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犯编钟音列组合新说

方建军

天津音乐学院

春秋早期晋国子犯编钟，于20世纪90年代传出山西闻喜，之后便流散海外，现分别收存于台北的公、私藏家，其中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十二件，藏于陈鸿荣先生处四件。这十六件编钟分为甲、乙两组，每组八件。两组编钟均有铭文，内容相同，且都是八件合为全铭。铭文记述子犯辅佐晋公子重耳返晋复国，以及晋、楚城濮之战等史事。

张光远先生最先发表了子犯编钟的有关资料，并对编钟的铭文和编次予以研究^[1]。随后裘锡圭、李学勤、黄锡全等先生参与讨论，对编钟的编次提出不同看法^[2]。张先生根据编钟尺寸的大小来排出其编次，而裘、李等先生则根据编钟铭文内容的接续关系来推定其编次。实际上，各家争论的焦点是第二和第三件编钟的排序。

2000年，张光远先生对子犯编钟乙组进行测音，并按编钟发音的高低关系，最终确定了第二和第三件编钟的编次，从而证明裘、李等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3]。编次既已明确，争论从此结束，而子犯编钟的组合也迄未见有异说。近来我因关注周代编钟的音列问题，对子犯编钟的测音资料重新检视分析，结果发现，虽然乙组八件编钟铭文相接，但却并不属于一组。今将有关想法写出，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

子犯编钟的形制为甬钟，正鼓部饰顾夔纹，篆间饰S形双兽首纹，舞饰窃曲纹。这样的形制和纹饰，以及八件成编的组合形式，都为中原地区出土西周晚期编钟所习见。进入两周之际和春秋早期，这类形制与组合的编钟，在秦、晋、芮等国续有所见，如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所出秦公编钟^[4]、陕西宝鸡太公庙所出秦武公编钟^[5]、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晋国戎生编钟^[6]，以及陕西韩城梁带村M27所出芮国编钟^[7]，均保持着西周晚期编钟的传统。

需要注意的是，西周晚期编钟的右侧鼓部，通常都有小鸟纹之类的装饰，作为此处可发第二基音的标志。但是，子犯编钟的右侧鼓却都是光素无饰，这是与西周晚期编钟的一个明显差别。有意思的是，子犯编钟右侧鼓无饰的特点，却与陕西韩城梁带村M27所出芮国编钟相同。芮国编钟与子犯编钟都是八件一组，除右侧鼓无纹饰外，其余形制和纹饰与西周晚期编钟别无二致。由此可见，子犯编钟既承袭着中原地区西周晚期编钟的传统，与西周晚期编钟同属周文化体系，同时又昭示出春秋早期编钟右侧鼓无饰的新风尚。

据张光远先生云，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二件子犯编钟，最初曾被视为同属一套。这种情况，大概即与子犯编钟在形制、纹饰方面的大同小异有关。因此，如果这十二件编钟没有铭文，仅从它的形制和纹饰观察，其固有组合恐怕是不好确定的。

前面说过，子犯编钟第二和第三件钟，由于铭文衔接问题，曾经在编次上产生过争议。其实，作为乐器，编钟在音高布局和音列结构方面是有一定规律的。因此，用测音手段来确定编钟的编次与组合，是除形制、纹饰和铭文之外更为内在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子犯编钟甲组八件，钟体多有锈蚀，且第二件钟的钟体略有塌陷变形与破裂，故这组编钟未能进行音响测试。乙组八件钟保存较好，适于做测音研究。测音时，用调音器与钢琴发音加以比照，以此确定各钟的正鼓音和侧鼓音音高。其中后四件钟发音较好，但前四件钟“所发钟声沈哑，失去铿铛原音”^[8]。这里要探讨的，便是子犯编钟乙组的测音结果。

从已公布的测音数据看，仅有相对音高，而缺少具体的音高组别，以及各音的频率和音分值。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各钟的相对音高关系，来分析排比乙组编钟的音列与组合。兹依子犯编钟乙组八件的编次，将测音结果列示于下（按破折号左为正鼓音，右为侧鼓音）：

乙组第一件：D——#F

乙组第二件：#F­­——A

乙组第三件：#G——#A

乙组第四件：#C——F

乙组第五件：B——#D

乙组第六件：F——#G

乙组第七件：C——#D

乙组第八件：F——#G

如前所说，既然子犯编钟的形制、纹饰和组合件数，都与西周晚期乃至春秋早期的秦、晋、芮等国编钟基本相同，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利用这时期同类编钟的测音结果，来比较和分析子犯编钟的音列与组合。

大家知道，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八件组合编钟的正鼓音音列，都是一种三声羽调模式，即：

羽—宫—角—羽—角—羽—角—羽

如果以正鼓音和侧鼓音连奏，则可形成四声羽调音列结构，即：

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

实质上，只需将子犯编钟的正鼓音提取出来，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八件组合编钟的正鼓音加以比较，即可判断子犯编钟的音列与组合。因此，这里姑且不计乙组钟的侧鼓音，仅就其正鼓音来加以分析。

从测音结果看，乙组第五至第八钟可以构成角—羽—角—羽模式，其中第五钟发音偏低一律（小二度），其音高与阶名的对应关系是：

B    F   C   F

↓角  羽  角  羽

这四件钟的音列结构，与西周晚期八件组合编钟的后四件完全一致，属于八件一组编钟的后四件应是没有问题的。简言之，这四件钟当属一组编钟所有。

河南三门峡虢仲墓出土西周晚期钮钟八件，正鼓音也是四声羽调模式，子犯编钟乙组后四件的正鼓音音列与之相同，它们的宫音高度也一样，即都是以#G为宫^[9]。

与子犯编钟后四件正鼓音音列相同、宫音位置相近的，还有西周晚期的虢叔旅钟^[10]和陕西宝鸡太公庙所出秦武公编钟^[11]，这两组编钟的宫音都在A的位置，比子犯编钟的宫音#G高一律。

现在的问题是，子犯编钟前四件的发音，与后四件并不属于同一个宫调系统。按后四件钟的宫音高度#G，前四件钟的正鼓音应该是这样：

F   #G  C   F

羽  宫  角  羽

但是，子犯编钟前四件的发音却是这样：

D  #F  #G  #C

闰  商  角  羽

其宫音位置在E，而不是#G，二者竟相差一个大三度。由此可见，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构成以#G为宫的羽—宫—角—羽模式。仅此一项，即可说明它们与后四件钟不是一组。

不过，前四件钟的后两件，其发音是一个纯四度，当为角、羽二音，符合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八件组合编钟第三和第四件的音列结构。这种情况应非偶然，说明前四件钟的后两件在发音上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它对于判断乙组编钟的组合是一个关键。

从宫音高度看，子犯编钟乙组的前四件无疑属于另外一组。按照八件组合编钟音列结构的规律，前四件钟的正鼓音应为：

#C  E  #G  #C

羽  宫  角  羽

可是，现在首、次二钟的正鼓音却分别是D和#F，比羽、宫二音应有的音高分别高出一个小二度和一个大二度。考虑到编钟保存状况欠佳，影响到发音的准确性，或可勉强将首、次二钟与第三和第四钟视为一组。这样，乙组第一至第四钟当属另外一组编钟的前四件，其完整组合自然也是八件。

从尺寸和重量看，子犯编钟甲、乙两组的后四件十分接近，有些甚至完全相同。如第六钟重量相同，第七钟通高、重量皆同，第八钟通高、重量相差甚微（表1）。由此推想，甲、乙两组钟的后四件，音高很可能相近，甚或是相同的。

表1

但是，这两组编钟的前四件，在尺寸和重量上都有相当差异。甲组前四件因未能测音，无法做出估计；而乙组的前四件，按其宫音高度，不可能与甲组前四件调换。

综合上述，子犯编钟乙组八件并非一组，其中前四件应属甲、乙两组之外的另一组编钟，其完整组合应为八件，但尚缺后四件；乙组后四件当属一组编钟所有，但缺少前四件。

据编钟铭文，子犯曾得到周王赏赐，并由诸侯进献上等好铜，于是“用为和钟九堵”。“九堵”应即九组编钟。看来，子犯铸造的编钟并不限于目前所见的十六件，所谓“和钟九堵”，很可能是一个实数，而非虚夸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