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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桃:釋邾公乇鐘銘文中的“穆”字
在 2011/5/13 16:26:38 发布

釋邾公鐘銘文中的“穆”字

(首發)

 

李春桃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邾公[1]鐘舊藏於潘祖蔭處,後輾轉歸端方所有,現藏上海博物館。鐘上有銘文,現著錄於《殷周金文集成》102號,[2]銘文分6行,共36字,鑄於鉦部和鼓部。我們先按照通行的意見把釋文寫在下面(釋文按寬式),然後再討論相關問題:

 

陸終之孫邾公作氒

龢鐘。用敬

卹盟祀,祈年

眉壽,用樂我

嘉賓及我

正卿,揚君靈君以萬年。

 

銘文舊釋為“揚”的那個字原篆作:

以前討論到邾公鐘的學者多把這個字釋作“揚”,[3]似無異議。但是若仔細分析,這個字的釋讀還值得進一步討論。

舊釋為“揚”的主要依據是《說文》中“揚”的古文從攴作“敭”。右部從攴應無疑問,可是該形左面卻與古文字中的“昜”有很大的差異。我們可以把古文字中的“揚”、“昜”附列於下:

揚:(《金文編》678780頁)[4]

昜:(《金文編》666頁)

揚:《戰國文字編》794[5]

昜: 《戰國文字編》641[6]

觀察上錄“昜”及“揚”的寫法,我們可以發現,上錄第二、三、四行中的“昜”(旁)的下部都作類似“勿”的形體,而邾公鐘銘文中的形,左面下部為三橫一豎,並且豎畫完全貫穿三個橫畫,寫成類似“丰”形,兩者不同。上錄第一行中的形比較特別,有的學者可能懷疑左部是左面演變而來,但是兩者區別亦很明顯,而且後者中的“玉”作為意符,不能輕易寫成類似“丰”的形體,就算假設前者是後者的訛形,也不能成立,因為邾公鐘銘文整體風格嚴謹整飭,並不草率,不能把看成是訛體。範圍再擴大一點說,古文字中的“昜”旁多見,正常寫法中似沒有寫成與左部相同的。[7]那麼,以前把該形左部看作“昜”旁是不可取的。

再說形的右部,雖然《說文》中以“敭”為“揚”字古文,但是,先秦古文字“揚”字出現頻率很高,而其從來沒有從攴作的,[8]它們都與上錄第三行中的形體相同,右部從丮。所以,邾公鐘銘文中字從攴也不能作為將其釋作“揚”的證據。再說,從文意上講,讀成“揚”也有問題,這方面我們放在後文來講。由上所論,以往把該形隸定成“”讀作“揚”是不成立的。

我們認為該形的左部是“穆”字的省體,右部是攴,可隸定作“”(下文在提及該形時就用“”來表示),“”就是“穆”字的異體。“穆”字在齊系、楚系、三晉文字中作:

邾公華鐘叔夷鎛)(《齊文字編》197頁)[9]

    (曾侯乙鐘)(王孫誥鐘)(《金文編》500頁)

平肩空首布)(《三晉文字編》443頁)

 

對比可知,上面“穆”字左部與”形左面相同,都是上面寫成“日”,下面寫成類似“丰”的形體。關於是“穆”字異體,我們從傳抄古文、傳世字書以及傳世典籍中都能找到證據。先說傳抄古文中的情況,《古文四聲韻》卷五入聲“屋韻”中“穆”字下收古文作:

又同書同一卷中“睦”字下收古文作:

為同一個字,黃光武先生指出它們是“穆”字異體,[10]王丹先生從之。[11]按,此說可信,“睦”以“穆”為古文屬於通假關係。上古音中“穆”、“睦”都是明母覺部字,兩者讀音相近,可以相通,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旼旼睦睦。”《漢書·司馬相如傳》中“睦”作“穆”,是其證。仔細觀察上錄兩個古文形體,尤其是未被隸定的形,與”作如出一轍,兩者無疑是同一個形體,既然形是“穆”字,那麼也應該是“穆”字。傳抄古文與戰國文字本是“一家之屬”,可見相合不是偶然,兩者可能具有淵源關係。這裡需要交代清楚,因為漢代以後的“穆”字中“”形下部沒有寫成類似“丰”的形體,所以形應出現在秦漢以前,是先秦時期古文字,可見古文來源有據。這是我們把釋成“穆”的重要證據。

”也見於傳世字書。《玉篇·禾部》:“穆,古文作。”和“祗是對“攴”旁的隸定方式不同,兩者是同一個字;《集韻·屋韻》:“穆,古作。”《龍龕手鏡·文部》也收有“”字,作為“穆”的異體。針對傳世字書中以“”為“穆”的古文,徐在國先生認為這些“”所從的“攴”旁都是“禾”旁的訛變。[12]按,徐先生的處理很謹慎,但是“禾”旁和“攴”旁無論是古文字時期還是隸楷階段都不十分相似,訛誤的可能性較小,“穆”字作“”當有更古的來源。現今釋出邾公鐘銘文中的”字,正好可以和這些字書中的“”相印證。

除字書之外,敦煌文獻中的“穆”或寫成“”。敦煌殘卷古文《尚書》中“穆”字寫作“”,下面並注:“古穆字,古文作。”[13]可見,把“穆”寫作“”是有依據的,並不是字書傳寫訛誤造成,這都暗示“”形有更早的來源。另外,傳世文獻中有一條線索似亦能證明我們關於字的釋讀,《漢書·王子侯表上》:“臨樂敦侯光。”顏師古注:“敦……,又作敫,古穆字。”[14]按,“敫”字聲紐為見母,韻部或歸宵部、或歸藥部,[15]“穆”為明母覺部字,兩者讀音不近,所以,《王子侯表上》中“敫”與“穆”不屬於通假關係。那麼顏師古又怎麼會認為“敫”是“穆”的古文呢?王念孫曾指出“穆”字異體作“”,“敫”可能是“”的誤字,這兩個字形體極其相似,訛混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字不常見,很容易被誤寫成“敫”。[16]我們認為王說是正確的,這是傳世文獻中能夠說明“形是“穆”字的證據。

上文我們把”釋成了“穆”字,這一釋讀還要面對兩個文字學上的問題,第一,古文字中“穆”字多從禾作,為什麽會從攴呢?第二,古文字中“穆”象禾穗垂頭形,是個表意字,其左部形體似不能輕易割裂出來。這兩個問題是有關聯的,我們先解釋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也就清楚了。

裘錫圭先生曾指出,古文字在發展過程中有“記號化”趨勢。[17]早期象形文字中的表意部件,到後期往往表意功能逐漸弱化,在使用者的意識中它們祗是記號而已。邾公鐘的時代在春秋時期,從時間上講,據甲骨文及西周早期金文已有一段距離,其“符號化”趨勢已很明顯,這從“穆”字在古文字中的寫法就可看出。甲骨文以及西周早期金文中的“穆”字,“禾”旁和所謂的“日”形是連接在一起的,多作形。春秋時期邾公華鐘銘文中“穆”作,其中的“禾”與所謂的“日”已經分解成兩個部件,完全失去了表意功能,這很容易使人們把該形理解成從禾聲。而且,《說文》中有關資料也值得注意。《說文》謂“穆”從聲,並收有單獨的“”字,單獨的“”字古文字中未見,但從許慎的處理可以看出,至少在他眼中,“”是一個獨立的字,並可作為偏旁出現,所以,”從就不奇怪了。

按照傳統的六書說分析,“可分析成從攴,穆省聲,”應是“穆”字的異體。當然,考慮到“攴”的表意功能,”也可能是與“穆”讀音相近的字。典籍中“翏”聲字和“穆”多能相通,[18]且古文字中有“”字,叔夷銘文(《集成》2852)“龢三軍徒。”其中的“”字,于省吾先生引孫星衍的觀點讀為“穆”,[19]可從。“”也見于古璽印文中,[20]用為姓氏,何琳儀先生以為是“摎”字異體,古有“摎”氏。[21]按,“”在璽文中也可能讀為“穆”,“穆”也是一個古老的姓氏。所以,邾公鐘銘文中的”也可能與“”是異體關係,兩者都可讀成“穆”。總之,”能代表“穆”這個詞是毫無疑問的。

從文意上說,以前把”釋為“揚”,郭沫若、馬承源、陳佩芬等先生作一句讀,[22]原鐘銘詞例為“揚君靈君以萬年,可是這句話很難講通,所以郭沫若認為後一個“君”字應該讀為“聞”。即使這樣,文意亦難索解,況且從用字習慣來說,“君”讀為“聞”也是不可信的。吳闓生、于省吾、張亞初等先生在“靈”字後讀斷,整句話為“揚君靈君以萬年。 [23]按,這樣處理也不合理,後半句“君以萬年”,指先君萬年,可是金文中類似的用法多指做器者萬年,如鐘銘(《集成》260) “其萬年”鐘銘(《集成》246 ) “其萬年”,史頌鼎銘(《集成》2788 “頌其萬年無疆”,皆是其例,而邾公鐘銘“君以萬年”顯然與此不合。再說鐘銘前半句“揚君靈”的解釋,于省吾先生在“靈”後注“善也”,這樣“揚君靈”與金文中常見的“揚君休”就對應上了。但是我們知道,青銅器的用途可以分為答謝、祭祀等多種,金文中“揚君休”多見於答謝銘文,而邾公鐘顯然是為祭祀而製作,況且製作者是“邾國”的君主,其不需要答謝他人。所以,以前釋”為“揚”從文意上也說不過去。

現在我們已經指出,“揚”是“穆”的誤釋,我們認為銘文中這段話應作如下讀斷:“用樂我嘉賓及我正卿、穆君、靈君,以萬年“穆君”、“靈君”可能是邾公對已故先人的稱呼,“穆”和“靈”作為諡號在先秦時期常見,至於對死者稱君,侯馬盟書中多見。“穆君、“靈君在銘文中都作“樂”的賓語,金文中有樂先祖之說,如郘鐘銘(《集成》225237):“我以享孝,樂我先祖。”又鐘銘文(《集成》246 )“用昭格、喜侃樂前文人。”這些都可與邾公鐘銘相呼應。[24]另外,我們這樣讀斷之後,銘文中最後一句“以萬年”是對做器者“邾公”而言,“其”、“以”用法可互換,[25]所以“邾公……以萬年”與上段所引其萬年”其萬年頌其萬年無疆的用法相同。可見,從文意上講,把”釋成“穆”後,以前釋“揚”的種種障礙就不存在了。

邾公鐘被定為春秋時期的器物,但是據文獻中記載,這一時期見於文獻的邾君之諡沒有“穆”和“靈”。另外,戰國時期邾國有一個“穆公”,其時代與孟子相當,他是邾國後期很有作為的一個君主,《孟子》等書對其事蹟有記載。既然後世邾公有以“穆”為諡者,按照一般常理,邾國國君就不大可能再有以此字為諡號的了,所以邾公鐘有可能不是邾國之物。

根據典籍記載,邾曾分三國,分別是邾、小邾和濫地之邾,[26]有關“濫地之邾”文獻記載較少,我們不好與銘文相比附,小邾國倒是有一位穆公,《左傳》對其相關的記載分別見於襄公七年、昭公三年、十七年。那麼,他的即位時間應早於公元前566年(魯襄公七年),而去國時間晚於公元前525年(魯昭公十七年),所處時代正屬於春秋中后期。小邾國穆公的前兩世和後一世君主都不見於文獻記載,難以考證。如果邾公鐘屬於小邾國,那麼根據銘文的順序,小邾穆公後面應該是靈公。而“”有可能是其後的小邾惠公或者更晚的國君,[27]由於相關記載較少,還不好判斷。

以上討論了”字的讀法,並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推測,需要說明的是,銘文最後一句較為奇怪,再加上傳世文獻中關於邾及小邾的記載較少,所以事實究竟如何,還需要更多的新資料來補充論證。但是從形體上說,我們認為就目前的資料分析,把”釋成“穆”要比看作“揚”更合理一些。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吳振武、馮勝君、吳良寶等老師給予筆者很大幫助,使本文避免了一些錯誤,另外,程少軒、湯志彪、孫剛等先生或提出修改意見或惠贈資料,此處一併感謝。

20109月初稿

201012月改定

 

 



[1] 其中的邾公名字一直存在釋“”和釋“”兩種觀點,本文暫取前說。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後文均簡稱《集成》。

[3] 據筆者所查閱到的資料,以前涉及到該形的著錄類、字典類、字編類、檢索類著作,多直接把該形釋成“揚”字,其中僅羅福頤《三代吉金文存釋文》(卷一,香港問學社,1983年)將其嚴式隸定為“”,下面沒作任何說明,這是因為該書對所有釋文都僅作嚴格隸定,並不括注所讀之字,所以不難推想,該書這樣處理不會有什麽特別用意。

[4] 容庚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

[5]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6] 我們仔細比對了古文字中其它以“昜”為聲符的字,都與左部不同,囿於篇幅,此不多举。

[7] 洪颺先生認為形中左下部的“丰”形是“丯”旁,“丯”在“揚”字中作為聲符。按此說可商,首先從形體上看,左下部所從是三個橫畫,“丯”正常寫法從三個撇畫,兩者不同,不能認為該形所從為“丯”旁。其次,從音理上講,“丯”是月部字,“揚”是陽部字,二者韻部遠隔,讀音並不相近。洪颺先生是先論證了魚部字與月部字讀音相近,因而認為陽部(與魚部為對轉關係)字與月部字讀音亦近。其實就算個別的魚部字與月部字讀音相近,也不能說明陽、月二部讀音相近,所以認為“揚”從丯聲於音理亦難通。由此我們暫不取該說。洪先生觀點參洪颺:《從簋銘文“公休”的釋讀談古文字資料中魚部字和月部的相通》,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八次年會散發論文,2010年。

[8] 按,《戰國古文字典》(662頁)“敭”字下所收陶文形體屬於誤摹,原陶文形體右部從戈,湯志彪先生《三晉文字編》(735頁)已經正確地把該形收在“”字下;又徐在國《<戰國古文字典>所錄陶文研究》一文也指出該形是誤摹。《戰國古文字典》(662頁)又收有見於包山120號簡的“”字,其實這個字下部所從亦非“敭”旁,李學勤先生已經指出該形下部所從為“尋”字,此說即是。以上觀點分別參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指導教師:馮勝君教授;李學勤:《續釋“尋”字》,《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6期;徐在國:《<戰國古文字典>所錄陶文研究》,《中國文字學報》第三輯,商務印書館,2010年。另外,或認為柳鼎銘文(《集成》2805)中的“揚”字右部是“攴”旁,其實非是,因為該銘中的“牧”字從攴,“攴”旁的寫法與“揚”字右部迥異。仔細觀察,柳鼎中的“揚”字右部所從乃“丮”旁之訛。

[9] 孫剛:《齊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10] 黃光武:《釋穆——兼談昭穆的禮樂含義》,《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輯,198頁,中華書局,2002年。

[11] 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60頁,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指導教師:趙平安教授。

[12]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155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

[13]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127冊,427頁,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1986年;又吳福熙:《敦煌殘卷古文尚書校注》,60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2年。徐在國先生亦注意到了敦煌文獻中的“”字,但是他把該形中的“攴”旁也看成是“禾”旁的訛體,與我們的理解不同,看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155頁。

[14] 班固:《漢書》,第2冊,463頁,中華書局,1962年。

[15] 陳复華、何九盈:《古韻通曉》,7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16] 王念孫:《讀書雜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3194页,2000年。

[17]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1335頁,商務印書館,2005年。

[18]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750頁,“穆”與“繆”條。

[19] 于省吾:《于省吾著作集·雙劍誃吉金文選》,89頁,中華書局,2009年。楊樹達先生讀為“睦”,訓為“和”(《積微居金文說》34頁,中華書局,2004年)。按,表示“和”這個義項時,“穆”、“睦”可通,所以兩說無本質區別。

[20] 見于《古璽彙編》3214號,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302頁,文物出版社,1998年。

[21]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238239頁,中華書局,1998年。

[22]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192頁,科學出版社,1957年;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名文選》,第四卷,526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東周篇》24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3] 吳闓生:《吉金文錄》卷二·七,1933年,南宮邢氏刻本,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書;于省吾:《于省吾著作集·雙劍誃吉金文選》,104頁,中華書局,2009年;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釋文3頁,中華書局,2001年。

[24] 還有一種可能,從“穆君”、“靈君”與“嘉賓”、“正卿”並列來看,他們的身份或許也相當,再考慮到對其稱呼為“穆”、“靈”來看,他們也可能指當時參與盟祀的人員。邾公鐘銘“用敬卹盟祀”,不知是否與此有關。

[25]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397398頁,中華書局,1982年。

[26] 關於“邾分三國”相關史實,可參看王獻唐:《春秋邾分三國考·三邾疆邑圖考》,齊魯書社,1982年。

[27] 關於小邾國世系看棗莊市山亭區政協編:《小邾國文化》第一編,38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1年5月13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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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评论
  • 水墨翰林 在 2011/5/23 12:44:16 评价道:第1楼

    “穆”字中豎筆所貫之三劃往往傾斜,極少作水平狀,這是一個區別性特徵。

  • 佑仁 在 2011/5/23 13:50:41 评价道:第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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