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瀛網絡購書叙記

（首發）

 

蘇衛東

 

 

國人東瀛訪書，清末民初最盛。宋慶森先生《清末民初中國學者東瀛訪書紀事》（《中華讀書報》2001年5月16日）記述甚詳。近二三十年來，國人赴日公幹、旅遊增多，訪書、蒐書、購書之事見於報刊或網絡的，有《嚴紹璗東瀛訪書記》（《中華讀書報》 2007年3月16日）、趙前先生《東瀛訪書散記》、賀東方先生《在日本買書》等（趙、賀的文章均見於網絡）。近年來，因為工作之便，多次前往日本，同時借助網絡便利，也有一些頗為有趣的買書經歷，寫出來，為有意在日本購書的古文字學界的朋友提供一點門徑。

東京神田的古本街久負盛名。中文稱 “舊書”，日文稱“古本”。2008年2月，第一次造訪神田古本街，眼花繚亂，時間又緊，空手而歸。近來常在孔夫子網蒐書、購書，猜想日本應該也有類似網站。上網一蒐，果然發現“日本の古本屋トップページ”網站（www.kosho.or.jp）。網站由日本舊書商業協會(日語稱作“全古書連（JADOB）”)主辦，東京都舊書商業協會（日語稱作“東京古書組合（TADOB）”）管理，是日本的“孔網”。JADOB是日本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舊書店聯合組織，所屬舊書店 2200多家。網站經東京都公安委員會許可，安全可靠，業績和信譽頗佳。

海外網上購書，難題一是支付，二是運費。因工作之便，兩個難題都被我繞開了。我的做法是先在網上蒐書，確定書名、書店和價格後，交給日本的同事代為蒐求，並請同事帶回國內，書款則向同事結算。一年多來，買到近20箱古文字類的書籍，收穫頗豐。

東瀛蒐書，首先蒐的是日本研究中國古文字的大家名著，如梅原末治、白川靜、林巳奈夫、島邦男、伊藤道治、大庭脩、貝塚茂樹、松丸道雄等。

　　

一、梅原末治（1893－1983）

梅原末治先生1939年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并出任該校文學部教授。1956年由京都大學退休，獲該校名譽教授稱號。60年代中期開始主持東洋文庫研究部秦漢考古研究室。撰有專著120種，論文950篇。收集日本、朝鮮、中國東北、蒙古和其他地區的考古資料數萬件，圖書約2500部，其考古資料由東洋文庫東亞考古委員會負責整理。梅原先生對中國商周青銅器，戰國、漢代、魏晉南北朝的銅鏡，以及漢代漆器等，都有相當精深的研究，編輯、撰寫、刊印了大量考古圖錄和研究報告。

梅原先生編著的中國青銅器圖錄以收器宏富、形制特殊著稱。《歐美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全七冊，大阪山中商會， 1933－1935年）的彝器部分採用器形學分析青銅器，收錄早年流人歐美的青銅器250件。《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全六冊，大阪山中商會，1959－1962年）收集早年流人日本的青銅器400件。《洛陽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小林出版部，1937年）、《增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1944年）收錄金村出土的文物328件，其中鑲嵌青銅鼎、簋、敦的青銅器達85件。《河南安陽遺寶》（《東方學報》（京都）第七冊，1936年12月；京都小林寫真製版所，1940年）除收錄青銅器及其他器物，還著錄甲骨 149片。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厚宣先生翻譯的梅原末治《中國青銅時代考》，即《歐美蒐儲支那古銅精華》第7冊卷末的一篇概述文章。

梅原先生有關中國青銅器和其他商周遺物的研究著作還有《銅鐸研究》（1927年）、《柉禁的考古學考察》（東京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3年）、《戰國式銅器研究》（東京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古銅器形態的考古學研究》（東方文化研究所，1940年）、《河南安陽遺物之研究》（京都桑名文星堂，1941年）、《支那古玉圖說》（京都大學文學部考古學教室，1955年）、《殷墟》（東京朝日新聞社，1964年）、《殷墟出土白色土器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年）等。

梅原先生初始致力於古墳研究，後來為判斷古墳年代而研究出土銅鏡。銅鏡圖錄和研究論著有《鑒鏡研究》（1927年）、《漢以前古鏡研究》（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紹興古鏡聚英》（桑名文星堂，1939年）、《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同朋社，1942年）、《唐鏡大觀》（同朋社，1984年）。漢代漆器方面的著作有《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桑名文星堂，1943年）。此外，梅原先生有關東亞考古方面的著作還有《東亞考古學論考》（星野書店，1944年）、《支那考古學論考》（弘文堂書房，1944年）、《東亞考古學概論》（星野書店，1947年）等。

梅原先生的兩部《支那古銅精華》是我蒐求的重點。這兩部書都曾出現於國內的拍賣會，成交價高達3到5萬元，非我財力能及，時間也不允許。“日本古本屋”網上僅蒐到《歐美蒐儲支那古銅精華》的四、五兩冊，即鏡鑑部的一、二冊，非全套，且大多銅鏡已經收入梅原先生的其他著作，故而放棄。日本同朋社1989年曾翻印梅原先生的有關考古圖錄，似乎也沒有收入這兩部巨著。日本印刷技術發達，翻印效果不輸原版。上舉圖錄、論著基本購全。圖錄多為同朋社翻印本，但也購得不少原版，如《柉禁的考古學考察》、《戰國式銅器研究》等。

日本泉屋博古館所藏商周銅器極富盛名，著名的虎食人卣、陳介祺十鐘山房十鐘即收藏于此，曾先後出版銅器圖錄多部，梅原先生曾參與其事。我購得《泉屋清賞》（全六冊）、《泉屋清賞續編》（兩冊）、《陳氏舊藏十鐘——泉屋清賞別集》（一冊）的第二版，大約在1919－1922年前後印刷，珂羅版，綫裝，藍布函套，極爲精美典雅。梅原先生後來還參與編輯《刪定泉屋清賞》（1934年）、《泉屋清賞新收編》（1961年）、《新修泉屋清賞》（解說、圖版各一冊，1971年）。這批後來編印的圖錄皆為精裝，但仍為珂羅版精印，且單面印刷，不會有墨蹟重疊汙損圖片之虞。2003年，泉屋博古館出版《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改為彩色圖版，泉屋博古館館長樋口隆康先生主編，解說由廣川守執筆。

梅原先生還編有《冠斝樓吉金圖》四冊（小林寫真製版所，1947年），亦為珂羅版，綫裝，淡藍色函套。該書著錄榮厚藏器169件，卷上、卷中和補遺大部分為商周銅器，卷下多為秦漢以後銅器。榮厚，滿州鑲藍旗人，北洋政府時期歷任奉天省內務司司長、遼沈道道尹、黑吉兩省財政廳廳長，後附逆出任偽滿洲國中央銀行第一任總裁。我購得的此書函套內側題有“羽田先生惠存  昭和廿二年九月  編者”，不知是否梅原先生手跡。

梅原先生在中國青銅器形態研究方面，有別於傳統的分類法，劃分青銅器類別主要以器形為主，他把古銅器分為：皿缽形器（盤、簋、盒、豆、簠等）、壺形器（尊、觶、觚等）、壺形器（罍、彝、壺、鐘等）、提梁附壺形器（以卣為主）、壺形器（以罍為主）、矩形器（彝、偏壺、瓠壺等）、鬲鼎器（鬲、鼎）、有腳器（角、爵、盉）、注口器（兕觥、匜）、筒形器及球形器、複合形器（甗、博山爐等）、異形器和樂形器等十三類。但是這種分類法被認為“忽以全器為准，忽以器口為准，忽以腳部為准，忽以器名為准，非常混亂，很不合理”，既有形態上的分類，又有實用上的分類，過分脫離了青銅器本身的作用。其晚年甚至宣稱：東亞考古學應當是以器物為對象的學問，幾乎認同金石學的理念。更多地接受歐美現代考古學影響的李濟則批評梅原末治開倒車。但不可否認，梅原先生1940年出版的《古銅器形態的考古學研究》確為那個年代古銅器研究最好的論著之一，與容庚先生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齊名，被譽為姐妹篇（參見曾憲通《20世紀青銅器學的奠基之作——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重排本前言》，《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二、白川靜（1910－2006）

李學勤先生曾說：20世紀三、四十年代，青銅器研究形成了兩個傾向，一個是中國傳統的金石學在走向考古學，另一個是西方博物館的類型學的方法在走向考古學。把這兩個方法結合起來，建立一個系統的人，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陳夢家先生。在陳夢家之後，研究青銅器的學者，能夠綜合成一個大規模的，主要有兩家，一個偏于金文，一個偏於器形類型學。兩大家都是日本學者。前一個是白川靜，後一個是林巳奈夫。（李學勤《青銅器的研究及其展望》，《中國古代文明十講》135－13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年）

白川靜先生1943年畢業於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1948年發表首篇論文《卜辭的本質》，1962年以論文《興的研究》獲文學博士學位，1969至1974年陸續發表《說文新義》15卷，期間開始為一般讀者出版《漢字》、《詩經的世界》、《金文的世界》、《孔子傳》等普及性讀物，1984年出版《字統》，1991年出版《字訓》，1996年出版《字通》，2004年獲日本政府授予“日本文化勳章”，被譽為日本“最後的碩學”。國內某些媒體稱之為“日本的季羨林”，實在是瞎亂比附。白川靜先生在日本學術界的地位，遠高於季羨林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從網上不甚齊全的白川靜先生論著目錄便可知曉（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435791/）。

白川靜先生在金文研究領域最突出的貢獻公推《金文通釋》。其書本來是在大阪大學授課的講義，1962至1984年，作為《白鶴美術館志》陸續發表，共56輯（有的國內書籍說是55輯，不確），前40輯和48、49、50輯為考釋部分，共考釋800多器。其餘部分包括西周史略、金文學史、考古學方法研究、金文學方法研究、曆法研究方法、西周斷代和年曆譜、列國器編年、兩周青銅器銘釋文、本文篇器名目次、索引等，規模龐大，體例嚴謹。是書後來出版合訂本，又收入日本平凡社 2000年出版的《白川靜著作集》，包括本卷12冊，其中卷1－3《漢字》、卷4《甲骨文與殷商史》、卷5《金文與經典》、卷6《思想與神話》、卷7《文化與民俗》、卷8《古代文學》、卷9－10《詩經》、卷11《萬葉集》、卷12《雜纂》，以及別卷《説文新義》8冊、《金文通釋》9冊、《殷文札記》1冊。國內在80年代翻印過合訂本的《金文通釋》，我在潘家園購得一套，店主說是陳公柔先生的遺物。店主還收有陳先生的很多卡片與筆記，可惜未得一見。這次從日本購回的《金文通釋》、《說文新義》均為白鶴美術館的單行本，本卷12冊則是平凡社的合訂本。

1955到 1962年，白川靜先生還油印出版過10集《甲骨金文學論集》，部分收入《白川靜著作集》本卷，部分改編收入《金文通釋》。我從網上配齊一套油印本，其中好幾本的封面有“大島先生惠存”的題簽，初集還夾有一張用立命館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信紙寫的便簽，題有“大嶋先生大政  白川靜  一九五五、四月”，彌足珍貴。

附帶說一說，日本早期很多古文字類的書籍都是油印的，比如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的《甲骨關係文獻序跋輯成》。我在日本購買的一套精裝本則是後來翻印的。我在日本還購得一本《金文關係文獻目錄》，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編，也是油印的，是1956年以前的金文論著索引。有關青銅器方面的論文索引國內已經出版了三種：一是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孫稚雛先生《青銅器論文索引》，截至1982年；二是張懋鎔、張仲立先生編著的《青銅器論文索引（1983－2001）；三是張懋鎔先生主編的《青銅器論文索引(2002-2006》。這幾部書都為研究者帶來很多便利，嘉惠學林，值得稱讚。但亦有美中不足。以日本油印本《金文關係文獻目錄》與孙先生的《索引》對照，孫先生遺漏之處頗多。主要是清代學者的題跋與單篇考釋。如嘉道咸年間的陳慶鏞，是一位精研漢學和金石學的淵博學者，著有《籀經堂集》、《三家詩考》、《說文辭》、《古籀考》等。油印本收錄陳慶鏞10篇論著，孫先生《索引》無此人著述。張懋鎔先生的兩部索引前後體例不一。前一部同样附有著者索引，下列著述名，还有序號，頗便查對。後一部雖然也有著者索引，但只有序號，沒有著述名。張先生的文獻檢索來源可能主要依靠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的藏書，對語言學方面的文集關注不夠，比如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編的系列出版物《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以及北大中文系編的《北大中文研究》等，都曾登載當時北大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諸位老師的多篇重要論文，卻沒有收入索引。我手頭有一套李家浩先生弟子編輯複印的《李家浩先生論文集》，其中金文部分與張先生《索引》對照，漏收《魯歸父敦小考》（《文史》第33輯36頁，中華書局，1986年）、《𪒠鐘銘文考釋》（《北大中文研究》249－26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談春成侯盉與少府盉的銘文及其容量》（《華學》第5輯150－161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其中《𪒠鐘銘文考釋》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該書2002年出版，不難查找。再如陳劍先生的《據郭店簡釋讀金文一例》（《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2期378－369頁，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以及同書所刊李家浩先生研究生馬月華的《〈汝陰令戈小考〉讀後記》（397－400頁），也都失收。當然，我們指出這些小的失誤難免有求全責備之嫌，有點苛求諸位先生，但日本學者編制索引的細膩功夫還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

回到白川靜先生的著作上來。今年 3月下旬，我去日本慰問震後的在日員工，在大阪新齋橋的一家舊書店中尾書店第一次看到白川靜先生的《字統》、《字通》和《字訓》。大體說來，《字統》分析漢字形音義之源，《字通》釋形，《字訓》釋訓。白川靜先生2004年還編有一本《常用字解》，是《字統》一書的普及本，講述1940個漢字的起源與演變，已有中文譯本（蘇冰譯，九州出版社，2010年）。在這家舊書店還買到《居延木簡》一書。該書是 1971年日本教育書道連盟商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選擇居延漢簡精品，由日本攝影師重新拍照精印，極為清晰。附記於此。

白川靜先生的《詩經的世界》、《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商王朝的構造》、《金文的世界——殷周社會史》均列入東洋文庫叢書，平凡社出版，在日本極易購得。《詩經的世界》有杜正勝譯本（臺灣東土圖書公司，2001年）。《甲骨文的世界》有蔡哲茂譯本（臺灣巨流圖書公司，1972年）。《金文的世界》有溫天河、蔡哲茂譯本（臺灣聯經出版社，1989年）。《金文通釋》有曹兆蘭的選譯本（《金文通釋選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選譯24器，不到原著的3%。《金文通釋》中的《西周史略》有袁林譯本（三秦出版社，1992年）。《金文通釋》中的《金文學史》有許禮平部分譯文（《金文學史（一）》，載《中國語文研究》第3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研究中心， 1981年）。

白川靜先生的《金文通釋》初刊於《白鶴美術館誌》，並非偶然。日本收藏中國青銅器最多的博物館，首推泉屋博古館，其次是白鶴美術館。白川靜先生曾經主持編過一本《白鹤英華》（白鶴美術館，1978年），可惜從未見過。白鶴美術館所藏中國青銅器編有兩本圖錄。一本是1934年出版的《白鶴吉金集》，綫裝，珂羅版精印。這本書我從孔網購得，所費不菲。店主售出後還特意給我打電話，說他經手這麼多古書，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精美的珂羅版印刷。另一本是1951年出版的《白鶴吉金撰集》，精裝，也是珂羅版精印，從日本購得，所費不多，也附記於此。此外，白鶴美術館還出版了一本展覽圖錄《白鶴秋季展——古代中国青銅器展》（1958年），以及嘉納正治、田中敏雄所編的《白鶴美術館》（1981年）。

 

三、林巳奈夫（1925－2006）

先自揭己短。很長時間我一直以為林巳奈夫先生姓林巳、名奈夫。其實日本也有不少單字姓，林即其中之一，且是日本名門望族，如日本研究甲骨文的先驅林泰輔先生等。還有島邦男、森鹿三先生，也都是單字姓。

林巳奈夫先生1950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57年開始任教於京都大學，1975年升任教授。京都大學《東方學報》第62輯（1990年）載有林巳奈夫先生1990年之前的論著目錄，網絡可以蒐到（http://repository.kulib.kyoto- u.ac.jp/dspace/bitstream/2433/66700/1/jic062_679.pdf）。粗略統計，截至1990年，共有編、著、譯專著18 種，論文近百篇，著作等身。

林巳奈夫先生最重要的著作首推《殷周青銅器綜覽》（吉川弘文館），共3盒6巨冊，只有一家日本舊書店有售，索價31萬日元。我考慮再三，才下決心購買，而且特別交待日本的同事，見到我的通知即刻落單。曾在“日本古本屋”網上看到一本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83年9月出版《古文字論學初集》，即第一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僅印600本，國內極難蒐求。哪知日本的同事過了一周才落單，已經被他人搶先購走，非常可惜。震後赴日本，到同事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封已經到貨的《殷周青銅器綜覽》，喜悅之情，可以想像。

《綜覽》共分三卷。卷一為《殷周時代青銅器研究》（1984年），卷二為《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樣研究》（1986年），卷三為《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研究》（1989年）。林巳奈夫先生研究商周銅器，是從銅器銘文與器影對照開始的。《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參照目録——附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目録》 1967年出版，是先生最早的一部著作之一，有臺灣學生書局翻印本（1971年）。《綜覽》彙集了先生集數十年之力蒐集的大量銅器圖片和銘文拓本，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國內難得見到的外國藏品，資料之豐富，考證之詳密，印刷之精美，至今仍無出其右者。

林巳奈夫先生70年代初期撰寫的《中國殷周時代的武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2年），以及1985年主編的《戰國時代出土文物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也是多被稱引的名著。這兩本書在多家日本舊書店都有出售。

日本學者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可以用 “樣式論”一詞來概括。林巳奈夫先生是“樣式論”研究的集大成者。其青銅器研究重在分析器形之時代變遷與銘文之時代變化標準，且運用了詳細的數字統計辦法，“結論多有他人所未及者”（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6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青銅器內容最深入、規模最宏大的著作。

林巳奈夫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後一本專著《神與獸的紋樣學——中國古代諸神》（吉川弘文館，2004年；國內有常棣華等譯本，三聯書店，2009年），專門研究青銅器紋飾的內涵。其另外一部研究圖像紋樣的專著《刻在石頭上的世界——畫像石述說的古代中國的生活和思想》，最近也在國內翻譯出版了（唐利國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該書根據仔細的觀察和細膩的分類，分析探討從新石器時代到漢代中國古代思想的傳統，不論其結論是非與否，這種通過對“物 ”的分析討論古代社會深層現象的研究法，確有很多可資借鑒的地方。

80年代以來，林巳奈夫先生除了仍致力於中國青銅器的探索外，其精力逐漸轉向了中國古代玉器研究，代表著作有《中國古玉研究》（吉川弘文館，1991年）、《中國古玉總說》（2000年）等。《中國古玉研究》輯錄了了先生1969到1989年間發表在京都大學《東方學報》等雜誌上的7篇論文，多為80年代以來的作品，有臺灣楊美莉譯本（臺北藝術圖書，1997年）。李學勤先生曾說，林巳奈夫的一系列中國古玉論文，對他的啟發很大，並認為紀念他的最好辦法，是把他研究中國青銅器、玉器的重要成果，翻譯刊印到國內來。其中《綜覽》一書的翻譯，李學勤先生20年前就提議過，至今沒有實現（《懷念林巳奈夫先生》，李學勤《通向文明之路》639－640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聽聞有日本學者正在從事《綜覽》的翻譯工作，希望能早日面世，但不知圖錄部分如何翻印。《綜覽》圖錄的資料性極為寶貴，千萬不要讓國內的出版社印砸了。如果能找到林巳奈夫先生當年搜集的照片、拓本原件，那就再好不過了。

 

四、島邦男（1908－1977）

島邦男先生是日本甲骨學研究的先驅者之一，1933年畢業于東京大學中國哲學部中國文學科，畢業後即開始研究甲骨文，曾於1938至1942年在中國收集甲骨資料。1954年升任弘前大學文學部教授，直至退休。

《殷墟卜辭研究》和《殷墟卜辭綜類》是島邦男先生甲骨學研究的代表作。《殷墟卜辭研究》是甲骨學領域與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齊名的經典著作。島邦男先生于1953年油印刊行《祭祀卜辭之研究》，在甲骨學領域第一次根據分期研究對卜辭進行全面整理，之後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殷代社會》等多個專題，整理、合編為《殷墟卜辭研究》（弘前大學中國學研究會，1958年；汲古書院1975、2004年翻印），對於之前學者提出的各個重點問題都有新的創見，意義重大。該書有兩個中文譯本，一是臺灣鼎文書局1975年出版的溫天河、李壽林譯本，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出版的濮茅左、顧良偉譯本。這兩個譯本我都有，也就沒有購買日文原版。我搜書買書，以實用為原則，不太講究版本。當然，看到好書好版本，特別是珂羅版精印的資料圖集，很難抑制擁有的衝動。

島邦男先生對甲骨文研究最大的貢獻，公推《殷墟卜辭綜類》（大安株式會社，1967年；增訂本，汲古書院，1977年；增訂本開本略小於初版）。兩個版本我都搜求到了。《綜類》匯總了1967年以前初版的63種甲骨著錄，按甲骨字類及有關恒語、用辭排列辭例文句，書後有附錄“五期之稱謂”、“ 世系”、“先王先妣祀序”、“貞人署名版”、“通用·假借·同義用例”等。姚孝遂先生曾評價此書具有資料收錄完備、資料取捨謹慎、編排體例新穎和檢字索引方便等四大特點。（姚孝遂《〈殷虛卜辭綜類〉簡評》，《古文字研究》第 3輯，中華書局，1980年）

　　《綜類》突破了以往集成性甲骨文工具書按《說文》540部首進行編排的常套，另創據甲骨文自身的形體結構特點分部別居原則，從而歸納出164個部首，較好地解決了甲骨文字因與《說文》小篆字體年代相隔久遠而形體差別大、難以以類相從的編排難題。這一體例影響很大，如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分149個部首，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分175個部首，無不受到島邦男的影響。同時該書並非簡單機械地逐條引錄原始資料，更能結合有關該字與其他字所組成的恒語、用詞而分立字條，“非常便於研究一個字的構詞和整個甲骨文的辭彙系統，也便於比較熟悉辭例和比較一個字在卜辭中的具體用法”（劉釗執筆《甲骨文工具書的編纂》，姚孝遂主編《中國文字學史》354－358頁，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年）。此外，《綜類》的檢索系統以部首摯領，以形體歸類，書前有部首目次檢字，書後有部首檢字索引、釋字（指形體隸定字）一覽索引、漢字筆劃索引，前後幾套，途徑多條，還採取了同字而分部重見互出的方法，繁而不瑣碎，總以檢索便捷而不失資料之齊全周詳為要，即使是初翻者，只要領略一二甲骨文形體，也能很快查到。這些都是島邦男先生獨創的編纂設計。

總之，《綜類》以其獨創性的編纂體例，完備而詳細的資料排列，綜合與分析相兼的內涵，便捷而精細的檢索方法，在甲骨文字工具書編纂史上起有里程碑式的劃時代意義，出版以來即受到學界的熱烈追捧。如于省吾先生1973年為蒐求此書，與商承祚先生書信往來，引出一段“致貺”“索貺”佳話（參見王宇信《中國甲骨學》327－33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沈建華女士回憶，沈之瑜先生1969年冬從上海圖書館借到《綜類》，愛不釋手，在沒有複印機的年代，最好也是最笨的辦法就是手抄（《初學集——沈建華甲骨學論文選》自序，文物出版社，2008年）。

《綜類》增訂版出版於1977年，之後陸續出土和著錄了一些新的原始資料，同時研究水準也在不斷提高，尤其是《甲骨文合集》的出版，原始資料相對集中，《綜類》無法與之匹配，於是有了《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的編撰與出版。《類纂》匯總《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國所藏甲骨集》、《懷特氏等收藏甲骨集》等幾部甲骨著錄書，體例與《綜類》基本相同，但增加了釋文和拼檢索等項目。另外在材料的豐富程度上，在字形的歸屬上，在辭條的劃分上，在文字的隸釋上，都進行了很大的改進和提高。《類纂》出版後，《綜類》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例如，甲骨拓本往往見於多部著錄。在引用《類纂》時，如需多方核對原拓，目前只能按照《類纂》所引的編號，核對《甲骨文合集》等書的原拓，舊著錄就難以查尋了。但編輯《甲骨文合集》時，同時整理有對重表，可惜迄今未見整理出版，聽說有複印件的電子掃描版流傳。《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也僅記錄了部分重見著錄。如需核對其他拓本，《綜類》所引舊著錄編號不失為一條途徑。這也許是島邦男先生編撰《綜類》時所未想到的。希望參加《甲骨文合集》編輯工作的學者們能儘早整理出版一部《甲骨著錄索引》。

   

五、貝塚茂樹（1904－1987）

日本近世漢學（中國學），以東京大學（關東）、京都大學（關西）為中心形成兩大重鎮，此即東京、京都學派；兩者在作風上實皆趨向實證主義史學，惟各有淵源、自成門戶。前者以白庫鳥吉為代表，服膺西洋學術方法，對中國文化多持近代式的批判態度；後者以內藤虎次郎（號湖南）為代表，汲取清代考據學的優長，對中國學人及學問多取親近態度。（參見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録》524頁“內藤湖南”章，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貝塚茂樹先生就讀和工作於京都大學，是現當代京都學派的領袖，與吉川幸次郎、桑原武夫並稱為京都大學“三傑”。

貝塚茂樹先生專攻中國古代史，曾與西嶋定生、野村浩一共同主編10卷本的《中國歷史》（講談社，1974－1976年），影響很大。1968年退休後至1977年，整理、修訂舊作，編輯出版了10卷本的《貝塚茂樹著作集》，卷1《中國古代的國家》，卷2《中國古代的社會制度》，卷3《殷周古代史的再構成》，卷4 《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卷5《中國古代的傳說》，卷6《中國古代的精神》，卷7《中國古代史學》，卷8《中國的歷史》，卷9《中國思想與日本》，卷10《孫文與毛澤東》。

貝塚先生將甲骨文、金文與歷史文獻結合起來研究殷周歷史，成績突出。1959年，貝塚先生出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分圖版、本文、索引三部分，卷佚浩繁。圖版部分分上、下兩冊，著錄甲骨3246片，是收錄日本所藏甲骨最多的一部著錄。本文部分除了釋文，還介紹了該批甲骨收藏、整理研究的經過、甲骨文時代區分的基礎、關於貞人的意義、殷墟卜辭的分類、貞人無署名卜辭及甲骨文時代區分的標準等，集中了貝塚先生多年研究甲骨文的成果。該書的初版在日本舊書店已經很難蒐全，我從幾家書店購買才配齊一套。1980年，日本同朋社出版了貝塚茂樹與伊藤道治先生合著的增補、訂正版，增補了西部日本諸機關及個人所藏甲骨中與祭祀有關的49 片以及內藤湖南先生舊藏14 片，改名為《甲骨文字研究》

貝塚先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重要論文，首推與其助手伊藤道治先生合著的《甲骨文斷代研究法的再探討——以董氏文武丁時代為中心》。貝塚和伊藤先生在與陳夢家先生不通信息的情況下，大約同時推定董作賓所説的“文武丁卜辭”其實屬於武丁時代。這一見解近年已得到考古發掘的支持。這篇論文收入京都大學《東方學報》第23期《殷代青銅文化的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53年），我也購得一本。

附帶說一說，日本有兩個重要的東方學研究刊物。一個是東洋文庫的《東洋學報》，1889年創刊；一個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東方學報》，1931年創刊。日本學者不少重要的古文字學、商周秦漢史的研究論文都發表在這兩個刊物上。兩個《學報》從創刊到現在的成套刊物（當然有不少翻印本），都可以在“日本古本屋”網站上蒐到，每套索價 70－80萬日元，相當於6、7萬人民幣。相比中國的《文物》、《考古》等雜誌，如果要蒐全，每套沒有15萬元恐怕下不來吧。哪位有意購買，我愿免費效勞，條件是先借我瀏覽一月。

貝塚先生本姓小川。1945年因其岳父貝塚榮之助無嗣，入贅為貝塚的養子，遂改姓貝塚。其父小川琢治，是日本著名的地質地理學家。其兄弟皆為大學教授。其弟湯川秀樹也因入贅改姓，1949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

 

六、伊藤道治（1925－）

伊藤道治師從貝塚茂樹先生，1947年以勤工儉學的方式，為貝塚先生謄清文稿、整理資料，開始甲骨、金文和殷周歷史的學習與研究，1949年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退休前任日本關西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所長。

伊藤先生專攻中國古代史，其研究範圍不僅僅限於商周一段，從中國的舊石器時代一直到西漢帝國的滅亡，著述甚多。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經嘗試由國內學者與海外學者共同培養博士研究生，王震中即師從田昌五和伊藤道治，曾有兩篇文章介紹伊藤先生的商周史研究。一篇是《伊藤道治先生甲骨文與商史研究五十年》，發表於《殷都學刊》1997年第3期；另一篇是《伊藤道治的金文和西周史研究》，發表於《中國史研究動態》1997年第3期，可以參看。

伊藤先生的專著，國內僅翻譯出版了《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資料為主的殷周史研究》一書（江藍生譯，中華書局，2002年），其他幾本重要專著未見翻譯。我在日本購得他的三本專著，一本是《中國古代國家的支配構造——西周封建制度與金文》（中央公論社，1987年）；一本是他與貝塚茂樹先生合著的《甲骨文字研究》，前面已經提及，其中釋文部分三分之二由伊藤先生承擔；一本是《人·物· 心》第1期第5卷（1987年），著錄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收藏的692片甲骨，其中650片是首次著錄的新資料。

 

七、大庭脩（1927－2002）

關西大學大庭脩教授，專治中日簡牘、中國法制史、中日關係史。早在1951年他就參加了森鹿三先生首創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簡研究班”。當時，日本從事簡牘研究者不過30餘人，皆處於艱苦摸索中，尚未看到過一枚簡牘的圖版照片，更不用說能親眼目睹簡牘實物了。大庭脩先生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利用勞幹釋文，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漢代軍事、官僚制度的重量級論文，即已成為當時之佼佼者。

大庭脩先生一生“以中國為第二故鄉，以中國為研究主題”，其自用印中有“木簡癖”和“意在蘭台”兩方，濃縮了他對簡牘的終生探尋和學術旨趣。他的中國簡牘研究有三個特點：1、如其師森鹿三先生的研究風格，致力於考證、集成和復原簡冊，特別是在恢復漢代詔書簡冊方面成績蜚然；2、把主要精力集中於利用簡牘史料研究秦漢法制史方面； 3、重視對普通讀者和中青年的普及教育，在簡牘學領域涉獵極廣，知識淵博。（趙汝清《日本學者大庭脩簡牘研究述評》，《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

大庭脩先生關於漢簡和秦漢法制史的研究專著，已經有兩本翻譯成中文，一本是《漢簡研究》（徐世虹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一本是《秦漢法制史研究》（林劍鳴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還有多篇論文散見於國內報刊，是國內學者最熟悉的日本漢簡研究大家。我在日本購得大庭脩先生的三本論著，一是《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同朋舍，1990年），一本是《漢簡研究的現狀與展望》（關西大學出版部，1993年），一本是《居延漢簡索引》（關西大學出版部，1995年）。《居延漢簡索引》雖然不是逐字索引，但已包括地名索引、人名索引、官職索引、物品索引、詞句考釋索引等，基本涵蓋了居延漢簡的重要字詞，是迄今所見有關居延漢簡的第一部比較全面的索引。（參見劉樂賢《讀居延漢簡索引·人名索引》，載《簡牘學研究》第2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收入氏著《戰國秦漢簡帛叢考》，文物出版社2010年）

大庭脩先生的老師森鹿三先生（1906－1980），是京都學派史學大師內藤湖南、羽田亨的弟子，專研中國歷史地理學。1947年11月，他在《東光》雜誌撰文，首次向日本學術界介紹了居延漢簡的整理研究情況。1961年，森鹿三以《居延漢簡古文書學的研究》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繼《東洋學研究——歴史地理編》（同朋社，1970年）之後，又出版了《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編》（同朋社，1975年），也都從日本購得。

森鹿三先生首創的“漢簡研究班”，培育了一大批優秀的漢簡研究人才。當年與大庭脩同為研究班成員的魯惟一（劍橋大學教授）、永田英正（京都大學教授），在漢簡和漢代史、漢代法制史研究方面也都做出重要貢獻，如魯惟一的《漢代行政記錄》、永田英正的《居延漢簡集成》（《東方學報》46、47、51期，1974、1979年）、《居延漢簡研究》（《東洋史研究叢刊》41輯，同朋舍，1989年；有張學鋒譯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永田英正還著有《漢代石刻集成》（同朋社，1994年），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收錄漢代石刻176種，按年代先後排列，年代不明者附於最後，分圖版、釋文兩冊。《圖版篇》乃精選善拓，精心拍照製版印製。排版左圖右文，便於參照對比。《文本篇》包括標題、解說、本文、注釋及參考文獻五部分，頗受學界歡迎。（參見程章燦《作為文本的漢代石刻——讀〈漢代石刻集成〉》，《古典文獻研究》第11輯479－488頁）

 

八、松丸道雄（1934－）

松丸道雄先生畢業于東京大學，是仍然活躍在當今古文字學界的日本學者中的代表人物，對甲骨、金文都有精深研究。他非常重視甲骨資料的調查、蒐集、整理與刊佈，早在求學階段，就開始對日本的甲骨收藏情況做全面調查，在日本甲骨學會編的《甲骨學》油印刊物上連續發表《日本散見甲骨文字蒐彙》。在東京大學工作期間，還編印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藏甲骨文字·圖版篇》（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收錄甲骨1315片，每片甲骨皆標出圖版號、分期、甲或骨（龜甲用S表示、獸骨用B表示）、內容及其編號；同時，該書每版甲骨均以拓本、照片相互對照印出；凡有背面施鑽鑿者，均以拓本與照片表示出來，以便於讀者使用。《甲骨文字字釋綜覽》（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是松丸道雄與高嶋謙一先生合編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甲骨文工具書，收甲骨文字3395個，簡明賅要集錄 1989年以前中日諸國學者發表的甲骨文字釋，按《說文》分別部居，正文十四篇，合文一篇，未識字二篇，《文編》《綜類》所無字二篇，書後附文獻目錄、字釋索引及檢索表。正文先錄《文編》與《綜類》字型大小，次舉甲骨字形，次記諸家字釋，次記諸家字義簡說，末欄著錄出處。是書一改《甲骨文字集釋》“輯錄諸家著述力求詳盡，故多迻錄全文”的繁瑣編纂體例，僅錄諸家字釋結論，間記諸家有關該字的詞義用法作為參考，簡潔明瞭，特別是提供了不少海外甲骨學者的字釋見解，很受學界歡迎。展讀此書，不得不佩服日本學者。當今的中國學者誰會耗時費力去做這類為人之學？即使做了，哪有如此的細膩功夫？近來廣蒐金文研究論著，盼望哪天脫離職場苦海，做點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其中宏願之一就是編一本《商周銅器銘文字釋綜覽》。怕的是吹下大話，日後未竟，為學界所笑。不過轉眼一想，我本非學界中人，怕什麼丟人現眼呢？

松丸先生有關甲骨、金文和商周秦漢史的中文論文常見於各類書刊，國內學者不陌生。其日文論文和專著，也屢見國內學者稱引。甲骨方面如《殷墟卜辭中的田獵地名》（《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31冊，1963年），金文和殷周史方面如《殷周國家的構造》（《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4卷，古代4，1970年），等等。專著則有《西周青銅器与西周》（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以及與其他日本學者合編的《殷周秦漢時代史的基本問題》（汲古書院，2001年）。1999年，松丸先生從東京大學退休，受業弟子、學界友好編有紀念文集《中國古代文字與文化——松丸道雄先生退官記念論集》（汲古書院），附有松丸道雄先生著述目録。這幾本書，在日本古本屋網站上不難尋獲。

松丸先生為推動古文字學研究，與汲古書院合作，解題、翻印了幾部非常重要或稀見的著作。一是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燕京哈佛學社出版，是青銅器研究的經典名著，可惜當時印數不多，又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初版存世很少。70年代臺灣大通書局、文史哲出版社都曾翻印過，圖版部分效果不佳。1979年，松丸先生精心翻印這部名著，圖版部分比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本還要好。二是陳夢家先生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科學出版社1962年印行，至今已是珍稀難求。孔網上曾經賣過一本水浸殘缺本。現在孔網上還有一本，八五品，索價3萬元。1977年，松丸先生將這部書改題為《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翻印出版。三是《謝氏瓠廬殷墟遺文》。瓠廬謝氏乃明清史專家謝國楨之弟謝國彥。1945年，胡厚宣先生在京津滬寧廣蒐甲骨資料，在北平富晉書社看到兩份《謝氏瓠廬殷墟遺文》，是戰後新出甲骨之拓本，先生用兩萬元（當時幣值）買下一份，另一份幾天內就抬價到25萬元。（見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第50頁，商務印書館，1951年）1979年，松丸先生重印了這部稀見資料，收錄甲骨550片，全部為拓片影印，凡是與《京津》、《存》下重出者，均在重見片頁上注明兩書中的有關頁數、號碼等。

日本書籍、圖錄印刷精美，世所稱道，從松丸先生所編印的另一部考古圖錄可見一斑。李學勤先生主編的《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青銅器卷上下兩冊，文物出版社1992年彩版印刷，在國內所出圖錄中已經是相當精美的了。松丸道雄、樋口隆康先生與李學勤先生合作，推出日文版，日本京都書院1996年刊行。兩套書用的是同樣的照片底板，印出來的效果有天壤之別。特別是細小紋飾，日本版清晰可見，中國版大多模模糊糊。在體例版式上也做了便於讀者的調整。例如，如果沒有參照物，從照片很難看出銅器的相對大小。日本版在照片下的銅器名後標注器物尺寸，而中文版則標注在後面黑白印刷的解說中。中國版解說部分的黑白照片大小不一，版式也不固定。日本版統一為每頁三器，左圖右文，疏朗清新。這些都可見松丸先生用心之細。

松丸先生非常重視目錄之學，編有《新編金石學録》（汲古書院，1979年），將《中國歴代金石家傳記集》、容媛女士《金石書錄目》與《補編》以及《金石書畫集》四書，按照姓名筆畫順重新排列，附字号索引、生卒年表。這本書是我在日本亞馬遜網站（www.amazon.co.jp）上購得的。松丸先生还与持井康孝合编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中國青銅器資料分類目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考古學研究室，1982年），未曾見到。

 

以上，以著者為綱，介紹了我通過網絡蒐求的日本學者有關古文字、商周秦漢歷史的圖錄與著作。日本研究古文字、商周秦漢歷史的重要學者遠不止上述諸家。早期學者如林泰輔、高田忠周，研究甲骨、金文的學者都很熟悉了。高田先生開始研究漢魏晉唐書法，進而研究文字學。《古籀篇》出版於1925年，乃其多年研究心血之結晶，曾榮獲日本學術界具有崇高地位的日本學士院獎。此外還有《漢字詳解》、《朝陽字鑒》等書，版本很多，日本舊書店多有出售。《朝陽字鑒》經中國學者汪仁壽增改後，更名為《金石大字典》，上海碧梧山莊1926年石印，翻印本很多。《古籀篇》和《朝陽字鑒》都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籀文獻彙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古籀篇》廣為人知，《金文詁林》幾乎每個字條都引。“此書糅合各種古文字加以考釋，內容顯得有些龐雜，錯誤也較多，因此不為古文字學者所重。其實書中頗有一些很好的創見。例如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裏釋甲骨、金文的字為‘巫’(《導論》166～167頁)，此書早就如此釋了(《古籀篇》卷八·7下)。”（裘錫圭《中國大百科全書》“古文字學”詞條）其實《古籀篇》不僅說字，其卷首《考古發凡》8卷中的《經》、《史》、《禮樂》等卷中利用甲骨、金文證、正、補經、史的一些見解，還是值得重視的，至少可視為“新證派”學術史之片羽。我從日本買回一套臺灣宏業書局的翻印本，價錢不貴。高田先生還編有《永壽靈壺齋吉金文字》，錄殷周銘文共170器，拓本極精，臺灣藝文印書館有翻印，線裝三冊帶函套。再如赤塚忠（1913－1983），專研中國古代思想史，以《周代文化研究》獲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著作彙集為《赤塚忠著作集》7卷（研文社，1986－1989年），其中第7卷為甲骨、金文研究。先生對石鼓文也有研究，著有《石鼓文的新研究》（板澤書房，1971年）、《石鼓文》（明徳出版社，1986年）。中青年一代如池田久知先生（1942－），研究中國思想史，自然涉及新出戰國、秦漢簡帛，這方面的著作有：《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汲古書院，1993年)、《郭店楚簡老子研究》(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思想文化學研究室，1999年)、《郭店楚簡儒教研究》(監修，汲古書院，2002年)。山東大學曹峰教授是池田先生的高足，編輯、翻譯了《池田久知簡帛研究論集》（中華書局，2006年）、《道家思想的新研究: 以〈莊子〉為中心》(與王啟發合譯，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池田先生主持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會，編印《郭店楚簡與思想史的研究》，已經出版6卷，還出版了專書《楚地出土資料與中國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7年）。池田先生還主持了大東文化大學的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研究班，編印《郭店楚簡の研究》，已經出版7期；《上海博楚簡の研究》，已經出版3期。

日本有關中國古文字研究的協會、研究會很多。我所知道的有：1、甲骨學會，貝塚茂樹先生創辦，編有《甲骨學》刊物，前面已經提及，我買到前10卷的合訂本。2、中國出土資料研究會，辦事機構設於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編有《中國出土資料研究》雜誌（京都朋友書店），已經出版了14期。3、戰國楚簡研究會，辦事機構設於大阪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其核心成員是日本古文字研究的中青年一代，如淺野裕一、湯淺邦弘、福田哲之、竹田健二、菅本大二等，著作很多，也都基本買齊。下面列舉一些：《新出土資料與中國思想史》（《中國研究集刊》別冊，2003年）、《戦國楚系文字資料の研究》（科研報告書， 2004年）、《諸子百家〈再發現〉》（淺野裕一、湯淺邦弘編，岩波書店，2004年）、《古代思想史與郭店楚簡》（淺野裕一編，汲古書院，2005年）、《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國思想——上博楚簡研究》（淺野裕一編，汲古書院，2005年）、《上博楚簡研究》（湯淺邦弘編著，汲古書院， 2007年）、《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國思想（二）——上博楚簡研究》（淺野裕一編，汲古書院，2008年）。4、出土資料與漢字文化研究會，辦事機構設日本女子大學，編有《出土資料與秦楚文化》，已經出版 4期。5、早稻田大學簡帛研究會、秦簡研究會，由工藤元男教授主持。出版有專著《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與彭浩、陳偉共同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睡虎地秦簡よりみた秦代の國家と社會》（創文，1998年）。6、中國秦漢史學會，已經出版《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9期，簡帛論壇有目錄（http://www.bsm.org.cn/bbs/simple/?t1989.html）。

說一段小故事。日本很多學術專著由研究機構自印，分贈各處，不進入書店系統銷售。曾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上看到一則新書介紹，知道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 2009年11月出版了李力先生的《張家山247號墓漢簡法律文獻研究及其述評（1985.1-2008.12）》。我當即托日本同事購買。日本同事很負責，到處尋找，一直找到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答覆說該書不對外出售，只對學界贈送，問是誰要這本書。我想我這樣的無名小卒，斷無受贈的待遇，讓日本同事假託我熟悉的一位國內學者之名去要，對方說已經送過這位學者了。不知李力先生看到這段小故事後，能否送我一本？

總之，現代日本的中國簡帛研究成果豐富，著作太多，蒐不勝蒐，這裏也就不把我所買的這類書籍全部列舉出來了。

   

我所買到的日本編印甲骨著錄和研究書籍，前面都介紹了。有關青銅器的圖錄和專著，除了上面介紹的，還有如下幾種，值得說一說。

日本機構和個人所藏中國商周青銅器很多。機構收藏者，除了上面提到的泉屋博古館和白鶴美術館，還有東京國立博物館（有段時間也稱日本帝室博物館）、奈良國立博物館、出光美術館、根津美術館、藤井有鄰館、書道博物館、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寜樂美術館等，都編有圖錄出版。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二十世紀初就編有幾本重要圖錄，例如《帝室博物館鑒賞錄·古銅器》(1906年)、《支那古銅》(《文様集成》第30卷，建築學會編，1910年)、《支那工藝圖鑑·金工篇》（帝國工藝會編，1932年）等，現在已經很難蒐求了。1932年編印的《周漢遺寶》，有1981年國書刊行會的翻印本，我從日本購得一本。全書有圖版75版，收錄殷、周、漢代的銅器、陶器、銀器、鐵器、骨器、漆器等照片，以銅器為主。奈良國立博物館所藏，編有《阪本コレクション中國古代青銅器》（奈良國立博物館，2003年）。出光美術館所藏，由杉村勇造先生編爲《出光美術館選書·中國古銅器》一書（平凡社，1986年），《開館十五周年紀念圖錄》（出光美術館，1981年）也有不少著錄。根津美術館所藏，梅原末治先生編有《青山莊清賞》第6卷《古銅器篇》（根津美術館，1942年）、《新青山莊清賞》（根津美術館，1987年）和《殷周青銅器》（根津美術館，1962年）等書，都很難蒐求了。樋口隆康先生為根津美術館編有一本《商周銅器》（《根津美術館藏品叢書》之二，根津美術館，1975年），我購得一本。《青山莊清賞》初版全套在日本舊書店仍有出售，索價94萬日元。還有一套不全本，含有《古銅器篇》，與店主商談單售，未允，殊為遺憾。藤井有鄰館編有《有鄰大觀》、《有鄰館精華》，也都價高難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所藏，編有《中國古銅器展觀》（黑川古文化研究所，1962年）。天理參考館所藏文物編有多本圖錄，對館藏中國青銅器多有介紹和著錄，如《天理參考館圖録》（朝日新聞社編，1967年）等。我購得三本小冊子，一本是《殷周青銅器》（天理時報社，1971年），一本是《中國之青銅器》（1）殷周篇（天理參考館，1971年），一本是《殷周の文物ひとものこころ》（天理大學天理同友社，1987年）。寜樂美術館所藏，收入《寜樂譜》（寜樂美術館，1969年），我也購得一本。

前面幾次提到的樋口隆康（1919－）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國青銅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京都大學教授、泉屋博古館館長，編印了多本館藏圖錄，除上舉彩圖版《泉屋博古》，還有《食器》、《酒器》、《水器》等單冊（泉屋博古館，1983－1984年）。他還著有《中國銅器》（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67年）、《銅器·玉》(《中國美術》第4卷，講談社，1973年)。當時任職於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水野清一先生，著有《殷周青銅器與玉》（日本經濟新聞社，1959年），圖版168頁，也是一部經常被稱引的重要論著。近年新出比較重要的青銅器圖錄，有木村盛彥先生的《古代中國青銅武器：系統圖録》（株式會社むげん出版，2004)，收錄殷周、秦漢兵器200 件，初版僅印500部，一直沒有搜到。木村先生是一位醫生，比較特別。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上舉青銅器著錄与研究專著，在李學勤先生《四海尋珍——流散文物的鑒定和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一書中已經提到絕大部分。李先生名重海內外，多有機會四海漫游，鑒定、考察海外博物館、美術館及私人收藏的中國文物，且有專論或介紹小文發表，並在文章注釋中提及國內不常見到的海外書籍、資料。這正是李先生的用心細微之處。我還買到一本中村不折先生的《三代秦漢遺品上的銘刻》（美術懇話會，1934年），就是從李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得知這部書的。

日本有關中國青銅器的著錄，還散見於不少美術史、藝術史圖錄，比較重要者，如大村西崖編《支那古美術圖譜》 2冊（藝苑社，1932年），以及講談社1962年出版的《世界美術大全》、小學館1997年出版的《世界美術全集·東洋篇》等，不是絕版難尋，就是大部頭、買不起。香港有一家專賣文博藝術類圖書的大業公司，在尖沙咀香港藝術中心二樓有分號，我在那裏買到不少好書，包括《中國歷代貨幣大系· 先秦貨幣》等。大業公司在中環擺花街也有一家分號，書比尖沙咀多。兩三年前，我在擺花街分號看到一套日本印的青銅器圖錄，厚厚幾大本，也是美術大全之類書籍中的一部分，彩印圖片乃是貼上去的，書名已經記不起來了，索價大約 10萬港幣以上。一年後再去找這家書店，已經搬走，不知去處。

商周金文著錄索引類的書籍，最新的當屬劉雨、沈丁、廬岩、王文亮先生編著的《商周金文總著錄表》（中華書局， 2008年）。對照該書所附引書目錄，發現上面提到的青銅器著錄書籍，包括我所買到的，好多都未引用。誠懇希望中日歐美的學者，齊心協力，共同編著一本更全的著錄索引。

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特別是7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文物赴日展出日多，日方大多印有展品圖錄，有些圖錄收錄了當時國內尚未公開發表和著錄的青銅器彩色圖片，而且拍照、印刷都很精美，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這類展品圖錄在日本舊書店的售價都不貴，我買回不少，也就不一一細說了。

最近讀《王冶秋傳》（王冶秋之子王可著，文物出版社2007年），才知道70年代文物出國展覽是打破當時中國外交僵局的重要策略，被稱為“文物外交”。前段時間曾憲通先生光臨寒舍，談及70年代沙灘紅樓整理簡帛的那段經歷，也提到紅樓簡帛整理的歷史背景中不能忽略當時“文物外交”這一重要因素。

 

日本盛行書道，書法圖錄多而精，古文字資料也常見於這類書籍。大型者，如《書道全集》，就有平凡社（1965年）、河出書房（1956年）兩種，其殷周秦漢部分多收甲骨、金文拓本與簡帛照片，多精拓。二玄社是日本專印書法、繪畫類書刊的名社，國內愛好書法繪畫的朋友不陌生。二玄社精印殷周秦漢書法名跡多種，編選者多是對古文字素有研究的大家，書法與學術幷重。我購得二玄社所刊《書跡名品叢刊》的《殷·甲骨文集》1冊、《金文集》4冊，白川靜先生選編，精選良拓，間附照片或器影，說解亦有學術價值。《金文集》也沒有收入《總著錄目》。二玄社2009年還出版一套《簡牘名跡選》8冊，由西林昭一先生主編，收錄部分甘肅、湖南、湖北等地所出土戰國秦漢簡牘，彩版印刷，國內也有出售。是書間有誤失，如張家山漢簡，仿製品亦羼入其中。西林昭一先生專攻書法理論与中國書法演變史，代表作《中國新出土之書》、《中國新發現之書》，在大陸和臺灣廣為流傳，有中譯本。兩書後來改編爲《新中國出土書迹》（西林昭一、陳松長編，文物出版社，2009年）。

日本漢簡研究及書法愛好者很多，印有多部簡牘方面的圖錄。我所購得的，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大英圖書館所藏敦煌漢簡》、《居延木簡》，還有高橋東次郎編《居延木簡選集　附釋文・類編》6冊（1975年），以及赤井清美所編《漢簡》12卷（東京堂，1975年）。《漢簡》一書翻印收錄居延、武威、敦煌、樓蘭、馬王堆等地出土的漢代簡牘的照片，附有釋文，間附摹本，雖為翻印，但彙集資料，還是有點價值，故購得一套。

日本機構或個人所藏戰國璽陶、封泥甚多，清代、民國收藏大家的不少精品流入日本，有實物，也有拓本。二玄社所印《篆刻全集》由日本璽印研究名家小林斗盦先生所編，多有未見著錄之品。小林先生還編有《中國璽印類編》，國內有翻印。小林先生因收藏戰國“襄平君” 白玉印、“信城侯”綠玉印等名品，齋號懷玉印室，國內印有《懷玉印室藏印選》。菅原石廬先生師從小林斗盦，曾編有《中國古璽印集萃》、《鴨雄緣齋古璽印選》，後來續有所獲，遂合以先前舊藏再輯新篇，擇珍品近400件，成《鴨雄緣齋藏中國古璽印精選》，在國內也廣為流傳。陶文方面，在日本購得中村伸夫所編《簠齋藏古陶文選》，精印陳介祺舊藏古陶文拓本。封泥方面，購得東京國立博物館編的《中國之封泥》（二玄社， 1999年），分四部分，前三部分爲中國封泥，主要是陳介祺、吳式芬舊藏。還有扶桑學社所印的《封泥大觀》，彙編《十鍾山房印舉》中的封泥材料、《齊魯封泥考存》、《澂秋館藏古封泥》、《臨淄封泥文字》爲一編，不少材料是第一次公開發表。近年陝西相家巷所出封泥不少流入日本，藝文書院印有《新出相家巷秦封泥》，收入封泥250件。綜合性的金石拓本書籍，有蒼文篆會刊行的《匋鉨室藏金石拓片選》，收錄甲骨、金文、璽陶、石刻拓片150多件，乃陳介祺、何紹基、潘祖蔭、吳大澂、黃濬、吳隱等名家所拓所有。

以上所舉，都是日本出版的日籍學者著作。當代中國學者在日本出版的古文字類著作，我所知的有三本，葛英會、彭浩先生編著的《楚簡帛文字編》（東方書店，1992年），張世超、張玉春先生撰集的《秦簡文字編》（中文出版社，1990年），以及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先生編撰的《金文形義通解》（中文出版社，1996年）。前兩本都從日本購得。1993年，我初次拜訪裘錫圭先生，看到先生書架上有《楚簡帛文字編》一書。我那時正在研讀楚簡帛資料，收集了很多資料，包括從商承祚老先生那裏借得當時尚未出版的《戰國楚竹簡滙編》一書的原始圖版，即剪貼排好的照片和摹本。我厚著臉皮向裘先生商借《楚簡帛文字編》複印，先生爽快答應複印一套寄給我。這套複印本精裝兩冊，我珍藏至今。先生的盛情厚意，永志難忘。從商老那裏借來的原始圖版，我複印幾套分贈師友。前兩年在一位北京學者的家中，還看到我那套複印本的再複印本。當年商老已經糊塗了，我如果心存不良，借而不還，商老的《戰國楚竹簡滙編》一書可能永遠無法面世了。前不久曾憲通先生光臨寒舍，笑談這段二十年前的趣事，多有誇獎。後學當年不過儘做人忠厚誠實的本份而已，豈敢受之。

 

古人說“禮失求諸野”，我則有一段 “書失求諸野”的有趣經歷。2008年從廣州搬家到北京，丟了一箱書，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書，包括裘錫圭先生《古文字論集》、饒宗頤、曾憲通先生的《楚帛書》、《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雲夢秦簡日書研究》、《湖北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以及黃錫全先生《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等等。這些書大部分都在孔網上高價補購了。饒、曾兩位先生的四本大作，孔網上只有複印本。在“日本古本屋” 網上發現後，那種欣喜是無法用筆墨形容的，當即電話通知日本同事購買。其他一些國內已經賣斷的書，在日本也買回不少，其中最珍貴者，莫過於裘錫圭先生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的那本學術隨筆，600日元購得。

大陸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書，從日本也購回不少，如郭若愚、曾毅公、李學勤先生的《殷墟文字綴合》，15000日元購得，曾在北京中國書店見過一本，索價3000元。從日本購回民國時期的著作最值得說一說。一套《流沙墜簡》，上虞羅氏宸翰樓刊本，有“器堂藏書”印記，印文極工整。我懷疑此書是日本昭和前期東洋史學者市村瓚次郎（1864－1947）的遺物。市村先生字圭卿，號器堂、築波山人、月波散人，曾任東京大學教授，是日本東洋學會的創始人之一。胡厚宣先生的《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也都從日本購得來薰閣初版。

臺灣所出古文字類圖書，我在海外任職期間，得工作之便，多次赴台搜求，去年又得顏世鉉先生介紹，認識臺北樂學書店的黃新新小姐，又搜購一部分。樂學書店專為世界各地圖書館購配台版圖書，大陸學者去臺灣訪問，亦常造訪該書店。在日本購得不少臺灣早年出版的書，如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1958年出版的《故宮銅器圖錄》等等。還有一套書也值得說幾句。臺灣在上世紀70、80年代曾出版《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共70餘冊，將大陸1949年以來至1980年前後出土的中華文物，別類分篇，翻印出版。其中《青銅器》9冊，《帛書》1冊，《簡牘》 3冊。後來又出版《海外遺珍》15冊，其中《銅器類》兩冊。我在香港大業公司擺花街分號購得大部分，這次也從日本購齊。孫稚雛和劉雨先生的兩本金文著錄索引都沒有收入《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青銅器》一書。該書雖然僅翻印《文物》、《考古》、《考古學報》所刊出土器物的圖片，價值不大，但亦有資料彙集之功，如果許可，還是收錄為好。

 

 

附記：本文是我在工作之餘陸陸續續寫的，本來準備在論壇上灌水用，永秉、少軒看過一部分後，覺得還有一點意思，發在論壇有點可惜。古人説“災梨禍棗”，我這篇水貨，可能屬于“ 災網禍屏”之類，還有炫耀之嫌，望讀者諸君寬宏待之，是爲盼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