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兩周金文中的“”字

(首發)

黄锦前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要：本文主要從辭例和用法的角度，對兩周金文中“”字的用例進行了辨析，認爲在西周金文中，凡是表示“賜予”、“給與”一類意思的“”字，都應該釋作“余”，在銘文中通常讀作“予”；凡是表示“施”、“置”一類意思的“”字，都應該釋作“舍”，二者在形體上並無明顯的區別。在東周金文中，“”字在大多數情況下應釋作“余”，與“舍”字形體區別甚明，但偶爾也有例外，因而在對相關古文字資料進行考釋時，需充分注意辭例的作用。

關鍵詞：金文　　余　舍　辭例

一

安徽壽縣城東丘家花園出土的鄂君啟節[1]，其中車節3枚，同形同銘；舟節2枚，同形同銘。節銘的最後一句皆作：

見其金節則毋政（征），母（毋）槫（傳）飤（食）；不見其金節則政（征）。

這里要討論的是該句中“”字的釋讀問題。車節該字字形較清晰，作；舟節該字筆畫有殘損，作，發表時摹作“”，據目測實物，基本筆畫應該沒有什么太大問題，因此也可以說該字在車節和舟節上的寫法是一致的。其上部所从與王子午鼎的“”[2]、꺯븑尹征城的“”[3]、哀成叔鼎的“”[4]、益余敦的“”[5]、中山王方壺的“（）”[6]、侯馬盟書的“”[7]、玺彙2270的“”[8]等都很相似。

資料發表者殷滌非、羅長銘最初將其隸定作“舍”，讀作“予”，並解釋說：“毋予浮飤，是不要給他超額供應的意思。[9]”從文義上來看，將該字讀作“予”，訓爲“給”，是很恰當的。與殷滌非、羅長銘文同時發表的郭沫若《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一文直接將該字隸定爲“舍”，并將“見其金節則毋政，毋舍桴飤，不見其金節則政”句解釋爲“言見其金節則不征稅收，並要加以優待，不要給予不好的食物。沒有通行證，那就要征稅，當然更不會受優待了”[10]。顯然，郭氏也是將該字當作“給予”一類意思來理解的，這也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問題是，殷、羅二氏以及郭氏都沒有對該字進行嚴格的隸定，換句話說，也就沒有說清楚該字到底是“舍”還是“余”的問題。

1977年河北平山縣三汲公社戰國中山王墓出土的戰國中期的中山王鼎（XK.1），其銘文中有一句話作“含（今）（余）方壯”，“含”、“”二字的原篆分別作、[11]，與以往常見的“今”與“余”字寫法不同，二字下部皆有一“口”形的飾筆。中山王方壺銘文中也有“余”字，但寫作[12]，與常見的“余”字的寫法近同，而與此下部从一“口”形不同。但從辭例來看，這二字只能釋作“今”和“余”。因此，中山王鼎銘文“余”字的釋讀，豐富了我們對“余”字構形的認識。

再回到剛才我們關於節銘該字的討論，它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其實節銘之字就是“余”字，下部之“口”形只不過是添加的飾筆而已。因此，“母槫飤”就是“毋余傳食”，亦即“毋予傳食”的意思[13]，整句話的意思是說若見其金節則不征稅，但征稅的關卡不給予其飲食，若沒有金節，則要征稅，自然也就不給予飲食。但殷、羅二氏以及郭氏發表文章的時候，還未曾見到中山王鼎的材料，所以將該字看作是“舍”字，而又迂曲的讀作“予”字，是很能理解的。但這樣的問題卻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出現很明確的說法，以致不少學者仍在沿襲以往的錯誤[14]，我自己在這之前也沒有注意到該問題，也相沿過去的舊說而把節銘該字釋作“舍”，所以我們認爲還是有必要把這個很小的問題正式的提出來，好讓大家以後都不要再沿襲以往的錯誤。

二

下面我們對兩周金文中常見的“”字的用法作一些簡單的辨析。

1975年2月陝西岐山縣董家村1號西周銅器窖藏（75QDJ.35）出土的西周中期的裘衛盉，其銘文中有兩句話分別作：“其田十田”、“其田三田”[15]。學界一般將“其”後之字隸定爲“”，讀作“舍”[16]，或隸定爲“舍”，讀作“捨”[17]。我們認爲，將該字隸定爲“”是正確的，但讀作“舍”，如同上文我們所說的，同樣也是有問題的。從文義來看，“”在這裏其實就是“余”字，讀作“予”，是“賜予”、“給與”的意思。《廣雅》：“予，與也。”《詩·小雅·采菽》：“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荀子·修身》：“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杨倞注：“予，賜也。”吳鎮烽將這兩句話用現代漢語譯文作：“（折合土地可以）給一千畝”，“可以給田三百畝”[18]，可見其對該字在銘文中的訓釋和我們的理解是一致的。

內容與裘衛盉相關的九年衛鼎[19]，其銘文曰：“矩姜帛三兩。乃裘衛林里……我顏陳大馬兩，顏姒，顏有司壽商貉裘、盠幎……盠冒梯羝皮二，選皮二，業舄筩皮二，朏白金一鈑，厥吳鼓皮二。濂豦幎、瑈賁、鞃，東臣羔裘、顏下皮二。”唐蘭將其用現代漢語譯作：“（裘衛）又給了矩姜（當是矩的妻）六卷帛，矩給裘衛林孴（音擬）里……我又給了顏陳兩匹大馬，給了顏姒（當是顏陳的妻）一件青黑色衣服，給了顏家管事壽商一件貉皮袍子和罩巾……給了盠（音黎）冒梯兩張公羊皮，兩張羔羊皮，給業兩塊鞋筩子皮，給朏一塊銀餅，給厥吳兩張喜皮，給了虎皮罩子，用柔軟的帶裝飾的皮繩子裹的把手，給東臣羔羊皮袍，給顏兩張五色的皮。[20]”可以看出，唐先生也是將“”字理解爲當“給與”一類意思講的。同樣，對五祀衛鼎銘文的“余汝田五田”、“乃宇于厥邑”等句[21]，他也將其語譯爲：“我確實要租給人田五百畝”、“于是給在這個邑裡定下四界”[22]。值得注意的是，該鼎銘文中“余”字與“”字同時出現，其原篆分別作、，“（余）”字寫作下从“口”形，可能是爲了和前面的“余”相區別的飾筆，在這裏也應該讀作“予”，是“賜予”、“給與”的意思。同樣的情形也見於西周早期令鼎銘文的“余其汝臣十家”[23]，銘文中“余”字與“”字也同時出現，其原篆分別作、，後一字也是“（余）”字，其下寫作下从“口”形，可能也是爲了和前面的“余”相區別，只不過其中間部分的筆畫變得很平直，所以顯得更具迷惑性而已。現在一般都將這樣寫法的“（余）”字釋作“舍”[24]，按照我們前面的討論，也是不合適的。

前面說現在大多數人將“”釋作“舍”，但在有關銘文中也可將其解釋爲“予”，這似乎表明將“”字釋作“舍”或釋作“余”皆可，因爲“舍”和“余”本來就是一字之分化[25]，二者在意思上也有相通之處，因而最後在結論上也都是一致的。實際上，現在我們是有條件將這二字作明確的區分了。西周晚期的比盨（从盨），其銘文中有一句話作“復限余（予）比田”[26]，“余”字寫作，下不从“口”形，這表明，我們把西周金文中此類“”釋作“余”是正確的。

按照這個思路，西周金文中凡是表示“賜予”、“給與”一類意思、字形寫作上从部“余”、下部添加“口”形的字，都應該釋作“（余）”，在銘文中通常讀作“予”。這樣的例子在以往所見的西周金文中還有不少，這裏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下面再舉兩個最近新發現的銅器銘文的例子。

2008年，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M1出土鼎式簋1件，盖、器内底有铭文，報導者釋作“芮公舍霸馬兩玉金用鑄簋”[27]。其中所謂的“舍”字，其原篆作。吳鎮烽《金文通鑒》第05263號著錄有一件霸簋，其形制與大河口墓地M1所出之鼎式簋完全相同，惟失器蓋；銘文也完全相同，因此此二器可能爲同人之同套器物。吳鎮烽將該銘釋作：“内（芮）公舍霸馬（兩）、玉、金，用（鑄）（簋）。”銘文中所謂的“舍”字原篆作，顯然，該字與前述出土之器皆因釋作“”即“余”字。因此，我們可以將這兩篇銘文隸釋爲“内（芮）公（余－予）霸馬兩、玉、金，用（鑄） （簋）”。大河口西周墓地M1發掘者將其時代定西周早期[28]，亦即該墓出土的出土鼎式簋的時代也不會晚於西周早期；傳世的霸簋吳鎮烽將其定爲西周中期前段[29]，從器形和銘文風格來看，應該是比較合適的。

2009年，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一件霸伯盂（M1017:6），其銘文中有句話作“伯遺賓于郊，或賓馬。”“”字原篆作[30]，亦即“余”字，在銘文中應讀作“予”。

西周晚期的小克鼎銘文曰：“王在宗周，王命膳夫克命于成周”[31]，其中“”字原篆作、等形[32]，其字形與我們前面所討論的霸簋和裘衛盉的“（余）”字基本無甚差別，但在此銘文中顯然不能讀作“余”而應該讀作“舍”。或許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與“（余）”字下从之“口”形爲飾筆不同，“舍”字下所从之“口”爲構字之部件，從構形的角度來看，後者應該是从余、从口。關於“舍”字在銘文中的解釋，于省吾曰：“西周金文每言‘舍命’，……‘舍’‘施’同義，‘舍命’猶言“施命”[33]。何琳儀云，“舍命”，又見《詩·鄭風·羔裘》“舍命不渝”，“舍”、“施”音義均近。《楚辭·天問》“何三年不施”，注“施，舍也”，“舍命”猶言“施令”，有“發號施令之義”[34]。西周早期的夨令方尊、彝銘文“놃令舍三事令……舍四方令”[35]、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銘文“父겖（舍）命毋有敢惷敷命于外”等[36]，也都可以如是來理解。這樣的例子也有很多，這裏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史牆盤銘文曰：“武王則令周公宇于周，俾處”[37]。鐘的銘文中也有類似的語句，作“武王則命周公宇以五十頌處。[38]”其中的“”字分別寫作、，“”字在這兩篇銘文中應該也讀爲“舍”，爲“置”、“安置”的意思[39]，《穀梁传》庄公二十四年：“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范寧注：“舍，置。”《战国策·魏策二》：“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這樣的例子也還有一些，我們也不一一列舉了。

循此思路，我們大致可以認爲，在西周金文中，凡是表示“施”、“置”一類意思、字形寫作上部从“余”、下部从“口”的字，都應該釋作“（舍）”。

西周金文中的情況已如我們上面所述，那東周時期的情形又如何呢？下面我們再來看看有關的例子。

1984年7月江蘇丹徒縣大港北山頂春秋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甚六編鐘和編鎛[40]，銘文開題一句話作“王之孫、尋楚之子甚六”，其中的“”字比較清晰的M.67鐘銘原篆作[41]，鎛銘74作[42]，M.73作[43]，曹錦炎將其釋作“舍”而讀爲“𨛭（舒）”[44]。也有學者將其隸定爲“”、讀作“徐”[45]。“”到底是該讀作“舒”還是應讀作“徐”我們姑且不論，我們所關注的是“”字究竟是“舍”還是“余”，即是將“”看成是“余”字而徑讀作“舒（或徐）”還是將其看成是“舍”字而讀作“舒（或徐）”呢？我想可能大家都不會費力地去選擇第二種方式，換句話說，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古文字中是“”字在多數情況下其實就是“余”字，甚六編鐘、編鎛的例子和前文所說中山王鼎的例子，以及下文將要說到的꽏巢鎛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證明。另外，郭店《老子》甲簡9-10：“孰能濁以靜者將清，孰能安以動者將生。[46]”其中的二“”字其原篆分別作、，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作“余”，乙本作“徐”，王弼本、傅奕本同。

1995年江蘇邳州市戴莊鎮九女墩2號春秋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꽏巢鎛（M2：14）[47]，其銘文最後一句話爲“以享以孝于我皇祖，至于子孫，永寶是”，其中的“”字原拓片已不清晰，發掘簡報作此隸定[48]，仔細辨析，應大致不誤。那麼，“”字在此銘中究竟是“舍”還是“余”字呢？若結合西周金文中的羌鼎和鐘的銘文最後一句話皆作“永余寶”等的說法來看[49]，就樣的疑問自然就不言而自明了，很顯然，銘文中的“”應該就是“余”而不是“舍”字[50]。

下面再簡單說明一下“”即“余”字在該篇銘文中的訓釋。谷建祥、魏宜輝將該字讀作“娛”[51]，爲學界所廣泛接受，仔細揣摩，我們發現這其實是有問題的。郭店簡《老子》乙簡16：“修之家，其德有；修之鄉，其德乃長。[52]”“”字帛書本、王弼本和傅奕本《老子》皆作“餘”[53]。我們認爲，此處銘文的“（余）”字應該讀爲“餘”，乃“長久”之義。《經義述聞》卷二十二：“《廣雅》：‘餘，長久也。’《老子》曰：‘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長、餘皆久也。[54]”時代與之相當的銅器銘文中也有很多類似的辭例，如：

（1）叔原父甗：子孫是尚（常）。（春秋早期）[55]

（2）喪史늺瓶：子子孫永寶是尙（常）。（春秋早期）[56]

（3）伯亞臣𦉢：子孫永寶是尚（常）。（春秋中期偏早）[57]

（4）伯遊父巵：永寶是尚（常）。（春秋中期偏早）[58]

（5）婁君盂：子子孫孫〔永〕寶是尚（常）。（春秋中期偏早）[59]

（6）季子康編鎛：子子孫孫永寶是（常）。（春秋中期偏晚前段）[60]

（7）者減鐘：子子孫孫，永保是尚（常）。（春秋中期）[61]

（8）爲甫人（夫人）鼎、盨:萬歲用尚（常）”。（春秋早期）[62]

“尚”字在金文和古書中常見，通常讀作“常”，表示“長久”、“永遠”一類的意思，如： 方鼎：“則尚（常）安永宕乃子心，安永襲身[63]”。《淮南子·主術訓》：“尚與人化，知不能得。”于省吾曰：“按尚應讀作‘常’，金文常字通作‘尚’”。[64]《書·咸有一德》：“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陳初生據《詩·魯頌·閟宮》“魯邦是常”鄭箋“常，守也”認爲金文中“子孫是尚（常）”的“尚（常）”有“守”義[65]，對此我們是有不同看法的。試看金文中下列各器的文例：

（1）爯簋：其萬年用夙夜明享，其永寶。（西周中期前段，穆王世）[66]

（2）右盤：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永〕用之。（春秋早期）[67]

（3）公伯簋：子子孫孫永用享，萬年無疆。（春秋早期）[68]

（4）껁子宿車盆：永寶用享，萬年無疆。（春秋早期）[69]

（5）蔡侯尊：永保用之，終歲無疆。（春秋晚期，蔡昭侯）[70]

（6）蔡侯盤：永保用之，千歲無疆。[71]

這些銘文的所要表達的意思，與前述“子孫是尚（常）”諸例是有一定的相通之處的，據其銘文的辭例來看，還是應將“子孫是尚（常）”的“尚（常）”理解爲“長久”之類的意思更加貼切[72]。

上引（1）叔原父甗－（5）季子康編鎛等幾件銅器也都是淮域的器物，因此，它們在文化上也會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這對我們理解巢鎛銘文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是有借鑒作用的。因此，將巢鎛銘文的“（余）”讀爲“餘”，訓作“長久”之義，應該是比較合適的。再者，從該篇銘文整體所要表達的意思來看，將“”讀作“娛”也是有問題的。巢鎛銘文曰：

唯王正月初吉庚午，巢曰：“余攻王之玄孫，余詨子擇厥吉金，自作龢鐘，以享以孝于我皇祖，至于子孫，永寶是。”

很顯然，銘文是說꽏巢作此套鎛鐘的目的是“以享以孝于”其“皇祖”，希望子孫永遠保有並珍愛它，而不是以自娛。因此，從訓詁和辭例方面考慮，以及金文中此類語句通常所要表達的意思來看，將此銘文中的“（余）”讀作“餘”應該是沒用什么問題的。

下面再來看與此相關春秋早期的尹征城的銘文，該銘有幾句話不太好理解，我們先將其釋文寫在下面[73]：

正月初吉，日在庚，徐尹者故，自作征城，次升，儆至劍兵，世萬子孫，眉壽無疆，皿（？）彼吉人享，士余是尚（常）。

該銘文的最後一句話十分晦澀難解，爲了便於理解，我們將出土文字資料中有關的辭例羅列如下：

（1）陳侯因敦：世萬子孫，永爲典尚（常）。（戰國中期·齊）[74]

（2）秦駰玉牘：世萬孫子，以此爲尚（常）。（戰國晚期·秦）[75]

（3）宋右師敦：明揚天則，駿恭天尚（常）。（春秋中晚期·宋）, [76]

仔細比較，我們認爲尹征城銘文中的“尚（常）”應當與陳侯因敦銘文的“典尚（常）”和秦駰玉牘的“尚（常）”以及宋右師敦銘文的“天尚（常）”相對應，不同的是，征城銘文的“尚（常）”是形容詞，其他的幾個是名詞；“是”字與秦駰玉牘的“此”字相對應，爲指示代詞；“余”字則與陳侯因랻敦的“永”和宋右師敦的“駿”相對應。“駿”字在金文中多見，如晉姜鼎“畯保其孫子”[77]、宗周鐘“畯保四國”[78]、戎生編鐘“畯保其子孫”[79]等，“㽙”或“駿”有長、永之義[80]。꺯븑尹征城銘文中的“余”字應該如上述꽏巢鎛銘文的“余”讀爲“餘”，訓作“長久”之義。銘文中的“士”，我們大概可以理解爲即指銘文前面所說的“世萬子孫”與“吉人”等。這樣，“士余是尚（常）”的意思可能就是說希望子孫等要永遠以此爲典常，即效法於此的意思。“尚（常）”在征城銘文和上列各器銘文中應爲典章法度的意思，這在古書中是不乏其例的，如《易·繫辭下》：“初率其亂，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國語·越語下》：“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韋昭注：“常，舊法。”《文選·張衡〈東京賦〉》：“布教頒常。”李善注：“常，舊典也。[81]”出土的中山王壺的銘文也有“可法可尚（常）”等類似的語句。

春秋晚期的吳國銅器配兒鉤鑃，其銘文作[82]：

□□□初吉庚午，吳王□□余□犬子配兒，曰：余孰壯于戎功且武，余畢恭畏忌，余不敢，擇厥吉金，鉉鏐鋁，自作鉤鑃，余以宴賓客，以樂我諸父，子孫用之，先人是。

其中的“余不敢”句不太好理解，爲了更好的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我們把辭例與之類似的幾件銅器銘文的有關語句摘錄如下：

（1）師望鼎：朢肈帥型皇考，虔夙夜出王命，不敢不不……用作朕皇考公尊鼎。（西周中期）[83]

（2）楚大師登編鐘：楚大師登辥慎，慎淑溫恭，武于戎功，用其吉金，自作鈴鐘。（春秋早期）[84]

（3）邾公華鐘：余畢龏畏忌，淑穆不墜于氒身，鑄其龢鐘。（春秋晚期，邾悼公）[85]

（4）郘뿬鐘：余頡岡事君，余狩丮武，作爲余鐘……余不敢爲驕。（春秋晚期）[86]

（5）叔夷（尸）鐘：（叔夷）……是小心恭齊，靈力若虎，勤勞其政事，有恭于桓武靈公之所……夷用作鑄其寶鐘（春秋晚期·齊，齊靈公）[87]

（6）叔夷（尸）鎛：（叔夷）……是小心恭齊，靈力若虎，勤勞其政事有恭于公所，擇吉金鈇鎬錛鋁，用作鑄其寶鎛。（春秋晚期·齊，齊靈公）[88]

（7）叔夷（尸）鐘、鎛：夷不敢弗憼戒，虔恤乃尸事。（春秋晚期，齊靈公）[89]

（8）文公之母弟鐘：余不敢困窮。（春秋晚期）[90]

（9）司馬楙鎛：煢煢羊（？）非敢惰囗（祠？）。（戰國早期）[91]

（10）陳부簋蓋：余……龏夤鬼神，畢龏恭畏忌，擇吉金，作茲寶簋……（戰國早期）[92]

（11）陳曼簠：齊陳曼不敢逸康，肈謹經德，作皇考獻叔饙盤。（戰國早期）[93]

（12）壺：不敢寧處，敬明新墜，雩祠先王，世世毋乏。（戰國中期）[94]

仔細吟味銘文的含義，再結合上引相關諸銘來看，銘文所要表達的大概是說要恭敬勤勉一類的意思。“”字不見於早期字書，《集韻》“支韻”：“，語相戲。”《字彙》“言部”：“，妄語。”“”的意思可能與“”有一定的相關性，“”字原篆作，在這裏可能也是“余”字（在同篇銘文中又有“余”字，作、，此處寫作，可能是爲了與其相區別），《爾雅·釋天》：“四月爲余。”郝懿行《義疏》：“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所以“余”在這裏可以讀作“舒”，“舒”有“懈怠”義，如《書·多方》：“罔丕惟進之恭，洪舒於民。”孔穎達疏：“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惰於治民。”《漢書·五行志中之下》：“知罪不誅茲謂舒。”“舒”又有“骄傲”、“怠慢”義，如《史記·五帝本紀》：“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司馬貞《索隱》：“舒，猶慢也。”“不敢”大概就是不敢亂說話、不敢懈怠的意思，猶如前引郘뿬鐘的“不敢爲驕”、司馬楙鎛的“非敢惰짉囗（祠？）”、陳曼簠的“不敢逸康”、듘뮤壺的“不敢寧處”。又“余”與“吾”在古書中有相通的例子[95]，“語”亦從“吾”得聲，因此，“余”在此銘中有可能讀作“語”，“不敢”大概就是不敢亂說話，亦即恭敬的意思，猶如叔夷（尸）鐘、鎛的“不敢弗憼戒”，且這也與銘文前言“余畢恭畏忌”相照應。當然，“”字在此銘文中也可以用來表示“舍”，“舍”有“止”、“息”的意思，如《禮記·月令》：“〔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脩闔扇。”陳澔《集說》：“少舍，暫息也。”《漢書·高帝紀上》：“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顏師古注：“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舍”又有“废止”義，如《書·湯誓》：“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陸德明《釋文》：“舍，音捨，廢也。”《左傳》文公六年：“晉蒐於夷，舍二軍。”《國語·吳語》：“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這樣，“不敢”大概就是不敢亂說話、不敢懈怠的意思。以上我們提出了幾種解釋的辦法，究竟哪一種解釋更好，暫時我們也不能作出很明確的選擇，也許這幾種解釋都是錯誤的，因此只好存以待考。

1931年河南洛陽市郊金村古墓出土的一件卅七年右舍銀器足，其銘文作“卅七年工右舍，重八兩十一銖，右。卌年中舍<, /SPAN>四枚，重卅, □□。[96]”“舍”字原篆摹作、，從文例來看，應釋作“舍”無疑，“右舍”、“中舍”爲職官名[97]。

以上通過對東周金文中有關文例的討論，我們發現，“”字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用作“余”字，但也有可能例外，如配兒鉤鑃就讀作“舒”，但其間還是有較大的關聯的。

三

在西周銅器銘文中，還有一些“”字是用作人名用字的，如傳世有一件西周中期前段的舍父鼎（辛宮鼎），其銘文作[98]：

辛宮錫父帛、金，揚辛宮休，用作寶鼎，子子孫孫其永寶。

其銘文中的“”字原篆作，與前述霸簋和裘衛盉的“”字結構非常相似，它有可能是“余”字，也有可能是“舍”字，因爲在該銘文中它僅僅是一個人名用字，因此無法用辭例來加以卡定。同樣的例子還有一些，如西周中期的舍簋“作寶簋”[99]、西周晚期的復公子伯舍簋“復公子伯”等[100]，因無法作進一步論定，只好就略而不談了。

最後，我們把本文的觀點作一些簡單的小結。

本文主要通過辭例的考察認爲，在西周金文中，凡是表示“賜予”、“給與”一類意思的“”字，都應該釋作“余”，在銘文中通常讀作“予”；凡是表示“施”、“置”一類意思的“”字，都應該釋作“舍”，二者在形體上並無明顯的區別。在東周金文中，“”字在大多數情況下應釋作“余”，與“舍”字形體區別甚明，但偶爾也有例外，因而在對相關古文字資料進行考釋時，需充分注意辭例的作用。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1年7月7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1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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