文王戡黎伐崇后第七年乃薨。

下来的问题是”清华简”所记载的武王九年戡黎和今本《竹书纪年》的“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的时间对应问题。按《史记·周本纪》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清华简”所记载的武王八年戡黎应大致在同年，但《周本纪》并未提及此事。文王“七年而崩，”（《尚书大传》）两年后即九年，武王“东伐至孟津，”（《鲁世家》）由于“白鱼跃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周本纪》）武王退师而还，显然不是上述天象不吉，而是由于商纣当时还很强大，贤臣比干、箕子辅佐纣王，武王没有绝对把握。由“清华简”所记载可知，武王勘黎当在“东伐至孟津”前一年或在本年。这个时间间隔和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文王崩武王“东伐至孟津“大致吻合。但又出来一个问题，即“黎国”不当周师经行之道，周师已到孟津，没有可能再绕道辗转去攻打距离甚远、位于今天山西长治西南、黎城县西北的诸侯国“耆”即黎，尚且在文王时候已经戡过一次。所以我以为，“清华简”所记载的武王八年所戡之黎不是位于今天山西长治西南、黎城县西北的诸侯国“耆”即黎，应该是距离纣都朝歌甚近的“黎”即黎阳。

黎阳即今之河南浚县，商末浚地称黎，属畿内地。《禹贡说断》卷四云：“黎阳，今隶卫州。”《尚书》中周公云：“我卜河朔黎水”。（《洛诰第十五》）《书传》卷十三云：“（河朔黎水），今河朔黎阳也。”黎水即《续文献通考》所载的：“卫河淇水合流至黎阳故称为黎水，亦曰浚水。”[15]黎阳在朝歌之北，与朝歌同属卫州，距离朝歌甚近。正是因为黎阳被克，才有“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商书·西伯戡黎》）如果是距离纣都朝歌甚远的“耆”国被克，祖伊也不至于如此惊慌失措。武王退师而还，显然不可能绕道去戡“耆”国。元代吴澄也有此怀疑，其曰：“窃疑戡黎之师当是伐纣之时。然黎国若潞州之黎城，则山路险僻，不当周师经行之道。纣都朝歌在今卫州，而卫州有黎阳，去朝歌甚迩，或指当时近畿有小国，周师自孟津渡河，故先戡黎，而遂乗胜以进纣都也”[16]。

吴澄此番言语，并不是毫无根据、凭空杜撰。由“清华简”、”上博简”《容成氏》和今本《竹书纪年》三材料互证，我们可以得知：在文王去世前七年，文王就曾经曾经“戡黎”，正如《史记·周本纪》所记的“败耆国”。武王后来讨伐的“黎”，并不是“黎”（即耆），而是与朝歌距离甚迩的“黎阳”。所以说《尚书》、《史记》、《左传》的记载的并未有错，但只记载了“文王戡黎”，遗漏了“武王戡黎”。应该注意的是，文王和武王都曾戡黎，但所戡之黎不同，“清华简”所记载武王所戡之“黎”应为纣都朝歌附近之“黎阳”。李学勤先生单凭“清华简”所记载的周武王八年征伐耆（qi即黎）就推到《尚书》、《史记》等所记的“文王戡黎”，显然有欠严谨。

另外，由于“”与“耆”、“黎”都同属脂部字，都读qi,可以相互通假，所以汉代以后文人注疏，常将二者混淆，将位于潞州（今山西上党一带）之“耆”国和位于卫州（今河南浚县一带）之“黎”混为一谈，才导致了千年以来的聚讼纷纭。“清华简”的出土，终于厘清了这一历史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