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公》与惇史

（首发）

张怀通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今本《逸周书》中的《祭公》是一篇西周文献，学者已经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1]2010年清华简《祭公》的公布，[2]不仅为学者提供了《祭公》较为原始的文本，而且为学者准确理解《祭公》的内容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下面笔者将清华简本与今本相结合，谈一谈对《祭公》性质的看法。

《祭公》记载了祭公与穆王的一次对话，这次对话可以从祭公与穆王两个角度分别进行理解。从祭公角度来理解，对话的性质是祭公对穆王的临终衷告，今本《逸周书》中该篇以“祭公”为题，清华简以及今本《缁衣》、郭店简《缁衣》、上博简《缁衣》所引该篇都以“祭公之顾命”为题，皆由此而来。从穆王角度来理解，对话的性质则是穆王向已是耄耋之年且病重在身的祭公征询意见，用文中的原话讲，就是“公其告予懿德”。

国王向国家宿老征询意见，在当时叫“乞言”，国家宿老的意见记录于册，则叫“惇史”。《礼记·内则》云：“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所谓惇史，就是“嘉言懿行录”。[3]

五帝时代渺茫无稽，夏商文献不足为征，姑且存在不论。西周时代的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都很丰富，能否从中找到西周国王向国家宿老“乞言”的史实，以及记录国家宿老言论的“惇史”呢？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没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笔者认为，《祭公》就是穆王向国家宿老祭公的“乞言”，其性质就是“惇史”。对此，我们毋需一句话一句话地进行解释、辨析，大家只要将《祭公》中穆王问话及其语气、祭公回话及其语气稍事体会，自然可以得出与我们相同的判断。

因为是穆王向祭公“乞言”，所以在祭公讲话结束后才有“王拜手稽首党言”的礼节。其中的“党言”，清华简《祭公》作“举言”。李学勤、沈建华二位先生认为二者义近，都是美言、善言的意思。[4]

国王向国家宿老拜谢善言的礼节在西周时代虽未必常见但却不是孤例。《尚书》中的《雒诰》记载了成王与周公的对话，在对话的第一节，当周公讲完作雒的理由与经过，成王表达了新邑落成君臣共享美好天命的愿望之后，紧接着有一句话，作“拜手稽首诲言”。对于这句话所关礼制，以及其中有些字词的含义，历来学者有不同解释，笔者认为伪孔传解作“成王尽礼致敬于周公，求教诲之言”最得其真谛。[5]

雒邑建成之后的政治形势是，东方叛乱已经平定，周家统治已经稳固，周公就班，成王亲政，然而刚刚亲政的成王年龄尚轻，行政经验不足，在许多方面仍然依仗德高望重的周公，因此周公教诲成王是职责所在，成王对周公的教诲拜手稽首也是自然而然。

《雒诰》是可靠的西周文献，其与《祭公》在周王向国家宿老拜谢教诲礼节上的前后一贯，证明西周确实存在养老、敬老的礼制。不过，从《礼记·内则》看，西周国王向国家宿老“乞言”的礼节可能不是周公制作，而是继承自传统。《尚书·皋陶谟》记载皋陶建言之后，“禹拜昌言”，其中的“昌言”与《祭公》中的“党言”，声同义通，都是美言的意思。[6]《皋陶谟》的记载虽然未必完全真实，但足以表明《祭公》、《雒诰》所载养老、敬老礼制渊源有自。

以前学者对于《祭公》的研究主要是从祭公角度着眼的，看到的是祭公的道德思想，看到的是西周中期的社会问题与危机。现在我们从穆王的角度来考察《祭公》，发现其学术价值除了上面的两点之外，还应该有三点：一是对于考察西周及其之前养老、敬老制度的价值，二是对于考察西周礼制的价值，三是对于考察“书”形成途径的价值。

前两点上文已经有所论及，在此笔者想对第三点多说几句。今本《逸周书》中的《芮良夫》、《大戒》，《尚书·商书》中的《微子》、《西伯戡黎》、《高宗肜日》，《尚书·虞夏书》中的《皋陶谟》等篇，可能都是国家宿老的讲话，尤其《高宗肜日》中“（祖己）乃训于王曰”一句话，显示的正是国家宿老讲话特有的姿态。由此我们似可推测，这些篇章的形成途径与《祭公》类似。

笔者希望《祭公》作为“惇史”的价值能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得到充分发挥。

注释：

[1]李学勤：《祭公谋父及其德论》，《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96-101页。

李学勤：《师询簋与〈祭公〉》，《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53页。

李学勤：《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45页。

[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第173-179页。

[3]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85页。

[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第178页。

[5]于省吾先生认为，诲言，应是谋言、咨言，刘起釪先生赞同于先生的观点。伪孔传与于、刘二位先生的观点，具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67页。

笔者认为，无论诲言，还是谋言，对于接受者来说，都是善言、美言，因此对于该词含义的不同解释，不影响本文对该句话所关礼制的理解。

[6]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1页。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4月25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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