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代的国

李竞恒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通过对卜辞、青铜器铭文等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可以发现有众多关于国的相关内容。本文主要针对王献唐先生《山东古国考》中对国进行研究论述得出结论提出一些置疑，并在相关问题上进行分析，发现商周时代并非仅仅存在一个单系连续体族属系统的国。王先生考证结论关于山东地区存在一个从商代到春秋一脉传承姜姓国的观点值得再商讨。本文认为，商代的殷族侯国家随着商周之交仍存在于并非自古以来便存在于山东地区。山东半岛也并非自古便存在一个姜姓统治集团，而是从周代中期以来才逐渐形成的。

关键词：国、殷人族属、周人族属、姜姓

一、商代的侯国家

在殷墟康丁－文丁时代的卜辞中出现过“老侯”（《合集》36416）这个称谓。更晚的卜辞中有关于侯军事活动的记载：“癸未卜，在[ ]贞：王[贞]于侯师”（《甲》）2398+5877）。又有“亚其”如：“庚戌卜，贞：亚其往宫，往来亡灾？（《合集》27930）”这些关于“”和“其”的材料不难使人联想到商末的封君箕子。

宋人郑樵《通志略》说：“子姓，箕子之国，商畿内诸侯……武王克商，改封箕子于朝鲜，其地后为晋邑。”（氏族略第二）这意味着封君箕子的国家位于商朝的王畿领土内，位置在山西省南部。晁福林先生根据殷墟二期墓葬出土《亚其觚》和其它一些带“其”字的礼器认为箕子的先世便已是受封的“亚其”^[1]。“亚其”器很多都出自殷商王族贵族妇好的墓中，足以证明这一族系与殷王族的密切关系^[2]。实际上商代族铭中“其”、“ ”、“”、“箕”等国族名号或为一体的异体写法，古韵读皆从之部,可以互通，当为有着共同族源的受封氏族组织。总之，这几个国族之间的关系十分地密切，应当都位于商王畿内。

《说文》己部“”字，段注引《集韵》以为古国，卫宏观书以为杞宋之“杞”。段注认为：“多不可信，即如此条，乃因许语而附会之也”^[3]段玉裁不认同从“己”的训诂。后世有很多学者将“”读为“己”，如日本学者岛邦男就支持董作宾先生的观点，认为卜辞第五期中的“侯”与春秋时的“纪侯”是同一个侯国。因此在自绘的商代地图上将之划分到山东地区^[4]。认为“”就是“己”、“纪”国的这一观点曾十分流行,杨宽先生也认同此说，并认为“”自商代以来就是姜姓国^[5]。

这些观点将“”与“纪”之间的“己”作为联系，却没有注意到商代那些从“其”、支部韵的侯国与“”的联系。此外，也没有注意到周代“己”器与西周时有“亚”族徽器之间的根本差异。

李雪山先生根据在北京琉璃河一带出土的一些带“亚”族徽的器判断商代侯的封国在北京琉璃河一带^[6]。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土于北京地区与“（燕）侯”赏赐有关的器均属西周封燕之后的产物，因此不能证明商代侯国家的封国位置。因为如果商代的国就一直在北京琉璃河地区并一直延续到西周的话，那么卜辞中大量国族祖“”广泛参与王畿地区各种活动的这一现象就很能得到解释，所以应当排除这种说法。

王献唐先生将商代的国视为姜姓，并且将山东春秋姜姓器的族属与之视为一个连续整体，因此表示：“国不在安阳附近，殷亡以后，系式微，本国并未随之灭亡，仍然存在，它所存在的地方，我认为是山东东南部^[7]”。陈槃先生则认为，殷周时代的国即箕国，属于姜姓国族。最早位于山西与河南登封，最后才迁徙到山东地区^[8]。

关于商代侯国家与周代姜姓侯国家之间的区别后文将详细讨论。如果证明这二者不是同一个国属--族系连续体的话，则商代的国便不可能在山东地区。可以注意的是，那些大量出土亚国徽器的墓葬全部都位于安阳地区。即使不能说明其/国家完全分布于安阳的商王畿内，但至少说明商代国与商王族之间的关系紧密非同一般。陈槃先生注意到了殷代国与王畿地区的密切关系，也不认为国自殷代起就位于山东地区。但将国等同于箕国并将之视为姜姓，这一点则还有很大的讨论余地。

商代礼器的族徽铭文中经常出现“亚”与“”或“侯”的合文。例如“亚”（《父乙簋》）、“亚侯”（《孝且丁卣》）、“亚中侯”（《母辛尊》）等。“亚”在商代是一种军事性的重要职称，“”则曾最早出现于武丁-祖庚、甲时期的卜辞中，如“贞”（《南明》356，《续编》5.28等）可见曾是商王庭中的巫占神职人员^[9]。卜辞中,（写作“”）还有乞雨法术活动的记载(见《合集》12532正)。商王室对这位贞人的安全表示关心：“往来亡祸？”（《合集》4448）。“乙未，王贞：？”（《合集》9651）。　还拥有自己的军队：“至，在师　……来自师”（《后下》25.5），则可以推知族在商代中晚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封邑。因此可以推断，本人主要活动于王畿地区，而他的后裔氏族则拥有了封邑，建立了亚氏族的国，爵位是侯。至于有学者认为“”字为周代燕国人所造，属于燕国方言，义同于“燕”^[10]，显然是不正确的。

这种有“亚”族徽的分布从商到西周中前期都比较广泛，因此应视为　后代不断分化形成的旁大族群集体。联系到前面晁福林先生认为“亚其”是商末箕子的先世，可以将武丁时的视为、其、、箕及后世所有带亚族徽的先世，国自然是亚族系中的一支。在这一点上，王献唐先生的论证与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他指出，殷代的侯正是族的子孙^[11]。

这类亚族分化出的侯氏族-国家徽铭例有如“亚其”、“亚”、“亚侯”等^[12]。从箕子作为商王族成员身份来看，这个庞大族群与商王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甚至很可能就是从商王族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因为商王族并不重视向心力聚合式的同姓分封，而往往是不断地分裂出独立性极强的新族，因此不容易辨别一些氏族与王族之间古老的血缘关系。这一现象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是以殷之亡，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无一子姓之国^[13]。”

《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透露出的信息是商周之交时商人族属的箕/其旧氏族在向东北方向流动。这一史实也可以从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一件亚族青铜器得到证实^[14]。此外，《玄鸟壶》上并存的“玄鸟妇”与“亚”族徽（《西清》19.14-15）则提供了亚族与殷人“玄鸟生商”神话祖先创生母题之间的密切联系。

再来看关于礼器中的日名问题。亚族的彝器上先公、先妣、父母称谓都使用日名，这是十分典型的殷人习俗，如“母辛”（《存上》24）、“祖丁”（《续存下》38）、父戊（《续存上》.43）等。王献唐先生为了把周代姜姓国与殷人亚国连接起来，便对日名解释为“姜姓在夏、商以前，早是一个庞大族类，不同于夏和商。它的日名、族徽礼俗，却和殷人相同^[15]”。于是，日名也竟成了羌人的习俗。

可是，从考古和传世文献中均没有任何材料显示西方的羌人有和殷人一样的日名习俗。关于排列的日名文化背后依靠的是对扶桑－玄鸟－太阳神宇宙神话系统、对应结构的信仰与编号、分类方法，这是最典型的东方神话体系与归纳、分类系统。日名风俗不但不能说明亚族的姜姓族属身份，反而更强调了这个族群的殷商特质。

姜姓的羌族不仅不可能是商王畿内的核心权力族群，事实恰恰还在于，卜辞中反映商王朝与羌的关系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对羌的征伐用兵之多、杀戮之广，时间之长是其它商敌对势力不可比拟的。这种征羌、获羌、以羌人杀祭卜辞在甲骨文献中随处可见。以至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对羌人采取亡国灭种的措施^[16]。商代的国又怎么会是古羌一系的姜姓国家呢？

因此，对于商代的侯国家应当视为商王族关系紧密，并且很可能从王室中分化出来的一支殷人族属群体中的成员，这个族群有共同的族徽符号“亚”作为宣示身份的共同表征。“亚其”、“ 侯”、“”、“箕”等氏族-封君国家都是这个族群中编列的殷人政治集团。因此，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商代的国并不在山东地区^[17]，而是主要在殷商王畿区域。商代的国不是姜姓，而是殷人亚氏族建立的一个封邦，与商王室的关系密切。

二、西周的两种“侯”

王献唐先生对于商代器与春秋姜姓器之间数百年时段的巨大空缺是清楚的：“殷代国有大批铜器，西周没有，春秋忽然有了，至战国时又不见。”对于这一现象他的解释为：“似乎殷代的山东，虽已出现青铜文化，但在西周时期，因政治经济种种关系，又衰落下来。到达春秋时期，由各方一齐抬头，也跟着发展^[18]。”

然而，历史事实却与可能这段分析并不相同。延续着商代亚国青铜器的发展，亚器并没有消亡，进入周代以后，器大量在北京琉璃河地区出土。此外便是在辽宁、陕西省，但却没有一件出土于山东地区。

在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亚族器如《亚盉》：“侯亚，（燕）侯易（赐）亚贝，乍（作）父乙宝（尊）彝^[19]。”这是周人北方重藩燕侯对侯赏赐的记录。这类燕国对亚侯氏族进行封赏的例子很多，或者是人因燕侯的关系而间接受到周王朝的赏赐，如《高卣蓋》^[20]。这些材料都意味着作为商人族属的亚侯在西周时代成为了周人的臣属，并主要服事燕国的周贵族。这些殷商遗民显然保持着完整的旧有氏族组织型态，并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尚书·康诰》中周公提出对待殷遗民的态度为“克明德慎罚”。《左传·定公四年》记录封建周人国家时将殷商原有诸氏族拆散封赏给周人为臣属，例如鲁公得到“殷民六族”，康叔分得“殷民七族”等。亚侯应当与这些殷人诸族一样被周人分配，从安阳迁到了北京琉璃河，赐给了燕国并成为燕的附庸封君。

王献唐先生认为有“侯”名号出现的青铜器属于殷商时代，并认为“侯和亚是同等地位，侯与亚是平行关系”，^[21]这一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

与亚族处境很相似的一个殷人大族是族。宋人王俅将这一族徽解读为“析子孙”^[22]，于省吾先生释读为“举”字^[23]。这个氏族是商代末期主要分布在河南西部一带具有武装卫戌性质的群体。随着商代的灭亡，族也遭到拆散，有的被分封给燕国，受到燕侯的赏赐，《集成》2507和5978铭文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背景。有的被迁徒到宗周地区，受到周王室的封赏，并服事周王，如《集成》2695的记录。朱凤瀚先生对这个殷人大族入周后的遭遇描述为：“但氏尽管已被拆散，而其分到各处之分支族属依然使用着作为其宗族名号，此固然与商人贵族怀旧的保守心理有关，但更重要者似在于，周人对于顺从于己的显赫的商人贵族仍给以相对于其他被征服的土著居民优厚得多的待遇，故此类商人贵族亦就乐于昭示自己的贵族出身^[24]。

族的遭遇显然与亚族是相当相似的。除了二者作为典型的殷人族属在入周后被拆散，一些支族被赐封给燕国外，还有一些支族被迁移到宗周地区这一点也如出一辄。成王、康王时器铭有：“惟十又二月，王初馆旁，唯还在周……侯亚其子子孙孙宝用”（《宣和博古图》11.18）。足见西周初期被迁到宗周地区的亚侯封君在王畿里服事周天子。在陕西抚风县齐镇村一号墓中则有“女作尊彝、亚”鼎（《陕铜》（三）图54），为康王、昭王时彝器，反映了这个时期亚族侯还存在。这些分散于各地的族与亚侯彝器的出土已经证明了王献唐先生以为山东地区自商到春秋千年一系相承之国这个说法不能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西周恭王、懿王时代有一件器：“仲作生饮壶^[25]”，但是却没有了亚族徽。在氏族组织本位的商周时代，族徽的意义在于标志及明确个体的社会关系及身份确认，还包括族群历史、共同记忆的情感表征符号，意义之重要不言自明。另外，作器者的名字是“仲”，这属于典型周人文化命名“伯、仲、叔、季”一套的名号。因此，这件器在很大可能上不是殷人族属的亚族后裔制作。

从孝王到宣王时期也存在器，但都不再出现亚族族徽了（参见《考古》1983年4期，第290页，图三）。关于这种没有亚族徽侯器的族系归属问题，有一条材料可以提供给解释的可能：“侯作井姜妢母媵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26]。”井就是周人分封的姬姓邢国，在河北省邢台。“井姜”就是女嫁给姬姓邢国的姜姓女子，这是侯为嫁女作的媵器。我们发现，第一，这件器当然没有亚族徽，而且口吻是典型的周人用语。第二，这个国已经是姜姓了，并且与姬姓国家关系密切，实行政治联姻。地位与诸侯平等，不象被分赐周人的附庸封君身份。

此外，昭王、穆王之后的《公壶》：“公乍(作)为子叔姜□盥壶”，其用辞与《春秋》文公十六年齐人称“子叔姬”者同^[27]。除了《公壶》之外，传世还有一件《公》，铭为“公作为子叔姜盥”^[28]，内容与《公壶》完全一致。这两例可以证明穆王时期，姜姓国已经出现，且其彝器用辞与同为周人文化的姜姓齐国完全一致。

何景成先生收集了124件带有“亚”族徽的器资料，但它们时代的下限皆为“西周早期”，没有超过西周中期的^[29]。充分证明了“亚”系国的消亡在西周中期，而周人族属姜姓国的出现当在穆王至懿王之间，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还不明确。但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即绝不能将周代出现的姜姓国用来解释商代侯国家的起源。李学勤先生指出，后世地名相似的多，如果单纯地互相比附，即使相同，也终究有些危险^[30]。古地名如此，同名古国的情况也应该仔细区分。

三、春秋时代的姜姓国

早在先周时代，周人便与西羌族群有着密切的血亲及文化关系。《诗经·大雅·生民》中周人的祖先姜嫄正是姜姓。徐旭生先生论述了姜、姬两姓不但同属一个古代集团，而且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31]。王晖先生在考据了后稷传说后认为姬姓的起源便是从母系传统的姜姓发展进入到父系传统的结果^[32]。殷商族群曾长期展开对这些西方羌人的征伐活动。而周人灭商和“东征”实质上就是一场西方姬姓统治集团联合姜姓诸族征服殷商和东方诸族的旁大军事行动。正因如此，周人在广大的被征服地区除大量分封姬姓国家以外，还大量分封姜姓国家以巩固周人的统治。

山东地区本来是东夷民族的本土发源地，东族群的各种典型思想观念、风俗特征如太阳－鸟崇拜、拔齿、射日神话等内容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出现于山东半岛^[33]。这个地区的本土大姓主要为风姓（“风”同“凤”，为鸟崇拜）、赢姓等。王献唐先生在蓍作中把位于山东地区的姜姓国视为东方夷族土著：“到了商周，这一带又几乎全变为姜姓的统治集团。姜姓是夷”；“总起来看，这一地带，在周代以前的商代，大抵都是姜姓集团统治区域”；“山东古代姜统治集团的历史是悠久的，可以推到夏代以前^[34]。”

前面我们已论述了商代与西周早期的山东没有出土器，更不用说是“姜姓” 器了。而且亚族不但不是姜族，反而是典型的殷人族属，特别是与商王室关系密切。现在来看山东本土的原生型国家族属：榖为赢姓，属东夷；以少皓氏后裔身份自居的郯也是赢姓；莒也是少皓之后，赢姓，（《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三）。根据《通志略》的记录，、宿、须句等国则为风姓（氏族略第二）属东夷。这类鸟夷系国家很多，广泛分布于渤海、黄海和东海的东方地区^[35]。周公的东征就旨在对东方诸夷的征服，奄、丰、薄姑等夷国便是被东征消灭了的。在鸟夷系古国灭亡的废墟上才第一次建立起姬姓与姜姓的周人征服者国家。姬姓有鲁、曹、阳、茅、极、郜、滕，姜姓为齐、纪、向、淳于、逢等国。

王献唐先生著作中核心围绕着讨论1951年在黄县出土的八件春秋国青铜器展开的。这八件春秋时代的彝器均没有亚族号，可见与殷人的国无关。其中有“王妇孟姜，王妇孟姜乍（作）旅它（），其万年眉寿用之”^[36]。王先生据此推论认为这个姜姓国的女儿曾作为周王的王后，并有姐妹为媵^[37]。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正说明了姜姓国与周王室关系的紧密，与作为殷遗民亚国的周人附庸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充分说说明了姜姓国是伴随周人封建并有效巩固东夷地区统治的产物。

许倬云先生认为这个国：“侯的封地在烟台、黄县之间，正当莱夷北面，殆是齐人的一枝偏师；驻防海嵎，以镇抚莱夷^[38]。”这充份说明姜姓齐国与姜姓国的紧密合作关系以及姜姓国对周人统治东夷的军事意义---“以夹辅周室。”姜姓国镇守的主要东夷防备对象为莱夷。王献唐先生认为莱夷自古以来便是姜姓，并作为证明山东自古以来便存在一个本土旁大姜姓统治集团的重要证据之一。然而正如前文中所述，姜是西方族群，原生的东夷族从来没有姜姓。姜姓的出现除了周人对东方进行统治建立的国家外，还有一种可能：“然而姜姓一向在西方分布，忽然在山东半岛有此一支夷化的姜姓，颇堪存疑。揆之云贵土司的冒用中国姓氏，莱之姓姜，殆亦冒用^[39]。”

另外，山东的姜姓纪国显然也不是东夷属的原生型国家。纪国与周王室关系十分紧密，《史记·齐世家》：“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可见周王对纪侯的信任。周王不会对一个受防范的夷人君长言听计从。《左传·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可见纪女还曾嫁给周天子为王后，更说明了纪国是周人核心统治集团的成员。《貉子卣》则记载了周王对纪侯的赏赐。另，《左传·隐公元年》：“八月，纪人伐夷”，指纪国对山东的本土型东夷国家进行征伐。结合起来看，姜姓的纪国正是周代姬、姜统治集团中的一股核心势力，地位不在齐之下。周人封纪于山东，正是为了镇压东方的鸟夷诸族。将亚国与姜姓纪国相混淆，显然是一个错误。

综合以上的例子，我们发现山东从夏商甚到更早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本土的原生型“姜姓统治集团”国家。姜姓来自西方，是与姬紧密联合的周人核心统治群。周公东征以来对东夷的统治需要才使周人在山东地区大封姬、姜周人系国家。正因为周文化，政治上的优势，甚至有的东夷国家（如莱国）因自卑情结还冒用姜姓。姜姓国就是这种背景下出现在山东并具有明确周人政治身份的国家。至于姜姓国为什么仍使用殷人国名，似乎与后来田氏齐国取代姜姓齐国的心理及文化动机相似。

最后，随着春秋以来楚国势力的向北扩张，山东的姜姓国最终被楚国所灭，也即是楚国灭莒的同一年，时在公元前431年^[40]。

结　论

从甲骨卜辞、金文及传世结论文献材料的综合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先秦时代国历史面貌的大致结论：商代侯国家是与商王族关系紧密的殷人族属群，属于一个叫亚的旁大氏族。周人代商之后将亚诸族拆散，一部份国族人成为燕国的附庸，随着燕国被迁徙到北京琉璃河地区，另一部份则在宗周服事周王室。但它们仍顽固地保持着殷人的文化传统及社会组织形式。

西周中期（穆王至懿王）以后这些殷人族属的侯国家逐渐消失了。出现了另一种文化形态与族群归属关系完全不同的姜姓国。这个国属于周人的统治集团，并为了镇守东夷地区而像齐、纪等姜姓国家一样被封到山东地区防备夷族，并主要监视莱夷。

山东地区的姜姓统治集团是周代以后才形成的，并不是山东的原生国家形态。山东的原生型古国只有鸟夷系统的风姓、赢姓等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