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季”其人与“楚季钟”的年代

（首发）

武家璧

荆州博物馆

2012年8月17日湖北省文物局和宜昌市联合主办《万福垴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宣布宜昌万福垴西周遗址出土“楚季钟”等重大发现，邀请北京大学、湖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处的文物考古专家展开学术鉴定。据有关报道，最近该遗址在基建施工中发现一处青铜窖藏，出土12件青铜器（编钟11件、鼎1件），其中一件铜钟刻有16字铭文，是为“楚季钟”。考古工作者清理了3个灰坑并得到鬲、簋、尊、罐、粗柄豆等一批陶器。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鉴定，这批铜器和陶器的年代为西周中晚期，是早期楚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和突破。笔者受到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的鼓舞，特撰此文讨论历史上的“楚季”其人其事以及“楚季钟”的年代等相关问题，以资学术界讨论批评，以期对楚文化考古研究有所裨益。

一. 《楚季钟》释文

“楚季钟”铭文在铜钟的钲部刻有三行，另有一字延刻在鼓部左上侧，经考古学家李伯谦、古文字学家刘彬徽等证认，铭文辞意甚清楚。兹据有关报道，参照铭文照片，依原行款写出释文如下：

楚季宝钟，氒(厥)

孙乃(乃)献工(贡)公，公

其迈(万)年受又(佑)

福。

作器者为“楚季”之孙，受器者为“楚季”其人。“公”字下有重文符号，故计重文实刻17字。作器者径直将此钟称为“楚季宝钟”，又将其“献贡”给“公”，故“公”有可能与“楚季”为同一人，或可称为“楚季公”。

以往发现同类礼器多是用于“祭享”祖先的祭器，此器乃是“献贡”给健在“季公” 的贡品，这与它出土于窖藏而非随葬品的身份是相符合的。作器者与受器者存在授受关系，必定共存于当时，故铭文中的“孙”非“裔孙”而是“祖孙”之孙，即孙子给祖父作器贡献给健在的祖父，并以祖父的称呼命名之。即使“公”非“楚季”而另有其人，但作器者“厥孙”与“楚季”为祖孙辈关系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只要找到历史上有关“楚季”其人其事的相关记载，就可以确定“楚季钟”的绝对年代。

二. “若敖生楚季”与“楚季钟”的年代不符

文献记载楚有“季氏”，《世本·氏姓篇》：“楚季氏，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陈大夫有楚季融”；“季融氏，楚斗廉生季融，子孙氏焉。”楚国季氏名人有季然，《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楚子…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谓楚平王曾使“季然”为卷地筑郭城。《史记》、《汉书》载有楚人游侠“季布”，谓“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传世铜器《楚季苟盘》有18字铭文：“楚季苟(敬)乍(作)奶(芈)尊媵盥盘，其子子孙孙永保用享”[1]，何浩先生认为“季苟”为若敖少子“楚季”之后，该盘的制作时间可定在春秋早期[2]。上文列举的楚季、楚季苟、楚季融、季然、季布等，均属于楚“季氏”家族。

依文献，楚“季氏”似应归于“若敖氏之族”。“若敖”即楚王熊仪，在位27年，卒于周平王七年（前764年），被尊为“若敖”，这是楚君有谥号之始。如果若敖少子为“楚季”，则“楚季之孙”距离若敖本人差三代，按平均20年一代计算，那么“楚季之孙”只能生活在春秋早期偏晚。也就是说，如果“楚季钟”的作器者为若敖氏之后，那么“楚季钟”的年代只能是春秋早期偏晚，这与万福垴遗址的考古学年代相差太远。

李伯谦先生曾面告笔者，按传统分期，万福垴窖藏出土的甬钟和垂腹鼎具有西周中期特点，铜鼎花纹饰回首垂尾的夔纹，可以早至恭懿时期；尤其是灰坑出土的陶鬲和陶簋具有典型的西周中期特征，当然延至西周晚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仅凭铜器，我们还不敢轻易下结论，因为铜器的延续时间较长，但一看陶器就非常清楚了，说是西周中晚期是没有问题的。笔者揆度李先生的意思，是说万福垴遗存的年代最晚不能晚于西周晚期，最早不能早于西周中期，而以西周中晚期之际较为适宜。我们如果援引“若敖生楚季”的文献，将“楚季钟”的年代定在春秋早期偏晚，那就与考古事实不相符合了。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寻找与考古学年代相符合的“楚季”其人。

三. 从“楚叔之孙”铭文说起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屡次出现“楚叔之孙”的称呼，如：

楚叔之孙倗[3]

楚叔之孙以邓[4]

楚叔之孙克黄[5]

楚叔之孙途为[6]

以上铭文中的“之孙”当做“裔孙”解。上所列“倗”、“以邓”、“克黄”、“途为”的共同祖先是“楚叔”，这个“楚叔”当与“楚季钟”铭文中的“楚季”为兄弟关系，必为楚之王族。由于若敖之前，楚王没有谥号，而楚王世系中屡次出现兄弟相继的情况，故“楚叔”、“楚季”很有可能是同一代兄弟相及的楚王。

李零先生认为“楚叔之孙倗”就是楚康王时的令尹薳(蒍)子冯[7]，得到学术界认同。李学勤先生认为“楚叔”是《左传·桓公六年》所载楚武王之弟蒍章，薳(蒍)子冯是其玄孙[8]。《世本》载蒍氏出自蚡冒[9]。郑樵《通志》载：“薳氏亦作‘蔿’，芈姓，楚蚡冒之后。薳章食邑于薳，故以命氏”[10]。《左传·宣公四年》载若敖生斗伯比，斗伯比生斗谷于菟，“斗谷于菟…实为令尹子文，其孙箴尹克黄使于齐。”此证铭文中的“克黄”是若敖氏之后。那么“楚叔”是楚国贵族薳(蒍) 氏和若敖氏的共同祖先，显然应该到若敖以前的楚先公先王中去寻找。为研究方便，特将楚武王以前的楚王世系列如下表：

上表中箭头“→”表示父子关系，上下并列表示兄弟关系，括号中表示同时代相当的周王以及楚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公元前年份。

上表中若敖以前兄弟继位的有四代楚王，但包括和超过三兄弟的仅有两代，即熊渠三子与熊严四子，前者在西周中晚期之际，后者在西周晚期。“楚叔”、“楚季”最有可能是这两代中的某一代楚王。

先说熊严四子。《史记·楚世家》载：

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

《国语·郑语》：

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堪、季徇。叔堪逃难于濮而蛮，季徇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

韦昭《注》：“濮，南蛮之国，叔熊避难处也。”《周礼·职方氏》“八蛮七闽”，贾公彦疏：“按《郑语》史伯曰‘蛮，芈蛮矣’，《注》云‘谓上言叔熊避难于濮蛮，随其俗如蛮人也，故曰蛮。’…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也。”《国语·郑语》“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史记·楚世家》“（熊通）乃自立为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可知濮地的开化是在叔熊逃濮70多年以后的事。

李零先生认为铜器铭文中的“楚叔”就是楚王熊严的第三子叔熊（或叔堪）[11]。此说亦有文献依据，《潜夫论·志氏姓》：“芈姓之裔熊严……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紃嗣为荆子，或封于夔，或封于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灭。公族有楚季氏…季融氏…皆芈姓也。”此说于荆子季紃之后称“公族有楚季氏”，显然暗示“楚季”就是“季紃”。

然而文献所载叔熊已经变成了濮地的野蛮人，周宣王七至八年楚薳氏欲帮助叔堪起事夺取王位，未获成功。可以想见叔熊逃难后终身未能返回楚国，那他怎么可能以“楚叔”之名繁衍一支势力强大的宗室后裔呢？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楚叔”既然排除了“叔堪”的可能，那么“楚季”自然就不可能是“季徇”（季紃）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楚叔”、“楚季”极有可能是熊渠三子的中子和少子。

四. 熊渠封三子为王与“楚季”其人

楚君在周朝始封为子爵。《史记·楚世家》载“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证明“鬻熊子事文王”确有其事，即鬻熊时就是子爵。2011年上半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M2)出土一件“□子丽”鼎[12],有学者将“□”字释为“荆”，并认为器主“荆子丽”是鬻熊之子熊丽[13]。笔者认为楚人一般不自称为“子”，器主自谓“荆子”殊不可解，此说姑且存疑。虽然楚在熊绎以前就是子爵，但熊绎之封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即周朝正式封赐了田地和都城。

“楚子”或“荆子”是周朝或中原诸国对楚君的称呼，楚人自称国君为“楚公”、“楚王”或“荆王”。如《楚公逆镈》和《楚公逆钟》称楚王熊咢为“楚公逆(咢)”；曾侯乙墓《楚王镈》称“楚王酓(熊)章”，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出土“新命楚王酓樊”戈，寿县楚墓出土“楚王酓前”鼎、“楚王酓忓”鼎，传世有“楚王酓审”盏等。包山楚简(246) 云：“举祷荆王自酓鹿（丽）以就武王”[14]。新蔡楚简：“赛祷于荆王以逾（降）,训至文王以逾（降）”(甲三: 5)；“荆王、文王以逾（降）”（零301、305）[15]。然自楚武王熊通以前的“荆王”大都是对内自称，熊通开始正式对外称王。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通通过随侯请求周王室加授尊号，“王室不听”，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楚武王之前，楚国有过一段短暂的“封王”历史，即熊渠分封三子为王。《史记·楚世家》载：

熊渠生子三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大戴礼记·帝系》：

季连产附祖氏，附祖氏产穴熊，九世至于渠鲧。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康，为句亶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疵，为戚章王。

《世本》（秦嘉谟辑补本《帝系篇》）：

出自熊渠，有子三人， 其孟子名为无庸，为句袒王；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其季子名为疵，为就章王。

周夷王在位时间较短，在共和以前，年数难以确知。《竹书纪年》载：“（夷王）七年，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夏商周断代工程”定周夷王在位八年（前885～878年），《史记·周本纪》“是为夷王”《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十六年崩也”。我们姑且认为周夷王在位8～16年。

熊渠借口“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为由，大封三子为王，则熊渠自为“王中之王”，实际将自己摆在与周天子平等的地位。至厉王时“去其王”也应是去三子王号，而熊渠以后又回到对内称“王”、对外为“子”的老路上去了。前引《国语·郑语》称“荆子熊严”，就是一例。自熊通以后楚人也开始采用“中国之号谥”，如熊通弑蚡冒而立则予之恶谥曰“厉王”[16]，自己生称号为“武王”，其子谥曰“文王”等等。熊渠分封，仿效周朝以地名为王号，是周初“封建”的一次翻版，在楚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略说如下：

⑴ 加快了蛮族地区的封建化。三子所封“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后来虽然去其王号，但分封的事实已然造成。三王分封给这些落后地区带来了先进的青铜文明，这与后来“叔熊”的蛮夷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⑵ 大大拓展了楚国的势力范围。周成王封楚仅有丹阳附近的“子男之田”，熊渠分封将国土拓展到“江汉间”，这与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楚文王“实县申息”一样，对楚国的扩张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⑶ 开启了兄弟争夺王位的祸端，自熊渠以后连续出现子孙三代兄, 弟相争的局面，自楚王熊咢才恢复父子相继的传统。

⑷ 楚国开始了王室衰弱、宗室强大的历史。熊渠三子形成三大氏族，延及后世。他们的裔孙虽然已获得“斗氏”、“蒍氏”等氏姓，但为了体现王室血统，在铜器铭文中仍称为“楚叔之孙”、“楚季之孙”。有学者考证熊渠长子伯庸，就是屈原《离骚》自称的“吾皇考曰伯庸”[17]，若此说不误，则屈氏为“楚伯之孙”，亦可聊备一说。

五. “楚季”执疵统治的地域

熊渠分封以地为国名，在周夷王时初分封为“王国”名；周厉王时“去其王”而改为“侯国”名。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琴氏传之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两套国名不尽一致，然互相参照，大致可考出其地域。

（一）. 长子庸为句亶王

关于句亶王，《〈史记〉集解》引“张莹曰‘今江陵也’”。《路史·国名纪(丙)》亦谓句亶在“今江陵”。句亶国即麋侯国，“麋”为江滨之意。《诗经·小雅·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郑玄《笺》：“麋，本又作湄。”毛《传》“水草交为湄。”《左传·僖二十八年》“余赐汝孟诸之麋”杜预《注》“麋，湄也。”《说文》、《尔雅·释水》：“水草交为湄。”《释名》“湄，眉也，临水如眉也。”《诗·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毛《传》“水隒也”，《正义》曰：“隒是山岸，湄是水岸，故曰水隒。”是故“麋”或“湄”与“江陵”都有水边高岸之意。

《元和姓纂》“楚大夫受封南郡麋亭，因以为姓。”《通志·氏族略》“以亭为氏”条：“麋氏，楚大夫受封于南郡之麋亭，因以为氏。”《路史·国名纪》卷丙“麋，芈姓子，今荆之当阳，旧云均之郧乡，非也。”综上，则“句亶”或“麋侯”国在荆州江陵、当阳一带。

（二）. 中子挚红为鄂王

鄂国素有武昌东鄂、南阳西鄂之说。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镇西周墓（羊子山M4）出土“噩（鄂）侯”、“噩中（仲）”铭文铜器，表明西周早期的鄂国在随州安居古城[18]。

依上引《吴越春秋》所载次序，鄂王挚红应是“翼侯”。《左传》隐公五年“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翼侯奔随”，杜预《注》“翼，晋旧都，在平阳绛邑县东”；隐公六年“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别居鄂。”杜预《注》“随，晋地”。晋之“翼侯”被称为“鄂侯”，是因为晋侯由“翼”地而别居“鄂”地之故，同理楚之“鄂王”被称“翼侯”也应如是，晋楚具有相同的地名盖缘于古唐国的迁徙。

《世本·居篇》“唐叔虞居鄂。”《史记晋世家》“晋唐叔虞者…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索隐》“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于许、郢之间，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也。”《集解》“《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正义》“《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今随州枣阳县东南一百五十里上唐乡故城即是后子孙徙于唐。”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载“唐城”云：“(随)州西北八十五里，春秋时唐侯国。”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今湖广德安府随州西北八十五里有唐城镇。”《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条：“成王灭唐，故子孙为唐氏，此晋之唐也。《宣十二年传》‘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为左拒。’其地在今随州唐城县，此楚之唐也。”显然“晋之唐”早于“楚之唐”，后者系由前者迁徙而来。

据上所引，“随”、“翼”、“鄂”等地原在河汾之东的古“唐国”故地，成王灭唐之后唐人由晋南大夏地区迁往河南南阳，相关地名随之搬家，出现在南阳盆地，如南阳有唐州、西鄂等是其孑遗。稍后唐人又迁往今随州唐城镇或枣阳之上唐乡，地名搬家又出现在随枣走廊，如“唐”、“随”、“翼”、“鄂”等。因此熊渠之子鄂王又称“翼侯”，是因为“翼”、“鄂”两地相近，可以指代同一地区之故。熊挚红先称王时，建都于鄂，故称“鄂王”；后改称侯时，徙都于翼，故称“翼侯”。

（三）. 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越章王”上引《大戴礼记·帝系》作“戚章王”，《世本·帝系》作“就章王。”《说文》“戚，戉也”；“戉，斧也。”《左·昭十五》“戚钺、秬鬯…文公受之。”黄锡全先生认为“越章”本应作“戚章”，考据精审，可资参考 [19]。

《说文》“戚”字段玉裁《注》：“戚之引伸之义为促迫，而古书用戚者，俗多改为蹙。”又《说文》“蹙，迫也”，徐铉《注》：“李善《文选注》通‘蹴’字。”《礼记·曲礼》“蹙路马刍有诛”《释文》“蹙，本又作蹴。”《集韵》“蹙，与蹴同。”《类篇》“蹴，或作蹙。”《唐韵》、《集韵》、《韵会》、《正韵》“蹙”字并音“噈”。因此“戚章王”本应作“蹙章王”，与“蹴章王”相通。

依《说文》“蹙”字“从足戚声”，是形声字。而《释名》云“戚，蹙也，斧以斩断，见者蹙惧也”。依后者则“蹙”字从戚从足，意即以斧钺砍断一足，是会意字。准此则“蹙”字与“夔一足”相近，“蹙章王”或者“越章王”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夔越”之君。

《书·舜典》、《尚书·益稷》载“夔”为乐官，《舜典》又称为“夔龙”。《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吕氏春秋·察传》载鲁哀公问孔子“夔一足，信乎？”孔子解释说“若夔者一而足矣”。然而更多的文献则载“夔”是一只脚的动物，与孔子之说不同。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其名曰夔”。《国语·鲁语》“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㒺两”，韦昭《注》“或云夔一足。”《说文》“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段《注》“按从夊者，象其一足；云如龙，则有角可知。故卝象有角，又止、巳象其似人手，页象其似人面。”《说文》“夒，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页，巳止夊，其手足。”段《注》“似人面手足，巳止象其似人手，夊象其足。”从许慎对小篆的解释来看“夔”或“夒”字象人面和两手一足之形。甲骨文有“高祖□”，其字似母猴而一足，王国维释“高祖夋”，唐兰、郭沫若释“高祖夔”。

楚国有一属国叫“夔子国”，春秋时为楚成王所灭。《春秋经·僖公二十六年》“楚人灭夔，以夔子归。”杜预《注》：“夔，楚同姓国，今建平秭归县。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讥楚灭同姓。”《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杜《注》：“熊挚，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别封为夔子。”《国语•郑语》“芈姓夔越”韦昭《注》云：“夔越，芈姓之别国，楚熊绎六世孙曰熊挚，有恶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挚自弃于夔，其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史记•楚世家》载：

（熊渠）后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

《索隐》云“谯周以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正义》引“宋均注《乐纬》云：‘熊渠嫡嗣曰熊挚，有恶疾，不得为后，别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曰夔子也。’”《水经注·江水二》“（江水）又东过秭归县之南，县故归乡，《地理志》曰‘归子国也’。《乐纬》曰‘昔归典叶声律’。宋忠曰‘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挚者，以废疾不立，而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灭之者也。”

上述文献关于熊渠三子的嗣位问题比较混乱，有必要加以厘清。首先有“恶疾”者“熊挚”并非中子挚红，而是少子执（挚）疵，因为挚红在熊渠卒后顺利继位，不存在“有疾不得嗣位”的问题，而从两人的名字来看，少子“疵”才是有疾者，《说文》“疵，病也。”因此别居于夔的应是“蹙章王”挚疵，其病就是跛一足。

其次，熊渠有嫡子三人，长子早死，由次子继位；次子死，其“嫡嗣”应是少子挚疵，故文献称“熊渠嫡嗣熊挚有恶疾”。

再次，谯周谓熊渠卒后“子熊翔立”，按《帝系》、《楚世家》等皆称“熊渠三子”，未闻有第四子，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谯周的说法有误，熊渠卒后，可能曾由其长子毋康之子继位，但很快被熊渠次子挚红取而代之。或者挚红死后，其子继位，但很快被熊渠少子挚疵取而代之。这个“子熊翔”可能是毋康之子，或挚红之子，熊渠之孙，由于即位太短而没有纳入正式的楚王世系。

第四，《楚世家》载“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依此则“弑而代立”发生在“挚红卒”之后，则挚红是自然死亡，所弑者另有其人。可以肯定所弑者非“熊渠嫡嗣”，而挚疵以“嫡嗣”身份“代立”，改名曰“熊延”，以延熊渠之祀也。

第五，挚疵别居于夔时，“鬼神弗赦”，即没有获得祭祀先祖的权利，以致后世的“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成王以此为借口灭夔。

上述史实厘清之后，再来解释“夔越”之君，何以被称为“魏侯”的问题。黄锡全先生指出“夔”“归”“魏”三字可通，如《史记·楚世家》“灭夔”，《索隐》“谯周作‘灭归’。”《国语·郑语》“芈姓夔越”，《左传·宣公八年》孔颖达《疏》引“夔”作“归”。《水经注·江水二》引宋忠曰“归即夔”。《后汉书·郡国志》“秭归本归国”，刘昭《注》引杜预说“夔国”。《庄子·天下》“岿然而有余”，《释文》“岿本或作魏。”《尔雅·释畜》“犩牛”郭璞《注》“卽犪牛也。”因此“夔侯”就是“魏侯”[20]。至此《吴越春秋》所载“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与句亶王、鄂王、越章王的关系，得到圆满解释，而鄂王挚红、越章王挚疵就是铜器铭文中的“楚叔”与“楚季”。

“夔越”或者“越章”的地域从秭归向东延至宜昌、枝江一带，与句亶王所据的江陵、当阳地区相比邻。宜昌万福垴西周遗址就位于宜昌与枝江交界的江湾地区，此地也许就是春秋时的“訾枝”。在这里发现“楚季”编钟，就时代和地域而言，只有熊渠少子挚疵可以当之。

六. 余论

《史记•郑世家》载周幽王九年、楚若敖十八年（前773年) 郑桓公谋迁东方，问于周史伯，史伯为之纵论天下大势，《国语•郑语》载其言，有云“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其所论“夔越”就是越章王的一支后裔夔子国，“蛮芈”就是叔熊的后裔濮蛮，他们与“荆楚”鼎足而三，是为楚国早期历史上的芈姓三族。

《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晋卿叔向对韩宣子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前述文献中的季连、少子挚疵、少子季徇，都是“必季实立”的常例。由此可知“楚季”在楚国历史上的显著地位。“楚季”封王，当周夷王之事，那么“厥孙”铸造编钟，应在周厉王时期，也就是西周晚期偏早，这与万福垴遗存的考古学年代是十分符合的。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8月22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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