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德簋銘“姪”字釋讀

（首發）

王進鋒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現藏美國哈佛大學福格美術博物館的西周早期叔德簋銘文云：

王益叔德臣(姪)十人，貝十朋，羊百。用作寶尊彝。（《集成》3942;下图）

图 叔德簋铭文

益，賞賜。《墨子·號令》：“寇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鬥諸有功者”，孫詒讓《墨子間詁》：“益，猶言加賞也”。《商君書·境內》：“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益有賞賜的意思。《周易·損》：“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聞一多《古典新義》：“或益之十朋之龜，亦即錫之十朋之龜”。

銘文中“臣”後之字在銘文中作“”。關於其是何字，陳夢家1955年於《考古學報》上發表的《西周銅器斷代》（二）釋作“嬯”[1]，將字的左半部分看成是“臺”；洪家義[2]、《金文編》[3]、《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同。唐蘭釋作“”，讀為“養”[4]。《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釋作“”，將字的左半看成是“素”；陳夢家後於中華書局出版的《西周銅器斷代》同 [5]。《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認為其字“《說文》所無，不可釋讀”[6]。《金文引得》根據字形直接隸作“”，實際上也認為其字不識。

按：“臺”字的《說文》小篆作“”，與“”的左部不同。“素”字部首在金文中作“”（師鼎銘）、“”（簋銘）、“”（鎛銘）[7]，中間的兩囊形均相連，與“”左部相分隔有差別。所以“”非“”字。唐蘭將“”釋作“”，已經意識到其左部是兩個部首構成的，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古文字“羊”的中部往往是一直筆，而“”字的“”部中間部位是圈形，二者相差殊異。總之，釋為“嬯”、“”、 “”均不確。

關於字義, 陳夢家認為“嬯乃臣一種，乃以奴隸身份用作賞賜物品的一種人”[8]；“女奴女奚” [9]。唐蘭認為是“家內奴隸的一種，有女的，也有男的，主要是管做飯等事”[10]。《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認為是“女奴身份之一種”。洪家義認為是“女奴隸。即《左傳· 昭公七年》‘僕臣臺’之臺” [11]。專家們對於字義的認識，雖然相近，但正確與否還待文字學方面的驗證。

按：諸家對於“”字的爭論，關鍵是對字的左部認識有分歧。實際上，如唐蘭所指出的“”字的左側是由兩個相同的部首構成的，即“”。弄清楚“”是何字將有助於解決“”是何字的問題。

殷墟甲骨文中有字形為“”（《合集》296）、“”（《合集》18276）、“”（《合集》31792），于省吾已經正確地指出這些字是“”字；它們所從的共同部分是“至”。他還指出“至”字所從的“矢”形在古文字中有時作“”、“”、“”形[12]。據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叔德簋銘文中“臣”後之字左側所從的部位“”也是“至”字。其下部的“”是由“”部演化過來的，這正像“矢”字上部的“”部位有時變化為“”一樣。所以，叔德簋銘“臣”後之字應隸定為“”。當即《說文》中的“姪”字[13] 。

“姪”在叔德簋銘文中應通作“致”。姪、致雙聲疊韻。匜銘文：“乃師或以汝告，則侄乃鞭千”，“侄”通作“致”。郭店楚簡《語叢四》：“至之或至之，至之而無及也已”，劉釗：“‘至’讀為‘致’”[14]。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道經》：“三者不可至計，故混而為一”，“至”字通行本作“致”。

致，《說文》：“送詣也”。“臣致” 是“致臣”的倒裝。西周早期的高卣銘文雲：

唯十又二月,王初旁,唯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飲西宮。烝鹹，（）尹賜臣，唯小。（《集成》5431）

銘文中“王飲西宮”是事件記時法，表示銘文所說的賞賜之事發生在“王飲西宮”之年。烝，祭名；鹹，結束。從西周晚期師簋銘文：“王若曰：‘師，……今餘肇令汝率齊師、、、、，左、右虎臣征淮夷’”（《集成》4313）看，高卣銘文中的、均為地名。地有、小之別，與《詩經·大東》：“大東小東，杼柚其空”，朱熹《詩集傳》：“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正同。高卣銘“賜臣，唯小”實際就是“賜唯小臣”。這與叔德簋銘文“致臣”倒裝作“臣致”是相同的。致臣，意即外地送致來的臣。西周晚期的兮甲盤銘文雲：“淮夷舊我帛人，毋敢不出……其進人”（《集成》10174），說明像淮夷這樣的諸侯國，有向周王朝進貢人眾的義務。這應當就是“致臣”的來源。

綜上，叔德簋銘文意思應為：王賜給叔德外地致送來的臣十人，貝十朋，羊百隻。叔德作寶器。以此看來，以上專家對於叔德簋銘文“”字字義的解釋也是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