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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先生《待兔軒文存·讀史卷》出版
在 2011/6/28 16:16:44 发布
 

李零先生《待兔軒文存·讀史卷》出版

鍾馨

  北京大學李零教授的文集《待兔軒文存·讀史卷》於20115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文集收錄李零教授在歷史學與文獻學方面的論文19篇。全書32開平裝,共363頁,定價48元。

附書影、目錄與序言:

目錄

古書年代學

  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

  考古發現與神話傳說

西周史

  三代考古的歷史斷想——從最近發表的上博楚簡《容成氏》、豳公盨和虞逑諸器想到的

  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

  西周金文中的職官系統

東周史

  中國古代居民組織的兩大類型及其不同來源

  論秦代阡陌制度的復原及其形成綫索

  《商君書》中的土地人口政策與爵制

  楚國族源、世系的文字學證明

  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

  “三閭大夫”考

  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

學術史

  《管子》三十時節與二十四節氣

  齊國兵學甲天下

  《孫子兵法》——古今中外及其它

  釋“中人”

道家與帛書

  說“黃老”

  道家與中國古代的“現代化”

  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整理說明

自序

  我有個夢想的書屋,四面敞亮,一直在心中。真實的辦公室呢,則是學校所賜,暫時借給我,地點在北大老化學樓的三層,挨著女厠所,很小。我刻了塊匾,不好意思挂起來。

  我說,北大有個臨湖軒,我有個臨廁軒。

  “待兔軒”是我的齋號,命室之由見我的小書:《何枝可依》(《待兔軒讀書記》的第一種,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在那本書的自序中,我講了個故事,這裏不再廢話。

  我是個爲興趣而讀書而寫作的人,書是副産品。我從沒想過讀多少書才算合適,也從沒想過寫多少書才算合適。讀書寫書,只是爲了滿足我的好奇心,玩哪兒算哪兒,不是爲了學校,不是爲了教育部,更不是爲了他們的錢。

  三十餘年,彈指一揮間,我居然寫了不少東西。本來就是加速度,緩慢上升,2000年後,突然提速,和生理水平相反(我的記憶正加速流失),回頭一看,嚇一跳。

  以前寫得少,名氣小,出版難,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爲了單位和學術界,爲了領導和老同志,爲了“媳婦熬成婆”,我浪費了太多的時間。

  後來,等我終于“熬成婆”,我覺得非常失落。爲了會議,爲了評審,爲了各種固辭再三不得已的“紅白喜事”,我還是一樣身不由己。我問自己,難道你就這樣下去嗎?

  早晨,到清華散步,站在王國維的紀念碑前,我常常想,陳寅恪說的“自由”到底是什麽意思——“自由”不是白來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

  我請人刻過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勞”。“零”的意思就是“白勞”。

  “白勞”就是代價。

  “白勞”的事兒是經常發生的,學界並不例外。

  當年,我在考古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年齡最輕,地位最低,當過小媳婦兒。我想告訴那些比我年輕的學者,當年的我,“白勞”是命中注定。

1976年底至1978年,考古所編《新出金文分域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基礎工作就兩人,90%的卡片是我做的,10%的卡片是老劉(劉新光)做的,1978年底出版的那個油印本,我倆的名字還排在前面,但書印出來,却排在後面,排在“0%”後面。

  19781981年,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我參加過最初的資料準備,書要一本一本對,拓片要一張一張找,除了室內整理,還要到各大博物館拓銅器,我爲此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名沒有,書沒有,什麽都沒有。老劉說,你爲這書付出那麽多,別人裝糊塗,我知道,留個紀念吧。她把她的《集成》送給了我。

  1981年,我在西高泉挖秦墓,70多座墓,就三人,老盧(盧連成)、陳平和我。1982年,我在灃西挖西周遺址,也是跟他們在一起(還有鄭文蘭)。最後,我和陳平調走,老盧也離開了考古所。我的一切辛苦和勞累也“雨打風吹去”。

  俞偉超先生知道我的經歷。他說,你的時間幷沒白費,所得還是勝于所失。

  真是這樣嗎?破涕爲笑吧。

  我調過兩回工作,早就沒有歸屬感,經歷使然,教訓深刻。我已看穿看透,與其“從一而終”,不如“移情別戀”。我才不死心塌地跟誰幹,特別是有如“修長城”的浩大工程和集體項目。

  摧眉折腰,我不開心;呼奴使婢,也不樂意。最好的選擇,還是自己領導自己。

  我是單槍匹馬慣了,喜歡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四面出擊,其實只有一條槍。

  雜文不談了。學術,涉及三個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獻。“三古”是基礎學科,我重視,我喜歡,但對我來說,這是訓練,不是目的,我更關心的是問題。三代無學科,問題並不屬哪個“古”。更何况,我是現代人,我的立足點還是現代。

  三十多年來,跟著問題跑,一個問題牽出另一個問題,我還涉及過很多行當,至少有五六種。研究《孫子》,涉及軍事史;研究方術,涉及科技史和宗教史;研究簡帛古書,涉及思想史;四出訪古,涉及歷史地理;研究文物,涉及考古和藝術史。雖然,這些行當,沒有一行是我的“本職工作”,但不同領域的學者都還承認我。

  人文學術,所有文科系,我都插過一脚。我甚至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藝術系教過書。

  孫悟空語錄:“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我把這兩句抄下來,挂在墻上。

  他是中國的自由神。

  書不在多。

  一個詩人寫一輩子詩,最後能有一首詩被人記住就不錯了。

  書也是這樣。

  但這需要以勤補拙,需要投入較多的精力。誰都只有一條命,我不比別人聰明。書都是逐漸寫薄的,爲了薄,先要厚,厚積才能薄發。

  我是個按計劃寫作的人,單篇文章是爲了編書,編書是想講出點兒道理。其實,我做的一切,都只是鋪墊,不管是爲自己鋪路,還是爲他人鋪路。

  研究學術,我是從文獻整理入手。最初,我是拿《孫子》練手。這方面的文章已收入《〈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後來,我迷過一段古文字,深陷于拓片而不能自拔,沒有一幫老同志幫忙拔,我還拔不出來。根兒都拔掉了,剩下的只是訓練。

  再後來,跑國外,我是靠方術屠宰時光。最初是寫散稿,然後才彙編成書。《中國方術正考》、《中國方術續考》是這麽寫成的。翻譯高羅佩的《中國古代房內考》,也是配合這一研究。

  研究簡帛,我也有個準備過程。比如寫楚帛書,寫郭店簡,寫上海簡,我花費了不少時間。特別是上海簡,很多精力都白費了,我很後悔。所幸,我還寫了一本《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這書是爲了講課。

  我在學校講經典,也是先講後寫。比如《喪家狗——我讀〈論語〉》、《兵以詐立——我讀〈孫子〉》,還有四本一套的《我們的經典》(已經印出三本),就是從課堂而來。

  歷史地理,我也寫過一些文章,還沒編。

  訪古,有不少日記和照片,也要整理。

  考古和藝術史,我一直在寫。老文章多已收入《入山與出塞》,新文章還沒編;我還寫過一本《鑠古鑄今》。

  這些都是鋪墊,爲了我心中的學術。

  本集所收,是我的學術論文,不是全部,只是上述集子(已編或待編)以外的散稿,側重點是文史方面。我講歷史的文章,差不多都收進去了;文字方面也選了不少(不是全部)。

  十年前,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過我的論文集:《李零自選集》,就是此書的基礎。現在有所删削,有所增補,有所訂正,分爲兩册,一册讀史卷,一册說文卷。

這兩册書,只是過河的石頭。

  語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其實,就是聖賢,也不能不出錯。過去,我說過一句大實話:“天地之間最沒有常識的一件事就是認爲別人沒有常識。”(《花間一壺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216頁)

  我也曾經年輕。年輕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老想不明白,好些年紀一大把、頭銜一大堆的人怎麽也會犯錯誤,而且是最低級的錯誤。他不明白的道理,其實最簡單,再大的學者也是人,是人都會犯錯誤。

  人爲什麽會犯錯誤?這門學問可大了去。研究錯誤是一門大學問,報上說,國外有這門學問,國內則未之聞也。

  錯誤,意必固我,是人都會犯。累,會犯;忙,會犯;年輕,有精力沒經驗,會犯;年老,有經驗沒精力,也會犯,怎麽都會犯。光是生理、心理、氣質、性格上的原因就有一大堆。記憶力差,思維跳躍,推理過度,聯想失控,也是陷阱。

  錯誤是人類認識的一部分,而且肯定是絕大部分。黃金不可能比沙子多。

  我知道,我的書,錯誤一定很多。我不是精密儀器。

  不犯錯誤不是人。機器才不犯錯誤(要犯也是跟著它的主人犯)。

  錯誤分兩種,一種是大錯誤,在總體認識上犯錯誤;一種是小錯誤,在字詞、標點、引文等各種細節上犯錯誤。前者是探索性的錯誤,成亦蕭何,敗亦蕭何,不一定能以對錯論功過,如果它是爲大問題當“靶子”,能以自己的失誤,啓發別人,引起爭論,引起思考,很可能是成功之母、正確他爹。後者,一般叫“硬傷”,錯就是錯,不容商量。這樣低級的錯誤,當然應儘量避免,却最不容易避免。

  這次編書,我只對後者做一點訂正,不做大修改。認識上的糾正,寫在補記中,也只限非說不可、不說就可能誤導讀者的地方。我對別人的錯誤沒興趣,自己的錯誤也不想十步九回頭,不斷找補。無論大錯誤還是小錯誤,都只是當作一種認識過程來反省和檢討。已經成爲歷史的東西就讓它付諸東流吧。

  不過,有件事,我倒有點後悔,即過去發表的論文,脚注不周密、不統一,對讀者查核原文不方便。這部分是因爲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有一過程,部分是因爲我國的學術界原本就沒規矩。刊物,吝惜版面,往往求簡,有人甚至認爲,脚注太繁是爲了騙稿費。關于這方面的認識,我在《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的後記中有詳細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

  這是我的回顧與檢討,是爲序。

20101223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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