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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成：莒公孫朝子鐘銘及年代問題

在 2010/11/6 12:05:00 发布

公孙朝子钟铭及年代问题

（首发）

张俊成

四川大学古文字研究室

1970年山东诸城臧家庄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乐器钟九件，镈七件，《文物》1987年12期49页图二、三、四、《新收》1139—1147著录，现藏诸城市博物馆。

该器作器者是“公孙朝子”，应属莒国公族，作器时间为“（陈）立事岁”时，“陈” 字从土说明时间已进入战国田齐时代。但是莒国在前431年已为楚所灭，所以公孙朝子有可能是莒国末世国君后裔，莒亡后归服于齐[1]。尽管该器铭文署名为莒，但莒国已灭，器主已经为齐国高级官吏，因此此钟当归为齐器。该器是齐国罕见的乐器铭文。

编钟基本形制为扁桶合瓦形。扁桶口部呈平、凹弧两型，平口为镈，凹弧口为钟。因柄的形状而分为甬钟、钮钟。编钟各部位名称，《周礼·考工记》载“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攠谓之隧。”即其一为扁桶平顶为“舞’，扁桶正、背面中上部的直阔条称为“钲”，其两边突出的乳钉称“枚”，“枚”的上下间隔部分称“篆”。下部称“鼓”，弯凹的下口称“于 ”，尖锐的两侧称“铣”。悬钟之柄按甬钟或钮钟之别而分称为“甬”或“钮”。其中“甬”的顶端称“衡”，“甬”中段一圈突凸的部分称“旋”，“旋”上用以悬挂钟钩的孔称“千”。甬钟的悬挂方式是倾斜的，钮钟是直悬的。一般认为，直悬的钮钟晚于斜悬的甬钟。

陈，字金文所无，亦不见于字书。有学者考证陈即陈举 [2]。，孙诒让《古籀余论》最早考证为即《尚书·牧誓》之“卢”[3]，王国维根据《三体石经》春秋“筥”之古文为“籚”字之伪略，指出侯敦之侯即筥侯，释该字为筥[4]，杨伯峻先生谓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引徐中舒说亦说为山东之莒，郭沫若从徐说[5]。裘锡圭先生详加考释也释此字为“莒”[6]。1975年山东莒南大店二号墓出土的叔仲子平九件编钟，报告者推断，此墓主人就是后来做了莒国国君的兹平公[7]，孙敬明先生则释此为莒国贵族即莒公子季佗[8]，使为“莒”字之说成定论。公孙朝子史书无载，但“从此墓出土的列鼎、组豆、编钟、编镈、编磬等成套礼乐器来看，墓主地位较高”[9]，报告者从《史记·田齐敬仲世家》记载的“公孙会”、“公孙闬”皆为田氏，故认为其可能为田姓贵族，此说恐非，铭前缀以“莒”说明其当为莒国人，诸侯之孙称为“ 公孙”，春秋时各国诸侯的后裔，以爵号为氏。春秋时，各国诸侯不论爵位大小，多喜欢称公。按照周朝制度，国君一般由嫡长子继位，即位前称为太子，其它的儿子便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则称公孙。据此可知公孙朝当为莒国诸侯之后。莒国的姓氏，各家说法尚未一致，据现有史料记载，莒姓有四说，即曹姓说、嬴姓说、盈姓说和己姓说[10]，因此公孙朝当非田姓。

十月己，此字报告者释“亥” ，《近出》释“丑”，《新收》释“亥”，当释“丑”为是，齐系文字中还见“丑”字，形作“（拍敦，《集成》4644）”，齐国铭文“亥”有以下诸形：

（陈逆簋，《集成》4096）（陈簋，《集成》4190）（镈，《集成》217）

以上字形与“丑”字差异很大，故该字释“丑”为是。

该套编钟为九件，春秋早期已经见九件一套的编钟[11]。编钟的数量经历了一个由少及多的过程。西周早中期大致为三件为一套 [12]，西周晚期主要是八件为一套[13]。春秋战国时期编钟数量一般都超过九件，春秋晚期数量最多的是淅下川寺M2出土的王孙诰编钟，数量达26件[14]，战国时期数量最多的是曾侯乙墓编钟，数量达六十四件[15]。

该墓年代，齐文涛先生定为战国晚期，齐先生指出“鼎、壶的形制已接近于西汉作风，特别是编镈、编钟和镂空奁形器上的无首龙与河北满城刘胜墓中出土的鎏金环耳铜杯上的纹饰极为相似，其年代在战国中是属于比较晚的” [16]。王恩田先生亦定为战国晚期[17]。任日新先生认为该墓当为战国中期，任先生指出“此墓出土的铜器风格与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和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铜器有近似之处，钟、镈厚重，铸造精致，遗留春秋风格，因而不会晚到战国晚期。钟、镈铭文字从土，是战国时田齐的专用字。‘立事岁十月丁亥’的行文格式，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虽有立事，但多不书月日。据以看来，此墓的年代以定在战国中期为宜” [18]。我们认为从器形、纹饰风格来看该墓的年代不会晚至战国晚期，我们认为当为战国早中之际，诸城出土的9件钮钟，从形制上讲属长腔长钮阔鼓式。该式编钟盛行于战国早、中期，突出特点是钟钮较长，其它各部均同常制。该钟舞、钲、鼓部均饰三角雷纹及涡纹地无首有爪龙纹，篆饰浪花纹，泡形枚饰蟠蛇纹及涡纹[19]。有些器物明显继承了春秋晚期器物的风格，总体而言具备战国早期器形的典型风格，有些器物可能为战国早期偏晚。先看鼎的风格，战国时期盆鼎多有盖且逐渐变平、多数为三环钮、多为蹄足且逐渐变短，腹逐渐变浅。该墓出土的四件铜鼎，腹较浅，有盖且隆起，与器合成扁圆形，矮粗蹄足，双耳向外弯曲，素面，腹部饰有一条凸弦纹，该鼎比战国中晚期鼎腹要深些，蹄足要高些，且盖隆起，而战国中晚期的盖要更平。该鼎器形十分接近于洛阳中州路 M2717:89出土的战国早期鼎[20]。春秋战国时期的圆腹壶腹最大径逐渐上移，颈逐渐变短。该墓出土的壶，圜顶盖，顶上饰有三环钮，颈较细长，圆鼓腹，上腹双辅首衔环，平底，矮圈足，器形十分接近于山西长子牛家坡M7:6出土的战国早期壶[21]。该墓出土的铜器整体风格凝重厚重，遗有春秋晚期铜器的风格，另外从 “立事岁十月已亥”文句看。其行文格式属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流行文法。后来在战国晚期虽有“ 立事”，但多不书月日。据此，再结合形制特点可以认为，编钟年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因此，综合来看该器定为战国早期为宜。

[1] 黄盛璋：《山东出土莒之铜器及其相关问题综考》，《华夏考古》1992年4期。

[2] 王恩田先生认为匊的古文作“臼”，见《玉篇》，举的古文也做“臼”，见《字汇》，故可通。陈举即《战国策·齐策六》“齐孙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闾，宗族离心”之陈举。

[3] 孫詒讓：《古籀餘論》，231頁，中華書局，1989年。

[4] 王國維：《王子嬰次盧跋》，《觀堂集林》卷十八，900—901頁，中華書局，1959年。

[5] 楊樹達：《齊太宰歸父盤跋》，《積微居金文說》，中華書局，1997年。

[6]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2期。

[7] 山東省博物館等：《莒南大店春秋時期殉人墓》、《考古學報》1978年3期。

[8] 孫敬明：《莒史缀考》、《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

[9] 山东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臧家庄与葛布口村战国墓》，《文物》1987年12期。

[10] 曹姓说出自《国语》。《国语·郑语》曰：“ 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其后八姓于周……曹姓邹、莒。”嬴姓说出自《姓氏族谱》和《史记· 秦本纪》。《春秋左传·隐公二年》正义引《世族谱》云： “莒，嬴姓，少昊之后。”《史记·秦本纪》：“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 ”杜预《春秋释例》亦说：“莒国嬴姓，少昊之后。”嬴姓说出自《汉书·地理志》。《地理志》城阳国莒县条下注：“ 故国，嬴姓，三十世为楚所灭。少昊后。” 己姓说出《左传·文公八年》和《世本》、《潜夫论》。《左传》云：“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 《潜夫论·志氏姓》云：“莒子姓己氏。”

[11] 如山东沂水刘家店春秋早期墓中出土的陈大丧史铃钟（《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9期）。

[12] 如宝鸡竹园沟M7的三件套编钟，时代约在康王时，宝鸡茹家庄M1乙编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 如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柞钟（《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3年）。

[14] 赵世纲：《淅川楚墓王孙诰钟的分析》，《江汉考古》1986年3期。

[15] 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5期。

[17] 王恩田：《东周齐国铜器的分期与年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294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18] 山东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臧家庄与葛布口村战国墓》，《文物》1987年12期。

[19] 温增源：《诸城公孙朝子编钟及其相关问题》，《齐鲁艺苑》1992年1期。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图版陆肆，科学出版社，1959年。

[2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4期。

公孙朝子钟拓本及摹本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0年11月5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0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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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评论

紫竹道人 在 2010/11/6 17:54:47 评价道：第1楼

作者隸定爲“立+匊”之字，所从實非“匊”，而是古文字屢見的用爲“選”、“纘”、“徙”、“沙”等詞的“尾+米”，《說文》“古文徙”即由此變來。學者早已正確釋出，參看曾憲通《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191頁所加“編校後按”。
續逸在 2010/11/6 18:10:35 评价道：第2楼

該銘第二字原發表者摹本有誤，後來著錄此器摹本的書皆延其誤。很早以前就已經不止一位學者指出公孫朝子鐘該字應釋為徙，如董蓮池（1997）等。該字右邊表示“尾巴”的部分其實是和左邊人形相連的，整理者誤把“尾巴”部分和人形割裂，並且又和所謂“米”形右上角那一筆相結合，於是該字右邊被誤摹成近似“不”形。其實把該字除去“立”旁後，和陳簋（《集成》4190）讀爲“選”的那個字的上半部分相比較，前者只不過是把“尾巴”部分寫在右邊而已。
秋雨梧桐 在 2010/11/6 22:33:56 评价道：第3楼

十分感谢紫竹道人、续逸两位先生的指点，小文更多关注了器形的分析，学力所限，于此字考量不精。
dongb 在 2010/11/7 12:29:09 评价道：第4楼

好像最早是李家浩所释，朱德熙先生所引。书没在手，只是记忆。
你再不同意我就要打人了 在 2010/11/7 12:59:25 评价道：第5楼

杨伯峻先生谓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引徐中舒说亦说为山东之莒，郭沫若从徐说[5]。

“杨伯峻先生”恐怕当是杨树达先生？（见《积微居金文说》第379—380页，上海古籍版）

而且，窃以为原书云：“郭沫若……引徐仲舒说……与王说同，盖徐用其师说也，郭沫若从徐说。”今不引“徐用其师说”，好像郭所采纳的意见是徐的原创，略显断章取义了。
lht 在 2010/11/7 13:59:16 评价道：第6楼

李家浩：《关于甲骨金文“(尸＋少）”字的考释》（原无标题），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僤—弹》，第11-15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

此字确为李师最早所释，由于发表在俞先生专著中，不为大家所注意，以为是曾宪通先生的发明。此说近年虽多次被学者引及，如裘先生《古文字论集》178页、《读逨器铭文札记三则》、陈剑《甲骨金文“翦”字补释》等，但注意者似乎仍很少。

李师近著《章子国戈小考》（《出土文献》第一辑）、《先秦古文字与汉魏以来俗字》（“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北京大学，2010年8月）、《〈说文〉篆文有被汉代小学家篡改和伪造的字形》（第二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漯河，2010年10月），对其说都有提及。

李师之说发表在包山简、郭店简公布之前，运用秦汉简、汉至唐代玺印、碑刻资料中“徙”的写法去考释甲骨金文中的“徙”字古文，是运用汉魏以来俗字来考释先秦古文字的一个范例，值得我们认真拜读学习。
紫竹道人 在 2010/11/7 18:24:40 评价道：第7楼

古文字中的“尾+米/尸+少”字，是李家浩先生最早釋讀出來，見於俞偉超先生書中所引，後來裘先生、陳劍先生、劉釗先生（《兵器銘文考釋（四則）》，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96—97頁）等皆有引述；只要瞭解古文字考釋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件事情。lht先生鄭重揭出李家浩先生的文章，正給了我們一個重溫李先生精彩考釋的機會。不過，我引曾憲通先生的文章，續逸先生引董蓮池（1997），並不是以爲“尾+米”是他們的“發明”，而是僅就莒公孫潮子鐘銘的這個從“尾+米”之字的辨認而言的。我們的意思是，鐘銘的這個字從“古文徙”，董先生、曾先生等人早就指出過了。據我的印象，李家浩先生談甲骨金文“尸+少”字的文章，似乎還沒有來得及提到莒公孫潮子鐘的這個字。爲避免引起誤會，特此說明。
紫竹道人 在 2010/11/7 18:33:55 评价道：第8楼

另外，lht先生的發言提供了李家浩先生新作的重要信息：《先秦古文字与汉魏以来俗字》（“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北京大学，2010年8月）、《〈说文〉篆文有被汉代小学家篡改和伪造的字形》（第二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漯河，2010年10月），順便在此代表廣大讀者拜求一下！
續逸在 2010/11/7 19:12:59 评价道：第9楼

完全同意“阿紫”先生的發言。只要稍微看過點古文字考釋方面文章的人，大凡都知道“尾+米/尸+少”之字，李家浩先生很早以前就已經有精彩的論述。不過我們只是就莒公孫潮子鐘銘上面的這個字的辨認而言，故沒扯遠了。所以“不為大家所注意，以為是曾憲通先生的發明”，此話似乎有點過。此外章子國戈中讀爲“選”的那個字並非李先生首先指出，（據我所知，在李先生《章子國戈小考》附記所記之外，還有好幾家已經在李先生之前就已經把章子國戈那個字讀爲“選”）雖然章子國戈該字應讀爲“選”，但是李先生對它的字形分析未必準確。
同求李先生新作。
lht 在 2010/11/7 19:36:12 评价道：第10楼

紫竹道人:
古文字中的“尾+米/尸+少”字，是李家浩先生最早釋讀出來，見於俞偉超先生書中所引，後來裘先生、陳劍先生、劉釗先生（《兵器銘文考釋（四則）》，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96—97頁）等皆有引述；只要瞭解古文字考釋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件事情。lht先生鄭重揭出李家浩先生的文章，正給了我們一個重溫李先生精彩考釋的機會。不過，我引曾憲通先生的文章，續逸先生引董蓮池（1997），並不是以爲“尾+米”是他們的“發明”，而是僅就莒公孫潮子鐘銘的這個從“尾+米”之字的辨認而言的。我們的意思是，鐘銘的這個字從“古文徙”，董先生、曾先生等人早就指出過了。據我的印象，李家浩先生談甲骨金文“尸+少”字的文章，似乎還沒有來得及提到莒公孫潮子鐘的這個字。爲避免引起誤會，特此說明。
我的發言并沒有專門針對您的意思，只是講我讀書的感受。您的評論我早就看到了，今天才發言主要是因為“dongb"提到李老師的考釋，但沒有詳細說明，一開始我還以為說“莒”字呢。因為如此，我認為有必要解釋一下。李老師的文章沒有提到莒公孫子潮鐘的這個字，他只指出來文例明確的齊系鐘銘陳（貝+方）簋等銘的相關之字，並引裘先生的意見讀為“選”。“dongb”說是李老師所釋，應該是指古文字中的這個字最先釋出者是李老師。我也是這個意思。至於具體到莒公孫子潮鐘銘文，當然是董先生等比較早地公開指出的。古璽上的這個字，李老師也沒有指出，應該是曾先生比較早地釋出的。以后在新材料上看到這個字，釋出者當然也不一定是李老師，不過我希望他在考證中能提到李老師的文章。
李老師的考證精彩絕倫，每讀起來都佩服得五體投地。作爲李老師的學生，總想替他宣傳一下，想讓大家都知道自己老師的好文章，已經讀過的希望他知道這篇文章的精彩，沒讀過的希望他趕緊找來認真讀一下。這樣的心理，想來大家也能理解。
我所提到的李老師兩篇新作，很對不起，他一再叮囑，在沒有正式出版之前是不能在其他媒介上公開的。至于出版之后，那就得看出版單位的意愿了。
lht 在 2010/11/7 21:43:03 评价道：第11楼

續逸:
“不為大家所注意，以為是曾憲通先生的發明”，此話似乎有點過。
再聲明一次，這是我讀書的感受，并不是針對您二位。
李師的文章發表在1988年，裘先生最早引用是在1985年，曾憲通先生相關的考釋最早發表于1992年。從85-92年是大家不知道李老師意見的時期，此為不為人所注意者一。當然，跟他同一研究室的人是知道的，比如朱德熙先生、裘先生等，所以裘先生才能引用。后來陳劍先生也知道也引用，我想一定程度上有這方面的原因。
1991年包山簡發表，曾憲通先生于第二年在古文字年會上發表《楚文字釋叢》，1996年元旦修訂后正式刊出，通篇都沒有提到李老師的考釋。此為不為人所注意者二。此文反倒是引用李零先生《〈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的意見：“此字當是徙的古文，《說文》徙古文作，叔夷鐘、鎛和陳（貝+方）簋字從之，皆作。”此文也是1992年古文字年會論文，正式刊于《古研》20輯175頁，1999年。李零先生跟李家浩先生在同一個研究室，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他也應該知道李老師的說法的，可能李零先生此說是對李老師說法的舉一反三。李零先生沒有注出是叔夷鐘（即叔弓鐘）等字的考釋是李老師的意見，我們不好猜測，是恰好忘了呢，還是不謀而合？
奇怪的是，曾憲通先生1995年發表的《論“徙盟之璽”及相關問題》一文中已經注意到裘先生1985年文（即《古文字論集》178頁之文），并引了李老師關於甲骨文“徙”的意見，但下文講叔弓鐘、陳（貝+方）簋等的此字時則沒有提到別人已經講過。我查了一下裘先生原文，他已經指出此點，不知曾先生為何沒有引。而上舉1996年定稿之文卻引了李零先生的說法。裘先生文發表在1985年，李零文發表在1992年，即使不知道李師文1988年已發表，也應該引裘先生1985年文，而不是李零文。此爲不為人所注意者三。
曾先生二文發表後，學術界多同意上述之字確是“徙”字的古文。在提到關於此字看法的時候，大多引曾先生文為據，如趙平安先生2003年發表在《華學》第六輯上的文章。趙文談齊璽上的這個字，當然引曾先生1995年之文最合適。不過我想，如果他知道李老師有這樣一篇詳細考證的文章話，他多半會提及的。此為不人所注意者四。
這種情況持續到什么時候，我不敢肯定。以我的感受，大概是裘先生2003年發表《讀逨器銘文札記三則》之后吧。這之后，學者知道李老師文章的人漸多，到今天多到什么程度我不知，我說“似乎還很少”大概是不對的，但絕沒達有到稍曉古文字的人都知道的程度。
基於以上原因，我特別想宣傳李老師的這篇文章。我只是愛師心切而已，沒有別的意思，二位先生不要見怪。

李老師《章子國戈小考》一文讀“選”的意見，“續逸”先生指出已有多位先生提出過，我見識較少，不知都有誰，請您明示。我只知道復旦大學的謝明文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是重慶2009年博士論壇論文，我有幸參加，才知道。其觀點相似，根據也是我們上面所提到的李老師的這些意見。有了李老師、裘先生意見的基礎，這個字的釋讀應該很容易，出現撞車情況也就不奇怪了。
謝先生論文當時未正式發表，會議又沒有發論文集，且我看到這篇文章時李老師的文章早已定稿，又他已發現《古文字譜系疏證》已經說過，所以就沒有跟李老師說。我也沒有跟謝先生說，怕他因此不去發表他的文章。
謝先生關於字形的意見跟李老師與《古文字譜系疏證》都不同，“續逸”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事，主要還是圖版不很清楚，可以見仁見智。
李師文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引用襄陽王坡出土的鄧公孫無忌鼎銘“徙吉金”作為佐證，把“徙”的意思完全卡死了。裘先生把“徙擇吉金”讀為“選擇吉金”，是把“徙”、“擇”看作同義詞連用，從理論上講“徙”也有可能是“擇”的修飾語，是一個副詞，作狀語。事實上，曾憲通先生就不同意把“徙”讀為“選”，而讀為“爰”。公孫無忌鼎銘沒有“擇”字，證明狀中結構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它們只可能是對文同義的關系。也就是說，李師此文一出，“徙”讀為“選”才成為一個完全不可撼動的定論。我的這個看法，不知能否得到“續逸”先生的同意
llaogui 在 2010/11/7 22:26:53 评价道：第12楼

俺覺得作選擇用的「徙」其實也可以讀為「差」的。差，擇也。郭店簡《五行》簡17的「徙」，《詩經》作「差」。
巴山秀才 在 2010/11/8 10:07:36 评价道：第13楼

一篇论文，引出讨论，都很精彩，拜读学习了
老书生 在 2010/11/8 10:43:12 评价道：第14楼

董莲池先生在《铜器铭文五释》中说：立旁乃属无义之偏旁，战国文字每喜加“立”为释、、、、
秋雨梧桐 在 2010/11/8 10:58:29 评价道：第15楼

各位先生讨论的都很好，只是气氛再和谐些，都怪在下才疏学浅，没有把此字考释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才让大家费了那么多口舌。在下在此谢过。
淄泷在 2010/11/8 11:15:08 评价道：第16楼

墓葬年代应该早不到战国早期，当在战国较晚时期。墓葬年代，王恩田先生进行过详细论证（王先生还有《莒公孙潮子钟考释与臧家庄墓年代》一文，刊于《远望集》上，文中未引；又“齐文涛”乃王恩田先生笔名），朱凤瀚先生也定为战国中期偏晚（《中国青铜器综论》），都认为墓葬要晚到战国后期，意见比较中肯。学者强调墓中同出陶豆的年代，是有眼光的，该类豆遗址中多见，从考古学角度看，的确很难早到战国较早时期。铜鼎的年代也晚，文中说“该鼎比战国中晚期鼎腹要深些，蹄足要高些，且盖隆起，而战国中晚期的盖要更平。该鼎器形十分接近于洛阳中州路 M2717:89出土的战国早期鼎”，似有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大多数盖面较隆起的鼎反而年代较晚（如中山墓出土铜鼎），盖面较平的鼎则多数年代较早（如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的多数铜鼎）。M2717出土铜鼎属年代较早者，盖面较平，体较宽，口沿下有纹饰，与臧家庄鼎有相当差距；后者器身素面，腹下部仅有一道弦纹，其风格在晚期铜鼎中较常见。腹深和足高均不能作为断代的准确特征，如腹深，战国较晚时期的铜鼎整体较圆，腹部有的很深，较早时期的铜鼎（尤其是春秋末年到战国早期的铜鼎），有的底部较平，腹身反而较浅。至于壶的年代也无法定在战国早期。还有墓中出土盖豆，比较已发表的齐墓材料，也可知它年代较晚。总之，铜器整体风格实在看不出“整体风格凝重厚重，遗有春秋晚期铜器的风格”，它们是战国较晚时期的组合当无问题。至于战国编钟之断代，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据它断代远不如据其他器物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