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書評

顧濤

清華大學歷史系

一

2007年10月，筆者有幸赴香港大學參加中文學院八十周年院慶，曾向學界擬議重建中國新經學之草案；時隔兩年多，奉讀虞萬里先生新著《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不禁拍案擊節，歎新經學之冰山一角終於浮出水面，虞先生已先得余心之同然。

新經學之思想本發軔於香港饒宗頤先生（1917- ）。2001年11月，饒公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論壇上，鄭重闡述了他關於建設中國新世紀「新經學」的思想體系，並預期21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1]。饒說之形成當遠紹唐陸德明（約550-630），陸氏「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序錄〉），爲之「摘字注音」、「因音辨義」，成《經典釋文》三十卷。《釋文》保留了大量先唐故籍之異文材料，總數達八千餘條，堪稱千四百年來漢唐學術資源取之不盡的富礦。1997年，饒先生便明确提出重編新《經典釋文》的方案，[2]此後益信這「是文化史重點問題來龍去脈的綜合性研究的基礎」，是新經學之根基。

新《釋文》的主體工作至少包括如下兩步。一是對新得經籍異文予以窮盡彙集。如20世紀50年代末出土的武威磨咀子漢簡《禮》九篇（469枚，27298字），與今傳本《儀禮》相對照，直接構成六百多組異文，由此開經籍出土之閘。近半個世紀以來，「先秦『原版』文獻」（頁1）陸續顯現，與今傳本可直接構成批量異文組。此外還有其他出土文獻引用、轉述經文等所構成的零星異文，均當悉數輯錄。第二步則是對輯錄所得的每一組異文進行文字形音義的疏證，條理其間造成差異之機理，立足於此可使由歷時傳衍、地域變異、學派分合、俗鈔錯舛等外在因素所造成的看似紛亂無序的異文形體，納入到同一平臺上得到合理的說明。這一步是重編工程的重心，亦是今人得以超邁陸氏之處，將直接關係到後續研究的可靠性。虞著正是秉續此思想而成，選取《禮記》〈緇衣〉篇作爲解析樣板，先設三章對上博簡、郭店簡、傳本、石經等所構成的每一條異文予以地毯式疏證，計約15萬字，佔全書篇幅的1/ 3。此一番語言文字學（小學）的實證工夫，是全書根柢之所在，善讀虞著者不可不知。

然虞著尚遠不止於此。虞先生將形音義的平面結構再作時空之立體延伸，其旨在進一步敲定異文雙方致異的時代與地域。此新《釋文》之第二步。茲略刺數例簡述其思路。如傳本引《甫刑》「播刑之不迪」之播，上博簡15作「𥸨」。兩者是古今字的關係，上博簡釋作蹯，誤，對此二字形義之考釋李零已證明，虞著從之，且又突進一層。其通過參驗漢碑、古璽和《尚書》諸古鈔本，探明《尚書》作𥸨爲先秦舊貌，下逮漢魏之際仍有鈔作此形，而今本作播「係承唐石經而來」，證諸日藏唐鈔本《經典釋文》，可推知其爲東漢鄭玄注本原文（頁123-125），𥸨、播交替的時段可基本落定在東漢末（上下略可延）。又如傳本「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句之「正」，上博簡21作「匹」，郭店簡42作「駜」。虞先生考定作駜爲「匹馬」之通假，作匹爲「匹馬」之省體，作正爲匹之誤字，由此可平息時賢之歧說。再進一層，虞先生又據居延簡、馬王堆帛書、銀雀山簡推定「正、匹相混似應定在文、景或武帝以後」，而「至魏晉六朝猶在滋生」（頁161）。簡括而言，《緇衣》戰國鈔本必定有作匹馬形者，作匹、作駜爲據此傳鈔而來，作匹之本必下至漢世仍行，漢人據此本誤鈔成「正」，而至東漢除作「正」之本外，其他各本恐均已不見流傳，故鄭注未予收錄。虞先生經由匹馬、駜、匹、正異文四形，描畫出戰國至漢末經本傳鈔之歷時痕跡。

考定異文之地域差異，則主要藉助於古方音，而其旨在穿破古音相近可通之音理癥結。清代古音學家或言「合韻」（段玉裁—黃侃），或稱「通轉」（戴震—章太炎），其雖已初知「轉陰轉陽，五方之殊音」（孔廣森語），然終嫌未達一間。今地下簡帛層出，此滯漲不除，必滋生好言通轉，牽連至無不可轉之弊，穿鑿皮相之說往往而起。較早鑿破其間混沌者當數林語堂（1895-1976），林氏於20世纪上半葉所撰〈前漢方言區域考〉（1927）、〈燕齊魯衛陽聲轉變考〉（1933）、〈陳宋淮楚歌寒對轉考〉（1933）諸文已開古方音鉤沉之端，可惜此後林氏轉行，此途乏人問津。五十年後，虞先生上繼林氏，推揚其波，[3]其目標是「遍考每個方音字的『出生年月』和『籍貫』」，[4]爲此他已做過大量的工作，今已形諸文字者有〈從古方音看歌支的關係及其演變〉（1982）、〈山東古方音與古史研究〉（1986）、〈《三禮》漢讀、異文及其古音系統〉（1988）、〈由甲骨刻辭多字結構說到多諸之音義及其民族與時地〉（1999）等文。

今番整理〈緇衣〉異文，虞先生同樣擬在「以語音爲紐帶的流動系統」（頁173）中離析方音之差異。如傳本引〈君雅〉「資冬祁寒」之資，上博簡6、郭店簡10均作「晉」，據《說文》上方从臸，三字古韻分隸脂、真、質，陰陽入相轉；又參諸《易釋文》「晉，孟（喜）作齊」，聲鈕屬精、從一系，與臸之章系有別，聲韻二項均係齊魯方音之典型特徵，傳本與簡本分屬齊魯與荊楚二地，故鈔本字形各異。又如傳本「民是以親失」之失，上博簡10、郭店簡18均作「」，兩者之關係眾說紛紜，虞先生由與相近之達、从失之迭分屬月、質部，提出「歌（月）、脂（質）二部在先秦楚方音中音值較爲接近」的解釋方案（頁91），恐較他說爲近真。同理，傳本「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之危，郭店簡31作「阝𢘳」，裘錫圭云从禾聲，禾聲在歌部，而危慣隸支部，虞先生證諸「古歌部相當一部分字由於楚音系的影響，漸漸流入《廣韻》的支部」，故「在楚音系地區，兩諧聲系字音值更近」（頁131），由此裘說理據充盈。

依照虞先生的研究思路，新《經典釋文》當突破已有的形音義平面結構，將一形一音一義在時空立體座標中逐一描畫出其發展曲綫，由此構築起的基礎平臺將大大超邁清儒之視域，而成爲其後秉持燭照經籍傳衍、經史考辨、經旨探源諸重大問題，並能取得關鍵性創獲之保證。正所謂「點滴彙聚，積沙成堆」（頁173），虞先生多年的辛勤積累必將熔鑄新知。

二

虞先生對〈緇衣〉異文的梳理已催生出一片經學史研究的新天地，即對早期經籍傳衍譜系作尋蹤式探索，條理由戰國簡本至今傳鄭注本間之遞嬗脈絡。

若回顧已有的經學史研究方式，周予同已明確指認皮錫瑞《經學歷史》「爲經學史辟了一新途徑」，此前舊有著述中三類近似於經學史的著作都「祇能作爲輔助的或分門的參考資料」[5]。皮氏以來，經學史著作不斷湧現，細緻程度和系統性已大有超越，然仍不出如下三條思路：以事件爲中心的紀事體，以人物爲中心的傳記體，以經注爲中心的書論體。某一部著作往往有所側重又兼而取之，穿插使用三式，及至新近產生的所謂「經學思想史」或「經典詮釋史」，仍未邁出此苑囿。而對經籍本身傳衍遞遷之歷史則幾成乏人問津之空檔，尤其是對在傳世本定型以前經籍傳鈔之源流脈絡，認識極爲粗淺。今地下出土資料大興，考索經籍傳衍譜系勢必提上日程，虞著已然導夫先路，其真正的突破表現在第六章「〈緇衣〉簡本與傳本章次文字錯簡異同考徵」。

經由簡本與傳本稍事比較即可得知，兩者之差異不僅在文字形體殊異和局部衍奪倒乙，更有涉及到章節及內容的大幅度調動、缺省，虞先生對此進行了詳細排比。依其概括可知，立足於傳本而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內容相類之章節整體挪動次序，個別章節單獨挪移至別處，增益出三章。對此時賢已各抒己見，然各家「不是左袒，即是右袒，亦即不是遙承先秦舊本，便是出自後人增補或竄入」（頁245），結論極爲簡單，且均無法周延通貫。故虞著提出一種全新的解釋方案：推測秦漢之際有一種簡長一尺左右，每簡12字上下（下限可至10字）之〈緇衣〉文本，後深藏中秘，韋絲散絕，簡牘錯亂，經禮家重新編次；但因共計23章中有14章（甚至16章）均從簡首寫起，故難以復原，祇得根據「以類相從」原則重排，不意造成錯簡五組，增簡三支，增改原句二簡，脫簡一支，詳可參「傳本所據之祖本簡式演示圖」（頁262-270）。虞圖至關緊要點在確定每簡容12字，依此基準推排適得100支簡，故不妨簡稱「虞氏百簡圖」。

百簡圖可使如下癥結渙然冰釋：（1）此圖所排有14章從簡首寫起，即起自「子曰」，佔全部23章一半強，由此造成漢代經師無法精確復原之可能；（2）此圖恰好有13簡又以引《詩》、《書》起頭，由此可充分解釋連續錯簡五組何以均在《詩》、《書》，脫簡一支亦在引《詩》；（3）此圖恰好可說明誤增22字適佔二支簡，而與下一簡又正好構成8字爲韻之體。由此使當年禮家重編〈緇衣〉散牘之情狀宛然歷歷在目。清初禮學家張爾岐（1612-1678）讀禮經爛熟於心，曾有「彷彿戴弁垂紳從事乎其間」，眼見「周文郁郁，君子彬彬」之奇妙景象，[6]虞先生摩挲《禮記》諸本，蓋與張氏遙相心照。

然就邏輯方法上講，虞氏百簡圖實際上是一種構擬法，與清代以來之考據實證法大異其趣。就學術史而言，構擬法用於古史研究大概肇端於古音學，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開闢了由古韻分部走向音值音系構擬的時代，自高氏《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以來一個世紀，上古音系的各家建構已進入精密無間之境地，各成體系而牽一髪動全身。因此，學界將進入20世紀譽爲中國音韻學史上的「高本漢時代」[7]。筆者以爲，經學研究同樣必須步入此時代。如果說據單條異文推證經籍流傳，所得爲雪泥鴻爪式的史跡片斷，那麼簡式構擬所復現的則是經本傳鈔的整體格局，血肉與筋骨兩相呼應，新經學之大廈便可趨於豐滿。

當然必須認識到，簡式構擬是在「無盡之推想和紛繁之客觀」（頁344）中尋求一種最爲合理的假設方案，各家推擬很可能各成體系，如美國漢學家夏含夷（1952- ）即做過同樣的工作[8]。方案可信度之檢驗無疑當最大限度地可與已知史實相印證，爲此虞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其曾撰〈鄭玄所見三禮傳本殘闕錯簡衍奪考〉長文，即是素年潛心漢代禮學之深厚積累，今又通盤考量已出儒家簡牘之尺寸、體式，以證明每簡容12字之可能，後文又用大量篇幅證實戰國《緇衣》各章章旨以及漢代經師禮學思想之流變，由此可說明其無法復原、造成錯簡之深層緣由。明乎此，便可知虞著忽焉筆觸鄭國桓、武開國史，繼而糾慮西周國學禮樂六語之教授，終又細繹禮典爵制、服制之等第意蘊等等，所謂「字面上似乎轉求轉遠，脈絡上卻不得不爾」（頁4）之用心所在。而抓住虞氏百簡圖爲全書之機捩，各章之犖犖大端便可縈然於心。

三

新經學無法回避的是歷代沉積之公案謎題，今人若尚無力撬動此類大關節，則於經學史而言便無以忝入創新之列。職是之故，虞先生直面經史公案，竟幾度深發千古之覆，遂使「聖經面紗」漸始揭開。今姑舉其一端以窺全豹。

《毛詩》〈小雅·都人士〉「是一首從小序到結構都使人疑竇叢生的詩篇」（頁530），此詩起生曲解之糾結在首章與後四章非徒內容不相關，且不入韻，三家詩更無首章。自唐宋以來學者多曲爲毛詩作彌縫，自清季王先謙（1842-1917）始大膽發疑，後孫作雲（1912-1978）等承王說，推測爲錯簡，然終無以指證，故使人將信將疑。虞先生經對照出土簡本引《詩》，揭橥此詩係由〈彼都人士〉和〈都人士〉（後四章）兩詩綰合而成，首章當予以離析開，與簡本所引並爲逸詩《彼都人士》，由此完滿解決了這一問題，其自稱爲「破解傳世文獻中死案之又一次嘗試」（頁505），絕不為過。今析其理路可知，此正乃藉助於上述異文疏證平臺和簡式構擬模型而水到渠成，經史研究端賴厚積薄發，益可明矣。

虞著第一步是考定郭店簡17「出言有」之字當定爲「人」，釋作「仁」，與下句末字「信」均入真部，押韻。此字學界已出多種釋讀方案，或作「璋」（陳高志說），或作「川」（李零說），或作「針」（裘錫圭說），新近又見釋作「梃」[9]，然虞先生均未依從。其釋「人（仁）」，不僅具有形體、音理依據（頁84-85、513-514），且可與前文「子曰：上好仁」之仁的兩種簡本字形相照應（頁62-63），更重要的是，《緇衣》此章衣、容、德、仁、信一貫而下，正可與第十一章所詳細論證之「爵、服、德、行、容數位一體的先秦禮制」相印證（頁515），敘述與引《詩》其間文理密合。今傳本此章引《詩》割裂此旨，由是破綻頓見。

第二步據虞氏百簡圖排列，可精密推定其致誤之全過程：重編者當面臨第36簡殘斷或散佚時，據第35簡尚存「詩云：其頌」等零星數字，誤迻錄〈彼都人士〉同詩之另一章，以足成〈緇衣〉引《詩》之體例，而所補一章六句爲24字，又恰好與古本所佚者節引三句爲12字成倍數，可對應於百簡圖之2支簡位（36A、37簡，參頁502新圖式）。故重編者一時迷於表面體例之完整，而未能深察其間邏輯內涵之偏離，由此釀成大錯。

第三步反推《毛詩》，其又因〈緇衣〉等文獻引錄此詩「彼都人士……」一章之結構與《三百篇》所傳之〈都人士〉四章句式相近，字數相等，同以「彼都人士」出言，故取而弁於首章，綰合爲一詩，同時還將〈緇衣〉引《詩》前之「子曰」文字攬入小序，由此可與三家詩爭勝。而兩者詩旨不相符，正是據以離析之切口，也是漢代經師有意竄改經本之鐵證，起古人於地下，恐亦惟有默許而汗顏。

走筆至此，不禁憶起十年前摩讀虞先生〈正續清經解編纂考〉長文，驚歎其爲學之精勤篤實，當世罕有其匹，後知虞先生在1982年時即已「有兩套不同版本的石印本《正續清經解》，平時翻閱，加上了密密麻麻的圈點」[10]，屈指算來幾近二十年，至今虞先生方出版其第一部專著。著中勝義紛披，卓見迭出，諸如其指出「戰國晚期到秦漢間之《詩經》文字，是分化與統一雙軌並行的過程」（頁350），「梅賾所上《尚書》在文字、篇次上有其獨立不苟同的立場」，屬「二次整理」（頁382、388），〈緇衣〉「是子思所輯書中的篇章」，其中引《詩》《書》則「更多的是子思門人、後學……逐漸補充以臻完善」，「真正成書、定型似應在……公元前350年前後」（頁450-451）等等，均批大卻，導大窾，直刺經學史之大軱，其他覃思之精識，窮復之心跡無不隨文閃現而擲地有聲。筆者流連於虞著前後數百處案語，沉潛於作者信手所致上千種文獻，數月間竟無以自拔。

清代經學之隆盛已逝，而三百六十年前，清初第一代經學家習禮所面對的是「讀莫能通，旁無師友可以質問，偶於眾中言及，或阻且笑之」[11]的處境，然正是彼輩孜孜矻矻，發蒙振落，又踵武者連袂掘進，取精用弘，漸以鑄就乾嘉經學之走向輝煌，綿延有清三百年。今世情形略勝清初，虞著或先聲已發，尚祈吾人三復致思。

本文原刊于《漢學研究》第29卷第4期，2011年12月。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2月29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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