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清華簡《繫年》
(首發)
董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引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所著錄的《繫年》,首尾完具,由於原簡自具簡號,沒有編聯分章的問題,整理者又給出了極好的釋文和註釋,已令全篇燦然可讀,為學界討論相關問題提供了一個很高的起點,這是非常令人欽佩的。
在《繫年》全部發表之前,我曾根據零星披露的資料寫過一點札記(第一條、第三條,修改稿單獨發表,此處僅存目並列出所涉及的《繫年》簡文)。今根據正式出版的圖版、釋文及註釋加以改寫,並續寫一些新的看法,向學界請教。其中有些部分涉及我的一些未發表的舊作,也趁這個機會拿出來請同好指正。
以下釋文,多數採取寬式釋文。
一、從出土文獻談曾分爲三(存目)
第二章: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盤。褒姒嬖于王,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圍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
二、晉京師
第二章: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晉人焉始啓于京師,鄭武公亦正東方之諸侯。
京師,這種寫法的“京”字,是吳振武先生首先在2010年西泠印社舉辦的新出封泥討論會上釋出,知道者可能很少,因此整理者失引。
整理者引《公羊傳》桓公九年:“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認爲“(京師)此處當指宗周。”我認爲京師是指晉都鄂。
晉公(10342)說:“我皇且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敬□百蠻,廣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史(事)公。[王]命唐公,戌<成(定)>宅京師,□□晉邦。”[1]這個京師就應該是唐叔虞的始封地,即鄂(《史記索隱》),至燮父徙晉,晉穆侯徙絳(翼),晉姜鼎(02826):“魯覃京師,辥我萬民。”晉姜是晉穆侯夫人,此時的晉都已經不是京師了,但應是晉的祖先宗廟所在地,銘文“魯覃京師”的意思應該是說晉姜的美德聞達于京師的宗廟。從前的一些學者,包括我自己,曾提出晉公 “京師”是晉國都的觀點。[2]《繫年》可以大大加强這個看法。
“京師”屬晉,還可以據另外兩種西周金文加以證明。克鎛(00209)、克鐘(00206、00204) “遹涇,東至于京師”《繫年》第16章“明歲,厲公先起兵,率師會諸侯以伐秦,至于涇。”可見涇與晉都京師之間存在交通路綫。多友鼎(02835)講獫狁伐京師,武公命多友靖之,其中所提到的地名“荀”、“楊冢”、“ (霍)”等也多可以考訂在山西中南部,所以多友鼎之“京師”也在晉。[3]
“京師”就是《禮記·檀弓下》“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之“九京”。鄭玄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釋文》:“京音原,下同,下亦作原字。”《正義》:“知京當爲原者,案《韓詩外傳》:晉趙武與叔向觀于九原。又《爾雅》云:絕高爲京,廣平爲原。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爲原也。”珊案:自鄭玄、陸德明至孔穎達之注全誤,“九京”不誤。《水經注·汾水》“又南過大陵縣東。……京陵縣故城北,王莽更名曰致城矣,于春秋爲九原之地也。故《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原,……。其故京尚存。漢興,增陵于其下,故曰京陵焉。”此地戰國稱平陶,即今之山西平遙。
據《史記》,唐叔虞之舊封在“鄂”,金文稱“京師”,京師即鄂。
“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之“少鄂”,整理者以爲即晉地之鄂。我覺得“少鄂”應區別于“鄂”,鄂是京師,少鄂是另一地名。
據上述,平王先在少鄂,晉文侯迎立之于晉之京師,三年以後才徙至成周。這是前所不知的。
下文“晉人焉始啓于京師”是指此後晉人開始兼併周圍的小國,衆所周知,晉文侯以後的幾十年時間裏,發生了曲沃併晉的事情,《繫年》略此不談。至晉獻公時,開始大舉伐滅周圍的耿、霍、魏、虢、虞等小國,《史記·晉世家》說此時“晉强,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晉人從唐叔虞始封鄂以來,就屢次遷都,燮父自鄂徙晉陽,晉穆侯自晉陽徙翼(絳),大致是自今天的晉中向晉南的方向遷徙。在曲沃併晉的過程中,翼、晉、鄂、曲沃諸都邑先後並立,各方勢力都祖述唐叔虞,因此變稱其始封地鄂為“京師”。從“晉人焉始啓于京師”這個表述來看,西周晉國都雖然屢遷,但各都邑之間,尚分佈有其他諸侯國,並沒有聯成一片。因此,獻公伐滅諸侯擴張領土的起點,仍要從唐叔虞始封的京師說起。這對我們認識西周諸侯領土的構成方式,有重要的意義。
三、衛叔封(存目)
第四章: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設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衛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餘民。衛人自康丘遷于淇衛。
四、吳王子晨
第十五章:吳王子晨將起禍于吳,吳王闔閭乃歸,昭王焉復邦。
近年流散的銅器,有春秋晚期的王子臣俎一件及王子臣戈2套,銘文作鳥蟲書,分別是:“王子臣乍(作)(肆)彝,用終。”“王子臣之用。”
李均明先生《伍員與柏舉之戰——從清華戰國簡〈繫年〉談起》[4]引用《繫年》:“吳王子晨將起禍于吳,吳王闔閭乃歸。”並指出:
子晨即夫槩王,《左傳》定公四年見“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盧”語,“子晨將起禍于吳”指夫槩王自立,《左傳》定公五年:“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溪氏。”《史記·吳太伯世家》:“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于堂溪,爲堂溪氏。”
以上除將簡文“王子晨”讀破爲“子晨”,其餘都無問題。過去都將《左傳》定公四年之“晨”當作“請”的狀語,今既據《繫年》知道“晨”是夫槩王名,而“晨”、“臣”音近可通,《史記·齊太公世家》:“子哀公不辰立”《索隱》:“不辰,《世本》作不臣,譙周亦作不辰。”是知以上兩種新見銘文的“王子臣”即夫槩王晨。[5]
五、范氏與中行氏之禍
第十八章:楚昭王侵伊洛以復方城之師。晉人且有范氏與中行氏之禍,七歲不解甲。
此“楚昭王侵伊洛”事亦見景之佱銅器群和《春秋》哀公四年經傳。景之佱銅器銘文:“唯弍日,王命景之佱救秦戎,大有功于洛之戎,用作尊彝。”我前不久有考證,同時指出季家湖楚城遺址出土“救秦戎鐘”銘文的“秦王”、與景之佱銅器同見的盤匜銘文的“楚王酓恷”爲楚昭王。[6]《左傳》哀公四年記載楚謀北方,襲梁及霍,軍臨上雒,威脅晉陰地大夫士蔑交出蠻氏戎,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杜預注“晉國未寧”謂:“時有范、中行之難。”即此簡文“晉人且有范氏與中行氏之禍”。
六、南瀤與申
第十五章:靈王伐吳,爲南瀤之行,執吳王子蹶由,吳人焉又服于楚。
第十八章:靈王先起兵,會諸侯于申,執徐公,遂以伐徐,克賴、朱邡,伐吳,爲南瀤之行,縣陳、蔡,殺蔡靈侯。
“瀤”見新蔡簡甲三:268“□及江、漢、沮、漳,延至于瀤(淮)。”我曾指出,從楚國的發展史來看,簡文“瀤”自當讀爲“淮”。[7]古音“瀤”、“淮”二字同聲同部。
整理者指出“南瀤”見《左傳》昭公五年作“南懷”。案《左傳》昭公五年原文說:“楚師及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薳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杜預注:“南懷、汝清,皆楚界。”杜注乃是就下文“吳不可入”而來,實無用處。此“南瀤/懷”皆讀爲“南淮”,就是淮水之南,不是一個具體的小地名。
楚靈王會諸侯以及誘殺蔡靈侯的地點“申”,以地理形勢觀之,應爲爲信陽之申,不是南陽之申。[8]這個看法,拙文《救秦戎銅器群的解釋》未發表的第九部分曾提到,今轉引如下,以供參考:
第九,爲什麽信陽長台關一號楚墓出土救秦戎鐘。
信陽長台關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時代的申。
顧鐵符先生《信陽一號楚墓的地望與人物》認爲,申國有兩個,分別位于今南陽(申、呂之申)和信陽地區(申、息之申),今信陽長台關北有楚王城,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楚城遺址。[9]根據這個判斷,我認爲此地就是《左傳》哀公四年與左司馬並提的申公壽餘所領的楚申縣,而同時南陽之申,則名爲“宛”,有宛公,見于曾侯乙簡、包山簡、新蔡簡及《史記·秦本紀》:“百里傒亡秦走宛”[10],二申不同。又《左傳》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可見成爲楚縣的申近于陳、蔡、汝水,是申、息之申,不在南陽而在信陽。《左傳》哀公四年:“申公壽余、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繒關近葉,致方城之外是葉公諸梁所爲;《春秋大事表》認爲負函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境”,[11]此地近蔡近信陽之申,致蔡是申公壽餘所爲,他應參與了救秦戎之全過程,又爲此事鑄鐘銘功,長台關一號楚墓規模相當于上大夫,應即申公壽余之後代繼爲申公,于是用此套編鐘之一件來隨葬。
現在看來,這可能是一種合乎情理的推測。當然,其中的一些細節,尚待琢磨。
七、晉三家伐齊與驫羌鐘對讀
第二十二章:楚聲桓王即位,元年,晉公止會諸侯于任,宋悼公將會晉公,卒于鼬。韓虔、趙籍、魏擊率師與越公翳伐齊,齊與越成,以建陽、陵之田,且男女服。越公與齊侯貸、魯侯衍盟于魯稷門之外。越公入饗于魯,魯侯馭,齊侯參乘以入。晉魏文侯斯從晉師,晉師大敗齊師,齊師北,晉師逐之,入至汧水,齊人且有陳子牛之禍,齊與晉成,齊侯盟于晉軍。晉三子之大夫入齊,盟陳和與陳淏于溋門之外,曰:毋修長城,毋伐廩丘。晉公獻齊俘馘于周王,遂以齊侯貸、魯侯羴(顯)、宋公田、衛侯虔、鄭伯駘朝周王于周。
李學勤先生在2011年5月舉行的清華簡學術研討會上,已經指出,“晉魏文侯斯從晉師”以下所述史實見于羌鐘。今將拙作《戰國題銘研究》中關于羌鐘的部分抽出,據清華簡《繫年》加以補充如下。
羌鐘于1928年至1931年在洛陽故城遺址出土,一套14件,原藏劉體智,現藏日本泉屋博古館及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博物館。其銘文分兩類:
鐘5件:隹(唯)廿又再祀,羌乍(作)(介),氒(厥)辟韓宗(獻-虔)率(帥),征秦迮齊,入(長)城,先會于平(陰),武侄寺(恃)力,(襲)敚(奪)楚京,賞于韓宗,令于晉公,(昭)于天子,用明則之于銘,武文咸剌(烈),永枼(世)母(毋)忘。[12]
鐘9件:氏之鍾(鐘)。[13]
1、銘文通讀
“羌乍(作),氒(厥)辟韓宗率”。“”字右從戈,拓本左旁皆不清楚,孫稚雛先生摹本左旁作“”,亦誤。從《泉屋博古——中國古青銅器編》的照片來看,該字左側應從“丯”,字當隸定爲“”。承李家浩先生當面提示,“”可讀爲“介”。丯、介聲系常常可通,“(介)”即副介。古書記載使者出行,常有正史和副使同行,副使稱“介”。“介”的詞義就是“副貳”,與“率(帥)”相對。句意爲:羌作副介,他的主君韓宗為主帥。可知羌是這次出征的副帥。
“征秦迮齊”,“征”訓爲往,“迮”訓爲迫,與鼓簋(《集成》04047):“唯巢來迮,王令東宮追以六師之年”之“迮”字義同。句意即取道秦(秦臺,詳下)而迫迮齊國。
“先會于平陰”,于省吾先生指出“言分攻並進,故曰先會師于平陰也。”[14]此次戰事爲韓、趙、魏三家分頭行動,故而有會師之舉。
“武侄(鷙)寺(恃)力”,于省吾曰:“武侄猶言武鷙,言恃其武勇之力也。”[15]據于說,該句主要動詞爲“寺(恃)”,“力”的修飾詞“武侄(鷙)”因爲强調而被前置。李家浩先生同意于說,並認爲攻吳王光劍銘“桓余允至”、曾伯瑚銘“元武孔黹”之“至”與“黹”都讀爲“勇鷙”之“鷙”。[16]
“敚(奪)楚京”,“”字從李家浩先生讀爲“襲”[17],在清華《繫年》中有很多確證。句意爲襲擊並奪取了楚京,楚京即楚丘,詳下。
體會銘文層次,“武侄寺(恃)力,敚(奪)楚京”似是說羌個人的戰功,前述“征秦迮齊,入(長)城,先會于平(陰)”則爲主要爲韓君之功,有所不同。
“賞于韓宗,令于晉公,昭于天子”是說器主羌受到逐級賞賜、册命,因此次行動假借王命,所以亦昭告周天子。據清華簡《繫年》,勝利之後晉公獻齊俘馘于周王。 “用明則之于銘”,“則”是“記載”的意思,郭沫若讀爲“載”(精母之部、職部對轉),可從。
2、年代及人物
關于羌鐘紀事的年代,孫稚雛先生曾總結各家之說,歸納爲四種:1、周靈王二十二年說(前550年);2、周安王二十二年說(前380年);3、周威烈王二十二年說(前404年);4、晉烈公二十三年說(前298年)。其中,第3說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說”,由溫庭敬先生首倡,唐蘭先生補充,方詩銘先生再論,已可以視爲定論。今綜合諸家之說,重述如下。
此事件應與下列文獻記載有關:
1、溫庭敬指出,《水經·東汶水注》引《紀年》:“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
2、方詩銘指出,《呂氏春秋·下賢》:“魏文侯……南勝荊于連堤,東勝齊于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18] 與《紀年》所記爲一事。
3、唐蘭指出,在此事件的前一年,即《水經·瓠子河注》引《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以及《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由齊宣公之五十一年推算,此年相當于周威烈王之二十一年。然則晉烈公之十二年正相當于周威烈王之二十二年。
4、《水經·汶水注》引《紀年》稱“王命”三家伐齊,則知此事出于周王之命;又稱“昭于天子”,則可證銘文紀年用周王朝紀年是很自然的事情。
5、《六國年表》之晉烈公十二年相當于周威烈王之十六年,此乃《六國年表》晉表之誤,不能據以推算相關年代。
6、《繫年》第二十二章“楚聲桓王即位,元年”之下先叙述晉烈公會諸侯、齊與越成,再叙述晉三家伐齊。楚聲王元年爲公元前407年,相當于晉烈公之九年、周威烈王之十九年,距周威烈王之二十二年尚有三年之差。這是後面兩件事都沒以年代系之,而不是說楚聲王元年連續發生了這三件事。這也是要注意的。
7、廩丘戰事,亦見于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M36發現的戰國楚簡。慈利簡其中有“廩丘”、“孔子殃”字樣,張春龍先生指出,《呂氏春秋·慎大覽·不廣》記載寧越子爲周威王師,在趙齊廩丘之戰後,寧越子讓趙孔青歸還齊陣亡者尸體。因此他懷疑M36可能是寧越之墓。[19]趙、齊廩丘之戰即三家伐齊長城之事的前因,可資考證。
8、由銘文稱“韓宗”不稱“韓侯”,知此紀事在三家分晉之前;《周本紀》及《六國年表》等記載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韓趙魏三家命爲諸侯。唐蘭先生指出三家命爲諸侯之事與去年伐齊有關。他說:“三家之立,雖爲卿大夫强盛過其主之必然結果,然亦不能突然産生,其被命者,殆旌其伐齊之功歟?然則伐齊之役,在當時所系甚巨,故氏伐其勛而銘鐘也。”
9、《韓世家》“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處。”又《韓世家》:“景侯虔……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處”是“虔”的訛字。銘文“”,溫庭敬釋爲“”即“徹”字,陳夢家認爲“”即“獻”字,“韓宗(獻)”即韓景侯虔。陳劍先生告訴我,此字左旁不從鬲,而像是上甑下釜的“甗”字初文,十四年陳侯午敦(《集成》04646)銘文中“獻”字作“”,左旁寫法亦省去虎頭而似“貝”形,說明“甗”字初文有一類簡省的寫法。“虔”、“獻”音近可通,陳夢家說法可信。
10、《繫年》“晉三子之大夫入齊,盟陳和與陳淏于溋門之外。”“三子之大夫”,據上引《竹書紀年》,是魏翟角(或作“員”)、趙孔屑(《呂氏春秋·不廣》作“孔青”)和“韓師”,韓師可能即韓景侯虔之副介羌。
器主氏,學者已指出,、驫同聲,“驫”氏見西周驫姒簋(集成03567)、驫姒鼎(集成02193),《水經·沁水注》:“又東過陭氏縣東。沁水又南歷陭氏關,又南與驫驫水合,水出東北巨駿山。” 氏或即驫氏,其所居或與驫驫水有關。按沁水流域在戰國時部分屬韓,或因此驫氏成爲韓氏之臣。又新鄭故城出土戰國晚期陶文有“”氏(“斤”,《古陶文彙編》6.82,鄭韓故城出土;句,6.84、6.85;大,6.106;,6.189。)此字從“馬”,可視爲從驫省聲。氏私家手工業制陶手工業陶器在鄭韓故城出土,說明氏一直爲韓氏之臣。《左傳》襄公十四年記孫林父將逐衛獻公,“併帑于戚而入”,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認爲,“帑”指子弟臣僕一切家衆,孫林父家衆本分爲二處,一在采邑戚,一在衛都帝丘,此時爲發動叛亂,將家衆聚于戚地,而後率入帝丘攻衛獻公。氏之居分爲采邑與國都兩處,與上述孫林父家衆的情况相類,應是古代出仕貴族的通常情况。
11、與晉人盟的“陳淏”還見于《繫年》第二十三章:“楚師將救武陽,王命平夜悼武君使人于齊陳淏求師。”陳淏,疑爲田侯剡。淏/昊,匣母幽部;剡,禪母談部;炎,匣母談部,幽、談兩部可以對轉,所以“淏”可以讀為“剡”。田侯剡失載於《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僅見於《索隱》引《古本竹書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
3、地理
銘文中所提到的戰爭地點“秦”、“楚”與諸侯國名秦、楚都無關係。
“征秦”之“秦”,應從吳其昌說:“此秦非陝西之秦,乃山東齊魯之交之秦。齊魯之交亦有秦地,故《左傳》記魯大夫,莊公九年有‘秦子’,襄公十年有‘秦堇夫’、‘秦丕茲’,昭公二十一年有‘秦遄’,又孔子弟子有‘秦商’,皆齊魯之交秦地人也。《春秋》經莊公三十一年‘秋,築臺于秦’,杜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是其地也。”[20]2002年在山東棗莊發現小邾國銅器銘文有女名“秦妊”,趙平安先生也指出即范縣之秦,且已引吳其昌說與羌鐘之秦地相聯繫。[21]
“楚京”,應從劉節引繆鉞說,即文獻中的楚丘(邱),《爾雅·釋地》:“邱之高大者曰京”。《漢書·地理志》“山陽郡”下有“成武,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陽。”楚丘在秦臺西,這是在往秦臺去的路上,襲擊奪取了楚京,所以銘文“征秦迮齊,襲奪楚京”之“征”訓為“往”。
所入之“(長)城”是齊長城,會師地點“平(陰)”,據劉節說,在今山東泰安府之平陰縣,在齊長城之西端。清華簡《繫年》多次提到齊長城給晉人入侵造成的麻煩,所以盟辭中有“毋修長城”的話。
如唐蘭先生所論,這次戰爭的主旨是“迮齊”,起因在去年廩丘之叛齊歸趙,這一年三家假借王命聯合對齊的作戰,魏斯是主帥,以迫使其徹底放弃廩丘,此即《繫年》記晉、齊盟辭之“毋伐廩丘”。因這次戰功,又導致了明年周王命韓、趙、魏三家爲諸侯。所以這次“迮齊”戰事,在戰國史上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現在根據《繫年》,讓我們看得更加明白了。
八、楚郎莊平君伐鄭
第十六章:楚共王立七年,令尹子重伐鄭,爲𣲲之師。
第二十三章:明歲。郎莊平君率師侵鄭,鄭皇子、子馬、子池、子封子率師以交楚人,楚人涉𣲲,將與之戰,鄭師逃入于蔑。楚師圍之于蔑,盡逾(降)鄭師與其四將軍,以歸于郢,鄭太宰欣亦起禍于鄭,鄭子陽用滅,無後于鄭。
第16章注釋[一]引《春秋》成功七年及《左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杜預注:“鄭地,在襄城南”,並引楊伯峻注指出氾水有二,一是亦見于僖公二十四年《左傳》的南氾,在河南襄城縣;二是河南中牟。第23章注釋[一三]引述前注釋,又說:“此𣲲可能就是新鄭東北的氾水。”
我同意“𣲲”即“氾”的看法,關于文字的問題另詳。但楚人攻鄭,應由南往北,不可能先跑到新鄭東北再向南進攻,所以簡文兩見“𣲲”的位置,都應該是南氾,位于襄城的南氾。
郎莊平君,“郎”疑讀爲“梁”,可能即《左傳》哀公四年“爲一昔(夕)之期,襲梁及霍”之梁,先爲蠻子之邑,後屬楚,“郎莊平君”即該地封君,又稱之爲“上梁”,見《楚策一》“城渾出周”章:“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百里〉。”戰國時又曾屬韓,稱之“南梁”,《田敬仲完世家》:“(齊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戰於南梁。”《正義》:“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土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齊策一》:“南梁之難,韓氏請救于齊。”高誘注:“梁,韓邑也。大梁魏都在北,故曰南梁也。”《穰侯列傳》又稱“三梁”。此地《漢志》稱“梁”,屬河南郡。《括地志》:“故城在汝州西南。”在今河南臨汝縣西南四十五里。[22]
鄭帥“子馬”見於《集成》01798“子馬氏”鼎,是知該鼎屬戰國早期鄭。
“鄭師逃入于蔑、楚師圍之于蔑”之地名“蔑”,應即“鄶”,見于以下兩件鼎銘:
鼎:廿三年鑄襪(鄶)平(容)=(少半)寊(鼎)(器口沿,以上魏刻銘)·
釁(鄶)(厨),一斗半(蓋,韓刻銘)。[23]
鼎:釁(鄶)(厨)。一斗半(器,以上韓刻銘)·商(蓋,漢刻銘)。[24]
這兩件鼎的銘文爲“釁(鄶)(厨)。一斗半(器)”的器、蓋原可能是一組,後失散,各自重配。
廿三年鼎的器、蓋題銘分屬魏、韓。器口沿“鑄”下之字舊釋爲“襄”。該字從“衣”旁,其餘的部分,可以與下列字形相比較:
0 1 2
0、廿三年鼎;1、璽印:魏眉·臣眉,[25];2、戟:五年龔命思左庫工師微史慶冶眉近[26]
我認爲該字從衣、從蔑省,應即“襪”字,“襪”與“釁(沫)”聲同爲唇音明母,韵同爲月部,所以魏刻地名之“襪”即指韓刻銘中的“釁(沫)”。
“釁”即“沫”字異體。[27]“襪”與“釁(沫)”皆當讀爲鄭武公所滅虢、鄶之“鄶”。其音韵關係,可與曹劌又作曹沫、曹蔑相類比。李家浩先生曾論證“會”、“沫”二字可以相通,亦請參看。[28]《史記·楚世家》記載鄶人之先出自陸終氏六子“四曰會人”,《集解》:“《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爲鄶人。鄶人者,鄭是。宋忠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鄶國,爲鄭武公所滅也’。”此地戰國時近韓新鄭,應多數時間屬韓。[29]據銘文魏刻銘“襪”也可以讀爲“鄶”,該地曾一度屬魏,但屬魏具體年代不可考。
“率師以交楚人”之“交”,在清華簡《繫年》多次出現,有學者已經指出讀爲“邀”。這裡可以為之補充書證。幾年前我爲劉釗老師寫了一篇書評《讀新出版的〈出土簡帛文字叢考〉》[30],其中曾援引陳劍先生的意見,指出《蓋廬》“毋要堤堤之期,毋擊堂堂之陣”與《孫子兵法·軍爭篇》云“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顯然意思相同,“堤堤”自當讀爲“正正”而“要”讀爲“邀”,謂“邀擊”。“邀”訓爲遮攔、截擊。
2011年12月25日寫于周公廟考古工地
[1] 以上釋文參考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生謝明文先生的未刊稿:《晉公銘文補釋》,謹此致謝。
[2] 參看董珊:《新蔡楚簡所見的“顓頊”和“雎漳”》,簡帛研究網, http://***********/admin3/html/dongshan01.htm,2003年12月7日。
[3]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4期,40-50頁。
[4] 收入《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2011年10月,武漢大學,51-57頁。參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173頁註釋[二六]。
[5] 《史記·吳太伯世家》:“吳王闔廬弟夫概欲戰,闔廬弗許。夫概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或可能也是自稱名爲“臣”。
[6] 董珊:《救秦戎銅器群的解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2月。
[7] 參看董珊:《新蔡楚簡所見的“顓頊”和“雎漳”》,簡帛研究網, http://***********/admin3/html/dongshan01.htm,2003年12月7日。
[8] 參看徐少華著:《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34-37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
[9] 參看何光岳:《楚滅國考》111-124頁,何浩:《楚滅國研究》,203-210頁,武漢出版社,1989年11月。
[10] 吳良寶:《戰國楚簡地名輯證》181-182頁,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
[11]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四》,中華書局1993年排印版,867頁。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據《欽定春秋傳說匯纂》,當今河南信陽市縣境。”中華書局,1990年5月,1626頁。
[12] 《集成》00157-00161。
[13] 《集成》00162-00170。
[14] 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上1.12,1933年。
[15] 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上1.12,1933年。
[16] 李家浩:《攻吳王光劍銘文考釋》,《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57頁。
[17] 李家浩:《釋上博戰國竹簡〈緇衣〉的“輯熙”合文——兼釋兆域圖“及”和羌鐘“”等字》,《康樂集——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第42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參看《清華簡(二)》155-156頁注釋[二]。
[18]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101頁。
[19] 張春龍:《慈利竹簡概述》,《新出簡帛研究》4-11頁。
[20] 吳其昌:《羌鐘補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5卷6號,1931年。
[21] 趙平安:《山東秦地考》,《華學》第七輯,117-119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22] 楚“陳、蔡、不羹”之“羹”舊音“郎”,但“不羹”未見省稱“羹”之例。
[23] 上海博物館藏。唐友波:《新見湏厨鼎小識》,《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九期)》54-59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12月。
[24] 陳介祺舊藏。《集成》02103。《三代》2·54·1。
[25] 《珍秦齋藏印·戰國篇》151號,澳門基金會,2001年。
[26] 《集成》11348、11349。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27] 參看林澐:《古文字研究簡論》46頁,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年。
[28] 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從“”之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201頁。
[29] 黃盛璋先生曾指出地名“釁”見于未發表的韓新鄭兵器。
[30] 董珊:《讀新出版的〈出土簡帛文字叢考〉》,簡帛研究網站, 2004年11月9日,http://***********/admin3/html/dongshan03.htm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1年12月25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1年12月26日。
点击下载附件: 1004董珊:讀清華簡《繫年》
“
《說文》無
借问一下,吴振武先生释“京”的意见写成文章了没有,发表在哪里?谢谢!
“𣲲”字若果讀為“氾”,那麼該字的右旁,也即它的聲旁有可能是“𣎺”的訛體。甲骨文中的從“𣎺”之字或作:(《新甲骨文編》403頁)、(《新》407頁)、(《新》893頁)。上揭諸字所從的“𣎺”旁,與“禾”有些相似,演變到戰國時代,訛為“禾”字形是可以理解的。“𣎺”與“㔾”聲字古音很近(參裘錫圭:《說“白大師武”》,《古文字論集》357-358頁,中華書局,1992年;裘錫圭等:《晉侯蘇鐘筆談》,《文物》,1997年第3期65-66頁。),作“氾”的聲旁是沒有問題的。
,字写法与“亭”同形(《语丛一》03),参见吴振武:《蔡家港越王者旨于睗戈新释(提要)》,《古文字研究》第23辑第100-101页。中华书局,2002年。吴振武:《谈齐左掌客亭陶玺》《第18届古文字年会散发论文》。北京香山饭店,2010年10月22-23日。或因是“亭”可能是“京”的分化字。 ,
非常感謝各位的指教!
關於氾字,我和“有鬲散人”的意見基本一致,同時還有對另一些材料的私見,不知是否有機會單寫一篇。
關於吳老師釋“京”的意見出處,謝謝“金滕”先生補充。我記得不准確,似乎西泠會議上的文章也是與此字有關。
飛虎先生以唐蘭先生首先發明“襲”字讀法相指教,與王偉先生指出趙誠先生已談過“救”字的情況類似。拙作改訂稿將採用。非常感謝!
關於《禮記·檀弓下》“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之“九京”,郭永秉先生《阜阳汉简考释两篇》《文史》2010年3期有詳細的討論,可以參看。
很榮幸和董先生想到一起了,期待董先生的大作!
京師恐怕仍以理解為宗周為妥。一,“晉人焉始啓于京師”的京師,與“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的京師,應當是指一個地方,如果將京師理解為晉國都,那麼“晉人焉始啓于京師”怎麼講呢?晉人首次在其國都地區擴張領土嗎?這顯然是講不通的。二,晉文侯如果把周王立到晉國都城,恐怕是不合禮制的,既有使天子降低身份之嫌,也有借機擴張自己威勢之嫌,恐怕免不了被指責甚至討伐。
我原來錯將“晉人焉始啓于京師”的京師理解為周當下的都城(成周),所以感覺將“啟”解為啟土難以理解(見http://www.gwz.fudan.edu.cn/ShowPost.asp?ThreadID=5345)。現在方才明白,京師指宗周。蓋周室東遷後,在宗周地區留下勢力空白,所以晉人借地近之便,乘機擴張,“啓于京師”是指晉人在宗周地區擴張勢力疆土。簡文云周室東遷後,“晉人焉始啓于京師,鄭武公亦正東方之諸侯”,隱含有將晉、鄭並提之意。將這兩句簡文理解為鄭武公正東方之諸侯,晉人則在西邊的宗周地區擴張領土,似乎不為無理。
《繫年》第三章:“平王東遷,止於成周,秦仲焉東居周地,以守周之墳墓,秦以始大。”這只是一個概略敘述。《史記·秦本紀》:“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岐以西之地”,不包括宗周地區。
綜合以上文獻可見,周室東遷之後,宗周地區曾為晉、戎所爭奪。由於晉是諸侯國,兵力可能強於戎,故可能佔有一定優勢,簡文云“晉人焉始啓于京師”,似乎晉在周室東遷後的一段時期內曾在宗周地區佔有一定領土,這是合理的。
战国时代:
據上述,平王先在少鄂,晉文侯迎立之于晉之京師,三年以後才徙至成
周。這是前所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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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兄,其实还是有些迹象的。
《左传》鲁僖公22年:
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秋,秦、
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僖公22年即前638年,往前数一百年,则“平王东迁”事当不早于前738年。可《史记》记载平王是幽王败死后(或次年)在晋、郑等护送下东迁洛阳的,即前771年。前771到738相差33年,可见《左传》的史源中,平王是在幽王败死后33年东迁的。
这33年到底怎么回事,以往古书似乎没见解释。《系年》记载携王21年、无王9年、平王立3年东迁洛阳,加起来正好33年,可补这段缺。
这样一来,《史记》等书里晋文侯的在位年就。。。。。。牵一发动全身啊
谬也。在约略同时的《左传》及稍后的《史记》中,“京师”无一例外指的是天下之首邑。在更早期的《诗经》中,“京师”所指亦是如此。董氏在论证过程中所引金文本身并不能证明“京师”在晋,而非“宗周”;而且,《史记》似并未提及“唐叔虞封鄂”之事,盖是《史记》注家引《世本》之文。另外,不论“鄂”是否堪当“京师”之称谓,就算“鄂”作为晋文侯时代晋国都城之证据,也很难在文献和考古两方面找到。
少鄂,当不在晋地,否则晋文侯无须往其地逆(迎)平王。平王的母家是申,申侯乃灭周之发起者。周灭后,平王即便暂未得立,也当居于申侯之势力范围才是。《竹书纪年》说“申侯、曾侯、许文公立宜臼于申”,当有所本。无论宜臼在幽王死后即时登基与否,“少鄂”该当在申、曾近旁,位于商洛至南阳一线。所谓“少鄂”,盖是简书写作时代的人为避免与“当下”楚国之“鄂”相混淆,而给旧“鄂”起的别名。
参考本人博文:《系年》所见之两周之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8b3660100xlq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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