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寧《〈史記〉商周史事新證圖補（壹）》出版

天津大學文法學院中文系教師陳家寧的《〈史記〉商周史事新證圖補（壹）——殷、周、秦〈本紀〉新證圖補》於2011年5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30萬字，平裝32開，定價40元。

附：書影、內容提要、序

內容提要

《史記》是漢武帝時期太史令司馬遷傾注畢生心血寫成的一部偉大著作，是中國歷史學上的一座里程碑。歷代研究《史記》者眾多，使“史記學”成為一項專門學問。自清末甲骨文出土以來，眾多出土文獻層出不窮，給《史記》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本書即以出土文獻為主要依據，對《史記》中殷、周、秦三篇《本紀》進行解釋闡發。利用甲骨文、金文、戰國秦漢璽印、陶文、石器和簡牘帛書等資料，討論商、周、秦三族的傳說、來源、姓氏、祖先、世系、名臣、地望、諸侯國及相關史事等內容。多引證前人時賢的高論，參以己見。通過總結周代以來對商人尤其是紂王行跡的誇張歪曲，說明史書不能全信，必須經過可靠證據的檢驗；總結商周、蠻夷及其後秦晉等國間的征伐戰爭，說明由於所處的立場不同，同一類事件可以被定以截然相反的性質，自身的利益是其定性的根本依據。

序

劉釗

在歷代有關中國古典學的研究中，無數學者默默踐履著以地下材料印證地上材料的法則，此即所謂“二重證據法”是也。但此法實非王國維先生所首創，惟于王氏之前有其實而無其名而已。王氏特將其揭示出，此法遂得命名，並借王氏大名而演化成學界共識，最終成為研究中國古典學的不二法門。後來附麗而出的“三重證據法”，或將出土文獻分成文字的與器物圖像的兩類，或在地下地上文獻外加上民族學的文獻，皆萬變不離其宗。其實研究中國古典學的方法並無甚花樣，主要還是實證的、考據的方法。學者間或空談理論以討巧，或搬弄概念以眩奇，皆非正途。正如裘錫圭先生所指出的，就目前的學術界而言，“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沒有理論或方法，而是研究態度的問題。”（見《“古史辨”派、“二重證據法”及其相關問題——裘錫圭先生訪談錄》，《文史哲》2007年4期。）而談到材料，則傅斯年先生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就是最好的導引，除此以外別無其他。

陳家寧博士的大作《〈史記〉商周史事新證圖補》可謂新時期用新證方法整理傳世典籍的新收穫。該課題本是一個系列研究，目前其完成的首卷（殷、周、秦《本紀》）充分利用出土古文字文獻，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璽印、兵器、貨幣、石刻、陶文、簡帛以及考古遺跡等，對《史記》中的殷、周、秦三篇《本紀》進行了新證，收集文獻全面宏富，論證分析細密周詳。這一“立體”的新證無疑會大大促進關於《史記》和上古史的研究。

該書之所以從殷、周、秦三篇《本紀》入手，是因為古文字文獻和考古資料中可以用來新證這三篇《本紀》的數量較多，有一定的示範意義。接下來陳家寧博士將會在此書的基礎上，進行《史記》其他篇目的新證研究。有本書的成功經驗打底，《史記》全書新證的成功也當可預期。其實不僅《史記》，全部二十四史都可以進行新證。這也應是今後歷史文獻學研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當然由於出土文獻特點的不同，上古史和中古史的新證在具體操作上可能各有側重，但方法論則是相通的。

該書的“新證”，絕非將出土文獻簡單地羅列、機械地排比，而是揉進了作者自己的許多觀點和觀念。其中有些觀點和觀念很有啟發性，在此不敷一一舉出細節，讀者可以自行檢閱。

中國古代的書原本很多都是配圖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圖書”。古人懂得圖畫比文字更直觀、更形象，更讓人記憶深刻。出土實物表明，當時不僅帛書如此，就連竹木簡牘上，也常常見有各種圖畫。把相連的畫有圖畫的簡相拼，圖畫的真貌就會如實顯現。像戰國時代長沙楚帛書那樣“圖文並茂”的書，在當時應該是很常見的。如今的圖書市場再次進入“讀圖時代”，但這卻不能算是創新，而只不過是一種歷史的“回歸”。陳家寧博士該書的標題之所以有“圖補”二字，就是想發掘發揚古人這一傳統，充分運用圖畫的協助工具，讓其在新證中發揮更大的效用。從結果來看，這一做法是非常成功的。

該書作者陳家寧原是我在廈門大學任教時的博士，他天資聰穎，勤勉於學，加之熱情開朗，樂善好施，故所到之處，皆能與人相處融洽，讓人喜愛。他博士畢業時我曾想將其留在身邊，但他耽念故鄉，侍親至孝，不願離開父母左右，所以最終還是回到老家的天津大學工作。這於我不免遺憾，對他卻是適得其所。

值此《〈史記〉商周史事新證圖補》首卷即將付梓之際，蒙家寧厚愛，囑我在書前作序。以我的學問本無資格，但念我們師生之誼，且該書題目也是我為他定的，故不畏冒“佛頭著糞”之譏，在此說些“王顧左右而言他”的話，聊以塞責。是為序。

2011年5月於復旦大學光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