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器略考

（首发）

李鲁滕

山东省滕州市博物馆

1989年1月，在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一座被破坏的墓葬中（整理后编号89M7。本文在引用该墓葬时，皆依整理者编号称之），出土了一批西周初期的青铜器[1]。根据铜器铭文所提供的族徽文字，笔者曾论证该墓为殷商巨族—亚族的墓葬；并根据其中的“鼎（89M7:1）”铭文，推断这支亚族人应属于分授给滕国的殷商遗民[2]。

庄里西89M7是一座被彻底破坏的墓葬，随葬品随即被在场的民工哄抢一空。滕州市博物馆最近整理公布的89M7资料，全部来自当地公安机关当时动员群众主动上交、或后期强制收缴后，转交给滕州博物馆的。因此，这批资料并不能保证其完整性。比如该墓至今没有见到一件玉器，这在同时期、同规格的墓葬中是不可想象的。最近，胡盈瑩、范季融先生在《首阳吉金》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近年来在海外发现的簋、觚、觯三件有铭青铜器[3]，或可佐证上述推断。

这三件青铜器，都是自铭（又称史）的为祭祀父癸所鋳器。若再联系铭辞内容和对器物年代的判断，则可以基本判定，其全部出自滕州庄里西89M7。这三件青铜器应属于89M7流散的随葬品中被不法分子匿藏，没有收缴上来的部分。

加上这三件器物，庄里西89M7随葬的青铜礼器目前已达十二件，计：一件圆鼎、一件尊、二件簋、二件卣、二件觚、二件爵、二件觯。其中九件目前明确铸有铭文[4]。如前所述，该墓的随葬品是不完整的。即使补上了这三件器物，若按照商末周初高规格墓葬中随葬青铜礼器组合来看，似乎还缺少点什么，或者说至少缺乏一件分档鼎之类的重器。

如所周知，西周初期随葬青铜觚、爵在双数及其以上数量的组合，仅仅出现在具有特殊身份的高规格贵族墓葬中。如琉璃河ⅡM251、ⅡM253[5]；滕州前掌大南区M11、M18、M21、M38、M120[6]，以及于屯村北墓地的ⅢM308、ⅢM309[7]等等。庄里西89M7享用如此组合的随葬品，且附葬有车马坑，无不与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所反映的器主身份相一致，充分显示出其身份的特殊与尊贵。

《首阳吉金》发表的第22器觚，铭六字，作“作父癸尊彝”。庄里西89M7:5尊、89M7:7爵、89M7:4卣、89M7:9觯，以及《首阳吉金》第23器觯，皆铭“史作父癸宝尊彝”（89M7:6觚，因通用作铭文铸刻位置的圈足缺失，已无法获知铭文内容）。《首阳吉金》第26器簋、89M7:1鼎与上揭觚同，皆铭作“”。“知其墓主即为，冠其职司而称史”[8]。

《首阳吉金》所发表的这三件有铭器，对于滕国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不揣谫陋，拟对其中的觯、簋略作考释，以求教于方家。

一、觯

《首阳吉金》（以下简称《首》）第23器觯，器、盖对铭，作“唯伯初令（命）于宗周，史易（赐）马二匹，用作父癸宝尊彝”。

“伯”，在古代文献及出土古文字材料中所反映的含义非常复杂。它既可作为封君诸侯之爵称；又可作为世卿大夫之尊称；还通用于族氏行辈间之排行。因此，正确判定该铭中的“伯”在该铭辞中的准确含义，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认为觯铭中的“伯”，似乎与“爵称”有些距离，更非“行辈”称谓，而与王朝卿士之“尊称”有着较大的系联。

《左传·庄公元年》“夏，单伯送王姬”，杜注：“单伯，天子卿也”。知春秋时王朝卿士称“伯”。春秋如此，西周抑或如此。西周金文《扬簋》“司徒单伯”[9]、《师簋》“司马井伯[10]”、《宰兽簋》“司徒荣伯”[11]等等，或为之证。

金文中的人名称谓，通常是在爵位或者行辈前加上封国或封邑名称。该铭却如同鼎（89M7:1）、簋（《首》26），一律省略掉了封邑名。觯铭中这位被省略掉封邑名称的 “伯”，如果我们依据以89M7为代表的整个亚族墓地与滕国贵族墓地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关系[12]，以及器铭中“初命于宗周”这一辞句，进而推断其为西周早期册命的滕国始封君，应大致不谬。

古代早期文献，特别是早期铜器铭文中，对古代先君和当世君主多称“公”，“伯”称较为少见。滕国亦是如此。如滕国早期铜器滕侯簋[13]、吾鬲[14]等，器铭中称其先君皆为“公”。鼎（89M7:1）、簋亦称当世滕君为“公”，唯觯称“伯”。这种对一人之称谓“公、伯”互见的例证，在文献和金文中以对召公奭的称谓最为显著。《诗·江汉》称谓召公，《甘棠》、《崧高》则称召伯；《太史友甗》[15]称召公，而同为“梁山七器”的《伯盉》[16]、《鼎》[17]则称召伯（金文中还有《小臣鼎》[18]、《龢鼎》[19]等召公、召伯互见）。但上述例证是不同之人、甚或不同时期对召公奭称谓的变化。而与器称谓最为接近，即此一人对彼一人既称“公”又称“伯”的金文例证，目前仅见于《班簋》[20]。《班簋》铭文中器主“班”对其已逝的先祖既尊称“毛公”，又爵称“毛伯”[21]（《尚书·顾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孔传：“司空第六，毛公领之”。可见毛公在成王时期曾任姬周王朝的司空）。而史对当世君主既生称公、又生称伯，实属罕见。器中出现的这种在较短时间内，被称谓人的称谓发生变化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因被称谓人的政治角色发生变化的结果。

古代天子贵胄，入为王官，出为公、侯。滕国先祖（应指其始封君错叔绣）在朝为“周之卜正（《左传·隐公十一年》）”，是为内服王官，故称“伯”；策命封赐，在其封国为君，是周王朝镇抚东土的一方外服诸侯，故称“公”、“侯”。如同郭老在考释《班簋》时所谓“始称毛伯，受命后才改称毛公[22]”。

“公”为尊称，“周公、召公及二王之后称公（《周礼·大宗伯》注）”，或仅“使用于地位较高的君长，如王国的世卿、侯国的国君”[23]。若依郭老所论，“滕公”之称是在滕国始封君受周王朝策命见服之后的改称；称“伯”则是其在朝为“卜正”时的尊称。从铭辞内容看，此时滕国始封君刚刚得到周王朝的策命，或未就封，因此，史仍依旧称。至鼎和簋时，“叔绣封滕”已为事实，故簋称“公”。再至滕侯簋、吾鬲时，滕国始封君已故去，“滕公”只是对其先君错叔绣的尊称而已。

《礼记·檀弓上》：“滕伯文为孟虎齐衰，其叔父也；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郑玄注曰：“伯文，殷时滕君也。爵为伯，名文”。郑玄之说当据《礼记》之文推衍，不一定有什么依据。王恩田先生驳之曰：“殷不以‘孟’、‘伯’为字，此为周时习俗，郑说误。”[24]。甚确。当然，郑玄之说就更不足以说明西周初期滕国国君也称“伯”。

“唯伯初命于宗周”，是说滕君初受命服之事。与《匽侯旨鼎》[25]“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句例相同，但所述事实有异。前者是说滕国始封君第一次接受西周王朝的策命分封；后者所述则是再任匽侯嗣位后初次朝觐，从而得到周王朝的策命认可。

关于滕国的始封，文献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杜注：“十六国皆文王子”。《世本》（清·秦辑本）：“滕，姬姓。侯爵。错叔绣，文王子。” 杜预《春秋释例·世族谱》：“滕，姬姓。文王子错叔绣之后，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县是也”。

根据典籍，我们知道滕国的始封是在西周初年（或说是武王封滕，我们认为应是成王[26]）；滕国的始封君是错叔绣。根据铭文内容，我们更加知道了册封错叔绣的策命地点是在西周初期金文中常见的“宗周”，即西周前期周王朝的首都“镐京”所在地[27]。

“史易马二匹”，为被动句式，西周金文恒见之。如《不栺方鼎》“不栺赐贝十朋”[28]等等。该句意为史被初受命服的滕君赐马二匹。

受“伯”赏赐，史因而铸作此器用以祭祀亡去的父癸。

二、簋

《首阳吉金》第26器簋，铭四行30字：“唯九月，者（诸）子具（俱）服。公廼命在廦,曰：凡朕臣兴畮。敢对公休，用作父癸宝尊彝”。

西周时期，诸侯国多奉行周天子之正朔，铭中的“唯九月”，即西周金文恒见之“唯王九月”。

“者子”，即诸子。《邾公牼钟》称为“诸士”[29]者。金文中的“诸子”一词，也见于《叔多父盘》：“卿事、师尹，朋友、兄弟，诸子婚媾，无不喜曰”[30]。但本铭中的“诸子”与上器铭中的“诸子”辞意指向不同。《叔多父盘》铭中的“诸子”应为多友父亲族中所有成年男子的通称，而本铭中的“诸子”与“朕臣”对举，显然与《邾公牼钟》的“诸士”指向一致，指为滕君属下的卿士、大夫之流。

《公羊·宣公六年》：“子，大夫也”。何休注曰：“古者，士大夫通曰子”。《尚书·多士》：“告尔殷多士，……尔小子乃兴”，“多士”与“小子”对举。《柞白簋》：“王令南宫率王多士，师父率小臣。……王曰：小子、小臣敬有决，获则取”[31]，铭中“多士”亦与“小子”对举，与本铭“诸子”与“朕臣”对举相似。“（王）多士”既可称为“小子”，则“朕臣”即为“诸子”。由此亦可证知“诸子”应指士、大夫。

“具”，读为俱。

“服”，通训事。《诗·大雅·荡》：“曾是在服”，传：“服，服政事也”。《周书·职方》：“其外方五百里为侯服”，注：“言服王事也”。《井侯簋》[32]：“井侯服”，杨树达先生谓：“与井侯以职事也”[33]。《班簋》：“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谓命毛伯继虢城公之职位也”。

“公廼命在廦”，读作“公在廦廼命”。

廦，《说文》曰:“墙也”。《尔雅·释宫》“东西墙谓之序”，舍人注（引自《经籍篡诂》）：“序，殿东西堂（郝懿行《尔雅义疏》‘东西堂即东西厢’）序尊卑处”。《尚书·顾命》：“西序东向，东序西向”，孔传：“东西厢谓之序”。是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廦）当训旁室也”。据此，该铭的“廦”当为滕国宫室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滕国的一处地名）。

“曰：凡朕臣兴畮”。

凡，《广雅·释诂》：“皆也”，表示概括、非一也。

朕臣，见于《井侯簋》：“邵朕福盟，朕臣天子”。本铭之“朕臣”，当训为“我的臣子”。

兴，《说文》：“起也”。段玉裁注：“（兴）《广韵》曰：……举也、善也”。

畮，田亩也。《尚书·大诰》：“予曷敢不终朕亩”，《汉书·翟方进传》：“亩”作“畮”。《诗·七月》：“饁彼南亩”，《汉书·食货志》引作“畮”（颜师古注：“畮，古亩字也”）。此泛指农田、农事。

全铭意为：在九月（某一天），滕国的士、大夫们都努力服事、履行着自己的职务。滕君在滕国宫室的旁殿里（或在名‘廦’的这个地方）对包括史在内的臣属们说：“凡是我的臣子，都要以农为善、勤劳于农事”。史不敢不颂扬（滕）公的美德，造作此器用以祭祀亡去的父癸。

注释：

[1]山东滕州博物馆：《山东滕州庄里西89年西周墓发掘报告》，待刊。

[2]、[8]、[12]、[26]李鲁滕《鼎及其相关问题》，《齐鲁文博》，《齐鲁书社》2003年。

[3]胡盈瑩、范季融：《首阳吉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

[4]笔者在《鼎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未经发掘者确认，误将M4的“父癸”爵混入M7的器物群中。在此予以更正。

[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

[7] 滕州市博物馆：《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9]扬簋：《三代》9·24·2。

[1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永寿县、武功县出土西周铜器》，《文物》1964年第7期。

[11] 罗西章：《宰兽簋铭略考》，《文物》1998年8期。

[13]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发现滕侯铜器墓》，《考古》1984年第4期。

[14]滕县文化馆：《山东滕县出土西周滕国铜器》，《文物》1979年4期。

[15]太史友甗：《三代》5·8·5。

[16]伯盉：《三代》14·9·6。

[17]鼎：《商周金文录遗》94，《科学出版社》1957年。

[18]龢鼎：《愙斋集古录》6·3。

[19]小臣鼎：《商周金文录遗》85，《科学出版社》1957年。

[20]郭沫若：《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

[21]杨树达：《毛伯班簋跋》，《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二册。

[22]郭沫若：《谥法之起源》，《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

[23]林澐《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86年第6期。

[24]王恩田：《滕国考》，《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10月。

[25]匽侯旨鼎：《三代》3·50·1。

[27]《周书·多方》“王来自奄，至于宗周”。《诗·正月》“赫赫宗周”。传、笺皆以为“宗周，镐京”。

 金文中有较多有关“宗周”的记述，一般认为应即“镐京”。如李学勤《青铜器与周原遗址》，《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28]周文：《新出土的几件西周铜器》，《文物》1972年第七期。

[29]邾公牼钟：《三代》1·48·2。

[30]叔多父盘：《愙斋集古录》16·13。

[31]王龙正等：《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文物》1998年第9期。

[32]井侯簋：《三代》6·54·2

[33]杨树达：《井侯彝跋》，《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多蒙王恩田先生鼓励和指正，借此特致谢意。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1年8月5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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