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脏补脏”及相关问题

 

（首發）

 

陈家宁

天津大学文法学院

摘  要：“以脏补脏”和“以形补形”是中医的一类重要医疗理念。本文通过梳理相关古文献，概括其发展的历史源流，揭示出其与“祝由” 等巫术疗法的关系。并通过与“以音治音”等现象的比较，将其根源归结为一种把动植物的外在生物、物理属性与其食用后所能产生的疗效相联系的原始直观思维方式。文章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人的多种行为习俗中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思维特点之一。

关键词：中医；以脏补脏；以形补形；以音治音；原始直观思维方式

 

中医有所谓“以脏补脏”的说法，即食用动物身体上的某种器官或部位，能促进人体相应部位的康复，或改善、增强其功能。其说流传很广，信者众多。当今民间仍常见这类说法，如：吃鱼眼明目，喝鱼头汤治头晕，吃猪脑补脑，吃猪肺止咳，吃猪心治心慌，吃猪肚治胃病，吃猪、羊腰子补肾，[1]吃动物的鞭、鸡子（雄鸡睾丸）壮阳，吃猪蹄增脚力，吃猪血补血，喝虎骨酒壮筋骨等。总体上说都属于“食疗”的范畴。

其取材范围还可以扩大到人身上，比较典型的是食用胎盘。很多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一种习性，分娩后吃掉幼崽的胎盘，甚至牛、羊等食草动物也会这样做。其实这是它们原先在野生状态下养成的习惯，目的是要尽快清除其分娩的痕迹，以免其气味引来食肉或食腐动物。但人们看到这种现象，便用“以形补形”的理论加以解释，认为食用人胎盘（紫河车）可以养血益气，甚至补肾壮阳。在现代社会紫河车越发不易得，故或使用替代品猫胎盘及“羊胎素”等。

另有“以形补形”一说，即食用外观上与人体某器官相似的食物，对人体该部位有利。流行的说法如：吃核桃仁补脑，吃百合补肺，吃杏仁补心，男士吃蚕豆补肾，吃海参壮阳，女士吃芡实、木瓜丰胸，吃鲍鱼滋阴等，这类是因为它们的外观形状与人体相应器官相似。而吃红枣、红糖补血，吃莴苣催奶，①则是因为它们的颜色相似。

“以脏补脏”、“以形补形” 这类医疗理念由来已久。从历史上看，它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逐渐发展的过程。

 

一、古文献中的“以脏补脏”

 

历代医学书籍中多记载有体现 “以脏补脏”医疗理念的方剂。

早期的“以脏补脏”方剂在汉代出土医学文献中有零星的记载。如《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载：“取蜂房中子、狗阴，干而冶之，以饮怀子，怀子产男。”[2]认为孕妇以雄犬生殖器官煮汤饮用能生男孩子，体现出饮食与后代性别上的联系。又《十问》载：“接阴将众，继以飞虫，春雀圆骀，兴彼鸣雄，鸣雄有精，诚能服此，玉策复生。”[2]是说食用雄鸡睾丸可以壮阳。

晋代葛洪的《肘后方》也记载了用动物脏器医病的方剂。其中“治卒有猘犬凡所咬毒方”有一条尤为有趣：“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3]杀掉咬人的狂犬，以其脑浆敷于被咬处来进行治疗，虽与后世的“以脏补脏”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却反映了相似的思想内核。这体现了一种类似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式的报复性惩罚思维。这种最原始的惩罚原理是人类早期思维模式的遗留，历史相当久远，如人类社会中“以命抵命”的死刑制度就脱胎于这种思想。现在我们还常能见到：一个幼儿把头撞到桌子上，嚎啕大哭。母亲会一边哄孩子，一边责骂、击打或“惩罚”桌子以宽慰孩子，使其在心理上得到“复仇”的满足，以消减其疼痛感。这与上述治疗狂犬病的方式异曲同工。必须要用导致矛盾的事物来解除矛盾，这种“以毒攻毒”、“解铃还须系令人” 式的情节在童话故事或古典小说中也很常见，反映了人类社会一种共通的传统理念。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 鸟兽”类中记载：野马阴茎“主男子阴痿缩少精”，狗阴茎“主伤中，丈夫阴痿不起”，狐阴茎治 “小儿阴卵肿”，狗脑“主头风痹”等。[4]

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兽品”中，把牛、羊、马、象、骆驼、熊等多种动物的器官入药。如牛髓“填精髓”，羊头治“脑热，头眩”，羊心“主治忧恚”，羊肝“疗肝气虚热”，羊血“主治女人中风、血虚，产后血晕”，羊肾“补肾虚，益精髓”，白马茎“令人有子，能壮盛阴气”等，[5]都体现了“以脏补脏”观念。作者提出的 “羊五脏补人五脏”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明初官修医方大成《普济方》中也有不少“以脏补脏”的方剂。如卷三十四“胆腑门”引“圣惠方”有“治胆热、精神不宁”的 “胡黄连丸”，药方有熊胆、又“用黄牛胆丸如绿豆大”，“无牛胆以羊胆代”。[6]

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兽部》中，“以脏补脏”方剂蔚为大观。如“豕”类中载猪脑治“风眩脑鸣”；猪骨髓能“补骨髓，益虚劳”；猪血能“生血”；猪心能治“心虚血汗”、“心虚嗽血”、“急心疼痛”；猪肝能“ 补肝明目，疗肝虚浮肿”；猪脾能治“脾胃虚热”；猪肺能“补肺”；猪肾能“理肾气，通膀胱” ；猪肠能“润肠治燥”；猪脬能治“梦中遗溺，疝气坠痛，阴囊湿痒，玉茎生疮”等。 [7]有多种猪器官入药。其称猪舌可“令人能食”，尤具浪漫的想象力。但于后世相比，此时尚未有“食猪蹄增脚力”一说。

可见汉晋时代医方中体现“以脏补脏”观念的记载不仅数量远远少于后世，而且脏器药方与治疗病种之间的联系也不如后世那么直接。这说明中医“以脏补脏”观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加强烈、具体的。其前期是一种将人与动物相关机能加以联系的朴素唯物主义意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但到后期随着医学思想的系统化而逐渐泛化，并呈现出一种泛滥成灾的趋势。

另外，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有不少“以脏补脏”的事例。

如明代中期的《封神演义》第二十六回“妲己设计害比干”，述胡喜媚告诉纣王，取一片比干的“玲珑心”煮汤吃下，能治妲己的心痛之疾，纣王遂命比干以剑剖腹自取心。[8]在此之前，元代同主题的《武王伐纣平话》中，没有胡喜媚，剖比干心是妲己的主意：[9]

妲己奏曰：“臣闻比干是大贤人也，心有七窍，为人所以聪明智惠。”纣王问：“卿如何知？”妲己奏曰：“恐大王不信，可以剖腹看之。”纣王：“依卿所奏。”令左右剖开比干腹看之，果然如此。纣王大喜：“卿煞知好事！”妲己至夜，遂把比干心肝食之。

而在故事原型司马迁的《史记 ·殷本纪》中，则是纣王自己下令剖比干心，且根本没有食其心的意图：“纣愈淫乱不止。……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10]

这些说明：在《史记》时代的中国早期文献记载中，剖心的情节是与“以脏补脏”毫无关系的；而到了元明时代，随着“以脏补脏”观念的越发强烈，该情节被加以改造，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请看下表：

比干剖心情节发展对照表

 

此外，明代小说《西游记》第七十八回“比丘怜子遣阴神”中，也有比丘国国丈要取千余个小儿心肝给国王煎汤服药的情节。 [11]明代万历年间余象斗《四游记》中编入的杨志和《西游记传》[12]，以及朱鼎臣的《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虽情节简略，但也有剖心以食之举。

 

二、《山海经》中的“以形补形”

 

早期文献中多有一些体现着类似于“以形补形”观念的记载。如《山海经·南山经》曰：“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袁珂先生指出“狌狌即猩猩”[13]。一般情况下猩猩是四肢着地，有时也能只用后肢行走，且动作迅速。故古人认为食用猩猩可以使人善走。

又《西山经》载：

有草焉，其叶如蕙，其本如桔梗，黑花而不实，名曰蓇蓉，食之使人无子。

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

有木焉，其状如棠，而员叶赤实，实大如木瓜，名曰櫰木，食之多力。

古人认为食用蓇蓉能致使人无子，这并非因为它具有避孕作用，而是因为它本身就只开花不结果，具有“无子”的特性。食用沙棠可以使人在水中不沉溺，这显然不现实，古人的这种认识是因为沙棠的木材质量轻，落水不沉，适合造船。②食用櫰木果能使人“多力”的观念也只是因为它本身“实大如木瓜”。这是方剂与治疗目标间因性状而产生的联系。

又《北山经》载：

其中多鳛鳛之鱼，其状如鹊而十翼，鳞皆在羽端，其音如鹊，可以御火，食之不瘅。

有鸟焉，其状如乌，人面，名曰，宵飞而昼伏，食之已暍。

有鸟焉，其状如乌而白文，名曰鸪，食之不灂。

鳛鳛之鱼有十个翼状的鳍，古人推想其扇动起来十分凉爽，因此认为食之可以御火，防止湿热症。昼伏夜出，是喜阴凉的鸟类，因此认为食之可以使人凉快，治疗中暑。鸪 状如乌，可见毛色乌黑，而身上有白纹，黑白相间如同人双目的黑瞳和白睛，因此认为食之具有明目的疗效。这是方剂与治疗目标间因颜色而产生的联系。

又《东山经》载：“其中多美贝，多茈鱼，其状如鲋，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蘪芜，食之不。”茈鱼即紫色的鱼，鲋是虾，“状如鲋”和“一首而十身”都是说这是一种多足的鱼，我们推测可能是属于十腕目的鱿鱼或墨鱼。蘪芜是芎藭的苗，叶有香气。洗净的鱿鱼其海腥气味与之相类似，古人认为食用鱿鱼可以防止放屁，是因为鱿鱼本身有香味的缘故。这是方剂与治疗目标间因气味而产生的联系。

又《中山经》载：“其中多修辟之鱼，状如黾而白喙，其音如鸱，食之已白癣。”食用修辟之鱼可以治疗白癣皮肤病，似应与其 “白喙”有关。

这些记载体现出人们具有这种意识：把具有某种能力或特征的动植物吃掉，就能获得或加强该方面的能力或特征。这与后世因为石榴多“籽”，故人们以石榴、仙桃、佛手代表多子、多寿、多福的“福寿三多”观念十分相似。

 

三、咒枣、秉棘与“以音治音 ”

 

1973至1974年，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西台”出土了用陶罐分装的桃仁、桃核、樱桃仁、郁李仁和枣核等，[14]据研究为药用，[15]这是当时枣等植物果实可入药的例证。 [16]

说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枣对某些疾病具有治疗作用，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在更大程度上，古人利用的其实并非枣的纯药用价值，而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治疗效果。“咒枣”是一项中国传统民间巫术，指用施加过咒语的枣子驱邪治病，攘除凶祸，类似于“祝由”，历史悠久，文献中多有记载。《本草纲目·果部》“大枣”条引《岣嵝神书》有“咒枣治疟”一条，云：“执枣一枚，咒曰：‘吾有枣一枚，一心归大道，优他或优降。’或劈火烧之。念七遍，吹枣上，与病人食之，即愈。”[7]

又朝鲜《御修医方类聚·救急门二》载：[17]

咒枣治百病，咒曰：“华表柱。”念七遍，望天罡取气一口，吹于枣上，嚼吃，汤水任下。华表柱，鬼之祖名也。

一切疾患疼痛，咒枣法： “金木水火土，五行助力，六甲同威，天罡大神，收入枣心，枣入肠中，六腑安宁，万病俱息，急速求荣。”用枣子一个，念咒一遍，吸罡气一口，入枣中，男去尖，女去蒂，用水嚼下，忌厌物七日。

明代神魔小说有《咒枣记》 [18]，述萨真人积善学道、升飞成仙的故事，亦属此类。

其实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用枣驱鬼攘灾的记载：

□戌卜，宾贞： [有]梦，王秉枣。

（《合集》17444）

甲戌卜，[宾]贞：有梦，[王]秉枣，□在仲□宗，不□唯祸。八月。

（《合集》17445）

“秉”后之字形作 “”，王襄释为“枣”，[19]甚确。

《说文》曰：“朿，木芒也。 ”又棗“从重朿”。枣树枝上有直立或钩状的刺。《说文》曰：“棘，小枣丛生者。从并朿。”棘是酸枣树，枝上亦有刺。“朿”就象有刺的树枝形。在小篆中“棗”和“棘”构形部件相同，只是位置关系有“重”和“并”的区别。我们知道，在古文字中，很多构形相同而位置有别的字均是同一个字的异体。故可知“棗”和“棘”二字的关系应比较密切。典籍中甚至有以枣训棘之例，如《诗·魏风·园有桃》曰：“园有棘，其实之食。”毛传：“棘，棗也。”

刘钊师根据“枣”和“棘”义训和字形的关系，认为枣和棘“最初很可能就是使用同一个形体的”，故上揭卜辞中的“枣”当读为“棘”。“秉棘”就是“手持酸枣树的枝条”，[20]用以攘灾驱鬼。《左传·昭公四年》载申丰对季武子曰：“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这是挂桃树枝做的弓和枣树枝做的箭以攘除凶邪，与卜辞相似。

那么为什么“棘”具有除灾的神奇功效呢？刘钊师根据古音“棘”与“亟”、“急”可相通，又“秦汉时驱鬼的咒语常常有‘急急如律令’一类的套语”，[20]猜测二者可能有关。我们以为这个问题从音上入手解释是十分正确的思路。但“急急”是形容急切的词。《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见田于梁南”章曰：“将军皆令县急急为守备，选择贤者，令之坚守，将以救亡。”这是目前所见比较早期“急急”连用的语例。而秦汉时代官方文书的结尾多用成语“如律令 ”，意谓按法令执行。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曰：“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其出入禾、增积如律令。”至于二者连用作“急急如律令”则是后来道教符箓仿效官文书的用法，是汉代道教兴起以后才有的说法，与殷商甲骨文时代相隔太远，恐怕难以相联系。

“棘”的除灾功能实应来源于 “枣”。“枣”与“早”古今始终是同音字，上古音精纽幽部[21]。用“枣”治病除灾隐含着希望疾病早愈、灾祸早除的意思。上引《御修医方类聚》咒语中的“枣入肠中”，“枣”即谐音“早”，并与后文“急速求荣”相呼应。这与卜辞中用枣树枝驱鬼的做法是出于同样的思路。当今传统婚礼中仍有在婚床上撒枣和栗子寓意“早立子”的风俗，便是“枣”寓“早”意思想的孑遗。这些在传统中医理念中是与“以脏补脏”、“以形补形”有别的另一种治疗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巫术），可以称为 “以音治音”。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古人认为桃具有驱邪、治病等多种功能。上引《左传》载申丰所称除灾的工具中就有“桃弧”。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楚人使（鲁襄）公亲襚，公患之。穆叔曰：‘袚殡而襚，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袚殡。”这是用桃枝扫帚祓除不祥。道家的桃木剑则具有镇宅、纳福、辟邪等功能。这些都来源于同音字“逃”。“桃”、“逃”二字上古音定纽宵部，且古今同音。[21]故“桃”寓意“逃过”灾难，而所谓“桃符”就是“在桃木上写有咒语文字的符箓”[22]，原理与咒枣相似。这种观念至今不衰，并“与时俱进”。2001年在电视剧《今天是个好日子》第九集“ 桃罐头事件”中还有“老祖宗发怒了，必须得吃桃罐头才能逃过一劫”③的说法。80年代末天津也有类似的谣传。古代的桃变成现代的桃罐头，但新瓶装旧酒，包装变了，思想内核并没有变。

 

四、原始直观思维方式

 

其实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具有“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23]的进步思想。但在很多古人的观念中，“ 名”与“实”之间的联系却不是偶然的，如东汉刘熙《释名》的众多“声训”就试图解释声音和意义的自然联系。这两种观点间的争论不仅贯穿于中国传统“小学”发展史中，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更是一个老话题。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中就记载了克拉底洛、赫尔摩根和苏格拉底之间关于名称与事物关系的争论。[24]虽然事物名称“约定俗成”早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常识，但可惜的是当前仍有某些语言学者认为“客观世界的物理性与人体的生理性乃至心理性具有某种契合”[25]，“从起源上来说,语言文字（包括其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主要是必然的,不是任意的” [26]。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某些人看来，“苹果”与“平安”、“八”与 “发”之间就是有必然的联系。

西方学者对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比较敏感的认识。格罗特指出中国人“有一种把名字与其拥有者等同起来的倾向， ……他们没有把图像或标记与它们使人想到的那些实体区分开来的能力”。④也就是说，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世界里，某个事物的名字不仅是一个符号，而是与其读法（声音）或写法（字形）相关的事物有必然的联系。这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会试图用更改名字来更改命运，以及为何用名字占卜（测字）能得以流行。古代改“箸”为“筷” 、改“蛋”为“木樨”等事物说法上的忌讳，也体现了类似的心理。

与之相近，“以形补形”及其相关理念其实也是一种原始直观思维方式的表现。其本质是把动植物的外在生物或物理属性和其食用后所能产生的效果联系起来，这与“万物有灵”的观念有一定联系。中国人认为：祭拜塑像能被塑像所代表的神所感知；扎刺附有被诅咒者毛发等的人偶能使其本人受灾，被扔到房上的脱落下齿和被扔到水沟里的脱落上齿能吸引新齿长出来，死者的遗物在某种程度上能代表其遗体（如“衣冠冢”），冥器、纸钱能代替真实器具和钱币而为死者所使用。凡此种种，与“以形补形”均出于同一种思维方式：吃掉具有某种属性的事物，能够使自己也以某种方式获得这种属性。“在中国人那里，像与存在物的联想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真正变成了同一。”⑤这里的“像”与存在物之间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要求十分精确，所以神像即使并不传神——甚至制作工艺很粗糙，也照样可以被认为有灵性。同样道理，象核桃仁与人脑、木瓜与乳房这类的大致形似，也会被认为具有“以形补形”的功效。

当然“以形补形”观念在中国以外的民族中也有流行。如松茸在日本有“蘑菇之王”之称，因形似男根，日本人认为食之可以使男士强精补肾。这也是受中医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南美洲和印度，很多人因为辣椒的形状长和颜色红，而认为它具有壮阳的作用。在欧美民族中，也有观念认为“被吃的动物的性质，也被信为可以传与吃者”。1921年英国戴微日思的一件斗鸡案中被告称吃掉斗死的鸡，“他那样拼命打的精神，就会走进我身体里面来了”[27]。从本质上说，这些也都是原始直观思维方式的遗留。

 

注  释：

 

①莴苣折断了叶梗便会流出白色液体，似乳汁。

②郭璞有《沙棠》诗曰：“安得沙棠，制为龙舟，泛彼沧海，眇然遐游。”可以为证。

③15集电视连续剧《今天是个好日子》剧情简介，http://baike.baidu.com/view/2591075.htm。

④J. J. M.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 p. 212. 转引自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44页。

⑤J. J. M.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i. pp. 340-55. 转引自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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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收入《全国第十八次医古文研究学术年会论文集 》，经修改完善后发布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