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先生《待兔軒文存·讀史卷》出版

鍾馨

　　北京大學李零教授的文集《待兔軒文存·讀史卷》於2011年5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文集收錄李零教授在歷史學與文獻學方面的論文19篇。全書32開平裝，共363頁，定價48元。

附書影、目錄與序言：

目錄

古書年代學

　　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

　　考古發現與神話傳說

西周史

　　三代考古的歷史斷想——從最近發表的上博楚簡《容成氏》、豳公盨和虞逑諸器想到的

　　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

　　西周金文中的職官系統

東周史

　　中國古代居民組織的兩大類型及其不同來源

　　論秦代阡陌制度的復原及其形成綫索

　　《商君書》中的土地人口政策與爵制

　　楚國族源、世系的文字學證明

　　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

　　“三閭大夫”考

　　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

學術史

　　《管子》三十時節與二十四節氣

　　齊國兵學甲天下

　　《孫子兵法》——古今中外及其它

　　釋“中人”

道家與帛書

　　說“黃老”

　　道家與中國古代的“現代化”

　　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整理說明

自序

　　我有個夢想的書屋，四面敞亮，一直在心中。真實的辦公室呢，則是學校所賜，暫時借給我，地點在北大老化學樓的三層，挨著女厠所，很小。我刻了塊匾，不好意思挂起來。

　　我說，北大有個臨湖軒，我有個臨廁軒。

　　“待兔軒”是我的齋號，命室之由見我的小書：《何枝可依》（《待兔軒讀書記》的第一種，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在那本書的自序中，我講了個故事，這裏不再廢話。

　　我是個爲興趣而讀書而寫作的人，書是副産品。我從沒想過讀多少書才算合適，也從沒想過寫多少書才算合適。讀書寫書，只是爲了滿足我的好奇心，玩哪兒算哪兒，不是爲了學校，不是爲了教育部，更不是爲了他們的錢。

　　三十餘年，彈指一揮間，我居然寫了不少東西。本來就是加速度，緩慢上升，2000年後，突然提速，和生理水平相反（我的記憶正加速流失），回頭一看，嚇一跳。

　　以前寫得少，名氣小，出版難，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爲了單位和學術界，爲了領導和老同志，爲了“媳婦熬成婆”，我浪費了太多的時間。

　　後來，等我終于“熬成婆”，我覺得非常失落。爲了會議，爲了評審，爲了各種固辭再三不得已的“紅白喜事”，我還是一樣身不由己。我問自己，難道你就這樣下去嗎？

　　早晨，到清華散步，站在王國維的紀念碑前，我常常想，陳寅恪說的“自由”到底是什麽意思——“自由”不是白來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

　　我請人刻過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勞”。“零”的意思就是“白勞”。

　　“白勞”就是代價。

　　“白勞”的事兒是經常發生的，學界並不例外。

　　當年，我在考古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年齡最輕，地位最低，當過小媳婦兒。我想告訴那些比我年輕的學者，當年的我，“白勞”是命中注定。

1976年底至1978年，考古所編《新出金文分域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基礎工作就兩人，90％的卡片是我做的，10％的卡片是老劉（劉新光）做的，1978年底出版的那個油印本，我倆的名字還排在前面，但書印出來，却排在後面，排在“0％”後面。

　　1978－1981年，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我參加過最初的資料準備，書要一本一本對，拓片要一張一張找，除了室內整理，還要到各大博物館拓銅器，我爲此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名沒有，書沒有，什麽都沒有。老劉說，你爲這書付出那麽多，別人裝糊塗，我知道，留個紀念吧。她把她的《集成》送給了我。

　　1981年，我在西高泉挖秦墓，70多座墓，就三人，老盧（盧連成）、陳平和我。1982年，我在灃西挖西周遺址，也是跟他們在一起（還有鄭文蘭）。最後，我和陳平調走，老盧也離開了考古所。我的一切辛苦和勞累也“雨打風吹去”。

　　俞偉超先生知道我的經歷。他說，你的時間幷沒白費，所得還是勝于所失。

　　真是這樣嗎？破涕爲笑吧。

　　我調過兩回工作，早就沒有歸屬感，經歷使然，教訓深刻。我已看穿看透，與其“從一而終”，不如“移情別戀”。我才不死心塌地跟誰幹，特別是有如“修長城”的浩大工程和集體項目。

　　摧眉折腰，我不開心；呼奴使婢，也不樂意。最好的選擇，還是自己領導自己。

　　我是單槍匹馬慣了，喜歡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四面出擊，其實只有一條槍。

　　雜文不談了。學術，涉及三個界：考古、古文字、古文獻。“三古”是基礎學科，我重視，我喜歡，但對我來說，這是訓練，不是目的，我更關心的是問題。三代無學科，問題並不屬於哪個“古”。更何况，我是現代人，我的立足點還是現代。

　　三十多年來，跟著問題跑，一個問題牽出另一個問題，我還涉及過很多行當，至少有五六種。研究《孫子》，涉及軍事史；研究方術，涉及科技史和宗教史；研究簡帛古書，涉及思想史；四出訪古，涉及歷史地理；研究文物，涉及考古和藝術史。雖然，這些行當，沒有一行是我的“本職工作”，但不同領域的學者都還承認我。

　　人文學術，所有文科系，我都插過一脚。我甚至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藝術系教過書。

　　孫悟空語錄：“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我把這兩句抄下來，挂在墻上。

　　他是中國的自由神。

　　書不在多。

　　一個詩人寫一輩子詩，最後能有一首詩被人記住就不錯了。

　　書也是這樣。

　　但這需要以勤補拙，需要投入較多的精力。誰都只有一條命，我不比別人聰明。書都是逐漸寫薄的，爲了薄，先要厚，厚積才能薄發。

　　我是個按計劃寫作的人，單篇文章是爲了編書，編書是想講出點兒道理。其實，我做的一切，都只是鋪墊，不管是爲自己鋪路，還是爲他人鋪路。

　　研究學術，我是從文獻整理入手。最初，我是拿《孫子》練手。這方面的文章已收入《〈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後來，我迷過一段古文字，深陷于拓片而不能自拔，沒有一幫老同志幫忙拔，我還拔不出來。根兒都拔掉了，剩下的只是訓練。

　　再後來，跑國外，我是靠方術屠宰時光。最初是寫散稿，然後才彙編成書。《中國方術正考》、《中國方術續考》是這麽寫成的。翻譯高羅佩的《中國古代房內考》，也是配合這一研究。

　　研究簡帛，我也有個準備過程。比如寫楚帛書，寫郭店簡，寫上海簡，我花費了不少時間。特別是上海簡，很多精力都白費了，我很後悔。所幸，我還寫了一本《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這書是爲了講課。

　　我在學校講經典，也是先講後寫。比如《喪家狗——我讀〈論語〉》、《兵以詐立——我讀〈孫子〉》，還有四本一套的《我們的經典》（已經印出三本），就是從課堂而來。

　　歷史地理，我也寫過一些文章，還沒編。

　　訪古，有不少日記和照片，也要整理。

　　考古和藝術史，我一直在寫。老文章多已收入《入山與出塞》，新文章還沒編；我還寫過一本《鑠古鑄今》。

　　這些都是鋪墊，爲了我心中的學術。

　　本集所收，是我的學術論文，不是全部，只是上述集子（已編或待編）以外的散稿，側重點是文史方面。我講歷史的文章，差不多都收進去了；文字方面也選了不少（不是全部）。

　　十年前，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過我的論文集：《李零自選集》，就是此書的基礎。現在有所删削，有所增補，有所訂正，分爲兩册，一册讀史卷，一册說文卷。

這兩册書，只是過河的石頭。

　　語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其實，就是聖賢，也不能不出錯。過去，我說過一句大實話：“天地之間最沒有常識的一件事就是認爲別人沒有常識。”（《花間一壺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216頁）

　　我也曾經年輕。年輕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老想不明白，好些年紀一大把、頭銜一大堆的人怎麽也會犯錯誤，而且是最低級的錯誤。他不明白的道理，其實最簡單，再大的學者也是人，是人都會犯錯誤。

　　人爲什麽會犯錯誤？這門學問可大了去。研究錯誤是一門大學問，報上說，國外有這門學問，國內則未之聞也。

　　錯誤，意必固我，是人都會犯。累，會犯；忙，會犯；年輕，有精力沒經驗，會犯；年老，有經驗沒精力，也會犯，怎麽都會犯。光是生理、心理、氣質、性格上的原因就有一大堆。記憶力差，思維跳躍，推理過度，聯想失控，也是陷阱。

　　錯誤是人類認識的一部分，而且肯定是絕大部分。黃金不可能比沙子多。

　　我知道，我的書，錯誤一定很多。我不是精密儀器。

　　不犯錯誤不是人。機器才不犯錯誤（要犯也是跟著它的主人犯）。

　　錯誤分兩種，一種是大錯誤，在總體認識上犯錯誤；一種是小錯誤，在字詞、標點、引文等各種細節上犯錯誤。前者是探索性的錯誤，成亦蕭何，敗亦蕭何，不一定能以對錯論功過，如果它是爲大問題當“靶子”，能以自己的失誤，啓發別人，引起爭論，引起思考，很可能是成功之母、正確他爹。後者，一般叫“硬傷”，錯就是錯，不容商量。這樣低級的錯誤，當然應儘量避免，却最不容易避免。

　　這次編書，我只對後者做一點訂正，不做大修改。認識上的糾正，寫在補記中，也只限非說不可、不說就可能誤導讀者的地方。我對別人的錯誤沒興趣，自己的錯誤也不想十步九回頭，不斷找補。無論大錯誤還是小錯誤，都只是當作一種認識過程來反省和檢討。已經成爲歷史的東西就讓它付諸東流吧。

　　不過，有件事，我倒有點後悔，即過去發表的論文，脚注不周密、不統一，對讀者查核原文不方便。這部分是因爲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有一過程，部分是因爲我國的學術界原本就沒規矩。刊物，吝惜版面，往往求簡，有人甚至認爲，脚注太繁是爲了騙稿費。關于這方面的認識，我在《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的後記中有詳細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

　　這是我的回顧與檢討，是爲序。

2010年12月23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