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城九里墩墓年代与国别考

（首发）

张志鹏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舒城九女墩墓不是蔡墓，不是钟离墓，也不是吴墓，更不是群舒之君的墓葬，而是楚国贵族墓葬。墓葬中的青铜器来自蔡、钟离、楚三国，分属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下葬年代为前445年之后的战国早期。

关键词：舒城九女墩墓；年代；国别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于1980年发现，出土器物十分丰富，但因早期两次被盗，再加上出土的青铜戟和铜鼓座铭文残损，造成对该墓研究的极大困难。发掘报告认为“墓主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君主”，属春秋末期。^[1]杨德标先生通过将九里墩墓与多座蔡墓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九里墩墓是春秋末期的蔡侯墓，并以此为基础联系墓中出土的蔡侯戟，进一步判定墓主是蔡成侯朔。^[2]而徐少华先生通过详细分析墓中残存青铜器的年代，指出该墓“下葬时间可能在前500年左右”，并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墓主为群舒之君的看法提出质疑，指出墓主可能为吴国高级贵族。^[3]然而这些观点都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不能令人信服。随着学者对该墓出土铜器铭文释读的深入以及相关考古、金文资料的发现和史实认识的深化，现在已经可以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可信的判断。

在九里墩墓里残存的青铜器中，有两件有铭铜器值得注意。一件有铭铜戟，铭文为：“蔡侯□之用戟。”由于器物断裂，铭文中第三字的释读，学者意见不一。后来李治益先生目验原器释为“朔”^[4]，已成定论。蔡侯朔即蔡成侯朔，前490年至前472年在位，据此可以断定该墓下葬年代不会早于前490年。

与蔡侯朔戟同出的有铭铜鼓座，“由于字迹浮浅，锈蚀严重，大部分模糊不清，缺笔太多，全铭难以通读”。 ^[5]先后有殷涤非^[6]、曹锦炎^[7]、何琳仪^[8]诸位先生对该铭进行释读，今参考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将铭文隶定如下：

唯正月初吉庚午，余敖厥于之玄孙童鹿公，择其吉金，玄镠纯吕，自作□鼓。命从若敳，远淑闻于王东吴谷，迎[于]徐人、陈[人]，去蔡于寺，其神其臭，……以攴野于陈□□山之下，余持可参□□，其□鼔茯茯，乃于之雩，永祀是抈，俳公获飞龙曰夜白，……余以共旈示□嫡庶子，余以会同姓九礼，以飤大夫、朋友，余以□□□于东土，至于淮之上。世万子孙永保。

铜鼓座铭文中的“童鹿”二字，过去一直不明所指，现在由于学者对铜鼓座铭文的重新释读和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凤阳卞庄一号墓的发掘已经可以得到解决。

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发掘的安徽蚌埠市淮上区双墩一号墓，随葬器物十分丰富，其中有同铭镈钟九件，铭文为：“唯王正月初吉丁亥，童麗君柏作其行钟。童麗之金。”同铭簠两件，铭文为：“唯正月初吉丁亥，童麗君柏择其吉金作其飤곉。”有铭戟一件，铭文为：“童鹿公柏之用戟。”^[9]

2007年5月发掘的安徽凤阳卞庄一号墓出土同铭镈钟五件，铭文为：“惟王正月初吉丁亥，余敖厥于之孙、童麗君柏之季子康，择其吉金，自作和钟之皝，穆穆和和，柏之季康是良，以从我师行，以乐我父兄，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是尚。”^[10]

结合安徽凤阳有钟离国古城遗址及出土的汉代“钟离丞印”封泥，可以肯定童麗（鹿）即钟离。钟离国为嬴姓，以国为氏称钟离氏，有别于子姓钟离氏。^[11]其旧居在今山东枣庄峄城，后迁于州来之西，再迁至今安徽凤阳、蚌埠市一带，后成为吴的属国，最终在前447年至前445年之间灭于楚，其地入楚，置钟离县。^[12]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和凤阳卞庄一号墓出土有铭钟离诸器无疑均应为位于今安徽凤阳、蚌埠市一带的钟离国所有。从钟离诸器显示的钟离国世系（……→敖厥于→柏（子）→康（孙）→□（曾孙）→（玄孙）……）来看，童鹿公铜鼓座也为位于今安徽凤阳、蚌埠市一带的钟离国所有。童鹿公约在前500年左右即位^[13]，结合钟离国灭亡时间来看，钟离国之亡应在童鹿公的继任者在位时期。另外，从铭文内容分析，童鹿公铜鼓座不应为助葬之物。因此，童鹿公铜鼓座应为楚灭钟离的战利品。

墓中出土的蔡侯朔铜戟应与同出的钟离公铜鼓座一样，为战争掠夺品。这一看法也可以由同墓所出的部分铜器得到说明。杨德标先生通过将九里墩墓与多座蔡侯墓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两者所出部分铜器相似甚至相同。^[14]这应该是由于九女墩墓中的这部分器物与蔡侯朔戟一样,本来就是蔡器,是楚灭蔡后从蔡国掠夺而来。

这样来看，九女墩墓的下葬年代应为前445年之后的战国早期。这与根据蔡侯朔戟铭文断定该墓的下葬年代不会早于前490年是一致的，也与墓中残存的部分青铜器物（如：四件戈、一件殳）呈现战国早期的特征相符。

从前447年到前445年，蔡、钟离、杞三国相继灭于楚，九女墩墓中又同出蔡、钟离二国器物，并且墓葬所在的地域在前473年吴亡之后一直被楚国占据，因此墓主应该为灭亡三国的楚国统军将领。徐少华先生曾指出墓中“残存的鼎、簠、敦等部分青铜礼器，不管是器物组合，还是形制、纹饰，都具有比较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和时代特征，说明该墓主人与楚国和楚文化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至受到楚文化的较多影响和浸染。”^[15]现在这种现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墓主为楚国贵族，随葬铜器中自然会有部分楚器。这部分青铜礼器“具有比较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和时代特征”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墓中出土蔡成侯朔戟、童鹿公鼓座，但九里墩墓不可能为两人中任何一人的墓葬。前493年，蔡迁州来，即今安徽凤台、寿县一带。今安徽舒城距前493年之后的蔡都古州来甚远，并且此地在前490年之前已经被吴国占据，前473年吴亡后属楚。因此，蔡成侯朔死后不可能远葬他国。另外，九里墩墓主头向东，与蔡墓墓主头向北相异。对此，徐少华先生已经提及。^[16]

同样的道理，从所处地域以及下葬时间来看，舒城九里墩墓也不可能为位于今安徽凤阳、蚌埠市一带的钟离国君主童鹿公的墓葬。此外，从墓葬形制来看，九里墩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蚌埠双墩一号、凤阳卞庄一号两座钟离国墓为圆形土坑竖穴墓，两者显然相异，不可能为同一国的墓葬。

徐少华先生认为墓主可能为吴国高级贵族，这是对钟离国有关史实认识有误所致。位于今安徽凤阳、蚌埠市一带的钟离国早在鲁成公七年（前584年）之前已经是吴的属国，直到前473年吴亡。^[17]因此，不存在前490年之后吴攻伐钟离国的可能，钟离公铜鼓座也绝无可能是吴国所获战利品。另外，墓中残存的百余件青铜器物中也没有表现出吴文化特征，倘若九里墩墓为吴国高级贵族的墓葬，墓中却没有随葬吴器，这显然是无法解释的。

至于发掘报告认为“墓主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君主”，是由于错误的释读铜鼓座铭文“余敖厥于之玄孙童鹿公”中之“余”字为“舒”所致，可勿论。

我们的结论是，九里墩墓为战国早期楚国贵族墓葬。今安徽舒城大概是墓主的封地，死后遂葬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