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旭昇教授《說文新證》大陸版出版

鍾馨

　　季旭昇教授的《說文新證》大陸版於2010年12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推出的新版是在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的兩冊本（上冊2002年，下冊2004年）的基礎上修訂而成。全書精裝一厚冊，定價330元。

附書影、序言與後記：

李學勤教授序

　　臺灣師範大學季旭昇教授與我相識已久，他非常豐富的古文字學論作，我大都讀過，對其精博並臻，一直懷有敬意。近承以新著《說文新證》惠贈，且蒙徵序，自是深感榮幸，不能推辭的了。

　　《說文解字》為文字學奠基之作，當時屬於小學。《漢書·藝文志》將小學列入《六書略》之末，說明其學遠本《周官》六書。許沖上《說文》表詳述其父從賈逵受古學，以文字為五經之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進一步解說了文字訓詁與經學的關係。及至晉唐以下，學風丕變，《說文》一脈也漸趨衰微。漢學在清代復興，乾嘉之學主張由小學入手而治經學，直到張之洞《書目答問》，仍云小學“各書為讀一切經史子集之鈐鍵”，完全回到許氏的說法。《說文》學在清代達到極盛，是理所當然的事。

　　清代《說文》注釋論作不可勝數，尤其是段、桂、朱、王等名家，已將這方面傳統推到極致，似乎沒有發展餘地。其所以峰回路轉，終能別開一境界者，是由於出土古文字增多，拓廣了學者的視野。清末吳大澂作《說文古籀補》，斥言許慎“不獲見古籀真迹”，“有許書所引之古籀不類《周禮》六書者，有古器習見之形體不載於《說文》者”，從以出土古文字為證據補充許書，進而糾正許書，於是使文字學逐步脫離了《說文》的範限。

　　進入二十世紀，迅速發展的甲骨金文研究擴大了這種趨勢。在此方面有鉅大貢獻的王國維先生，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授課，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 紙上之材料”的“二重證據法”。當時以“辨古史”為中心的疑古潮興起，王國維提倡“二重證據”的講義名為《古史新證》，與隨後出版的《古史辨》隱若對應，《古史新證》以古文字材料與傳世文獻研究互相證明的方法，發揚光大，遂成為一派“新證”之學的基礎，如于省吾先生著有《雙劍誃易經新證》等多種，近年彙印為《雙劍誃群經新證》、《雙劍誃諸子新證》。由此足見，現代的古文字學不僅研究文字本身，而且自文字廣通於歷史文化諸多方面。

　　季旭昇教授的這部《說文新證》，則是以“新證”的方法，返本歸源而施用於《說文》。瀏覽全書，可見他系統地綜合了前人各家的研究成果，對《說文》作出全面的評論分析。其特點，一在於精於裁斷，且多創見；二在於謹慎穩妥，不輕苟同。對於《說文》諸字，儘可能利用出土材料逐一上溯，使文字演變之迹燦如列眉，而古文字學當前已有的成效也一目了然。作者用心之苦，努力之勤，我們應當感謝。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若干年戰國文字文物，如楚文字竹簡等，發現頗多，其間有的能與傳世文本直接對照，在文字演變過程中提供殷周與秦漢間過去不瞭解的鏈環。季旭昇教授於此有深入研究，《說文新證》書中許多地方體現出他的心得，讀者可以由之獲有很大幫助，《新證》之“新”在這一點上也得到明顯的證實。

李學勤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四日

序於北京清華園

裘錫圭教授序

　　季旭昇教授所撰《說文新證》上、下兩冊，已分別於2002年和2004年由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此書最近即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在大陸出版，我聽説後感到很高興。

　　許慎的《說文解字》是中國傳統文字學的經典著作。古文字學發達以來，學者們指出了《說文》篆形和說解上的不少問題，有關論著頗多，查檢不易。季旭昇教授“挑選《說文解字》有誤，古文字材料能更正《說文》的部分”（《說文新證•凡例》），將研究者正確的或有一定參考價值的説法匯於一編，並加以評析，還不時提出自己的新見。這項工作的意義，對學習研究《說文》和古文字的人來説是不言而喻的。

　　此書的長處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第一是對有價值的各種説法搜羅較爲齊備。季旭昇教授熟悉甲骨文、金文以下各階段的漢字及其相關研究成果，與“新證”工作有關的各家意見自然能搜集得較爲全面。對大陸讀者來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季教授在書中引用了魯實先、龍宇純等先生的不少學術見解，他們的著作有些在大陸是不易找到的。此書共計數十頁的《參考書目》，則是學者作進一步研究的指引。第二是著作態度嚴謹。此書無論在說解字形方面，還是在分析音理方面，大都言而有據。在暫時不能得到滿意解釋的地方，不作牽強之論，十分難得。第三是全書體例得當，便於初學。此書依據《說文》收字次序編排，學習研究《說文》和古文字的讀者使用起來相當便利。作爲一部帶有工具書性質的著作，既客觀嚴謹，有學術前沿性，又深入淺出，有較強的可讀性，這也是很不容易的。

　　《說文新證》是一部學習研究《說文》和古文字的必備參考書，但由於此書本來只有臺灣版，所以大陸學者多只能使用此書的複印本甚至掃描本。現在季教授決定將此書在大陸出版，我相信一定會受到大家的歡迎。

裘錫圭

2009年7月9日

王寧教授序

　　《說文》是中國傳統文獻文字學研究的中心，它成書於東漢，到宋代得到全面應用，清代乾嘉時期得到較為徹底的弘揚。但是，繼宋代金石之學的現代古文字學興盛後，《說文》的學術地位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出土文獻顯示了漢字歷時的發展，使我們看到各個時代漢字字體發展的原始狀況，也得到了在不同字體下更多的漢字形體。《說文》已經不是漢字研究唯一的資源；或者說，已經不是解讀古代文獻唯一的文字學依據。在這種情況下，對《說文》性質的誤解和對《說文》價值的懷疑也就應運而生。

　　我們應當看到，在歷代的出土文字不斷被開掘後，漢字的研究進入了真正歷史的層面，使我們能夠站在漢字發展史的角度重新來認識《說文》，這應當導致《說文》研究更加全面、深入的發展，導致《說文》價值更加科學、準確的評定。我這裡大膽說一句——那種一味用古文字否定《說文》、或者沒有打下《說文》基本功就進入古文字考據的觀點和做法是不足取的。

　　也許是因為清代乾嘉學者把《說文》的地位說得太過的緣故，現代人對《說文》的要求出奇的高：一方面囿于《說文》以小篆為正篆的事實，把《說文》看成是繼戰國文字後東周末年至秦代的斷代共時文字資料庫；另一方面又用每一個時代出土的文字來衡量《說文》和“更正”《說文》；如果把近30年的近萬篇漢字學論文中提到《說文》的地方統計一下，《說文》的“錯誤”大約要占到50%以上——當然，這是一個綜合的數據，但也足夠令人寒心了。

　　《說文》不是萬能的，更不是沒有錯誤的。用後來的眼光看古代的專著，要破除迷信；但是還有一點也要注意，那就是同時要恢復到古人的時代瞭解古人、和古人對話。面對古代的論說和古人的工作，現代人不要過於自信了。人類的智慧不是在任何方面都與時俱減，起碼是在民族的人文現象的認識上，古人有時要比現代深刻得多。我們從自己學習古文字的經歷中看到，不論是前代還是當代，一些在古文字考據和整理上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也都對《說文》的“萬能”評價進行過挑戰，但是他們同時都是既熟悉《說文》又能慎重地將《說文》與古文字貫通而有所發現的。

　　在對《說文》性質的認識上，有兩個潛伏著的誤區：一個是把《說文》看成古代實用的字形之書，要求它的形體與一個我們今天看到的字形對號；一個是把《說文》看成字源之書，要求它的本義講解恢復最早的原始狀態。其實，《說文》只是一部從東漢以前各類字體中，選出其中符合漢字構形系統的字樣，一律用小篆字體負載，並系統地說明每個字的字理的漢字學專書。小篆並沒有通行過，不是秦代的實用文體所用的字體，漢代通行的已經是隸書，所以，《說文》不是一部實用字形的彙編，它的字形體系是跨時代綜合的；《說文》字義講解的是字理，字理是發展的，每個時代的字理都有重構現象，不是與資源全然相同的。何況，把諸多漢字編排在一起，關照系統而不可相互矛盾的字理，不是單個字最早的字源所能涵蓋的。中國古人在古代樸素辯證法哲學的影響下，從諸多泛時材料中概括體系的能力是非常強的，切韻音系是南北古今兼通的，這個跨越時代的語音體系存在在206韻的框架下，《說文》是古今字體的字形兼有的，這個跨越時代的字形體系存在在540部的框架下。應當看到，許慎當時看到的字形要比我們多得多。東漢時期，著於竹帛的書還存於府庫，不需要從地下發掘；在地面上留傳的鼎彝不會少於中近古時代，更不會少於現代；即使僅僅在《說文序》裏提到的字體，很多我們今天並沒有看見……在這樣大量字形之中優選一個漢字字形系統，並且系統的講解它們的字理，雖然是艱巨的，但是，許慎集24年的長期工作，有秦代字書存儲的大量不重複的規範字形為他的優選打下基礎，加之漢代立經學博士，多少漢字學家聚集說經講字，使他能夠“博采通人，至於小大” ，從大量的語言環境中尋找到對漢字字理的最佳講解，這又是可能的。所以，《說文解字》有兩個現實性：一個是它講解本義的語言環境的現實性，發掘這個現實性，要以大量古代典籍為基礎，傳世文獻和其中的經典文獻在這方面具有出土文獻不能取代的作用；另一個是它選出字形的現實性，發掘這個現實性，要以前代書寫的原形字為基礎，出土文獻在這方面具有傳世文獻不能取代的作用。所以，熟悉《說文》和學習傳世文獻的人要關注和學習出土文字；而研究古文字得人不通《說文》也是不行的。

　　在說完上面意思後，再來說明我讀季旭昇先生的《說文新證》的收穫。季旭昇先生在“凡例”中說：“僅挑選《說文解字》有誤，古文字材料能更正《說文》的部分撰寫”，但通讀了《新證》後，我可以說，他所要做的工作絕不是在否定《說文》，而是證明《說文》的現實性。我認為，《新證》採用的是《說文》與古文字相關與相通的原則。書中列出了不同時代與不同字體與《說文》所收字相關的資料。字形不是越早越好，而在於切合——在發展中的切合，直接的或間接地切合。東漢以前的漢字字形數不勝數，但《新證》的選擇僅僅是能夠證明《說文》的那些資料。書中廣泛採用了古人和時賢的說法，也以通《說文》為度，簡潔明晰，得當而不繁瑣。《新證》不是著眼在尋找與《說文》完全相同的形體，它的主題是將《說文》收字的形音義與東漢以前的文字加以貫通，力求出土文字字形與《說文》所收字之間的通達。在通達中觀察《說文》，即使是糾錯，也是在理解基礎上的。漢字的發展沒有間斷，很多字形積澱在每個共時層面上，聚存在每一個時代的各種字體中，各個時代不同字體的字形本來就是相關而不相離，相通而不相同的。用古文字去理解《說文》是應該的，但把古文字的字形強加給《說文》就不是一種客觀的態度了；何況我們今天看到的漢字字形不一定比許慎更多，用漢字發展歷史的眼光考察其間的相關與相通，也就是採取在發展中貫通的方法來理解《說文》，證明或糾正《說文》，應當是更為妥當的辦法。這種研究《說文》的方法使我們更加相信《說文》的現實性，也使《說文》更加容易理解，更加好用。倒過來看《新證》，不是也可以看出《說文》對出土文字的印證作用嗎？現代的古文字考據離不開《說文》，依靠一個後代的系統的漢字資料去觀察前代的個體漢字，依靠一個形音義俱全的後代的漢字資料去考證前代的新出土的未釋字，這雖然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法；但是，如果其間沒有發展中的貫通意識，那是一定會犯以今律古的毛病的。

　　我自己閱讀《新證》有很多收穫。我認為，季旭昇先生的《說文新證》值得推薦給熟悉《說文》同時又在努力學習古文字的每一個讀者。

王寧

2010年元月北師大

作者後記

　　旭昇自幼即雅好文字，初一就讀臺中一中時，即每周至校圖書館手摹祝祥篆刻，如是者一年，樂之不疲。及入師大，從　魯實先先生學文字學，懾於其學之廣大無涯，從此盡棄新文藝，立志以文字學為業，一九七四年且蒙　魯先生不棄，得住　先生家中，親聞謦欬，見其用功之勤，達旦不輟，乃知古今讀書種子，皆自辛苦耕耘得來，益發立志以　先生為榜樣。一九八三年碩士畢業，續攻博士，其時兩岸逐漸解嚴，大陸資料不再列為禁書，研究文字亦不復為資料所苦，於是乃毅然以甲骨文字根為博士論文研究對象。博士畢業後，參與周師　一田之《金文單字引得》計畫，四年後計畫完成，又有幸蒙　李爽秋老師愛護，參與教育部《異體字典》之編纂工作。其間一九九二年《包山楚簡》問世、一九九八年《郭店楚墓竹簡》問世，深感戰國文字研究已臻成熟，於是潛心研讀，受惠頗多──此已往學習文字之梗概也。其後或因教學、研究所需，或為華視、國語日報撰寫小文之便，開始以電腦累積文字學資料，儲存日豐，乃思整理為冊，以為教學之用。然憶及　魯先生研究文字，除著力於初形本義外，對文字背後之文化、思想、學術，尤其用心，是以不為餖飣所限，而能成其大。旭昇有志文字，雖不能至，然亦當以此為學習之理想目標。愈投入學習，愈覺滋味無窮，匆匆之間，已近知命之年矣。

　　夫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知命者，知己命之所限、知天命之所定，不忮不求，然後可以不憂不懼。因思此生學習文字數十寒暑，得之於人者太多，成之於己者太早，受人點滴，當泉湧以報，總結文字學習心得，以供教學之便，其亦可以當涓滴之報乎！

　　近世地不愛寶，考古文字材料緟見迭出，其中往往有可以糾正《說文》以來之訛誤者，而一流學者大量投入，創獲湧現，令人目不暇給，時生“以有涯逐無涯”之歎。加以材料一批批出土，研究成果一篇篇問世，分散各處，蒐羅匪易，初學者往往望而卻步。古文字榛莽遍地，路徑難尋；學者披荊斬棘，開闢鴻蒙，厥功甚偉，然各執一辭，相互攻伐，又令初學者茫無頭緒，不知所從。旭昇學習古文字十數年，各家異說均錄入電腦，可以分析比較，擇優而從。考古文字材料中之字形，於文字研究極為重要，蓋此等材料埋藏於地，千年不改，無傳抄翻刻、魚魯豕亥之虞。然歲月侵蝕，衣鏽汗漫，在所難免，初學者視而不識，則考古文字材料之作用不能豁顯。古文字字形電腦圖文整合軟體既出，旭昇亦勤加學習，目的在將古文字字形工具書之字形掃描進入電腦，然後參考古文字材料，以繪圖軟體修描字形，以為初學者學習文字之佐助。此本書不用考古文字材料直接掃描呈顯之原因也。然此一工作極其辛苦，飽學者不屑為，初學者不能為，個中辛苦，難以言喻。

　　本書既為學習心得總結，其中內容絕大多數為前輩時賢之說，均注明出處，以利覆覈。其注明拙作出處者，始為拙說。犬羊之質，晚學謬解，疏漏之處，必不在少，時賢方家，幸不吝正之。又，本書內容大多見臺灣版（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上冊2001、下冊2004年），然古文字之學日新月異，大陸版補正若干內容，限於時間，無法一一注明，希讀者見諒。

　　本書之成應感謝父母之劬苦養育、內子李素真之辛勞持家、周師一田之指導提攜；李學勤、裘錫圭、王寧先生惠賜序文；李家浩、黃沛榮先生多年愛護指導；鍾柏生、沈寶春、朱歧祥、陳昭容、林清源、袁國華、黃銘崇諸先生同做研究計畫，惠我良多；許學仁先生疑義相析，資料互通；杜忠誥先生不吝將其尚未出版之《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文字編》相贈；弟子陳美蘭、陳惠玲、呂婉甄、江秋貞、王瑜楨、陳雅鈺等大力協助校勘。趙平安先生夙所厚愛，介紹本書出版；賴炳偉先生為本書悉心處理，尤所至感。

二○一○年五月

季旭昇　跋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