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鄂君啓節談到綱

（首發）

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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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安徽壽縣出土了5件鄂君啓節，上面有精美華麗的錯金銘文，銘文所述“鄂君啓之府”商隊規模之大，途經水系、城邑之多，反映出戰國時期交通、貿易之盛，令人驚羨。

鄂君啓節包括3件車節、2件舟節，銘文內容分別是楚國政府對鄂君府陸路和水路貨運線路、品類、組織方式和稅務安排的規定。其中，舟節核定了一年之內往返於“鄂市”和各地的、準許豁免關稅的貨船總數——“五十”，其文如下：

“大攻（工）尹脽台（以）王命=（命）集尹（邵）、（箴）尹逆、（箴）（令）処（？）𤓸（爲）（鄂）君啓之（府）賡（鑄）金節。屯三舟𤓸（爲）一（綱=），五十（綱）（歲）（壹）返。……見其金節則毋政（征），毋舍（稍？）飤（食）；不見其金節則政（征）。”　《殷周金文集成》18.12113

（以下用摹本）在銘文中兩次出現，郭沫若先生隸寫爲舿[1]，但未詳說。字从舟無異議；右邊的偏旁是不是夸尙存分歧，陸續出現的釋讀方案還有余、、、宗、尨、、亢等，新近有學者作過簡述[2]。

關於的含義，過去也有不同的理解：

一、很多論著擬測是編組的意思，每3隻船編爲1組，50組加起來共有150船。

二、另有學者認爲“舿”應讀舸，義爲大船，“屯三舟爲一舿”即“屯集三舟以當一舸”，“‘五十舸’抵一百五十舟”[3]。

我們看到，車節銘文中也有免稅限額的內容：

“女（如）馬、女（如）牛、女（如）㥁（犆），屯十台（以）堂（當）一車=；女（如）檐（擔）徒，屯廿=（二十）檐（擔）台（以）堂（當）一車=，台（以）毀於五十（乘）之中。”　《集成》18.12111

大意是馬、牛、犆等馱運的貨物，10件加起來抵合1車；人力擔負的貨物，20件加起來抵合1車，一併計入50車的限額。“堂（當）”表示不同單位之間的換算關係，與魏國錢幣“梁正㡀（幣）百尙（當）寽（鋝）”、“梁（半）㡀（幣）二百尙（當）寽（鋝）”的“尙（當）”用法一樣，《廣雅·釋詁三》：“當，直（值）也。”細加比較，舟節的“屯……爲……”與車節的“屯……堂（當）……”不完全相同，中間沒有“堂（當）”字，這暗示出“三舟”與“一舿”可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換算關係，換言之，“舿”未必是某種具體的船隻，就此看來，讀“舿”爲舸應存疑。

近年，有關研究取得新進展。2007年，董珊先生提出：

“‘舿’應當讀爲‘航’。……‘航’既爲兩船相倂之稱，再轉爲量詞，指三舟爲一組，是容易理解的詞義引申。冉鉦鋮銘（00428）：‘自作鉦鋮，以□其船其航，□□□大川，以□其陰其陽”。其“航”字原作：

從‘亢’聲。冉鉦鋮銘文有韻，主要是魚、陽合韻，‘航’字押韻的情況也可以證明釋讀不誤。”[4]

2010年，陳劍先生結合其他戰國文字資料特別是近年出土的楚簡，對等字作了詳贍分析，提出新的創見[5]。他認爲：

字形方面，字右上部分的“形體顯然正是‘亢’字”。

字音方面，上博簡《彭祖》的、《三德》的都屬於韻文的韻腳字，“爲陽部字”。

字義方面，鄂君啓節的應釋爲航，“單説‘航’不加特別限定時，可能就是指兩船相倂、相連”，“屯三舟爲一航”是“對組成‘一航’之船的數量的特別規定”；上博簡《三德》“毋壅川，毋斷”的應釋爲（阬），讀爲山岡的岡；《三德》“將興勿殺，將齊勿”的應釋爲杭，讀爲抵抗的抗；《彭祖》“三命四，是謂絕”的應釋爲䋁，讀爲綱紀的綱；郭店楚簡《語叢四》“三雄一雌，三一”的應釋爲，即㼚的異體。曾侯乙墓漆匫的是阬字繁體，用爲二十八宿的亢宿（新亭案：裘錫圭、李家浩先生整理曾侯乙墓文字資料時，已將其隸定爲，讀爲亢宿的亢[6]）。魏國錢幣“梁釿五十尙（當）寽（鋝）”、“梁釿百尙（當）寽（鋝）”中的、應釋爲亢，讀爲衡，“即其質量（重量）平正、可以作爲衡量標準”。

以上釋讀帶入原文大部分通恰無礙。上博簡《吳命》公佈後，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程少軒執筆）”將“孤居之中”的釋作，讀“”爲“褓繈”[7]，再次驗證了此說可信。

經過董、陳二位的精研，讀爲亢聲、釋爲航似可論定。剩餘的問題是：

一、在字形方面，、、、等字右邊的偏旁、、、，與幣文是同一個字，筆劃雖有增繁、簡省和變異，整體架構比較固定，相信是古文亢的一種寫法。此字除了上半部分的亢，下面還有一個“多出來”的部分——或、、、，陳先生推測“應該看作‘亢’形下面憑空多加了一筆”或幾筆，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二、在字義方面，航用作名詞時可以表示船的別稱、倂舟和舟橋等，但具體到鄂君啓節的（航），應是同行船隻的組織單位，屬集合名詞，不須也不能與船的別稱或舟橋之義合併起來解釋。如果說“兩船相倂”的航是物理上橫向連接的兩隻船，也與（航）數量有別、性質不同。那麼，是否可以從其他角度入手對這個字作出更爲合理的釋讀？

二

上面提到的第一個問題，擬在另一篇劄記《說亢、亢宿以及東宮七宿》中進行討論。這裏先談第二個問題，即（航）的義訓。

航應讀爲綱。航从亢得聲，綱从岡得聲，上古音中，亢、岡都在見紐陽部，可通，《釋名·釋山》：“山脊曰岡。岡，亢也，在上之言也。”《說文·魚部》：“魧，大貝也。一曰魚膏。从魚，亢聲，讀若剛。”《周禮·夏官·馬質》：“綱惡馬”，鄭玄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雔’之亢。書亦或爲亢。”

甲骨文剛字作[8]，《說文》解釋剛从刀、岡聲，據此可知，从刀、聲，讀如岡。字由冈（网）、糸構成，象提网的繩索，應爲綱字初文（新亭案：綱字在网旁下面添加了山旁，變成了一個从糸、岡聲的形聲字）。綱引申爲總攬、統領，這是動詞化的用法，《詩·大雅·棫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孔颖达疏：“《說文》云：‘綱，網紘也。’（新亭案：孔疏所引與今本《說文》不同。《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孔疏引《說文》作“綱，維紘繩也”，又同今本。）‘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這個意義上的綱用作名詞時，可以表示有組織的隊列，《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杜預注：“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供）之，爲之紀綱。”所謂“紀綱之僕”實爲成隊的軍卒。《文選·舞鶴賦》：“離綱別赴，合緒相依。”李善注：“綱、緒謂舞之行列也。”

航字从舟，讀爲綱，用來表示船隻編隊。航、𣃚是一字異體，《說文》中收有𣃚字，但沒有航字，《說文》𣃚字條徐鉉注：𣃚，“今俗別作航”，《集韻·唐韻》𣃚字條中列有航、杭等異體。

船隊之𣃚（航）見於逸《禮》。大徐本《說文·方部》：“𣃚，方舟也。从方，亢聲。《禮》：‘天子造舟，諸矦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又《公羊傳·宣公十二年》何休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值得注意的是，小徐本《說文》引《禮》作“大夫𣃚舟”，徐鍇爲此作注：“《爾雅》作方”，以示《說文》引用的《禮》與《爾雅》有別，這是一處很重要的異文。案《說文》通例，引用典籍大都是例舉所釋之字，如《說文·玉部》瓚字條：“《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說文·木部》欒字條：“《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大徐本《說文》在𣃚字條引《禮》沒有𣃚字，很可懷疑。比較大、小徐本的異同，應該說小徐本更符合《說文》引書例。

在逸《禮》中，造舟、維舟與𣃚（航）舟同屬一個序列，可以爲認識𣃚（航）舟提供了一個可資參照的坐標。下面就造舟、維舟作一點簡單分析。

兩周金文的造字或从舟，作、等[9]，《說文·辵部》造字條：“艁，古文造，从舟。”《詩經·大雅·大明》：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丕）顯其光。”

毛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孔穎達疏：“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比就是相隨、排列。按照古訓，造舟由多隻船組成，《爾雅·釋水》：“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陸德明《釋文》：“郭《圖》云：“天子竝七船，諸侯四，大夫二，士一。”

造應讀爲漕，漕、造同在從母幽部，《尙書·大誥》：“予造天役”，王莽詔誥仿作“予遭天役”，見《漢書·翟方進傳》。《尙書·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造即兩曹，《說文·曰部》：“曹，獄之兩曹也。”《戰國策·齊策六·燕攻齊取七十余城章》：“曹沫爲魯君將”，上博簡《曹沫之陳》：“魯臧（莊）公𨟻（將）爲大鐘，型既城（成）矣，𥣫內（入）見”，李零先生讀𥣫爲曹沫[10]。

漕爲水運是大家熟知的，但漕源出於造——船隊以往不被注意。漕運是大規模、有組織的水路運輸，將船隻編隊而行是很自然的，《說文·水部》：“漕，水轉轂（穀）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从水，曹聲。”許君釋漕一作“人之所乘及船”，舊多不解其意，以爲有奪字、譌文，有的還擅作增改。“及船”保存了漕字古義，十分珍貴，《說文·又部》：“及，逮也。”《廣雅·釋詁四》：“及，連也。”及船是依次相隨的船隻，與綱船類似。

把若干船隻排列起來做成舟橋，此即“造舟爲梁”，後世引申造舟爲舟橋概緣於此。然而，造舟自是造舟，爲梁自是爲梁，過去不少經學家不辨於此，直接把造舟解釋成舟橋或造作舟橋，導致許多不必要的混亂。《左傳·昭公元年》：

“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返）。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一般認爲，“造舟于河”和“造舟爲梁”的意思相近，聯繫“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返）”等文字來看，“造舟于河”是用一支很大的船隊運送“酬幣”，不必按舟橋來解說。清代王念孫父子深諳音訓，提出了不同舊說的訓釋意見，王引之《經義述聞·左傳下》“造舟于河”條：“蓋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竝比也。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造、次一聲之轉，故凡物之次謂之䔏。’”[11]（新亭案：以上又見於王念孫《廣雅疏證·釋水》“艁舟謂之浮梁”條[12]；“造爲至義”與“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互相矛盾，不可取。）

“諸侯維舟”的維義爲連接、隊列，《周禮·夏官·大司馬》：“以維邦國”，鄭玄注：“維猶連結也。”《左傳·昭公十年》：

“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灶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兹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十二星次中有一次叫作玄枵，它包括了二十八宿中的女宿、虛宿和危宿，古人形象地把三宿看成一個隊列，女宿處在維——隊列的前面，所以說女宿“居其維首”。《大明》孔穎達疏：“孫炎曰：……維舟，連四舟也。”《詩經·小雅·采菽》：“泛泛楊舟，紼纚維之。”這是用維表示船隊前後相連的一個實例，譯成白話大約是：楊木船兒在漂蕩，前後相隨排成行。

在禮制盛行的時代，王、諸侯、大夫、士的船隻數量各有等差是合乎情理的，不過，禮學家把造舟、維舟、𣃚（航）舟或方舟、特舟與等級身份一一對應起來，可能說的是一時、一地之事，不具有普遍適用性。比如《左傳》的“造舟于河”，當事者中就沒有“天子”。《後漢書·文苑列傳》載杜篤《論都賦》：“造舟于渭，北𣃚涇流。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論都賦》描述光武帝出巡，分別用造舟、𣃚（航）極言船隻眾多，兩者也沒有大的不同。

系統地觀察造舟、維舟、𣃚（航）舟，能夠更加清楚地看出𣃚（航）應讀綱。維、綱古義極近，《詩經·小雅·節南山》：“秉國之均（鈞），四方是維。”《詩·大雅·棫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綱紀四方”意同“四方是維”。《楚辭·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王逸注：“維，綱也。”《文選·晉紀總論》：“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呂延濟注：“綱，維也。”另外還有很多維、綱連緜成詞的例子，如《管子·禁藏》：“法令爲維綱，吏爲網罟”，《說文·糸部》綱字條：“綱維，紘繩也（新亭案：舊讀“綱，維紘繩也”不通，已有多位清代學者指出）。”綱舟、𣃚（航、維）舟取義相同，都是連成一隊的若干船隻。

順便說一下逸《禮》“𣃚（航）舟”的異文“方舟”。按照古訓，方義爲比、併。方舟可以兩船並列，也可以很多隻船並列。《石鼓文·霝（零）雨》：

“涉馬　流，汧殹（也）洎洎。

=（萋萋）烝（丞）士，舫（方）舟卥（斯）逮。

駕言自（鄜），徒（馭）湯=（蕩蕩）。

隹（維）舟以（行），或陰或陽。”

“舫舟”、“隹舟”都在逸《禮》中出現過，應分别讀爲方舟、維舟。石鼓文的時代在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13]，當時或更早的秦國國君稱公，屬諸侯一級，然而《霝（零）雨》交替使用舫（方）舟、隹（維）舟描寫秦公出行的船隊，並不拘泥於《禮》。《說文》逮、及二字互訓，因此，不妨把“舫（方）舟卥（斯）逮”和《說文》漕字條的“及船”聯繫起來考慮，造（漕）舟是成隊的船，自然前後相“及”；舫（方）舟前後相“逮”，也應當是多艘船隻的組合。

以此類推，戰國文獻中過去被說成兩船相併的方、舫，實際上很大一部分不止兩船，例如《逸周書·文傳》：

“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征），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孥），而外其務方輸。”

《文選·從軍行》李賢注引《六韜》：

“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尙爲右將，以四十七艘舫逾於河。”

《戰國策·楚策一·張儀爲秦破從（縱）連橫說楚章》：

“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

這些文獻中出現的方、舫，解釋爲船的編隊更爲合適。總之，𣃚舟和方舟文字雖有差異，涵義卻是相同的。

三

“屯三舟爲一航（綱）”很自然地會讓人聯想到宋代的花石綱。《宋史·朱勔傳》記載，北宋徽宗年間，朱勔在蘇、杭一帶搜羅珍異花石，以綱船的方式運送東京，“號‘花石綱’”。宋代綱運見諸記載的有米綱、帛綱、茶綱、鹽綱、銀綱、錢綱、馬綱、兵綱等，名目很多，花石綱只是其中之一。在成批運送貨物、軍隊、囚徒時，把若干車、船、人員編爲一隊，一隊叫做一綱。

兩宋綱運之制承自唐代，《新唐書·食貨志》：

“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于晏。晏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门，號‘上门填阙船’，米斗減錢九十。”

《資治通鑒·唐紀四十二·建中元年》亦載其事：

“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

在鄂君啓節出土後不久，即有學者指出“舿”與綱運有淵源關係，商承祚先生在《鄂君啓節考》一文中說：

“唐代劉晏以十船爲一組，編上字號運轉貨物謂之‘綱運’。宋朝一團爲十二綱，每綱二十五艘。下至清代，綱數、船數各有增損，舿、綱名異實同。而綱的制度是從舿發展起來的，過去認爲此制創始于唐，今知其說須修正。”[14]

商先生視野開闊、勇於斷識，他的文章最初發表在1963年文物出版社印行的《文物精華》第二集，而當時學界還並不瞭解“舿”實際是航字，可與綱通。現在我們知道航和綱不僅僅是“名異實同”，極可能“名實皆同”。

劉晏推行綱運“新政”，時在唐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年)；鄂君啓節的鑄造，時在戰國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兩者相去千年有餘，那麼，“十船爲綱”、“船十艘爲一綱”與“三舟爲一航（綱）”會不會是偶然巧合？

很多人認爲綱運始于劉晏，其實不然。準確地說，劉晏是綱運的整頓者、改革者，在他之前，早有綱運。《舊唐書·韋堅傳》記載，天寶元年，韋堅擢任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次年鑿通水道，組織江淮各郡的船隊載運貨物，匯抵長安，

“玄宗歡悅，下詔敕曰：‘……啟鑿功畢，舟楫已通，既涉遠途，又能先至，永言勸勵，稍宜甄獎。其押運綱，各賜一中上考，准前錄奏。船夫等宜共賜錢二千貫，以充宴樂。’……堅貶黜後，林甫諷所司發使于江淮、東京緣河轉運使，恣求堅之罪以聞，因之綱典、船夫溢于牢獄。”

《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一·天寶六年》亦載其事：

“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系綱典、船夫，溢于牢獄。”

胡三省注：“十船爲一綱，以吏爲綱典。”於此可見，在天寶年間（公元742～756年），“循河及江淮州縣”即有綱運，官吏充任押運綱、綱典，操辦相關事務。

《唐會要》卷五十八“戶部尙書”條：

“開元六年五月四日敕：‘諸州每年應輸庸調資課租及諸色錢物等，令尙書省本司豫印紙送部。每年通爲一處，每州作一簿。預皆量留空紙，有色數，並於脚下具書綱典姓名，郎官印置。’”

敦煌文書P2507號《開元水部式》殘卷：

“桂、廣二府鑄錢及嶺南諸州庸調並和市、折租等物，遞至楊（揚）州訖，令楊（揚）州差綱部領送都。……修理河陽橋每年所須竹索，令宣、常、洪三州□（闕文）丁匠預造。宣、洪州各大索廿條，常州小索一千二百條。脚以官物充，仍差綱部送，量程發遣，使及期限。”[15]

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中央政府對綱運的管理提出統一要求、對各地的綱運進行統一協調，相信這種情況只有在綱運組織非常普遍的背景下才會發生。

武皇萬歲通天元年（公元696年），陳子昂上書：

“即日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納充軍糧。……諸州行綱承前多僦向至都糴納，今倘有此類，向滄瀛糴納，則山東米必二百已上，百姓必騷動。”　《陳子昂集》卷八《上軍國機要事》

行綱和綱典等都是綱運的經辦人，這些稱謂必定由綱運而生，反過來，由此也可窺見綱運的存在。

《唐律·職制·奉使部送雇寄人》：“諸奉使有所部送而雇人、寄人者，杖一百。”長孫無忌等《疏議》：

“‘奉使有所部送’，謂差爲綱典部送官物及囚徒、畜產之屬。而使者不行，乃雇人、寄人而領送者，使人合杖一百。”

《唐律疏議》編訖於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綱典部送”在其中的出現，說明初唐時期綱運已成定制，它的起源自應繼續往前追溯。

《魏書·食貨志》：

“尙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三門兵造舟，便爲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損，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于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倍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

朱元旭的奏言清楚顯示，在北魏孝明帝（公元516～528年在位）時，各州郡均設綱典，負責租調的運送。在南北朝時期，綱運的制度已相當成熟，與唐代的綱運如出一轍。

唐宋典籍中，“綱典部送”、“差綱部送”等有時簡稱“部送”。部送的起源很早，《資治通鑒·宋紀二·元嘉四年（公元427年）》：

“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五素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

《後漢書·宦者列傳》記載，漢靈帝時（公元168年～189年），

“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

《東觀漢記·鍾離意傳》：

“鐘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

《東觀漢記》由本朝史館撰修，“詔部送徒詣河內”當屬信史。此事發生在東漢初光武帝年間（公元25～57年），照常理推斷，部送制度的開始不會晚於西漢。

州郡部送“材木及文石”到京師頗似宋代的花石綱，這是可以明顯地感覺到的；而“部送徒詣河內”一類的事情，在唐宋年間也有發生，例如《宋史·杨徽之（附杨澈）列傳》：

“（楊）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凡五百人爲一綱，部送京師。”

兩漢到唐宋的部送具有明顯的延續性，考慮到這個因素，早期的部送很有可能也是編成綱隊的。

如果以上所說不妄，那麼，在鄂君啓節之航（綱）和唐宋之綱中間的一千多年時間裏，綱運的傳統從未斷絕。

辨明航（綱）和後世綱運的關係，鄂君啓節爲什麼要規定“屯三舟爲一航（綱），五十航（綱）（歲）（壹）返”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商船編綱，首先是自身管理的需要，同時也是官方稅務管理的要求。《舊五代史·莊宗紀五》記載，後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

“租庸使孔謙奏：‘諸道綱運客旅，多於私路苟免商稅，請令所在關防嚴加捉搦。’從之。”

《元史·奸臣列傳》記載，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

“鐵木迭兒奏：‘……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眾，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牘以往，歸則徵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仁宗皆從之。”

官府爲商隊鑄發“金節”或者“給牘”屬同一管理模式，節、牘上寫明每綱的編制和總數，目的是便於“關防”統一查驗。鄂君啓節規定，水路貨運的免稅限額是50航（綱）/每年，可想而知，如有超過則需要“徵稅如制”，不得繼續出示“金節”來“苟免商稅”，這層意思在鄂君啓節銘文中表述爲“見其金節則毋政（征）”、“不見其金節則政（征）”。

多年前，劉家和先生作《關於中國古代文明特點的分析》一文，從政治史、文化史的角度縱論“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16]。順着這個思路去看，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在經濟史方面同樣有諸多表現，上起先秦下訖明清、亙歷數千年的綱運是其中的一個小例子。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1年7月2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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