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濑薫雄、曹峰翻译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工藤元男教授的名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的国家与社会》已于2010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共429页,定价38元。现附录该书的书影、目录、中文版前言和译者后记。
书影
目录
凡例
写在中文版出版之际
我的论文集借助曹峰先生、广濑薫雄先生之力,有机会译成中文,我感到无比高兴。而且,此书是在中国最有名的出版社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于我是极其光荣的事。借此机会,我对自己为何要撰写这部论文集再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真正投身睡虎地秦简研究,是在进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之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中国相继出土了银雀山汉简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简牍资料,在日本也引起关注,一般日本人对其关心度也很高,报纸曾在第一版予以大幅介绍。尤其是1975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想其原因在于,对秦汉帝国的形成过程及其性质特征的研究,是日本战后东洋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以东京大学西嶋定生先生、早稻田大学栗原朋信先生为代表,许多学者竞相在此领域作出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1970年岩波书店刊行的《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第4卷“古代4”可以得到反映(以下简称《讲座》)。我们这些1950年前后出生的人,进入大学后,先读《讲座》,然后有志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不在少数。然而,《讲座》刊行的年代,还在七十年代出土文字资料出现以前,因此,除了过去已经发现的居延汉简等资料外,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依据传世文献史料得出的成果。就在这部总括战后东洋史学成果的《讲座》刊行后不久,报道了睡虎地秦简出土的消息,因此,我们对这批资料的期待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睡虎地秦简的问世,是揭开了利用出土文字资料展开新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帷幕,恐不过分。
睡虎地秦简这批新资料出土后,或许中国学界也是如此,日本的学界掀起了一股秦简研究的热潮,我就是急切投身其中的一人。当时,日本的大学中,好几个睡虎地秦简研究会纷纷成立,有不少人在学术研讨会上以秦简为主题作研究报告。我进入研究生院后所作第一个研究报告《睡虎地秦墓竹简にみえる内史について(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的内史)》(第76届史学会大会东洋史分会场,1978年11月12日),就是这种学界潮流的产物(已收入本书第一章)。接着我又发表了《睡虎地秦墓竹简よりみた都官について(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的都官)》(第78届史学会大会东洋史分会场,1980年11月9日,已收入本书第二章)。当时我对睡虎地秦简的研究,集中于和以秦律为中心的法制资料相关的领域。有的人利用这些新资料,是要证明他们自己依据传世文献构建起来的历史形象。而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一辈,是想以此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对过去的学说作出批判性的检验。就这样,对于新资料的反应因年龄而有所不同,但大家的研究对象都集中在秦律等法制资料上,这是唯一的共同点。
睡虎地11号秦墓不仅出土了法制资料,还出土了称为《日书》的占卜书。对于这部《日书》,日本的历史学者多不太关心,我自己最初也是如此。我开始关心《日书》,是因为池田温教授主持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律令制研究会”上,和大櫛敦先生(现为高知大学教授)一起负责研读《日书》。这成为我深入探究《日书》的契机,研究对象从秦律转换到《日书》。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考虑的问题是,能否建构起一个可以同时讨论秦律和《日书》的共通的“场”。过去对睡虎地秦简的使用方法,过分集中于秦律等法制资料,研究《日书》者仅限于古文字学或思想史方面的人。然而,既然是同样出土于11号秦墓中的简牍资料,那么彼此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关系,应该存在着可以通观睡虎地秦简全局的视角。我在此采用的是Annales(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研究法。就是说,在秦占领统治下的南郡这块区域,统治者秦和被占领者楚是如何对峙的?秦法是如何渗透到楚的基层社会中去的?或者说,由于受到习俗的抗拒,秦法被迫经历了怎样的屈折历程?我设定了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通过“法和习俗”的视角来展开讨论。我进而试图对生存于基层社会的人的心性作出分析,对他们日常的精神世界作出可视化的尝试。这样的尝试是否成功,还有待于读者的判断,但至少还没有人依据这样的方法论、从这样的视角去分析睡虎地秦简,我想,这就是本书对学界作出的一点贡献。
现在,我以过去的睡虎地秦简研究为基础,在习俗方面作更进一步的探索,尤其以产生出“日书”的社会背景为研究的方向。目前,最早的“日书”可以追溯到九店楚简,以此为界限,更早的楚墓中随葬的是卜筮祭祷简。至今为止,我用中文发表的、论述从“卜筮祭祷简”向“日书”转变之过程的论文,主要如下所示:
1.《从卜筮祭祷简看“日书”的形成》,《人文论丛》特辑(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2.《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的构造与系统》,《人文论丛》200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10月。
3.《“卜筮祭祷简”所见战国楚的王权与世族、封君》,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6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4.《楚文化圈所见卜筮祭祷习俗——以上博楚简〈柬大王泊旱〉为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5.《平夜君楚简“卜筮祭祷简”初探——战国楚的祭祀仪礼》,《简帛研究》200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6.《从地域文化论的观点考察“楚文化”》,《珞珈讲坛》第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7.《社会史研究与“卜筮祭祷简”、“日书”》,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9月。
8.《从九店楚简〈告武夷〉篇看《日书》之成立》,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
这些研究成果没有收入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是,利用随葬于战国楚墓的“卜筮祭祷简”考察“日书”的生成过程。这表明,“日书”是从楚文化圏中诞生出来的。
与这项研究的展开相前后,又出土了王家台秦简“日书”、岳山秦墓木牍“日书”、周家台秦简“日书”等秦的“日书”,以及张家山127号汉墓竹简“日书”、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汉简“日书”、虎溪山汉简“日书”、孔家坡汉简“日书”、杜陵汉墓木牍“日书”等等汉代“日书”,为此我们需要讨论战国、秦代的“日书”进入汉代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使我们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此,究竟什么是“日书”?再次成为一个问题。这些占卜资料被称为“日书”,是因为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種简末背面墨书有“日书”二字。现在,虽然各种各样被视为“日书”的资料在不断増加,但確实可以称为“日书”的,只有附带“日书”篇名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严格说来,其他的各种资料只不过因为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相似,而被认定为“日书”。因此,重要的是,需要将这些占卜资料和睡虎地秦简“日书”作出严密的比较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讲,从内容的构成,篇名的类似看,最应予以注目的是孔家坡汉简“日书”。关于这批资料,我以《“日书”所见地域文化与中国文明》为题,申请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補助金基盘研究(C)并获得批准,是2007年度~2010年度正在实施中的研究项目。
为了将秦律和“日书”所见秦代法和习俗的关系,进一步扩展到汉代加以考察,我将研究深入到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奏谳书”。这个领域得到武汉大学陈伟先生和荊州博物馆彭浩先生的帮助,利用红外线相机拍摄相关资料,以电子数据为基础,三方共同出版了新的文本,那就是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已发表了《中国古代の“日书”にみえる时间と占卜-田律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中国古代“日书”所见时间与占卜——以田律的分析为中心)》(《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都市史学)》第5号、2009年12月)一文。
虽然本书原版刊行至今已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我学术重心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而作为分析对象的相关资料有了更多的増加,今后,通过加入这些新的资料,我期待着能够有机会出版一部具有新内容新高度的《中国古代的法与习俗》。
2009年12月14日于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工藤元男
译者后记
2008年,我们合作翻译的日本爱媛大学教授藤田胜久的著作《史记战国史料之研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获得学界好评,于是决定再接再厉,继续合作翻译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工藤元男的名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得到“早期中国丛书”策划者朱渊清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童力军先生的大力支持,于是有了这部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在此要向朱渊清先生、童力军先生表示深厚的谢意。
工藤元男教授现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早稻田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所长。曾任日本中国出土资料学会会长,主持过日本最高级别的大型科研项目。主要利用出土资料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社会史、宗教史。也通过四川省及两湖地区的野外实地考察,对长江中上游展开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成果丰富,自成体系,在中国史学界和出土资料学界享有盛名。我们在中国的学术刊物或网络上常常能够读到他的论文,然而系统阐述其完整思想的译著却一部也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现在这个缺憾能够由我们来弥补,实在令人欣慰。我们俩曾听过工藤教授的课,或参与过他的科研项目,可以说是他非正式的学生。这次翻译,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而译著的出版,也可以说是我们对他素日教诲之恩的一个回报吧。
工藤元男教授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在我们看来,本书是最主要的、也是评价最高的一部。此书主要利用睡虎地秦简对秦国及其统治地区展开社会史研究。其内容分两部分,前半部考察了秦国内史等官职制度、伴随秦国疆域扩大形成的国际次序等问题。后半部通过对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结构分析,探讨了日书这种民间术数的占法原理,以及由日书反映出来的宗教信仰、道教风俗、秦国在占领地区的法律和习俗。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睡虎地秦简已有很多研究,但工藤教授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随着岳麓秦简、孔家坡汉简等新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中国古代行政史、法制史、民间宗教信仰礼仪的研究在国内外方兴未艾,我们相信,工藤教授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一定会促使这一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进步。
本书延续了《史记战国史料之研究》的翻译操作方式,即由双方各自做第一道翻译,然后彼此依照原著,仔细检査对方译文,做出第二道翻译,通过电子信件反复确认之后再最后定稿。序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前半部分、第十章、终章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广濑薰雄做第一道翻译,中文版序言、第六章的后半部分、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后记由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曹峰做第一道翻译。作者表达不清楚的地方、引用文献有误的地方等所有向作者査寻之事,由曹峰负责,校对译稿由两人共同负责,最终定稿由曹峰负责。我们深感这种操作方式,能够发挥各自母语之所长,既使细微之处得到更为精准的表达,也使译文的语言更易被读者接受,因此这是我们之间又一次愉快的合作。
《史记战国史料之研究》的翻译后记,曾指出学术翻译在中国学界吃力不讨好,没有多少人愿做的现状,并呼吁有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改革不合理的评价制度。应该说,这种情况这两年已有所改观。一些科研基金开始向译著开放,使译者的工作得到了积极的扶持和正面的评价,应该说这是好事,然而依然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有些比较合适的科研项目不向外国学者开放,甚至不向已在中国取得正式工作的外国学者开放。其实,由具备共同学术背景、又相互熟悉各自母语的译者合作翻译,这是“黄金搭档”,经得起检验,能够取得最佳的翻译效果,值得大力提倡,然而国内目前的科研鼓励制度却偏偏对这种“黄金搭档”设限,实在不合理,在此,我们要再次大声呼吁,改革这种不合理制度,为更多更好的学术著作传入中国或进入海外,提供最佳的翻译环境。
广濑薰雄、曹峰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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