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歲鼎克聞夙又商”

（首發）

 

嚴明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08級古文字學碩士研究生

 

 

利簋銘文第二句（隸定暫從張政烺《利簋釋文》[1]）：

歲鼎克聞夙又商

應當如何斷句及釋讀，各家歷來眾說紛紜。其概况可以參看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之第五章《20世紀70年代前後的金文研究》[2]中的歸納介紹。

其中，張政烺在《利簋釋文》中取歲指歲星說。他首先否認了鼎（或讀為貞）用為“貞卜“之義的說法，認為：

鼎讀為丁，義即當。古音無舌頭、舌上之分。卜辭以鼎為貞卜之貞。古人迷信，象征商這樣的大事，卜筮在所不免……但在甲子朝，已陳師牧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周武王面對強大敵人，只能決戰，不容遲疑，當務在不問鬼神的餘地，而文義絕非倒述興師前的預卜，可見此鼎字不作貞卜講。

按，貞、鼎二字同源，無庸贅述。“義即當”信然，“讀為丁”則恐非是。張氏讀為丁，再訓為當，未免紆曲。此字不妨如字讀，義即為“當”。貞（鼎），古音在端母耕部，和在端母陽部的當字同紐鄰韻，音近可通，毋庸假 “丁”為之。銘文中亦有類似用法，如《獄肇簋銘》：[3]

祀于厥百神，亡不鼎 夆鬱香，則登于上下。

周寶宏認為，

通為肆字。“亡不鼎”之“鼎”當讀為“歲鼎克聞”之“鼎”，歲鼎指歲星當空，“亡不鼎”指百神無不當空而降，因此逢遇鬱香。

按，周氏之說，似有未盡善處，如將“”徑讀為“聞”，說見下。但將此二條之“鼎”皆訓為“當”，則是可取的。我們知道，鼎和貞是同源字。《廣雅 ‧釋詁三》： “貞，當也。” 並引《離騷》：

攝提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用以降。

及《尚书· 洛浩》：

我二人共貞之。

並馬融注：

貞，當也。

為證。又王國維《洛誥解》：

貞當為鼎，當也。謂卜之休吉，王與周公共當之也。

至遲在東漢，文獻中表示“當 ”的意思，還有徑寫作“鼎”者，見于《漢書》：

無說《詩》，匡鼎來。　　　　　　（《匡衡傳》）

顏師古注引服虔曰：

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

又引應劭曰：

鼎，方也。

又，

（石）顯鼎貴，上信用之。　　（《賈損之傳》）

顏師古注引如淳曰：

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

又注曰：

方且，是也。讀如（今）〔本〕字。

張政烺先生則在斷定了銘文的鼎不用為貞卜的貞後繼續論證：

《國語·周語下》（韋昭注）記載伶州鳩論律的一段話，說到：“昔武王伐紂，歲在鶉火。 ”又說：“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這是周人自己的傳說，認為武王征商的時間與歲星的位置相合。“歲鼎”意謂歲星正當其位，宜於征伐商國。

按，伶洲鳩所說的歲，當是歲星，亦即木星。鶉火作為次名，是周的分野。歲星在鶉火，意味著對於周人而言，歲星所在正當其位，故云“歲鼎”。周人顯然是認為歲星當位這一天象宜於征伐。

較晚出的傳世古籍中則有關於武王伐紂時太歲星位的记载：

武王之誅紂也, 行之日以兵忌, 東面而迎太歲。（《荀子·儒效》）

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　　　　　　　 （《淮南子·兵略訓》）

按，“迎”，正如《說文》中所解釋的，“逢也”，也有“當”的意思。但中國自戰國以降，曆法開始用太歲紀年，所以《淮南子》所謂“歲”，指的也應當是太歲，或即引自《荀子》。“太歲”與“歲星”周期相同，所不同者祗在於運行方向不同。《爾雅·釋天》說：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也就是正如上所引《離騷》所云，庚寅日之歲陽正在攝提格。“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時正當正月。《荀子》所謂 “東面而迎太歲”，是說其時太歲在寅或卯，其方嚮正在東方。而武王伐紂是從西嚮東進兵，故曰“迎（太）歲”。這與利簋銘文的記載，並不矛盾。

銘文所見器主利，官居右史。先秦時代，史官常隨軍出征，作為主帥的副手。如《史密簋銘》亦記載戰事：

王令師俗、史密曰：東征。

史密即是師俗父的副手。關於史官出征時的作用，見《周禮·太史》：

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

注引鄭眾曰：

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兇。

疏云：

云“抱天時”者，太史知天道。天時，謂天文見時候者。史抱此天時，與太師、瞽人知天道者同在一車之上，共察天文，故同車也。

所以，張先生謂“當務在不問鬼神的餘地”，未免失之武斷。古人迷信，敬事鬼神，即使難免一戰，也往往行占卜，問吉兇。而觀察歲星是否當位，是否有利征伐，正是史官的職責所在。所以此事見於身為“右史”的利所作器之銘文，也就再合適不過了。

“克”，《說文繫傳》中說“ 能勝此物謂之克”，可以引申為“戰勝”之義。常見的用法是後接賓語，如《春秋·隐公元年》：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引馬融注《尚書》：

克，勝也。

該條當系注《泰誓》，今本作：

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又《禮記·坊記》引作：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善良之德，故致败也。

而西周早期铭文中亦可見類似用法，如：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　　　　　　　（《何尊》，《集成》4.6014）

王後坂（返），克商。　　　　 （《小臣單觶》，《集成》4.6512）

春秋時期亦有：

克狄淮夷。　　　　　　　　　（《曾伯簠》，《集成》9.4631）

上引三條銘文中所見“克”字，應該都可以訓為“勝也。”傳世文獻講武王征商，亦多言“克”，如見于《左傳》者：

武王克商。　　　　　　　　　（《桓公二年》）

昔周克商。　　　　　　　　（《成公十一年》）

與它們稍有不同的是，《利簋銘文》中的“克”，如上所說，應單斷，即前面省略主語，後面省略賓語。這種用法，亦可見於文獻，如：

既克，公問其故。　　　　　　　　　　　　　　 （《左傳·莊公十年》）

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并不克。（《後漢書·盧芳傳》）

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克。　　　　　　 （《後漢書·度尚傳》）

顯然，利簋銘文中，“克”字的用法和《左傳·莊公十年》中的用法相同，從整句來看，

武王征商……，克。

的用法與以上所引諸條中的“克 ”用法大同，就是“戰勝”的意思，後面承前省略賓語“商”。

張先生又考證“聞夙（又）有商”云：

聞字甲骨文常見，金文亦有之。金文婚字常以聞為聲符，而《毛公鼎》、《諫簋》皆假借為昏庸之昏。此處聞讀為昏暮之昏。夙之義為早，即黎明前。昏夙是指初昏到黎明前，指一個夜晚，猶旦暮指一個白天。上言甲子朝，此接言昏夙，次序亦順。

由此，張先生論斷：

“克昏夙有商”，是說一夜就得以佔有商國。武王陳師在甲子朝，紂王自焚在甲子夕，所以 “甲子之事”（《呂氏春秋》）在古代就出了名了。

按，這里，張政烺的解釋大體是正確的，唯克下當斷。說見上。“聞”當讀為“昏”。 昏、聞、問三字同源，在出土文獻中亦有“昏”假為“問”的例子，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武王踐阼（甲本）》第1簡：

武王（問）於師尚父曰：“不知黃帝、顓頊、堯、舜之道在乎？”

按，簡文“”，整理者隸定為 “”，從宀從“”，括注讀為“問”。字亦見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民之父母》第1簡：[5]

敢（問）汝而何謂民之父母？

劉洪濤先生在其碩士論文《上博竹書〈民之父母〉研究》[6]中曾對其字形進行分析，認為可以直接隸定為“”，讀為“詢問”之“問”。其實，也不妨認為“”、“”係一字之繁簡體。

從音韻的角度看，昏、聞、問古音同在文部，昏為曉母，聞、問同為明母，聞為平聲，從諧聲偏旁看，上古明母字與曉母字亦常見相互諧聲之例，茲不贅述。而昏、聞、問為同源字，在殷墟卜辭中就有聞讀為昏的例子，如《合集》11485：

癸未卜。爭貞：旬兦咎？三日乙酉夕，月有食，。八月。

其中的“”通常隸定作“聞”，讀為昏。今按，隸定為“”似於字形更符。

所以，“昏夙”，當從張政烺說，意思是“從昏到夙”，也就是“一個夜晚”。張政烺所說“旦暮”，則屢見于《史記》：

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 ”　　　　　　　　　　　　（《魏公子列傳》）

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

（《范睢蔡澤列傳》）

今王與耳旦暮且死。　　　　　　　　　　 （《張耳陳餘列傳》）

按，以上的“旦暮”都是“一日之間”的意思，言其時間之短。“昏夙有商”的“有”則是“取得、占有”的意思。尤其是，“ 旦暮且下（趙）”和“昏夙有商”的語法結構以及要表達的意思都是很類似的。“旦暮且下（趙） ”是說將在從旦到暮的一天之內攻取趙國，而“昏夙有商”就是說在從昏到夙的一夜之間占領了商地。

關於商紂王兵敗於甲子昏（夕）事，亦見於《逸周书·世俘》：

时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

 

所以，綜上所述，《利簋》銘文第二句應當斷讀為：

歲鼎（當），克，聞（昏）夙又（有）商。

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

歲星正當其位，（我軍）戰勝了（商軍），一夜之間就占領了商地。

 

 

注釋：

[1] 張政烺：《利簋釋文》，《考古》，1978年第01期。下引張政烺觀點皆出自該文，不再出注。

[2]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第216～226頁，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年1月。

[3] 銘文及釋文均見周寶宏：《金文考釋六則·〈新見商周青銅器瑰寶〉補釋》，《古文字研究》（第27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4] 說見《關於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6期。

[5]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第15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12月。

[6] 劉洪濤：《上博竹書<民之父母>研究》,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5月。

[7] 黃錫全：《楚簡續貂》，《簡帛研究》第3輯，77- 82頁，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參考文獻：

《楚辭補注》，洪興祖撰，北京：中華書局， 1983年。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撰，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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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韋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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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雅疏證》，王念孫撰，北京：中華書局， 2004年。

《漢書》，班固撰，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後漢書》，范曄、司馬彪撰，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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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編輯工作組集體編輯，北京：中華書局， 2005年。

《經義述聞》，王引之撰，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

《禮記集說》，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呂氏春秋新校釋》，呂不韋撰，陳其猷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馬承源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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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系傳》，徐鍇撰，北京：中華書局， 1998年。

《荀子集解》，荀況撰，王先謙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逸周書校補注譯》，黃懷信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殷周金文集成釋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