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札记二则

谢明文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一、秦公器“事”字解

生史簋（《集成》7.4101）“用事厥祖日丁用事厥考日戊”，吕伯簋（《集成》7.3979）“其万年祀厥祖考”，生史簋之“事 ”与吕伯簋之“祀”所指近似。《左传·僖公九年》“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之“事” 、《左传·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庙”之“事”，很明显也是指祭祀而言。这与《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述相符。敬事天王钟（《集成》 1.73-81）“敬事天王”之“事”和 簋（《集成》8.4170-4177）“用辟先王”之“辟”意义相近,簋（《集成》5.2824）“ 唯厥吏（使）乃子万年辟事天子”、师酉鼎（《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1期）“辟事我一人”之“辟事”乃同义连用。金文中此种用法的“事”同于《左传·隐公元年》“欲与大叔，臣请事之”之“事”，亦与师鼎（《集成》5.2830）“臣朕皇考穆王”之“臣”意义相近，均就“臣事”而言。上述两种意义上的“事”及用为“史 ”或“使”的事 ，金文常见。但在金文中还有几个“事”字的意义常被误解，下文我们则对此试做分析。

秦公镈（《集成》1.270）“虩事䜌（蛮） 夏”之“事”字，孙诒让、郭沫若、张亚初等学者直接释作“事”而无说 [1]。秦公簋（《集成》 8.4315）“虩事䜌（蛮）夏 ”之“事”，薛尚功直接释作“事”而无说[2],但郭沫若、杨树达等学者释“事”，后加注为“使”而无说[3]。秦公钟 (《集成》1.262 -266)、秦公镈（《集成》1.267-269）“以虩事䜌（蛮）方”之“事”，一般也是释作 “事”而无说。这几器时代虽有差异，但铭文内容及用语彼此有相似之处。“虩事䜌（蛮）夏 ”和“虩事䜌（蛮）方”所涉内容相近，且“事” 字所处位置也一样，若把它们区别对待，显然是有待商榷的。

我们认为这几个“事”字均当读为“（司）”。“事”从母之部，“事”、“使”、“史”本一字之分化，而 “使”、“史”和“司”又同为心母之部[4]，故“事”与“司” 音近可通。传世文献中事与治相通、治与祠相通[5]，郭店简《性自命出》第59号简、《六德》第30—31号简“门内之”、“门外之 ”之“”皆读为“治”，而“ 祠、”皆含司声，这可作为“事”与“司”声字能相通的旁证。另外扬簋（《集成》8.4294）“工司”，又可作“工史（事）”（《集成》8.4295）。“工司”之“司”字实际上是“史”字也即“事”字之假借[6]。王国维在《毛公鼎铭考释》一文中云：“三有即三有事，《诗·小雅》云‘择三有事’，又云‘三事大夫’。《书·康诰》云‘陈时臬事’，又云‘陈时臬司’。知事、二字古通用矣。[7]”郭店简《唐虞之道》23号简“昏（闻）舜弟（悌），智（知）其能天下之长也”之“”，裘锡圭先生按语： “从文义看，此字也有可能读为‘事’”[8] ，李零、刘钊两位先生亦读此字为“事”[9]。这些都是事、二字能相通之证。戎生编钟有铭“（遹）（司）䜌（蛮）戎 ”，马承源先生误把“戎”释为“戈”，故又误读“䜌”为“鸾”。李学勤先生以“䜌戎”为句，认为即“聿司蛮戎”，裘锡圭先生以“（司）䜌（蛮）戎”为一句，且释上一字为水名连上读[10]。裘先生后来在《应侯视工簋补释》[11] 一文中对原来的说法有所修正。我们认为李先生之说基本可从[12]。晋公𥂴（《集成》16.10342）有铭“龢[燮]百䜌（蛮），广（司）四方”，如果把“虩事䜌（蛮）方 ”、“虩事䜌（蛮）夏 ”和“广（司）四方”、“（遹）（司）䜌（蛮）戎”交相比勘，很明显，两“事”字均当读作“（司）”。其实这也可以从秦公簋铭文本身得到佐证。秦公簋后文又云： “镇静（靖）不廷，柔燮百邦，于秦执事。”此句很明显地表达了周边少数民族应当是秦国管理的对象，而不是秦国臣事或出使的对象，故“事”应该读作训为“管理”义的“（司）”。同样在秦公钟铭文中，也能找到内证。“盗百䜌（蛮），具（俱）即其服 ”和驹父盨（《集成》9.4464）南淮夷“厥献厥服”比较，可以知晓百蛮要向秦献“服”，也表明此时周边少数民族应该是臣服于秦国的。秦公大墓石磬铭“竈（肇）尃（抚）蛮夏”、“不廷镇瀞（静）”[13]，秦伯丧戈“戮政四旁（方）”、“竈（肇）尃（抚）东方”[14]，也能说明周边民族是秦国管理的对象。但这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其它铜器都用“”表示“管理”义，为何上述秦器要用假借字“事”呢？     

陈剑先生在给笔者的一封邮件(2007年12月24日)中认为：

你读秦公镈（268）“以虩事䜌（蛮）方”，秦公簋（4315）“虩事䜌（蛮）夏”之“事”为“（司）”，我看是可以成立的。除了你已举出的各方面较坚强的理由，我考虑还可以从用字习惯方面补充举证。因为金文一般用“”字为“司”（“司”字则 用为“嗣”，参看《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四辑）》张富海先生《说西周金文中的“”字》一文），“事”字用其本用、用为“吏”、用为“使 ”也习见，其用字习惯相当固定。现在要说以“事”为“（司）”，必须在用字习惯上说圆、祛除 读者之疑。盖因“”字古书完全不用（《说文》以为辞讼之“辞”的籀文），而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传世先秦古书的用字习惯，大部分是承袭秦文字而来的。由此可以推断，秦文字中的“”字一定经历了一个由少用到完全不用的逐步被淘汰的过程。在秦公钟、簋等所在的春秋早期时，用为“司”的“”字不说已被淘汰（春秋战国间的石鼓文《作原》石尚有“ ”字），至少也已经不是主流常见的了（所以后来完全不用、被淘汰，古书中就看不到了），因此春秋早期秦器中改以“事”字来表示“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述论证可以说明我们把“以虩事䜌（蛮）方 ”和“虩事䜌（蛮）夏 ”之“事”字读为“（司）”，从音韵、文义和用字习惯[15]等方面看都是比较合适的。此外上引晋、秦之器皆言“蛮”以指称其周边民族，说明夷、蛮、戎、狄分别与东、南、西、北相配之说晚起[16]。附带提一下，“虩事䜌（蛮）夏 ”之“夏”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指“华夏”之“夏”，而是表示西方，如莒叔之仲子平钟（《集成》1.172-180）“闻于夏东”之“夏”。蛮与夏皆西族之称，秦公簋所谓“虩事 䜌（蛮）夏 ”，乃以示当时秦在西方之势力耳[17]。

二、说倗伯爯簋“ 旂”、“右告”

倗伯爯簋（《文物》2006年第8期）的铭文比较简单，但有一处释读上有分歧。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先把相关铭文写出。“益公蔑倗伯爯暦，右，告。令（命）金车、 （下文用▽表示此字）。”原整理者和冯时先生均释“▽”为旅字而无说 [18]，李学勤先生释为“ 旅”，疑读为“橹”，训为大盾，认为“右告”实际是益公右爯告王的省略[19]。吴镇烽先生《商周金文资料通鉴》释为“旂”而无说。

“▽”字虽然右下角所从和人相近，但其所从之“”的左上端是一折笔，和人字明显不同，所以㫃下并不是“从”字 ，况且金文并无赐“旅”之例[20] 。所以我们从字形和文例两方面可肯定“▽”非“旅”字。比照《金文编》祈、旂和斤部所收之字[21]，可知 “”应即“斤”字所从。和毛公鼎《集成》5.2841）“”、卓林父簋盖（《集成》7.4018）“”、“”（《古玺汇编》 2386）等“旂”字相比，只不过是“▽”所从 “斤”字的构件因铸范或其它方面的原因出现反写又有错位而已。如（《古玺汇编》2387）又作“”（《古玺汇编》 2390）[22]。、（《集成》 5.2670）、（《集成》5.2727）、（《集成》 5.2830），也是“斤”字的构件反写或錯位，正可与之类比。此外金文中赏赐“旂”之例又屡见，特别是由盨盖（《商周金文资料通鉴》 05660）赐品中有“金车、旂”，说明我们把“金车、 ▽”之“▽”释作“旂”从文例看也是比较合适的。

此外倗伯爯簋的 “右告”，因省略成分过多而不大好懂，我们可根据㺇器(《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和卫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的相关铭文加深对它的理解。 㺇盘[23] 等器相关的一句作“朕光（皇）尹周师右，告㺇于王。王赐㺇（佩）巿丝亢，金车金”，卫簋相关的一句作“朕光（皇）尹中侃父右，告卫于王 [24]。赐卫（佩）巿素亢，金车金”。比较可知，㺇盘、卫簋亦有省略成分，只不过不如倗伯爯簋省略的多而已。李先生认为“右告”是益公右爯告王的省略说法，大体可从。倗伯爯簋“右”、 “告”的主语承“益公蔑倗伯爯暦”的主语而省，“告”的直接宾语（承“益公蔑倗伯爯暦”的宾语“倗伯爯”而省）和间接宾语亦皆省略。如果仿照㺇盘和卫簋的文例，倗伯爯簋“右，告。令（命）金车、旂。”也可说为“益公右，告爯于王，（王）令（命）金车、旂[25]。”倗伯爯簋的“令（命）”和㺇盘、卫簋“赐”相当，它与康鼎（《集成》5.2786）“令（命）女（汝）幽黄鋚革（勒）”、献簋（《集成》8.4205）“令（命）厥臣献金车”、 即簋（《集成》 8.4250） “王呼命女（汝）赤巿、朱黃、玄衣黹屯、鑾旂 ”诸“令（命）”字的用法相同，含赐予之义。我们曾经分析了 “”应该是一种旂子[26] ，卫簋、㺇盘“金车金”的文例也可旁证倗伯爯簋“金车、▽”之 “▽”释为“旂”是可以的[27]，而释读为“旅”，读为“橹”，训为大盾的说法则是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应该释为“ 旂”，“右告”是“益公右爯告王”或“益公右，告爯于王”的省略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