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考论

刘光胜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摘  要：“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关键词：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周公；成书年代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09JZD0042）的资助。

清华简《耆夜》14支简，每支25至29字，记载了周人征伐耆国胜利后，回到镐京文太室举行“饮至”礼，其主要内容已经公布[1]。许多学者已着手《耆夜》的研究[2]，但他们“戡黎的西伯是武王，而不是文王”、“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的观点，虽然非常新奇，但与传世文献存在明显分歧，因此其可信性尚需仔细梳理。

我国上古的礼仪制度主要见于《周礼》、《仪礼》、《礼记》（简称《三礼》），清华简《耆夜》所存饮至礼竟为《三礼》所未收，可补上古礼仪之失，弥足珍贵。欲研究清华简《耆夜》价值，必须先确定其年代，清华简《耆夜》为经史之书，成书存有西周、春秋、战国三种可能性，传世文献缺少可以直接对应的参照，且先秦时期尚未形成固定的避讳制度，因此断代问题是清华简《耆夜》研究中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希望我们对《耆夜》成书年代的研究，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不断把清华简《耆夜》成书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一、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戡黎”尚未成定论

《尚书·西伯戡黎》说：“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在兴周灭纣的战争进程中，“戡黎”的西伯是文王还是武王，千百年来一直是学界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史记·周本纪》说：“（文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3]司马迁认为“戡黎”的西伯是文王，周武王即位在戡黎之后。汉代的学者，如孔安国、郑玄、王肃等，皆力主此说。

自宋代始，学者始提出异议，吕祖谦说：“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纣在上为恶日増，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辅纣为恶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4]吕祖谦认为戡黎的是武王。元代吴澄《书纂言》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5]吴澄以《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据，说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邦畿的大逆不道之举。其他学者如胡宏、薛季宣等，认为文王去世后，武王嗣任西伯，为维护文王的圣王形象，坚持戡黎的西伯是武王，否认文王戡黎。

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李学勤、沈建华等学者认为耆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国，位于今山西长治市黎城县，他们以清华简《耆夜》为依据，推翻《尚书大传》、《史记》等书记载的“文王戡黎说”，为宋儒“武王戡黎说”找到了新的证据[6]。王鹏程等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他们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依据，提出“二次戡黎说”，认为文王与武王所勘之黎不同，文王征伐的是耆国，在今山西上党一带，清华简所载武王所戡为“黎”国，为纣都朝歌附近的“黎阳”，位于今河南浚县一带，“耆”、“黎”同属脂部字，汉代以后注疏常将二者混淆，这是造成后世误读“西伯戡黎”的根源[7]。

《史记·周本纪》说：“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上博简《容成氏》说：“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郍、 、于、鹿、耆、崇、密须氏。……文王于是乎素端褰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8]上博简《容成氏》“文王平九邦”中明确肯定有耆国，与《史记·周本纪》相互印证，文王戡黎的说法是不能轻易否认的，但清华简《耆夜》却说“武王戡黎”，因此王鹏程等学者的“二次戡黎说”，认为文王戡伐的是耆国，武王戡伐的是黎国，将黎国定在纣都朝歌附近的黎阳[9]，极大地弥合了清华简《耆夜》与《史记·周本纪》、上博简《容成氏》之间的紧张矛盾，比简单依据清华简《耆夜》，否定《史记·周本纪》“文王戡黎”的做法更为可取。

“二次戡黎说”表面上看能自圆其说，其实却隐藏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二次戡黎说”的主要依据是今本《竹书纪年》，我们将相关语句引述如下：

（帝辛）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邗，遂伐崇，崇人降。

（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帝辛）四十二年， (原注：周武王元年。)西伯发受丹书于吕尚。有女子化为丈夫。

（帝辛）四十三年春，大阅。峣山崩。

（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10]。

《大戴礼记·武王践祚》：“武王践祚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根据《大戴礼记》，武王践祚之日从太公处受丹书，而今本《竹书纪年》武王从太公处受丹书的时间是帝辛四十二年，因此帝辛四十二年为武王元年，那么武王戡黎的时间是武王二年，绝不是清华简《耆夜》所说的“武王八年”。王国维说：“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11]即使按照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八年戡黎应在文王死后第一年，即帝辛四十二年，与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四年”武王戡黎仍相差两年。“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没有注意到清华简《耆夜》与今本《竹书纪年》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

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戡黎”，按照王国维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文王则应在受命称王后的第七年去世，如果以此为基准，那么《史记·周本纪》说文王“十年而崩”的十年要改为七年，《逸周书·文传》篇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发受遗训的“九年”，要改为七年，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的“帝辛四十四年”，也要改为帝辛四十二年，难道清华简《耆夜》一面世，传世文献《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都错了吗？古文字中七与十字形相近，容易混淆，但九却与七迥然有别，因此《逸周书·文传》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改为七年，毫无理据可言，鉴于清华简《耆夜》与《史记·周本纪》、《逸周书·文传》、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戡黎”作为孤证，不能遽然为学界所采信。

二、《诗经·蟋蟀》并非周公所作

清华简《耆夜》说周公致诗武王后，“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一只蟋蟀闯了进来，周公心有所感，赋《蟋蟀》一首，第一、三章简文残缺，第二章简文较为完整：

蟋蟀在席，岁聿员(云)落，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蔑，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作，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    

《蟋蟀》诗是否为周公所作，是清华简《耆夜》最大的疑点，李学勤先生认为，《蟋蟀》为周公所作，他的立论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华简乐诗《蟋蟀》与《蟋蟀》毛诗序主旨不矛盾；二是《蟋蟀》系周公勘黎时所作，于是在那一带流传，后来成为当地的诗歌了[12]。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方面展开讨论。

关于清华简《蟋蟀》乐诗的主旨，李学勤先生认为“周公作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躭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13]。孙飞燕先生认为《蟋蟀》的主题思想不可能是劝人行乐，而是戒惧[14]。周公致诗武王、毕公，劝其饮酒，突然见蟋蟀“造降于堂”，知一岁将尽，赋《蟋蟀》一首，强调的是“康乐而毋荒”。今本《诗经·蟋蟀》“好乐毋荒”郑玄笺：“荒，废乱也。君之好乐，不当至于废弃政事。”周人戡黎归来，本应该尽情享受胜利的快乐，周公“康乐而毋荒”意思是享乐要适度，不能因沉溺享乐而荒废政事。

《毛诗序》认为《蟋蟀》讽刺晋僖公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15]。《毛诗序》劝人为礼不要太简，要及时行乐，明显与清华简乐诗主旨相矛盾。《孔丛子·记义》孔子曰：“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盐铁论·通有》说：“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孔丛子·记义》认为《蟋蟀》见陶唐之俭德，《盐铁论·本议》认为《蟋蟀》主旨在于讽刺“太俭不中礼”，而清华简《耆夜》主张享乐适度，不能废弃政事，对《蟋蟀》诗有着明显不同的诠释倾向。

李学勤先生肯定周公作《蟋蟀》，同时又注意到《蟋蟀》收入今本《诗经·唐风》，因此想用流传区域来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刘成群先生持反对意见，他说如果周公作《蟋蟀》，自然成为鲁国的诗歌，即使不被采于作为鲁诗的《豳风》中，至少也不会被采入《唐风》，《蟋蟀》如何被采入《唐风》这一问题的不圆满解决，始终都会是周公作《蟋蟀》致命的弱点[16]。周公赋《蟋蟀》时，已戡黎归来，在镐京文太室，武王所勘之“黎”为黎阳[17]，在纣都朝歌附近，两地之间路途遥远，因此周公在镐京饮至礼上作的《蟋蟀》，为何不在岐周流行，却在黎国流行，确实是难以解释的问题。

《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载戢干戈”等五句见于《周颂·时迈》，据《左传》可知周武王作《时迈》，但《国语·周语上》说：“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依照《国语·周语上》，周公为《时迈》的作者。《时迈》一篇为何竟有武王、周公两位作者？

对此孔颖达《时迈序》解释说:“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18]孔颖达认为，《时迈》为武王所作，周公后来称颂，是借以表达自己的追慕之情。清儒王先谦说:“《时迈》虽作于周公，要为颂武王克殷后巡守诸侯之事甚明……武王克殷，周公始作此歌以颂武王，及成王巡狩，乃歌此诗以美成王。”[19]王先谦认为《时迈》歌颂的是武王巡守诸侯，到成王巡守时，则借此诗以歌颂成王。孔颖达、王先谦的解释给我们很大启发，《诗经·蟋蟀》可能早已产生，在戡黎饮至礼上，周公可能是借《蟋蟀》诗来表达自己当时的政治诉求，而不一定是《蟋蟀》的作者。

《史记·周本纪》说:“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大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20]西周建立之初，大师疵、少师疆等乐官已把殷人成熟的音乐技艺带到了西周。《国语·周语上》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然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21]西周时期，公卿、列士献诗，乐官加以整理，配以相应的乐曲，在祭祀或重大典礼仪式时，供王选择使用，当时奏诗、演诗程序固定，并出现专门化分工，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采诗、献诗、奏诗、演诗制度[22]。

我们来看一下清华简《耆夜》乐诗的韵脚，武王致毕公诗《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幽部），宴以二公（东部），紝(任)仁兄弟（脂部），庶民和同（东部），方壮方武（鱼部），穆穆克邦（东部）。嘉爵速饮（侵部），后爵乃从（东部）。”幽部、脂部、鱼部合韵，东部、侵部合韵，奇偶句皆入韵。周公致武王诗《明明上帝》：“明明上帝（支部），临下之光（阳部），丕显来格（铎部），(歆)是禋明(盟)（阳部）。於……月有城(盛)缺(月部)，岁有（歇）行（阳部），作兹祝诵（东部），万寿亡疆（阳部）。”阳部、东部合韵，偶句用韵。清华简《蟋蟀》乐诗：“蟋蟀在口(席) （铎部），岁矞(聿)员(云)落（铎部），今夫君子（之部），不喜不乐（药部）。日月其蔑(迈)（月部），从朝及夕（铎部），毋已大康（阳部），则终以作（铎部）。康乐而毋忘(荒) （阳部），是惟良士之愳(惧)（鱼部）。”铎部、药部、月部合韵，偶句押韵，首句亦入韵。

清华简乐诗以四言句为主，句式规范，用韵整齐、成熟，武王、周公谋划戡伐黎国，日理万机，戡黎胜利之后，武王、周公又在饮至礼上当场饮酒赋诗，与当事人的地位、欢快的气氛非常契合。三国时期曹植赋一首七步诗，已名垂文学史，武王赋《乐乐旨酒》、《輶乘》，周公赋《英英》、《明明上帝》、《蟋蟀》，武王、周公在饮至礼接连赋诗，比曹植更要神奇，这样的创作才能在先秦文学史竟没有记载，甚是让人惊异！

《毛传》释《崧高》云：“作是工师之诵也。”孔颖达疏：“诗者，工师乐人诵之以为乐曲，故云‘作是工师之诵’，欲使申伯之乐人常诵习此诗也。”[23]可见诗是需要乐师提前吟诵谱曲的。清华简《耆夜》武王、周公所赋乐诗，实际是武王、周公选定，由乐官提前配以乐曲、编辑好的，先秦时期饮至礼祭祀的仪式、乐曲、人物的职责、位置都是固定的，武王、周公届时吟唱、演奏而已，其形式如同现在领导致辞，并非即兴创作。

《逸周书·世俘》篇说：“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24]《诗经·小雅·瓠叶》：“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毛传》：“献，奏也。”《左传》隐公五年：“初献六羽。”孔颖达疏：“献，奏也，奏进声乐以娱神也。”[25]武王献《明明》三终，意为武王演奏《明明》三次（有乐师伴奏）。《礼记·乐记》郑玄注“节奏，阕作进止所应也”，孔颖达疏：“阕，谓乐息。作，谓乐动。进则作也，止则阕也。”[26]“作”指乐动，可理解为乐曲演奏。清华简《耆夜》说周公作《蟋蟀》一终，这里的“作”与《逸周书·世俘》篇“献《明明》三终”的献字同义，不是指创作之意，而是指演奏[27]。

作解释为创作，在古书常见，但清华简《耆夜》这几首诗之所以称为乐诗，是有固定的乐曲、旋律相配的，武王、周公当场创作的诗篇，试问仓促之间，乐师如何配曲？如何保证饮至礼气氛的隆重、秩序的井然？因此这里的“作”不能解释为创作。清华简《耆夜》周公见蟋蟀闯进来，触景生情，吟诵《蟋蟀》三章，而不是说周公当场创作《蟋蟀》诗，不能据此推定周公是《蟋蟀》的作者。学者之所以误判周公为《蟋蟀》的作者，关键是对清华简《耆夜》“作歌一终”、“作祝诵一终”的“作”字理解有误。

在戡黎饮至礼上，周公见蟋蟀闯入，当场赋《蟋蟀》一首以表达自己心志，说明他对当时乐诗已熟捻于心，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这是周公摄政后，能够制礼作乐的知识储备。以酒为礼、酒以观德是古代酒诗的特色，清华简《耆夜》不是强调周公文学创作能力多强，而是通过周公赋《蟋蟀》，来彰显周公操劳王家、不敢荒宁的盛德，《蟋蟀》诗倡导的“乐而毋荒、乐以安民”[28]执政理念，恰是周公勤政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孔子之间，《诗经》已经基本定型，《蟋蟀》收入《诗经·唐风》，《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他对《唐风》赞叹说：“其有陶唐氏之遗民（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1977年，在安徽阜阳汉简《诗经》出土，其中残简“后妃献”、“风（讽）君”等语，与《毛诗序》较为接近，证明《毛诗序》流传渊源已久，《毛诗序》对《蟋蟀》评价是:“刺晋僖公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29]季札通过《唐风》观唐尧之令德，《毛诗序》认为晋僖公“俭而用礼”，是受唐尧遗风影响，可见《蟋蟀》诗与唐尧当有一定关联，其最初产生可能在周公之前。

《孔丛子·记义》孔子曰：“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孔子熟稔古代历史，他曾编订《诗经》[30]，孔子做梦都梦见周公[31]，对周公倍加尊崇，于《东山》、《狼跋》两诗，孔子明确说出于周公，而对于《蟋蟀》，他却说见陶唐之俭德，如果《蟋蟀》果真为周公所作，孔子怎么可能把《蟋蟀》当做“唐尧之遗风”呢？[32]如果我们不把周公定为《蟋蟀》的作者，而只是理解为他曾在饮至礼上演奏《蟋蟀》乐章，借以表达心志，那么清华简《耆夜》与季札、孔子对《蟋蟀》主旨理解的矛盾也涣然冰释。

三、清华简《耆夜》的性质及成书时代

对于清华简《耆夜》的成书年代，刘立志先生认为，《蟋蟀·毛诗序》、《孔丛子·记义》、《盐铁论·通有》诸书皆以《蟋蟀》一诗刺俭不中礼，而清华简之本事凭空而出，于古无征，当为战国时新说，应为后人拟撰附会[33]。其实刘先生搜集文献是不全面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又说：“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34]《左传》认为《蟋蟀》的主旨是“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与清华简《蟋蟀》“康乐而毋荒”同。上博简《诗论》“孔子曰：《蟋蟀》智难”，“难”读为“戁”，其意理解为“畏惧” [35]，与清华简《蟋蟀》“是惟良士之惧”同，上文我们已经指出，“作歌一终”的“作”意为演奏，而不是创作，周公并非《诗经·蟋蟀》的作者，这样刘先生以清华简《蟋蟀》乐诗于古无征，怀疑其晚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刘成群先生结合战国时代特点及楚地《诗》学传布，怀疑清华简《耆夜》晚出，他说战国时期社会模式变革中孕育出来的知识阶层极尽“私相缀续”之能事，清华简《耆夜》是战国儒士进行“编织情节”运作的结果，其目的就是为了尊隆文、武、周公，以抵消来自其他学派非议圣贤、否定周制的巨大压力[36]。

清儒顾炎武在谈到春秋、战国社会风俗差异时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37]《左传》引《诗》次数277次[38]，襄公40次，昭公54次，定公四次，哀公3次，昭公以后，周道衰微，歌诗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间已很少赋诗以附庸风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风格，伪托也需要一定的材料基础和社会环境，不能完全向壁虚构，战国时期，邦无定交，诸侯无信，饮酒赋诗的礼乐环境已不复存在，清华简《耆夜》是流传到楚地的抄本，并不是楚人所作，因此清华简《耆夜》武王、周公赋诗场景出于战国楚人伪托的可能性并不大。

学者单纯从清华简《耆夜》某一点内容出发，对它断代是很危险的，必须综合考虑《耆夜》竹简内容、形制及先秦《尚书》传流等各种因素，才能对它的成书年代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估价。清华简《耆夜》说“周公叔旦为命”，从周公致诗劝酒来看，“命”在饮至礼上为劝酒的职位，正与《尚书·金縢》周公“仁若考能，多材多艺”对应。周公作《尚书·酒诰》，告诫百官“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要勤劳王家，恭俭惟德，力戒淫逸，周公致政后，恐成王壮，荒淫政事，作《尚书·无逸》，勉励成王要“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他摄政时，从不荒淫政事、怠于职守。清华简《耆夜》周公赋《蟋蟀》旨意是“乐而毋荒”，意为享乐以礼，不要过度沉溺，与《尚书》、《史记》中周公恭于勤政的圣王形象是非常一致的。

在竹书分类中，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形制，二是内容。清华简《程寤》、《皇门》、《祭公顾命》文本内容见于今本《逸周书》，《程寤》简长44.5厘米，《皇门》、《祭公顾命》简长45厘米，清华简《耆夜》简长45厘米，其简长、形制与《皇门》等篇非常相近。

《逸周书·大开武》说“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所记之事正值武王即位之年，按照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清华简《耆夜》所记“武王八年”正是这一年。《大开武》篇说“王在酆”，酆京在沣水西，清华简《耆夜》饮至礼的地点正是镐京文太室，镐京在沣水东，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武王活动的范围可以对应。《逸周书·大开武》周公说：“淫乐破德，德不纯，民乃失常。”陈逢衡云：“淫，过也。”[39]周公认为，过度的安乐会损害君子的道德，君子道德不纯美，百姓就会失去常性。清华简《耆夜》说“康乐而毋荒”，意指享乐而不过度、不违礼，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对周公政治思想论述相同。《逸周书·大开武》说“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内容见于清华简《程寤》，因此，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清华简《程寤》篇是一组内容密切关联的文献。

清华简《耆夜》文中“邵公奭、毕公高”见于《逸周书·和寤》篇，《明明上帝》一诗见于《逸周书·世俘》篇，作《明明》[40]，毕公是伐耆的主将，武王是当时在位的君主，周公只是谋划，论功绩，周公不如毕公，论地位，周公明显不如武王，但在清华简《耆夜》中，周公却成为故事的主角，在这主角、配角的置换中，其尊崇周公的倾向与《逸周书》中的《酆保》、《寤儆》篇非常接近。鉴于《耆夜》竹简形制、内容及尊崇周公的思想主旨与《逸周书》密切关联，我们怀疑清华简《耆夜》很可能是先秦《逸周书》的佚篇。

传世文献是出土文献的时代坐标，《逸周书》本来是清华简《耆夜》断代的最好参照，但由于《周书》和《汲冢周书》先后亡逸，《逸周书》由汉到宋，书中存在很多后人增窜的内容[41]，其成书年代众说纷纭[42]，这是造成清华简《耆夜》年代难以准确判定的重要因素。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的不同之处在于，清华简《耆夜》未经后人改动，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结果是公元前305±30年，由撰作年代要早于下葬年代，可定清华简成书的下限在战国中晚期之际[43]，其成书下限和郭店简非常接近，这为清华简《耆夜》的断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郭店简《缁衣》引《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息庄后，毋以嬖士息大夫、卿事。”[44]我们知道，《祭公之顾命》为今本《逸周书》的篇章，郭店简《缁衣》所引其他篇章，如《甫刑》、《君奭》等，无一例外皆属今本《尚书》，廖名春先生据此认为，《逸周书》许多篇目本来就是先秦《尚书》的一部分[45]。

但廖说尚存一点疑问，一是古书重文现象多见，不同古书会收有相同篇目，能否以一篇《祭公之顾命》推论《逸周书》七十一篇的情况？清华简除《尹至》、《尹诰》、《傅説之命》等篇属于《尚书》篇目外，它还存有《祭公之顾命》、《程寤》、《皇门》三篇，皆是今本《逸周书》篇目，它们简长45厘米，与清华简《尹至》、《尹诰》等篇形制相同，郭店简《缁衣》只能证明《祭公之顾命》一篇属于先秦《尚书》，而清华简证明今本《逸周书》中《祭公之顾命》、《程寤》、《皇门》三篇皆与先秦《尚书》并存，清华简与郭店简《缁衣》成书时间接近，二者相互印证，可知战国中期左右，《逸周书》与《尚书》尚未分开，二者是同源一体的。

《左传》襄公十三年：“《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维永。”引文见今本《尚书·吕刑》。《左传》襄公十一年又说：“《书》曰：居安思危。”引文见于《逸周书·程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见于《逸周书·常训》。《左传》引《尚书》47次，引《逸周书》4次[46]，而且把《尚书》、《逸周书》都称作《书》，名称相同，证明《左传》所引《逸周书》其实是保存在《尚书》之内，都属于先秦《书经》。鲁襄公在位的年代是公元前572-542年，郭店简《缁衣》成书于子思及其弟子时代（约公元前438-402年），清华简成书的下限在公元前305±30年，可知至少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晚期，《逸周书》一直保存于《尚书》之内，两者是一本书，而不是两本书。

《左传》文公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杜豫注曰：“《周志》，周书也。”[47]《四库总目提要》卷五十说：“然《左传》引《周志》“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逸周书》）中。”杜预及四库馆臣皆注意到《左传》文公二年引《周志》见于《逸周书·大匡》，因此《逸周书》与《尚书》一体并存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确定为春秋文公时期（约公元前626-609年）至战国中晚期。从春秋文公时期至战国中期，《逸周书》与《尚书》一体并存，且清华简未经后儒改编，清华简《耆夜》作为《逸周书》的佚篇，其成书的下限应在春秋时期文公之前。

关于清华简《耆夜》成书的上限，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大室”一词在殷墟卜辞中已经出现，但西周早、中期金文多称“大室”，很少见“文大室”，《伊簋》：“王各穆大室。”（《集成》8.4287）[48]穆大室即穆王太庙，“文大室”是指文王大庙，文大室与穆大室称法非常接近，而《伊簋》的时代是西周晚期，由文大室可知清华简《耆夜》产生的时代不会太早。《礼记大传》说灭商后，武王追封太王、文王，在武王伐耆国在灭商之前，当时并没有“文王”这一谥号。《呂氏春秋·古乐》说：“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於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吕氏春秋》明确记载武王灭纣后，把俘虏献于“京太室”，而不是“文太室”，由“文太室”可证清华简《耆夜》是出于后人的追述。

清华简《耆夜》文句古朴典雅，但与《尚书》诘屈聱牙的风格尚有距离，《尚书·酒诰》说“湎于酒”，“祀兹酒”，《尚书》多单称“酒”，而《耆夜》称美酒为“旨酒”，用合成词“饮酒”，而“饮酒”一词不见于《尚书》。《尚书》用“今”，清华简《耆夜》用“今夫”，《尚书》中《大禹谟》、《咸有一德》、《蔡仲之命》用“和”，《尚书·禹贡》用“同”，《尚书》未见“和同”联用，清华简《耆夜》说“庶民和同”，“和同”联用。《尚书》多单音词，清华简《耆夜》多复音词，从汉语单音词发展至双音词的规律看，清华简《耆夜》成书年代当晚于《尚书》。

陈致先生认为金文在西周中期以后，才普遍出现了四言韵语，清华简《乐诗》用韵比较成熟，诗句比较规范，应是西周晚期或以后的作品[49]。但金文只是当时社会文献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其实西周四言韵语的出现是非常早的，《孔子家语·冠颂》记载成王加冠辞：“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服）衮职，钦若昊命，六合是式。率尔祖考，永永无极。此周公之制也。”《仪礼·士冠礼》记录了古代贵族男子二十岁加冠的祝辞，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说苑·修文》作：“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尔幼志，慎尔成德。”《仪礼·士冠礼》、《说苑·修文》与《孔子家语·冠颂》始加祝辞内容接近，用语稍有不同，证明《孔子家语·冠颂》等书所记冠辞的可信性，而《孔子家语·冠颂》明确说成王冠辞出于周公，可知其时代当在周初。

《仪礼·士冠礼》再加冠辞曰：“吉日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冠辞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俱）在，以成厥德。黄耈无疆，受天之庆。”这些皆为四言韵语。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康王)三年，定乐歌。”以上诸例说明在康王之前，已有四言韵语文体的存在。

由于四言韵语长期在祝史中间流传，成为程式化的套语，反而不易确定清华简《耆夜》年代，但陈先生启发我们，语言虽不断变化，但在较长时间段内普通词汇的实用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金文有明确的时间断代，我们将清华简《耆夜》普通词汇与西周、春秋金文对比，则会大致确定清华简《耆夜》的成书年代。

我们将对比的结果分为三个时期，见于战国时期金文的，如“和同”见于《𧊒壶》，“康乐”见于《令狐君嗣子壶》，我们又查阅传世文献，“和同”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为春秋时期语，“康乐”为《墨子·明鬼》引用《武观》语[50]，其出现时代自然更早，因此不能把和同、康乐出现的战国时期，作为清华简《耆夜》成书的下限。

清华简《耆夜》见于西周早期金文只有4次，分别是饮至、征伐、无疆、大室，而见于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时期金文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20多次[51]。我们还发现一些和清华简《耆夜》类似的金文词语，如万年无疆[52]，多见于西周中晚期、春秋时期，很少有早于西周中期的，可知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同时结合上面所论《耆夜》成书的时间下限，我们认为，清华简《耆夜》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清华简《耆夜》：“郘上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西周时期管理酒政的官员有萍氏、司虣和酒正，皆不称司正，清华简《耆夜》记载姜尚为司正，负责监酒，酒监见于《诗经·宾之初筵》“既立之监，或佐之史”，而《宾之初筵》为卫武公（约公元前853-758年）时期的诗歌，也可作为我们上述论证的旁证。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卒后，成王说：“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在周公致政成王之前，成王受管叔、蔡叔流言影响，对周公心存疑忌，而对周公尊崇的思潮当起于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之后，清华简《耆夜》以周公为中心，盛赞周公之德，《耆夜》的撰作很可能是周公去世后尊崇周公思潮的反映。

综上所述，“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但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武王八年戡黎”作为孤证，不能遽然为学界所采信。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据此推定周公是《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它的性质和《逸周书》最为近似，由《左传》襄公时期已将《逸周书》与《尚书》并称，结合清华简《耆夜》与西周、春秋金文对比，可知清华简《耆夜》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