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岱不可能歸葬海陵
(首發)
吳金華
復旦大學古籍所
網上有介紹“江蘇省如皋市”的文章說:
“如皋”古稱“海陵”,是三國時代呂岱的故鄉,呂岱病故,享年九十六歲,遺命喪葬從簡。子呂凱遵命以“素棺疏巾”將其葬於今林梓鎮北之高陽蕩。
這並不是今人的臆測。上述說法可以上溯到南宋時代,請看,《明一統志》卷十二《揚州府》、《大清一統志》卷七十三《通州》都沿承了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的記載:
三國吴呂岱墓:在如皋縣東南六十里。
然而,東吳名將呂岱(161-256)葬於今江蘇省如皋市林梓鎮北之高陽蕩的說法是不是可靠?我認為值得研究。
我的意見是:無論從地理位置還是歷史事實的角度考察,說呂岱墓葬在故鄉海陵,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兹分述如下。
(一)
呂岱的籍貫為海陵是不錯的,然而,說他的墓葬也在故鄉海陵,在地理位置上講不過去。
《三國志•吳書•呂岱傳》曰:“吕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 “海陵”在西漢時,屬於“臨淮郡”的二十九縣之一,見《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到了東漢的明帝永平十五年,這個縣屬於徐州的下邳國,見《續漢書郡國志》。由此可以推見,“海陵”直到東漢末年,在行政上屬於揚州廣陵郡管轄。呂岱出生於漢桓帝延熹四年(161),卒于東吳少帝孫亮太平元年(256),從“避亂南渡”可以看出,當時的“海陵”,也就是東漢末年的“海陵”,位於長江下游的江北地區,跟江南的“東吳”地區接界。
史實表明,呂岱去世的太平元年,即魏曹髦正元三年、漢劉禪延熙十九年。當時三國鼎立,魏佔優勢,而“海陵”屬於孫吳和曹魏之間的空隙地帶。這個空隙地帶雖然處於吳國的邊緣,但此地仍屬魏國軍事實力的控制範圍。這一點,可從以下兩條史料中得到證明:
一,《三國志•魏書•張遼傳》載魏文帝黃初三年(222)事曰:“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盧弼《三國志集解》概引《大清一統志》曰:海陵故城,今江蘇揚州府泰州治。)
二,《三國志•魏書•王淩傳》:“與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三國志集解》于《吳志》二《吳主傳》“黃武元年”注曰:“蓋廣陵即海陵也。蕭子顯曰:南兗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
這裏要補充的是,《王淩傳》說張遼到廣陵,《張遼傳》說張遼到海陵,把郡名與縣名分別放在兩處交代,這是《三國志》“互文見義”的筆法。
魏國的名將張遼奉命討伐吳國,把先頭部隊一直推進到廣陵郡的海陵縣,這事雖然發生在孫權時代的黃武元年(222),但是,從此以後一直到東吳被晉國併吞為止,廣陵郡的海陵縣始終沒有被納入東吳的版圖。由此可見,在呂岱去世的太平元年,呂岱之子絕不可能將父親的墓葬安置在東吳無法控制的地區。
(二)
傳世的正史与出土的資料,都不支持呂墓在故鄉的說法。
據《呂岱傳》可知,呂岱晚年身為“大司馬”、“上大將軍”,在“武昌右部”任職,督管的軍區範圍是“自武昌上至蒲圻”;他的兒子呂凱就在蒲圻“監兵”。呂岱最後卒于武昌地區,史書只是說:“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褠,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並沒有“歸葬海陵”之類的記載。由此看來,呂岱的墓葬,應當在“自武昌上至蒲圻”一帶,也就是現在的湖北地區。
凡是著名人物的“歸葬”,史書自有明確的交代。
例如,《三國志•魏書•典韋傳》:“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太祖退住舞隂,聞韋死,為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 (《三國志集解》引王先謙曰:“後漢割寧陵、襄邑二縣地置己吾。”盧弼曰:“己吾本由襄邑而分,此時並於襄邑,故傳文如此。”)
又如,《三國志•吳書•虞翻傳》:“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歸葬舊墓”指葬於故鄉)
《呂岱傳》既然沒有說“歸葬海陵”或“歸葬舊墓”,那麼,所謂呂岱葬於今如皋市林梓鎮北高陽蕩的說法就失去了權威性文獻的支持。儘管呂岱在如皋的說法见于《輿地紀勝》等等,但这类文献並沒有提供可靠的證據,《輿地紀勝》的說法,很可能來自缺乏事實根據的民間傳聞。
上文說過,我認為呂岱墓應當在今天的湖北省,這有同事何淩霞博士為我查到的兩則資料作為旁證: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第2卷“雁嘴”條:在嘉魚縣魚嶽西南24公里。屬虎山鄉。……珍湖古名雁湖,丘崗遂名雁嘴。赤壁之戰時及至吳赤烏二年,均為東吳駐軍之所,設有軍寨,雁嘴名上寨,龍潭堖為下寨,均有烽火臺。雁嘴北面馬家門處有漢墓群。東北張家山有呂岱墓”。(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3157頁。)
二,《嘉魚縣誌》:呂岱墓磚,屬漢磚型,有兩磚有文。磚文為隸書,一為陰文,一為陽文,文為:“使持節交州牧右司馬上大將軍番禺呂侯塚”。(湖北省嘉魚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纂,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第820頁。)據《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呂岱傳》及《資治通鑒》可知,呂岱在黃武五年平定交趾之後,由先前的都鄉侯“進封番禺侯”,可見磚文“番禺呂侯”之稱跟呂岱的身份完全吻合。
出土資料說明,呂岱墓在湖北省咸寧市嘉魚縣。其中呂岱墓磚的文字,可與《呂岱傳》互相印證。
(2009年12月10日筆記,2012年修訂)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8月19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8月19日。
点击下载附件:1108吳金華:呂岱不可能歸葬海陵
,岱墓磚的文字,可與《呂岱傳》互相印證。
(2009年12月10日筆記,2012年修訂)
附录:
关于如皋“吕岱墓”的资讯,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程少轩博士函示,获知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碑石探幽》(何松山编著)第18页及第113-114页有如下两节述评:
(1)1952年在江苏如皋林梓高陽蕩出土的三国名将吕岱的衣冠墓中,有一块悬挂于棺棂上的鼎钟,钟正面是一朵盛开的玫瑰,背面是吕岱的墓志。据考古人员考证,当时高陽蕩以生长玫瑰为著名,其墓志将主人比喻为玫瑰一样,具有刚毅倔强的性格,一代骁将被志文美化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因当时保管者愚昧无知,贪图小利,竟作为废钢化解。但是将墓志铭刻于鼎钟,却是吕岱时开创的先例。
(2)东汉末,曹操强令滨江郡县徙民,海陵县遂为隙地。赤乌四年(241)吕岱奏清获准招抚乡民回归,重建海陵县,“泽被桑梓”。吴主孙亮即位后,封为大司马,时年92岁。(中略)太平元年病故前立遗嘱:“父之功绩非子孙荣耀门第之本,嘱后辈素衣疏巾,廉洁为旨,善做益事,廉洁为最。” 吕岱葬于高陽蕩(今如皋林梓镇北),文革期间民工挑扩通扬运河,曾挖掘一悬棺墓,棺木虽腐朽,仍悬于冢中。发现此碑,方知是古人吕岱。无知愚蠢的造反派将其碑作为四旧而破。(这一节的小标题叫 《遗嘱碑》)
前一节说,吕岱的“衣冠墓”早在1952年就出土了刻有“墓志”的“悬挂于棺棂上的鼎钟”,但这样的稀世珍宝却“因当时保管者愚昧无知”而“竟作为废钢化解”;后一节说,在文革“破四旧”之时又一次出土的吕岱《遗嘱碑》也被“无知愚蠢”的家伙砸烂了。看来,传说1952年出土的“墓志”之文是不得而知了;然而,可得而知的《遗嘱碑》竟然有什么“善做益事”,着实令人诧异。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吕岱、吕凯对这个千百年以后的人(今天叫"近代人、现代人")用得最普遍的“做”字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须知,中古时代的前期——三国时代,这个“做”字还不曾出现,而且“善做”的说法也不古不今。读了以上两节,我对“如皋吕岱墓”的传说,又有了更深的理解。谢谢提供资料的程君。
《續漢書·郡國志》無海陵。下邳國見有“淮陵”,非“海陵”。李曉傑先生懷疑,今本《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脫漏“海陵”。(《東漢政區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2頁)
吴金华《附录》二
《碑石探幽》所谓“曹操強令濱江郡縣徙民,海陵縣遂為隙地”確有其事,但“赤烏四年(241)呂岱奏请獲准招撫鄉民回歸,重建海陵縣”云云則不見於史志。見於史志的事實是這樣的:建安中期(《通鑒》卷六六稱建安十八年),曹操為了孤立“江東”的孫權,不聽謀士蔣濟的勸阻(見《魏志·蔣濟傳》),強令“江西”——淮南地區的民眾“內徙”,殊不知人民群眾不樂意遷到早已暴露兇殘本質的曹操的佔領區,這江淮之間的十多萬民眾(當然包括海陵之民)就象當初呂岱一樣,全部渡過長江,投奔東吳。此後,到了孫亮五鳳二年(255),也就是呂岱去世的前一年,年輕鹵莽、頭腦發熱的東吳當權者孫峻(孫權的族孫)見曹魏發生了淮南之亂,想在江北搞點名堂,於是剛愎自用、不自量力地提出“在廣陵築城”並“虛設廣陵太守”的餿主意,最後果然勞民傷財,一事無成。由此可見,即便在曹魏發生淮南之亂的時期,東吳也不能在“廣陵”有所作為;其实,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孫權就定下了謹守長江一線、不在江北空耗實力的基本戰略(見《吳志·呂蒙傳》及《通鑒》卷六八),那麼,到了孫權的“赤烏四年”,洞察國際形勢的80歲的呂岱,當時遠在武昌(見《吳志·呂岱傳》),他怎麼會突然向頭腦清醒的孫權“提出“重建”海陵的計畫並且“獲准”?即便“獲准”了,派誰去“招撫鄉民回歸”?早先已從海陵冒死移居到東吳的廣大“鄉民”誰又樂意回歸那涉嫌虛構的“海陵”?凡此種種,於史無徵,莫可究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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