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畢脞說（七）

（首發）

張世超

東北師範大學

七

楚文字中有如下二字：[1]

A　　B

關於A、B二字形，學界已達成如下共識：其一，A、B不是一字，A即《說文》之“宗”，B即《說文》之“宔”。其二，後世之“主”即來源於B字。其三，B字“宀”下所從之“”乃來源於古代之“示”字。[2]這樣看來，A、B二字都是從宀從示，楚文字中將其分為A、B二形，是為了表明前者是會意字，後者是形聲字。[3]

其實，被釋為“宔”的B字並非僅見于楚文字，在晉系文字的侯馬盟書和中山王器銘文中都可以見到其形，與“宗”字有別。秦文字與齊文字中則有“主”而無“宔”。[4]楚、晉文字之“宔”與秦、齊文字之“主”是互補的，或者可以說，楚、晉文字中的“宔”就是秦、齊文字之“主”。秦統一中國後及漢代，“宔”字消失，唯餘“主”字。這就是凡宔祏之“宔”典籍上一律作“主”的原因。

《說文》卷五收有“主”字，曰：“主，鐙中火主也。從象形，從，亦聲。”卷七收有“宔”字，曰：“宔，宗廟宔祏，從宀主聲。”《說文》關於“主”字字形分析之誤，學者們已指出。我們要指出的是，根據戰國文字的情況來看，《說文》收“主”為正篆依據是秦、齊文字，收“宔”為正篆依據的則是楚、晉文字。[5]在戰國文字裏，“宗”“宔”雖然判然可分，但二字都是從宀從示，字形又相近，容易相混。在對侯馬盟書和中山王器銘的早期研究中，學者往往把字形B釋為“宗”，漢人讀古文經時，類似的錯誤恐亦難免。

例如，《左傳·莊公十四年》述原繁對鄭厲公曰：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

文中之“宗祏”當即“宔祏”之誤。“宔祏”與《昭公十八年》所記之“主祏”為同物。（詳下文）亦即《說文·卷七》“宔，宗廟宔祏。”之“宔祏”。“社稷有主”之“主”似指下文提到的“子儀在位”，然仔細品味，此處之“主”是呼應上文“宔祏”之“宔”的。實際上，《說文》卷七將“宔”緊接于“宗”字之後排列，也暗示了在漢人心目中這二個字的密切關係。

清華簡《祭公之顧命》曰：

“王曰：‘公爯（稱）不（丕）顯德，以余少（小）子颺（揚）文武之烈，颺（揚）成、康、卲（昭）宔之烈。’”（7—8簡）

整理者將“宔”讀為“主”，曰：“‘宔’即‘主’，《爾雅·釋詁》：‘君也’。”這種解釋恐怕是有問題的：對於穆王來說，“文、武”“成、康、昭”均其先王，“昭”為其父，“文、武、成、康”為其祖，何以要稱為訓“君”之“宔”，又何以要拋開“文、武”，單稱“成、康、昭”為“宔”？

其實，學界已有人注意到了此處的不妥。黃傑先生認為“‘宔’字釋讀誤。該字作，當讀為‘考’。”理由是在楚文字裏單寫的“”與“丂”字形相近，幾乎不能區別。[6]有人指出：“楚簡‘主’‘丂’寫法幾乎一摸一樣，但‘主’字上面的‘宀’在此也應具有偏旁制約的效果。”[7]也就是說，“主”“丂”二字雖然形近，但加置“宀”旁的“”卻是“宔”，絕不能讀如“丂”。這是有道理的。

《逸周書·祭公》與此篇簡文“宔”字相對應的字作“考”，面對這樣的材料歧異，我們一般應相信簡文。因為戰國時人寫竹簡將“考”誤為“宔”的可能性，比起秦漢以後人將“宔”誤為“考”的可能性，顯然要小得多。事實上也是如此，《逸周書·祭公》原文如下：

“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

後人因不瞭解宔祭制度，不能讀懂“成、康、昭”後面的“宔”字，因昭王為穆王之“考”便將“宔”字改作了“考”。[8]豈知如此一來，“成、康、昭”都成為了穆王之“考”，更為荒謬。簡文的釋讀也存在這樣的弊病。

這裏的敍述顯然是與祭祀有關之事。同篇簡文前面講到：

“王曰：‘於（嗚）虎（呼），公，縢（朕）之皇祖周文王、烈祖武王，宅下國，作陳周邦。’”

則穆王稱“文王、武王”為“祖”。

《禮記·祭法》曰：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類似的文字還見於《國語·魯語上》：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從整段文字看，是大一統帝系思想的產物，應該是較晚的東西。況且將上述二段文字比較一下即可看出，彼此說法不一，祭法順序紊亂，顯然是無根據之說。然可注意者，其中關於周人祭祀的敍述二段全同，且有理致，當有所本。整段文字蓋好事者據周人之祭法鋪衍有虞、夏、商而成者。

這裏，需要對“禘”祀略加討論。古書上關於“禘”祀的記載頗為繁雜，歸結起來，“禘”字代表著三種不同的祭祀：一、大祭，二、殷祭，三、時祭。[9]結合古文字材料看，“禘”祀的內容應來源於“帝”，“帝”在殷墟卜辭和西周金文裏的意義是天帝，“禘”作為祭祀就是祭天帝，因此，“禘”又被認為是祭天之儀。[10]之所以要於“郊”舉行，大約包含有祡、燎一類的儀式。《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這就是說，王者以“其祖之所自出”配享天帝，目的在於神化自己的宗族。

然“禘”祀亦見於宗廟祭祀，如：

《春秋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昭公十五年》：“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

又《昭公廿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

又《定公八年》：“辛卯，禘於僖公。”

對此，段玉裁認為“皆專祭一公，僭用禘名。”[11]注家對於上述經、傳文或解以時祭，或解以殷祭，或以為五歲一禘，或以“諦祭也”訓之，眾說紛紜。

西周金文中“禘”一般作“啻”，見於以下數銘：

1.小盂鼎（康王，《集成》02839）：

“王各廟……用牲啻（禘）周（？）王、武王、成王。”

2.剌鼎（穆王，《集成02776》）：

“唯五月王才（在）衣，辰才（在）丁卯，王啻（禘），用牲於大室，啻（禘）卲（昭）王。”

3.鮮簋（穆王，《集成》10166）：

“隹（唯）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望戊午，王才（在）京，啻（禘）於（昭）王。”

4.繁卣（西周中期，《集成》05430）：

“隹（唯）九月初吉癸丑，公祀，旬又一日辛亥，公啻（禘）辛公祀。”

既有合祭，亦有專祭；既有五月之祭，又有九月之祭。

總之，從西周時期的金文裏看不出“禘”祀有殷祭、時祭等跡象，這與春秋經傳所記相合。我們認為，“禘”祀的內容並非如晚出的說法中那樣複雜，應該就是從配享天帝之祭轉為宗廟中對祖先之大祭，稱之為“禘”，取其隆重之意而已。

本文所涉及之“禘”，僅限於配享天帝之大祭。

將上文所引《禮記·祭法》與《國語·魯語上》文字中關於周代祭法的一段與清華簡《祭公之顧命》比較可知，前者文中之“宗”當為“宔”之誤字，在周人的祭祀中，“禘”、“郊”是配享天地之神，“祖”是在祖廟中受到祭祀，“宔”則是在宗室宮寢的太室裏受到祭祀。穆王時，文、武二王是在祖廟享祭的，故稱之曰“且（祖）”，成、康、昭是在宗室享祭的，故稱之曰“宔”。《左傳·昭公十八年》記鄭國為防火災“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杜注：“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群主於祖廟，易救護。”這裏的“主”就是“宔”的秦漢以後寫法，可見鄭國當時是以厲王及其上諸王為“祖”，以桓公友及其下為“宔”，是供祀於宗室明堂中的。[12]是從所謂“鄭之為鄭”開始進入宗室祭祀的。正因如此，“宔”成為了宗室的象徵，春秋戰國期間，本國之人臣（亦即本宗之人）稱國君（亦即大宗子）為“主”。

有關周人祭法的記述見於典籍的還有一條，那就是見於《孝經·聖治》的一段話：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宗祀”當也是“宔祀”之誤。

茲將周代有關祭法之材料列表如下：

周公時尚無祖廟，只在明堂宔祀文王，約在成王時，已將文王奉入祖廟，宗室明堂僅宔祀武王，至穆王時，將文王、武王奉入祖廟，明堂宔祭者已變為成王、康王和昭王。可見，隨著宗族的繁衍，進入祖廟的受祀者也在不斷地調整。

2012.2.13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3月6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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