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義田先生“秦漢史論著系列”叢書出版

鍾馨

　　邢義田先生的“秦漢史論著系列”叢書於2011年1月由中華書局出版。該叢書是邢義田先生秦漢史研究論文的結集，共編爲四冊。

　　《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收錄研究秦漢皇帝制度、官僚體系和社會制度的論文19篇，53萬字，611頁，平裝定價80元，精裝定價126元。

　　《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收錄研究秦漢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和軍事制度的論文19篇，60萬字，699頁，平裝定價88元，精裝定價138元。

　　《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收錄簡牘研究的論文22篇，55萬字，630頁，平裝定價80元，精裝定價126元。

　　《畫爲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收錄研究畫像石、畫像磚和壁畫的論文17篇，62萬字，723頁，平裝定價88元，精裝定價138元。

附書影、目錄、序言：

目錄

第一冊　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

1.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2.秦漢皇帝與“聖人”

3.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

4.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

5.母權·外戚·儒生——王莽篡漢的幾點解釋

6.東漢光武帝與封禪

7.從比較觀點談秦漢與羅馬帝國的“ 皇帝”

附錄　米拉著《羅馬世界中的皇帝》讀後

8.允文允武：漢代官吏的一種典型

9.東漢孝廉的身份背景

10.東漢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

11.論漢代的以貌舉人——從“行義” 舊注說起

12.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

13.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

14.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再議

15.秦或西漢初和姦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奏讞書》簡180-196考論

16.從尹灣出土簡牘看漢代的“種樹” 與“養老”

17.東漢的方士與求仙風氣——肥致碑讀記

18.《太平經》對善惡報應的再肯定— —承負說

19.《太平經》裡的九種人和凡民、奴婢的地位

 

第二冊　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

1.秦漢的律令學——兼論曹魏律博士的出現

2.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

附錄：論遷徙刑之用與肉刑之不復

3.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重論秦漢的刑期問題

4.月令和西漢政治——從尹灣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戶”說起

5.月令與西漢政治——重讀尹灣牘“ 春種樹”和“以春令成戶”

6.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

附錄：《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補正

7.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

8.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

附錄：論馬王堆漢墓“駐軍圖”應正名爲“箭道封域圖”

9.中國古代的地圖——從江蘇尹灣漢牘“畫圖”、“寫圖”說起

10.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

11.從簡牘看漢代的行政文書範本—— “式”

12.湖南龍山里耶J1（8）157和J1（9）1-12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跡和原檔存放形式

13.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 及“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

14.略論漢代護軍的性質

15.從居延簡看漢代軍隊的若干人事制度——讀《居延新簡》劄記之一

16.漢代邊塞軍隊的給假、休沐與功勞制——讀《居延新簡》劄記之二

17.漢代邊塞吏卒的軍中教育——讀《居延新簡》劄記之三

18.漢代《蒼頡》、《急就》、八體和 “史書”問題——再論秦漢官吏如何學習文字

附錄：九九術的練習

19.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軍隊的特色

 

第三冊　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

1.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 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爲例

2.居延出土的漢代刻辭箭幹

3.秦胡小議——讀新出居延漢簡劄記

4.漢簡、漢印與《急就》人名互證

5.讀居延漢簡劄記——物故、小家子、寺廷里、都試、治園條、功勞、休假

6.尹灣漢墓木牘文書的名稱和性質— —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出土簡牘讀記之一

7.漢長安未央宮前殿遺址出土木簡的性質

8.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

9.一種前所未見的別券——讀額濟納漢簡劄記之一

10.全球定位系統（GPS）、3D衛星影像導覽系統（Google Earth ）與古代邊塞遺址研究——以額濟納河烽燧及古城遺址爲例（增補稿）

11.羅馬帝國的“居延”與“敦煌”— —英國雯都蘭達出土的駐軍木牘文書

12.從金關、懸泉置漢簡和羅馬史料再探所謂羅馬人建驪靬城的問題

13.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明代木牘試釋

14.勞榦院士訪問記

15.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

16.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

17.夏鼐發現敦煌漢簡和晉泰始石刻的經過

18.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整理工作簡報（1988-1993）

19.《居延漢簡補編》序

20.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整理近況簡報（1998-2000）

21.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

22.對近代簡牘著錄方式的回顧和期望

 

第四冊　畫爲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

1.漢代壁畫的發展與壁畫墓

2.漢碑、漢畫和石工的關係

3.漢代畫像內容與榜題的關係

4.格套、榜題、文獻與畫像解釋—— 以一個失傳的“七女爲父報仇”漢畫故事爲例

5.漢代畫像中的“射爵射侯圖”

附錄：樹木車馬圖

6.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

7.漢代畫像胡漢戰爭圖的構成、類型與意義

附錄：胡漢戰爭圖資料一覽表

8.漢畫解讀方法試探——以“撈鼎圖 ”爲例

9.貊炙小考——漢代流行烤肉串，還是烤全羊？

10.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東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亞、印度與中國造型藝術中的流播與變形

11.“猴與馬”造型母題——一個草原與中原藝術交流的古代見證

12.中研院史語所藏漢代石刻畫像拓本的來歷與整理

13.中研院史語所藏寶應射陽孔子見老子畫像拓本記略

14.漢畫像“孔子見老子圖”過眼錄— —日本篇

15.武氏祠研究的一些問題——巫著《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和蔣、吳著《漢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讀記

16.信立祥著《中國漢代畫像石の研究》讀記

17.陜西旬邑百子村壁畫墓的墓主、時代與“天門”問題

 

序

　　秦漢以皇帝爲核心的官僚體制如何出現？又如何運作？是我長久關注的主要課題。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較，這套體制以及背後的價值觀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政治和文化經驗中的一大特色。

　　學者討論秦漢帝制的形成，每每從春秋戰國這“天地間一大變局”的角度出發，強調從周代封建制沒落到秦漢郡縣官僚制出現，中國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各方面都發生了巨變。這幾百年間確實有極大的變化。然而注意變化，有時不免會忽略了其中的不變，或變化不是那麼劇烈的部分。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中更根本的“底色”。

　　以春秋戰國至秦漢社會最底層的農村聚落來說，在定居式農業、族人聚居、聚葬和職業世代相襲的基本生活形態上都表現出頑強的延續性。聚落內部尊老尚齒的倫理，歷經春秋戰國的巨變也延續不絕。這是兩千年傳統中國農村一層重要的底色。春秋戰國以來，列國以鄉里什伍之制將鄉野聚落編組起來，加強控制。這並沒有破壞聚落的結構，甚至強化了原有的秩序和權力支配關係。此後，象徵國家徵兵、徵稅和司法的有秩、嗇夫、里正和代表鄉里聚落本身利益的父老，共同成爲基層聚落的領袖。這本集子中的《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再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和《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四篇都和探討這個主題有關。

　　這樣的社會又會產生出怎樣的統治體制和相應的價值觀？過去二十多年的探討主要注意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注意社會特質和統治體制之間的關係。因此寫了《從安土重遷看漢代的徙民和遷徙刑》，指出不論就農民本身或統治者的角度，都不會也不希望農民輕易離開土地。漢代政府爲了實邊或救荒，遷移人口每每須要提出鼓勵措施，而遷徙刑造成遷者離鄉背井，不得返葬，也往往會被認爲是“更甚於死”的重刑。由於想到農民不輕易也不可能年年離開鄉里，因而寫成《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一文，分析農民日常可能活動的範圍、旅行的條件、地方行政的能力以及漢代縣、鄉面積等等因素，指出漢代每年八月案比，只可能在鄉里，而不可能在縣城舉行。

　　另外利用漢代居延和敦煌邊塞出土的大量習字簡、急就篇和九九術殘簡等，寫《漢代邊塞士卒的軍中教育》一文，指出由內郡各地徵調到邊塞守邊的士卒，原本不通文墨，即所謂“不知尺籍伍符”，在服役期間有機會學習文字、算術和國家法令，退伍後返回鄉里，即成爲地方官員以外，較底層的知識文化群體，也成爲帝國重要的一部分支柱。

　　《月令和西漢政治》是依據秦代武公時期更修《爲田律》木牘、西漢東海郡功曹史墓出土簡牘和敦煌懸泉出土王莽月令詔條五十條，配合傳世文獻寫成。本文指出月令早已存在，系統多樣，漢以後逐漸統一，但漢朝自有“漢家月令”和經書月令不完全一致。王莽即使尊經泥古，也只能摘其可行者行之。王莽月令詔條清楚反映傳統政治不能違背，而且只能順應一個定居農業社會的生活秩序。這樣的原則自《夏小正》出現以來大概就不曾改變過。

　　《從尹灣出土簡牘看漢代的“種樹”與“養老”》一文則指出秦漢政府如何積極維護一個自古以來鄉里“尚齒”的傳統。《秦或西漢初和姦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奏讞書〉簡180-196考論》一文從秦或漢初的一件和姦案辯論案例，指出以秦地風俗爲背景的秦律有着和關東六國倫理上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在漢代的意義。以五服制爲核心的儒家倫理禮制雖經漢代循吏大力提倡，真正變成國家法律遵循的原則，並在中國社會生根，要等到晉代泰始律出現以後。由於服制成爲法律的準則，借法律的力量強制推行，中國社會的儒教化從晉代以後向前大步邁進。

　　二是注意官僚人才的來源與訓練。前後寫了《東漢孝廉的身份背景》、《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論漢代的以貌舉人》和《秦漢的律令學》等文，探討不同背景的地方精英，以什麼條件，通過怎樣的管道進入全國性的官僚體系。秦漢官僚大體上都是在以吏爲師的傳統下，接受以律令爲主的文吏訓練；如要升遷，就須進一步通曉儒經。漢代經師無論公私，幾乎都是在朝或退隱的官員，拜他們爲師可以說也是以吏爲師。章學誠早已指出，以吏爲師是政教不分的封建老傳統，秦漢承之，足證秦漢去古之未遠。漢末王粲曾指出“吏服雅馴，儒通文法”是漢代官員品質的一大特色。這個特色到漢末魏晉才隨著士族的貴族化而漸漸消褪。

　　三是注意官僚體制運作的特色。《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一文從漢代“如故事”和“便宜從事”這兩個公文套語，探討漢代官僚運作的基本依據和特質，指出祖宗故事、經義和律令是官僚行政的三大依據。官僚行政有因循保守的傾向，又因允許某種程度的便宜行事，而能保持彈性，不致僵化。爲求了解秦漢行政的特色，曾注意秦漢地方公文書的形成方式、行文程序和保存。因此寫了《從簡牘看漢代的行政文書範本— —“式”》、《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候粟君責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湖南龍山里耶J1（8）157和J1（9）1- 12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跡和原檔存放形式》等論文。

　　談官僚體制運作不能不說官僚頂端，權力來源的皇帝以及皇帝制背後的思想觀念。這一部分離完成尚早，目前僅寫了《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秦漢皇帝與聖人》、《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母權、外戚、儒生——王莽篡漢的幾點解釋》、《東漢光武帝與封禪》、《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等文。

　　四是注意官僚士人的價值觀。過去有學者指出從戰國以後，封建時代的武士蛻化爲文士，漢代儒家興起，變得重文輕武，或者說沒有了“兵的文化”。但我認爲封建時代的某些價值觀，如《詩經》裡所說的“允文允武”，並沒有隨郡縣官僚制的建立而煙消雲散。《允文允武——漢代官吏的一種典型》一文從兩漢官吏的養成教育、仕宦過程、仕宦中的實際經歷、文官武吏都佩刀帶劍的服飾特色、墓葬畫像和碑志的讚頌、魏晉南北朝士人對當代及漢代的評論，指出秦漢官吏雖分文武，實則分際不嚴。一般官吏習騎射、知兵法，出入文武兩途。兩漢薦書每以“才兼文武”爲言，漢末墓葬祠堂畫像充滿狩獵和戰爭圖，墓碑經常以文武雙全表揚死者。這些都反映出封建貴族的基本價值，一直到漢末沒有根本的變化。

　　以上相關論文共三十八篇，分別收入《天下一家》和《治國安邦》兩書。這些可以說是我思考中國古史發展的若干切片。思考的主軸如同前文提到，是有意在王夫之所說“戰國者，天地一大變革之會”或趙翼所謂“天地間一大變局”之外，揭示自周至漢變局中較爲少變或不變的一面，也企圖說明所謂變革或變局的特色，也許可從封建貴族制向社會下層擴大和延伸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詮釋。今後還有多少機會說清全部的故事，不可知。以下再簡單說說這三十八個“切片”所源自的思考主軸。

　　周代封建是認識中國古史的關鍵。周人行封建所立下的思想、政治和社會格局，大體上籠罩了傳統中國近三千年。春秋戰國時，中國一度發生了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重大變化。變化的根源在於封建制逐漸失去了原本維繫天下秩序的作用。周人征天下，行封建是企圖利用以周天子爲中心的宗法制，強調親親的精神，以維繫天子和諸侯以及諸侯與諸侯之間的關係。然而征服完成後，幾百年間，征服者待封的子弟日多，新的土地未增，人多地少，分封漸不可行，封國間兄弟甥舅般的情誼日漸變淡，生存競爭反倒日趨激烈。華夏封國和戎狄之間的關係也趨於緊張。依《春秋》公羊家的說法是“戎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周天子無力應付這樣的內外危局，逐漸失去了威信和對天下的控制。

　　封國之君爲應付國與國之間的生存競爭以及國內大家巨室的覬覦，講求富國強兵，出現所謂的變法。變法的方面很多，從田制、兵制、法制、官制到人才利用，各國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變化的大方向有兩個：一個是各國掌權的人想盡辦法將過去由一層層封建貴族掌握的人民和土地，收歸自己直接控制，成爲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另一個是，爲了對抗舊的貴族，尋找新的支持，掌權者有意無意地將一些過去只有貴族享有的特權，分給了原本身份較低的吏和平民。這些新變化，乍看之下像是導致了封建的崩潰；換一個角度看，它們常常是借用舊磚瓦，建造新房子，使得封建制在新的形式下，得以擴大、延伸和轉化。

　　所謂擴大和延伸，簡單地說，是指原本由上層貴族獨佔的封建特權，擴大並向下延伸成爲包含下層平民在內的一種制度。例如：

　　（1）原來只有封建貴族擁有土地，經過賞田、授田等方式，變成平民普有土地。在周人封建體制之下，土地是一切財富和身份的基礎，也是征服者和征服者同盟才享有的特權。封建時代的平民不可能擁有土地。可是西元前645年晉惠公與秦國打仗，戰敗；爲尋求國人支持，“朝國人而以君命賞”，賞眾以田地。這是一時之計。後來各國賞授土地給平民的情況愈來愈多，演變成由國家普遍授田，平民服役納租成爲義務。國君和國內爭權的貴族，爲了爭取平民支持，甚至訂出不同的畝制和租額。晉國大夫范氏、智氏、中行氏、韓氏、魏氏、趙氏爭權，據說就曾如此。晉大夫的競爭引起吳王的注意。吳王請教孫子：“這些大夫誰會先亡？誰能保住國家？”孫子預測必是授百姓田畝最大，收租稅最輕的趙氏最得人心。結果果如所料。根據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山東臨沂銀雀山和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初簡，我們幾乎可以確知從戰國到漢初，授田制應是當時最主要的田制，平民不但從國家得到土地田宅，也可依軍功大小從國家得到高低不同的爵位，享受不同等級的法律待遇。

　　在封建體制裡，除了擁有采邑和祿田的各級封君和士，他們之下還有一大群擔任各種行政庶務，按月領俸，名爲府、史、胥、徒或皂、輿、臣、僚等之“稍食”小吏（從閻步克先生說）。當封君和封君相爭，或和封國內諸卿大夫相爭之時，各級貴族爲壯大自己，除了拉攏平民，也要籠絡這批身份低，卻實際處理庶務的吏。或許爲了抬高他們的身份，師法封建的等級制，逐漸有了依月奉多少而來的秩級制度。例如商鞅變法時，在秦國出現了從斗食、五十石、百石到千石等“有秩”之吏。在春秋戰國官僚制形成的過程中，靠身份得位，以爵爲尊的貴族逐漸邊緣化，而依實務能力，謀得月俸的吏逐漸成爲官僚主體。整個官僚體，在國君集權的要求下，甚至有全盤吏化的趨勢。除了千石之吏，更出現了二千石、萬石的官吏，連最高階者都納入了月俸的體系。這些吏像布衣而卿相者一樣，沒有家世的依靠，榮華富貴來自於君，自然唯君是命，絕對效忠。“忠”是這批吏最講究的德性；相對來說，“孝”則是宗法下封建貴族講究的舊道德。在封建制轉化爲官僚制的過程裡，出現“忠臣出於孝子之門”這類銜接新舊道德的說法，但孝始終沒有失去作爲傳統中國社會道德倫理核心的地位。

　　（2）原來唯有貴族有姓氏，逐漸演變成平民普遍擁有姓氏。許多貴族獨占的“符號”開始平民化。在封建時代，“百姓 ”原是統治貴族的代名詞，不是指一般的平民。統治貴族在受賜土地和人民時，同時受賜姓氏。原來沒有姓氏的平民如何逐漸開始有了姓氏，還是一個無法完全了解的謎。古書裡有“吹律定姓”之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沒人能說得清。總之，賞賜姓氏一事後來似乎趨於浮濫，姓氏不再那麼神聖，一直到漢代，人們還經常改姓。另一方面，春秋時擴大徵兵，編造戶籍，爲了事實上的需要，平民不能不開始有一個代表家族來源和個人的符號，也就是姓和名。百姓逐漸成了平民的代稱，先秦諸子書已普遍用百姓稱呼一般的平民。

　　封建時代諸侯有“國”，大夫有“家”，一般平民附屬於貴族的“國”或“家”，自己是沒有資格稱“家”的。但是最遲在漢初，喜歡儒術的轅固生曾譏笑老子的學說爲“家人言”，意思是平民俚俗之言。“百姓”、“家”只是許多封建貴族的身份符號逐漸平民化的兩個例子而已。秦簡公六年（西元前409年）“初令吏帶劍”，七年“初令百姓帶劍”。劍原本是貴族身份的象徵，只有貴族才能佩劍，現在允許吏和百姓帶劍，也同樣意味著貴族符號的平民化。

　　（3）原來唯有貴族可執干戈以衛社稷，春秋戰國時因戰爭規模擴大，貴族間相互鬥爭，須要更爲廣泛的兵源，演變成全民徵兵。封建時代的爵位是用來賞賜幫助周室征服的功臣或宗室子弟，和軍功的關係原本密切。後來平民加入軍隊，立下戰功，也受到爵位的賞賜。這可以說是十分自然的發展。商鞅變法時明白以軍功授爵平民。戰國時三晉、齊、楚也都有自己的爵制。從此貴族獨有的爵稱，變成平民也可擁有，並隨爵位享有不同數量田宅、服飾、車馬、奴僕等的特權。漢代常賜平民爵位，有二十等之多。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初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詳細記載了二十等爵的名稱和依爵分配田宅的數字。一直到東漢末年，劉劭討論二十等爵制時，還特別詳述了這二十等爵和封建諸侯、卿、大夫、士的對應關係。從《二年律令》看，劉劭的解釋有憑有據。平民可以因軍功而有爵，吏自然也可以有爵。在春秋戰國編民爲什伍的軍國體制下，所謂的爵也就是犒賞軍功爲主的軍爵，吏正是率民作戰的各級軍官。《商君書·境內篇》講的大半是吏如何因軍功加官晉爵。

　　（4）封建時代原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話。一般庶人也就是平民，受刑罰的約制。所謂刑罰主要是殘傷身體的肉刑，例如：刺紋樣或文字的黥刑，斷腿的刖刑，剃去頭髮的髡刑和砍去腦袋或支解身體的死刑等。大夫以上的貴族如犯法，會被殺，但不會受到這樣的殘害和羞辱。庶民原本沒有資格和貴族同受“禮”的規範。春秋戰國以降，貴族和庶民的界線不再涇渭分明。一方面，“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書·賞刑》），另一方面隨着平民地位的提升，平民也可以和貴族一樣講求禮教。

　　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這個“平民講禮”的過程裡，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他開始教導平民去學習封建貴族的禮。孔子較重視禮制的實質意義，甚至爲禮建立起新的核心價值，也就是仁。孔子說仁者，愛人。這原本不是封建制倫理所強調的。但孔子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有些偏重禮的儀節，有些講究作爲封建家族倫理核心的“孝”道等等。不論如何，從春秋以後，平民開始有機會接受貴族式的六藝教育，學習禮、樂、射、御、書、數；或者說像貴族一樣，他們也有機會成爲有教養的“君子”了。

　　隨着喪禮五服制和《孝經》的形成，自天子以至庶人有了共守的禮制準則。《孝經》從“天子之孝”講到“庶人之孝”，孝成了上下一體的道德核心。《孝經》最後一章講喪親。如何依禮行喪，表現孝道，首先要規範親屬等級。講究禮儀的儒者詳細構想出喪禮服制，以自己爲中心，上兩代父、祖，再加上子、孫兩代共爲五服。依據構想，這樣的服制也是從天子至於庶人一體適用。這些儒者又認爲嬰兒三歲才能脫離襁褓，免於父母的照顧，因此父母親死，應該爲父母守喪三年。守喪之時要按時行禮，不能工作，不能生產。封建時代很多貴族都難以遵守，但是現在的儒者甚至鼓吹平民也要行此理想中的古禮。這是封建時代的平民萬萬不可能，也不夠資格去遵奉的禮。

　　簡言之，封建體制之下原本由各級貴族獨佔的實際利益、符號、禮儀和價值，在各國封君和貴族爲應付封國內外的壓力，拉攏平民相助的大形勢下，逐漸開放給了下層的吏和平民。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封建貴族制的向下擴大和延伸。

　　擴大和延伸終不免造成封建性質的轉化。首先是周初封建下征服者與被征服者身份不可踰越的原有特質，現在因爲被統治平民的加入而漸漸泯滅。春秋戰國文獻裡常見武丁任用罪徒傅說爲相之類的故事。這應該只是一種附會，但是反映出上層統治者不再以征服者自居，也不以獨佔統治優勢爲用人的考量。他們在這幾百年激烈的生存競爭中，體察出一條真理：將國家交給才德優秀的人去治理，比交給世襲官位的人去治理，有更大的生存機會。從此“唯才德是用”逐漸成爲政治上晉用人才的主要原則。中國由此變成一個階級色彩淡薄，憑個人本事競爭，相對地公平和開放的社會。這樣相對的公平和開放在古代埃及、希臘、羅馬或印度階級森嚴的社會裡都找不到。

　　總之，春秋戰國時代的人並無意於切斷歷史，而是在歷史中尋找面對變局的資源。用古人的話來說是“人人稱說堯舜”。即使求新求變者，也多半利用舊瓶裝新酒。新的名號可以創造於一日之間，舊的價值和觀念卻往往陰魂不散，久久不能盡褪。秦始皇創號皇帝，自周以來的天命、天子和天下觀卻始終支配著以皇帝爲首的郡縣世界，就是一例。當然逝者如斯，歷史不會停滯。歷史學者固宜善觀其變，似亦不可無視於其不變。許多變化的因子，往往就在不變的土壤裡。這是我要說的故事梗概。想說的故事還很多，目前重點多半集中在和政治社會有關的一面。

　　爲了研究以上課題，過去二十年，我花了不少時間去學習秦漢的簡帛和圖像資料。因爲簡牘文書可以說是秦漢官僚行政最直接的物證，而大量的墓葬畫像石磚和壁畫則生動反映了地方官僚的集體心態和價值觀，也反映了在文獻中見不到的漢代社會。學習過程中寫了相關論文三十九篇，分別輯入《地不愛寶》和《畫爲心聲》兩書。

　　《地不愛寶》以簡帛研究爲主。自19世紀末漢晉簡牘大量出土，簡帛出土和研究經歷一百多年，已於近年蔚爲顯學。我真正開始接觸這個領域是在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後。史語所收藏有1930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和相關的檔案，又有勞榦和陳槃等著名先驅。身爲後輩，自然從學習史語所的材料和前輩的著作入手。

　　這一冊大致分成“研究”和“述舊與資料”兩部分。第一部分大半和居延漢簡有關，兼及新出土的簡牘。這部分除了步武前輩，作簡牘文書內容的考證，也試圖探究新的課題，利用新的方法或工具，摸索新的可能。尤其近年注意到簡牘的重量、體積和書寫姿勢、家具、編聯和保存等使用方式的關係，因此寫了《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爲例》一文。又因曾接觸羅馬帝國的木牘文書和研究，覺悟到應將出土文書放回到出土的環境中去了解。過去大家幾乎都被出土的簡帛內容所吸引，很少注意它們和出土遺址或環境的關係。這種情形在居延漢簡的研究上十分明顯。2006年夏走訪居延漢簡的出土地——甘肅和內蒙古額濟納河一帶，並利用衛星定位儀記錄了若干遺址的位置，因此寫成《全球定位系統（GPS）、3D衛星影像導覽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邊塞遺址研究》一文。希望新的工具能爲今後的簡牘和遺址研究帶來新的角度和思考。

　　“述舊和資料”這一部分主要是依據檔案和口述，記錄前輩研究和保存居延漢簡等文物的功勞和過程。爲感念前輩之篳路藍縷，我先後寫下《勞榦院士訪問記》、《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夏鼐發現敦煌漢簡和晉泰始石刻的經過》四文。這一部分也收錄了史語所同仁蕭璠、林素清、劉增貴、顏世鉉和我一起整理居延漢簡的成果和工作報告。沒有他們的堅持和努力，不會有《居延漢簡補編》的出版，也不會有簡帛金石資料庫的建立。在此要特別感謝工作夥伴們。這一部分較特別的一篇是去年十一月到香港大學，得見馮平山圖書館所藏，和居延漢簡相關的檔案以及馬衡、勞榦、向達、余遜四人的釋文底稿和釋文簽數千件。回台後將所見寫成一篇調查記，希望爲近代簡帛學術史提供一項還少人知道的材料。

　　《畫爲心聲》以收錄有關漢代畫像石、畫像磚和壁畫的研究和評論爲主。圖像研究是正宗秦漢史學家不屑一顧的領域。長期以來大概只有藝術家，少數的考古或美術史學者垂青。我嘗試去學習，是基於以下的考慮。

　　在秦漢史研究的領域裡，研究政治、社會、思想、制度、經濟史的學者和研究圖像、畫像或藝術史的，基本上極少交集。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情況。我深深相信“畫爲心聲”就如同“文爲心聲”。古人留下文字或圖畫，是以不同的形式和語言在傳達所思、所感，其信息之豐富多彩，並無不同；其易解與難明，各有優劣，難分軒輊。後人要了解古代的人、事或社會文化，不能圖、文兼用，僅憑“隻”眼，不論閉上哪一隻眼，都將無法“立體”呈現那個時代。

　　這些年，陸續讀了不少和漢代畫像有關的中外論著。他們的解讀和論證有些不免捉風捕影，因而逐漸明白爲何正宗的秦漢史學者不輕易使用圖像材料，也難以接受圖像學者提出的解釋。我不曾受過藝術史和考古學訓練。如何利用古代存留下來各式各樣的圖像或視覺性材料，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二十年來，不得不面對自己訓練的不足，試圖找出一套令自己心安，也足以說服他人的圖像解讀方法。

　　近二十年前，剛接觸漢代畫像時，完全不懂方法。當時受到姚師從吾“學騎馬，騎到馬背上，學游泳，跳到河裡去”名言的影響，一直覺得方法無待外求，就在具體的材料之中。因此沒有求助汗牛充棟的中外藝術或圖像學理論，而是一頭跳進畫像的大河。在接觸材料和面對問題的過程裡，靠着直覺，摸着石頭，一點一滴分析歸納，逐漸琢磨出過河的方法。

　　首先察覺到畫像表現存在著一定的套數。1900年寫《東漢孔子見老子畫像的構成及其在社會、思想史上的意義》，第一次提到格套，並試著依據格套和榜題，從眾多的母題中，找出所謂的孔子見老子畫像。這一篇習作迄今沒有發表。不過後來證明格套還算有用。它像秦漢時代的諺語一樣，是了解漢代社會通俗智慧和心態的一把鑰匙，可以打開一窺漢畫寓意的門徑。

　　整整十年後，寫成《漢代畫像中的“射爵射侯圖”》。此文較爲細緻地討論了格套和榜題，將構成漢代畫像單元的元件，區分出必要、次要和非必要的部分，又討論了格套運用的靈活性、寓意的多重性和墓葬和祠堂畫像的拼湊性。重要的是同時警覺到這一套方法的有限性。

　　運用同樣的方法，我嘗試處理牽涉更廣的題材。同一年（2000年），發表《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一文。這一嘗試使我覺悟到格套在藝術呈現上所可能造成的圖像與事實，圖像與文獻之間的差距，以及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係。

　　2002年發表《格套、榜題、文獻與畫像解釋——以一個失傳的“七女爲父報仇”漢畫故事爲例》。在方法上，有較新的進展。第一，這篇小文再一次檢討了格套和榜題的關係，分析榜題的作用，並爲榜題類型作了初步分類。其次，從畫像的空間和時間因素，討論了漢代藝匠的創作空間。第三，指出畫工石匠傳統和文字傳統之間可以有重合，也可以有不同；它們分享著共同的文化資產，卻可以有不同的表述。

　　“多重寓意”和“脈絡意義”之說則是在2005年《漢代畫像胡漢戰爭圖的構成、類型與意義》一文中正式提出。這是《胡人外貌》一文的姊妹篇。這一篇遇到解釋上最大的難題是：在一無榜題可據的情形下，如何理解胡漢戰爭畫像中出現的風伯、雨師、雷公、河伯、泰山君、大禹等一類的人物？因而提出尋找“脈絡意義”的輔助方法。本文試圖論證所謂的胡漢戰爭圖應有較早期，意義也較單純的淵源。可是在幾百年變化的過程裡，它承載了愈來愈多的想像和期望，蘊含了愈來愈複雜或多重的寓意。它們之間不必然諧和統一。面對古人思想和藝術呈現之間的複雜性和不統一，我們最好從動態的角度去考慮，不宜強加調和，僅給 “一套”解釋。

　　《漢畫解讀方法試探——以“撈鼎圖”爲例》和《猴與馬造型母題——一個草原與中原藝術交流的古代見證》是2007、2008年所寫的兩篇。這兩篇希望另闢蹊徑，去解讀一些用先前使用的方法無法解讀的漢畫母題。《撈鼎圖》主要指出西漢中晚期出現在石棺上的撈鼎圖並不是照抄《史記》諷刺秦始皇的泗水撈鼎故事。它借用既有的故事，卻從一開始就揉雜了其它種種求仙的傳說，有了主角、內容和意義上很大的轉變，以適合墓葬文化和升仙心理的需要。它所傳達的重點和司馬遷所說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在漢畫撈鼎圖中從不見“秦王”和“泗水”榜題，觀看撈鼎的人從語意曖昧的“大王”變成墓主，更增添了《史記》不曾提到的龍等構成元素。

　　《猴與馬造型母題——一個草原與中原藝術交流的古代見證》一文是從草原地帶出土的一種猴騎馬小型銅垂飾說起，試圖說明利用某些出現在後代的母題，可以回推出漢或漢以前類似母題的意義。和馬上封侯以及猴防馬病寓意相關的圖飾不但出現在漢代的石刻畫像中，也出現在其它材質的器物上，此後綿延上千年。藝術母題的延續是傳統社會文化延續特質的一環。

　　總體來看，以上這些解讀和觀察根據的方法都有局限，仍然無法解開許多解不開的謎團；即使自以爲解開的，也有待今後證據的考驗。不論如何，希望今後能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深入，綜合圖像和文獻，重新勾勒孔子、老子和周公的形象以及他們在皇帝制下具有的時代意義。

　　過去二三十年，也曾有意打破歷史學界存在的某些界限：一是專業領域的界限，一是使用材料的界限，一是中外歷史的界限。過去一個世紀，中國史學研究有一個明顯的現象，就是以時代、課題，或以材料區分，有所謂的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明清等斷代史，或政治、制度、經濟、史學、思想、文化、美術等專史，又有所謂的出土文獻學、簡帛學、敦煌學、古器物學等等；隨之而有無數各式的專業組織和期刊。中國史和外國史更是楚河漢界，互不相通的兩大營壘。這些都是隨着近代學術趨於專業分工，逐漸形成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當初形成都有理由，其結果是造成研究上“囿於一隅”的嚴重現象。課題和視野都爲之割裂、窄化和淺化。

　　因爲對此深感不安，我試圖打破界限，一直不願以哪種史或哪種材料的專業研究者自居。在學習摸索的過程裡，隨着面對的課題，順手運用材料，不論圖、文，不論傳世或出土，也不論中外。這套集子依性質和主題分爲四冊，實際上邊界模糊，甚至有諸如《從比較觀點談秦漢和羅馬皇帝》、《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軍隊的特色》、《羅馬帝國的“居延”與“敦煌”》、《從金關、懸泉置漢簡和羅馬史料再探所謂羅馬人建驪靬城的問題》、《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 外貌》、《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東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亞、印度與中國造型藝術中的流播與變形》、《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明代木牘試釋》等等撈過界的淺陋之作。

　　撈得過界，避不開淺陋。淺陋之作，豈值匯集？兩年前，中央美術學院的鄭岩兄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羅豐兄提議結集出版，以利讀者。二兄與我論學多年，熱心代爲聯絡。這時，社科院歷史所的侯旭東兄引介了中華書局。中華書局出版名著極多。學生時代以來，不知讀了多少。中華書局的徐俊和于濤先生先後出面邀約，深感榮幸，欣然應允。衷心感謝諸好友和中華書局的盛意。

　　　應允之後，在一年多的修訂過程裡，才覺悟不該答應。舊稿先後成於二十餘年間，多半不是小訂小補可以了事，大修大補又心餘力蹙。這二十多年來學術論文在體例上，頗有變化，這次修訂本應統一體例，但工程浩大，最後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儘量減少內容的錯誤而已。許多時賢高論不及補入，深覺不安。又有些舊文，蒙時賢商榷，或修或刪，也有些存舊，以便讀者對照。學棣劉曉芸、劉欣寧和游逸飛幫忙閱讀書稿，找出不少錯。若不是他們，錯誤肯定更多。謝謝他們。

　　接著，還要特別感謝歷史語言研究所。我真正的研究生涯是到史語所以後才開始。在這個優良的環境裡，有無數使我得益的師友，圖書館、考古庫房、事務室和秘書室等單位也有無數默默支援我的同仁。二十餘年朝夕於斯，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在這段時光裡，除了良師益友時刻扶持，我有機會摸遍史語所收藏的居延漢簡、漢晉碑拓和畫像拓本，說我是吃史語所的奶水長大，一點不爲過。這個集子理所當然獻給母親——史語所。

　　最後，出版這個集子適值家父九十大壽。父親早年讀書於天津南開中學，不及卒業而中日戰起。從此闖南走北，戎馬一生，常以無暇，也無書可讀爲憾。他老人家退休後，二十餘年來，發憤苦讀，讀書每至夜分，批注、筆記盈於篋笥。長於安逸的我，深愧不如，後半生當以父親的用功爲榜樣。在此祝福他老人家福壽康泰，並以這個集子權充壽禮。

邢義田序於台北南港史語所

2008 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