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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財:《恪法師第一抄》源流與時間斷限考
在 2012/8/27 8:23:00 发布

 

《恪法师第一抄》源流与时间断限考

 

李洪财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内容摘要:

《恪法师第一抄》(以下简作《恪抄》)是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敦煌经卷,是一份研究佛经论疏非常重要的材料。学界一致认同《恪抄》是罗振玉的旧藏,但对《恪抄》的真伪、来历一直未见清晰的考述,对其时间断限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本文拟就《恪抄》的真伪、来历、时间断限等问题做一番考述,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恪法师第一抄,源流,真伪,时间断限

 

编按:本文原载《中国书法》2012年第八期,篇名为《<恪法师第一抄>的流传与书写》,与投稿时篇名不同,且原文被删减大半,仅留主要观点,论述过程存留不多,行文艰涩,因此,作者将完整文章投于本网,行文观点皆以此为准。

 

 

2011年第四期《敦煌研究》中,我们对辽宁省博物馆珍藏唐代《恪法师第一抄》(以下简作《恪抄》,见后附一)的内容性质进行了详细论证。[1]实际上,在对《恪抄》的性质考察同时,我们也对这份经卷的真伪源流作了较详细的调查。关于该卷的文章并不多见,在仅见的相关文章中,都十分肯定此卷是敦煌经卷,经上虞罗雪堂收藏,后入藏辽宁省博物馆,但该卷的详细源流并不是很清楚,也未见有文章专门论述。敦煌卷子赝品伪造极多,即使一些大型收藏机构也难免将赝品伪造卷子收作秘藏。以日本收藏为例,19861月,藤枝晃对《每日新闻》记者表示,有约一千件的日本国内的敦煌写本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伪作。[2]赝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以假乱真的话,会给后人带来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3]所以,为了更好的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对将该卷的真伪、源流、时间段限问题做一番考述。

就目前笔者所见文章,多因《恪抄》卷首有罗振玉的三方印章,确信此卷是经罗振玉收藏或鉴赏,但对于此卷具体来历,和如何入藏辽宁省博物馆,不见详细说明。1996年第三期《书法丛刊》中,王海萍在《唐人写经<恪法师第一抄>浅析》[4]中略有提及此卷,说此卷原藏敦煌藏经洞,1922年由罗振玉购藏,但未具体阐述入藏来历和经过。流亮在《唐人<恪法师第一抄>浅说》中也有论及该卷来历:

国内流散的一小部分写经和抄本,先是藏在私人手中,数十年的变迁,有的经卷现已为国内博物馆和图书馆分别庋藏。其数量、品类虽远不及国外之富,但还有少数绝精之品,大都是出于天津李木斋和上虞罗雪堂两家旧藏。建国前后,敦煌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亦从农民手中购进一些。敦煌县文物馆得地利之便,也保存少数残卷。这卷《恪法师第一抄》就是一件少见的珍宝,特为刊出,以飨读者[5]

文章对该卷的来历叙述模糊,不知道究竟是经过私人藏手,后从民间收购入藏辽博,还是出自天津李木斋或上虞罗雪堂的旧藏。这里的关键信息就在罗振玉身上,那么就从罗振玉藏书画的目录、罗振玉印章、罗振玉的相关活动这三处着手,追溯一下《恪抄》的来历,并讨论《恪抄》的真伪问题,之后对该卷时间断限提出一些看法。

一、探源流,说真伪

(一)罗振玉所藏书画目录可查

罗振玉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上,极具开创之功。罗氏一生收藏甚丰,极其重视目录之学,凡经自己手或见到的文献资料,尽量记录,及时刊行。1909年伯希和带着敦煌珍贵文献到北京,罗氏也见到了这些文献。罗氏深知这些文献的巨大价值,开始对一些散见的敦煌经卷收藏、编目、题跋。《敦煌学大辞典》中说:

罗振玉留意敦煌文献,除影印伯希和所得精品行世外,自己亦陆续购存。其中以1922年得之于江阴何氏(何鬯威)为最多,部分得自江都方氏(方尔谦)旧藏。罗振玉所藏经卷文书,大都已影印刊布在其本人所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部分录入《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及其子罗福苌《沙洲文录补》中。罗氏藏卷钤有“罗振玉印”、“罗叔言”、“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松翁鉴藏”、“上虞罗氏”、“雪堂”等印鉴。罗氏殁后,所藏散出,中国历史博物馆所得最多,其余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均有其旧藏。[6]

《恪抄》卷首也有“抱残翁壬戌年所得敦煌古籍”、“罗叔言”、“罗振玉印”,若依上述,《恪抄》可能是在1922年(壬戌年),得之于何氏或者方氏。在1922322日罗氏致王国维的信中写道:

        前购何氏所盗敦煌残卷,略微清理。中有《刘子》(北齐刘昼)数篇,《老子》约二千余言,共六截,而非一卷,但无重复;有唐人《起信论疏》二卷;有历日,有星命卜筮书,有户籍,有苻秦时写经,字迹与广武将军碑、邓太尉祠记、且渠安周造寺碑无异,足供研究,恨不与公共考订之也。[7]

依这段通信内容看,《恪抄》卷不应购于何氏。并且从我们所见到的相关资料来看,很有有可能购于方氏。

方尔谦,字地山,在清末民国期间以书法著称。方氏曾做袁世凯的家庭教师,与袁世凯之子一同劝谏袁世凯不要称帝,遭到袁世凯的拒绝。事后方氏怕袁世凯迫害,举家迁往天津日租界,以卖字为生。方氏与李盛铎有交情,在1910年清政府命令将敦煌藏经洞全部敦煌宝卷悉数押运回北京途中,二人与何鬯威参与了偷盗。何氏藏品中不见此卷,李氏藏卷多数于1935年,被其子女以8万大洋的价格卖到了日本,散佚民间的卷子也多数被天津博物馆购藏,唯有方氏所藏敦煌卷子下落不明,被罗振玉收购应可信。《恪抄》出自方氏而被罗振玉收购,也应该可信。并且,《恪抄》通卷草书,对于普通的欣赏者来说,该卷绝不可能成为选择对象。从品相看,全卷多处朱笔圈点勾画,校对填字,难入平常人欣赏行列,出自方氏极有可能。又经查找罗氏所作的书目《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书录》,其中可见该卷。[8]至于,该卷是如何从方尔谦到罗振玉的过程就不得知了,但从追溯中可以判断此卷非赝品伪造。不过这里还有个疑问值得一提,就是罗振玉所刊出敦煌类书目中不见《恪抄》卷。

1922年以后罗氏所整理出敦煌文献的书目,1924年有《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沙洲文录补中》(其子罗福苌整理),1925年《敦煌石室碎金》,1939年《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47《敦煌石室集古录》(其子罗福颐作),奇怪的是这几种书目中都不见有《恪抄》卷。仅在其晚年所做的《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书录》目录中可查见该卷。《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乃罗福颐1943年至1947年间刊出[9],罗福颐在《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后题跋中说道:

今年居处渐定,而南望故居否塞未已,侧闻兵灾之余,家藏古物悉罹浩劫,则此册中所有何堪闻问。昨检故笥得此目录,历遭变故,此卷幸存,迨冥冥中有呵护者耶。当时此稿出,先君随手所书。致作者人名或书其字,或用别号,未能划一体例。今付印一仍旧贯,不敢妄改。册中著录,今日已成过眼云烟,手泽散佚,子孙罪戾,言念及此,思之愧已。时丁亥{即民国三十六(1947)年}孟夏男福颐记于沈阳。[10]

据此可知,《恪抄》卷也应该在罗振玉去世后散佚民间。问题是为什么罗振玉生前所出书目不见此卷,去世后又见于其藏书目录中呢?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罗振玉等初期的敦煌研究学者在所作的目录书或相关研究中,对佛经研究并不重视,特别是对佛本经的研究极其少。以初期为例,如在罗振玉的《鸣沙石室佚书》及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沙洲文录补中》(其子罗福苌整理)、《敦煌石室碎金》,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刘复《敦煌掇琐》共九部敦煌书目中,未见一处关于《法华经》、《金刚经》《心经》等本经的记述,而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也多是把注意力放在了经疏或经后跋文上。从罗振玉的书目和所出文章则看出,罗氏更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部书录中,从“六朝书大云无想经卷第九”至“佛说救护疾病经以上并敦煌石室本”为止,共录39条敦煌佛教文献,多未收入其所作的敦煌书目中。[11] 所以《恪抄》卷不见罗氏敦煌书目也就不奇怪了。

(二)真伪补述

虽然并没有人对该卷做过详细的真伪考证,但上述的源流即是很好的真伪说明,还有卷子本身纸张、书写形式、书风、与同类敦煌卷子对比等信息都可以说明真伪问题。详细论述该卷真伪,意义并不太大。这里我们提出一些疑问,说下我们对该卷真伪的看法。

1、卷首印鉴

《恪抄》卷首钤有印章三方,自上而下分别为“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罗振玉印”、“罗叔言”。从内容上看,三方都是罗振玉所用的印章,尤其第一方印章在其他的敦煌卷子中也有见到,经过查找,知盖有“抱残翁壬戌所得敦煌古籍”印章的至少有三件,分别为北京故宫藏《晋唐写经残卷》[12]、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刘子》[13]2006年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唐写本《心经》[14]。可知罗氏确有此印章,只是资料所限,无法见到原物。另外两方印是罗振玉的常用印,在一些书画落款中可以见到。将上述所见印章,与《恪抄》所见印对比,我们生出了些疑问。粗略地看并没什么不同,但仔细比较,还是能看出一些差异。

首先,刀法上此卷上的印章与它处所见该印不同。一般来说名章不会只用一次,甚至有些人的名章用一辈子。卷首的两方名章在其他处都可以见到,如《中国书法全集》罗振玉作品中就可见到,为了对比清晰此处选用《近代书画名人印鉴》中罗振玉的印章,即图四、图五。图一、图二、图三是《恪抄》卷首的印章。从对比中可看出,两处所见印章,入印篆书的结构和印面布白留红都极相似,但刀法上两者有些区别。《恪抄》印是方笔为主,转折处陡然分明,其它处所见则圆笔为主,文字笔画极有篆籀气。“罗振玉印”清晰图片还可见于《近代印坛点将录》中(图六)。图四与图六两印章用刀、风格基本一致,细微的差别可能是印泥、钤盖、拍摄等原因。对比说明《恪抄》印有问题。

此外,据罗振玉之孙罗继祖所述:“祖父(罗振玉)向来没有随便在人家所藏书画上乱盖自己审订图章的习惯,就连自己的藏品也很少钤收藏印记。”[15]这种情况应该可信,我们查找影印的罗氏书画藏品,基本看不到在书画本身题记盖印的情况,多数在托表纸上,或是另附纸张作题记再裱到卷首尾。《恪抄》卷首的三方印章,实在太违背罗振玉题印习惯了。

如何解释印章问题呢? 有两种可能。第一,罗振玉同一内容印章刻了两次。并且第二次是依照上一次翻刻。这样才能看到两种看似相同,实际不同的印章。第二,卷首印章是卷子流散到民间,民间收藏者为提升价值伪造的。第一种可能很小,这里还没办法对罗氏所有可见印章进行收集对比,不过通常情况两种风格或两次篆刻的印章,在印面布白留红、字体结构上应该有较大差别,否则没必要自己再重新翻刻完全一样的印章。而且,卷首章与其它处所见印章除刀法方圆差别外,其他差别很小。这种差别很像是作伪的结果。所以,第二种可能性非常大。

图一  图二  图三[16]

图四   图五[17]   图六[18]

罗振玉在民国期间是享誉海内外的文物鉴赏专家,这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有述:“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19]民间收藏者深知罗振玉的鉴定对《恪抄》卷价值所起到的作用,所以在民间伪造了罗氏印章,钤盖卷首。但钤盖者忽视了罗氏盖印的习惯,明晃晃的盖在了卷首。综上,我们认为卷子是真的,也确实是罗振玉旧藏,卷首印章可能是伪造的,是后来流落到民间时,收藏者为提高其价值盖上的,决不能以卷首章来断定卷子真伪。

2、书写特点

以书写特点考察古写本真伪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要确定该写本不是以影摹手段作伪,否则不能以此鉴定。《恪抄》卷从墨迹浓淡、校补字、朱笔点画等痕迹来看,可以排除影摹作伪的可能。问题是儒、佛、道家的正式典籍都不用行书和草书来书写,[20]而《恪抄》卷通卷都是草书,并且脱衍极多,难道说这是不虔诚的佛教徒随意而为吗?主要是因为卷子内容不是正式经典,而是对经典解释的再解释。[21]并且在敦煌文献中,这种草书抄卷,多有笔记的性质,所以《恪抄》卷不同于其他多数敦煌楷书经卷,而以草书抄写。该卷笔画圆劲饱满,起落交待清楚,草法字形合法度,通篇流畅自然,墨色变化而不乏统一,整体上来看应属上乘,不是一般书手可以伪造。伪写本中,纸张的大小、一张纸上书写的行数等方面忠实模仿的东西也很多,即使在这些书写形式上没有破绽,从纸张的质感、书风方面可以明显看出不是当时的东西的写本也大量存在。[22]排除纸张质感因素,从书风上看,第一印象就是略带章草隶意的书风。这种书风与唐中后期张旭、怀素一类的有很大不同,该卷字字独立,不相牵连,笔画尚留有章草遗韵,书风与《唐人月仪帖》相似。在敦煌卷子中与此卷类似书风的也有一些,如p2037《瑜珈手记》、p2304《大乘百法论下抄》、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见后附图二)[23]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见后附图三)[24]等,可能为同一时期作品。我们将相同风格的敦煌经卷字形对比,发现字形也十分接近,甚至如同一人抄写。取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中部分与《恪抄》卷字样相同字形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书写用笔及其相似,如:意:p2412.24-21,《恪抄》第48行作;应:p2412.24-5《恪抄》第389 ;世间:p2412.24-18《恪抄》第483行作想:p2412.24-1《恪抄》第434行作通过字样对比可看出字形和笔势都十分相似。并且,两者在习惯性用字和相同常用字字形上也十分相似。如,烦恼:p2412.24-2《恪抄》第245行作;佛菩萨:p2412.24-2《恪抄》第271行作。以上相同风格抄卷对比,不只是为了说明真伪问题,更有利于说明下面的时间断限问题。

二、时间断限推测

现今对《恪抄》的时间断限说法不一。《中华艺术· 隋唐卷》将其作为晚唐书法的代表作。[25]王继安在《<恪法师第一抄>草书辨析》中,认为该卷形成在垂拱至开元年间。[26]流亮《唐人<恪法师第一抄>浅说》中说,《恪抄》的形成时间至迟不会晚于盛唐,也可能早到李世民贞观以后。[27]以下是我们从《恪抄》的书法风格、用字的时代特点和书写内容上,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1、书风角度。从书法风格来看,法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议疏要》,[28]还有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与《恪抄》书法风格极其相似。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沈剑英根据抄卷字体和书写风格说是初唐作品。[29]《恪抄》也应该形成在这个时期。《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30]中记有:

《妙法莲华经玄赞》,新137368,纸质。285×3732。一级乙。原定名:“唐人草书经卷。”背签:“唐初人草书经义卷。”前有“康生看过”、“梦草堂”朱印二方。首尾残缺,起“佛唯赞菩萨不赞我故,所以疑生筹量此事经”,止“供养无数佛至证于无上道赞曰:此颂”。章草。中有朱、墨笔改、补字。知为《妙法莲华经玄赞》。后钤“罗振玉印”、“罗叔言”朱印二方。与新150679138065形制及书法相近,应为中唐。“梦草堂”为罗振玉印鉴。

按其章草,中有朱、墨笔改、补字,钤“罗振玉印”、“罗叔言”朱印二方等描述,应该是与《恪抄》极其相似的草书抄卷,说这个卷子时间为中唐,以此而论,《恪抄》的时间应该不晚于中唐。再与传世的草书文献相比,《恪抄》整体上还保留很多章草的风貌,和传世著名书家索靖《出师颂》有相似之处。[31]索靖是西晋时敦煌的著名书家,同地区书风相袭,互相影响是平常的。并且,《恪抄》与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和孙过庭《书谱》的用笔、结体、取势都有相似处,尤其是与智永风格更加接近。举例如下:

体:《恪抄》、智永智永、孙过庭孙过庭

意:《恪抄》智永、孙过庭

想:《恪抄》、智永孙过庭

从对比中可看出,体、意、想三字,《恪抄》的结体取势和点画用笔与智永很相似。“想”字还可见敦煌本蒋善进临摹智永的千字文,作,这个字更接近《恪抄》的风格。孙过庭生于初唐,智永生于隋唐之际,敦煌卷子也多为隋唐遗物,可以推测,《恪抄》的形成时间至晚不会晚于孙过庭生活的初唐。

2、用字的依据。《恪抄》132行:“得乐说无碍弁才。”这是《恪抄》引《玄赞》的文句。其中,“碍”《恪抄》作。碍的繁体作“礙”,草书写法本应作。为什么写成这样了呢。这是受到“得”的草书写法影响。得,智永草书作本来是“得”的异体字,在出土的简牍中多是用。东汉以后,有些人把,当成了碍的异体字。《石门颂》就把碍写作。南北朝以后的人时常把碍写作。后来又加上偏旁,而有了碍。[32]到了唐后基本上是加了偏旁的碍字。如颜真卿就把碍写作。而《恪抄》的“碍”还处在没有加偏旁的阶段,所以写作的草书。依此而论,该卷可能是在 “碍”盛行写作“”的南北朝时期。但我们考虑敦煌文字地域性,推断《恪抄》要晚于南北朝。

3、书写内容。《恪抄》的内容,是对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的抉择疏释,[33]属于佛教中唯识宗内容,成文应不该早于窥基生活的年代——632682年。窥基是玄奘的弟子,与窥基同时的玄奘弟子还有净眼。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就是净眼作品。[34]沈剑英认为P2063成于初唐。《恪抄》与P2063,在字体、风格、形式上都十分相似,又都是唯识宗内容,符合初唐唯识宗盛行的时代背景,也应成于初唐。综上,《恪抄》应该成于初唐,最晚不会晚到孙过庭生活的年代。

综上,《恪抄》是成于初唐的敦煌佛典,从敦煌藏经洞辗转到方尔谦手中,后由罗振玉从方尔谦手中购得,罗氏去世后流散到民间,但在民间流传过程不完全明确。在流传中,收藏者为提高卷子价值伪造罗振玉印章,盖于卷首,后入藏辽博。

 

 

文章得厦门大学吴海兰老师、东北师大赵成杰兄校对指点,在此感谢。

 

参考文献

[1]编辑委员会:辽宁省博物馆藏实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45月。

[2]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3]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薄小莹: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0

[5]罗振玉撰述,萧立文编校:雪堂类稿[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6]焦明辰:敦煌写卷书法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7]蔡忠霖: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其现象[M]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 2002 年。

[8]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日文)[M],东京:二玄社 1960

[9]林平和:罗振玉敦煌学析论[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10] 欧阳中石、卜希旸:草书教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

[11]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12]曾良:俗字与古籍整理通例研究[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附一:《恪法师第一抄》卷首

附二: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卷首

 

附三:P2412v《大乘起信论广释》卷四

 

 



[1] 曾良、李洪财,《<恪法师第一抄>性质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四期。

[2] 《每日新闻》,1986122日下午版,转引自(日)池田温著,张铭心、郝轶君译,《敦煌文书的世界》,中华书局,200712月,194页下。

[3] (日)池田温著,张铭心、郝轶君译,《敦煌文书的世界》,中华书局,200712月,202页中。此引自池田温在《东洋学报》上翻译施萍亭在东洋文库讲演的文章《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及び天津博物馆所藏の敦煌遗书をめぐって》。

[4]王海萍,《唐人写经<恪法师第一抄>浅析》,《书法丛刊》1996年第三期, 34——41页。

[5] 《辽宁省博物馆藏实录》,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69——170页。

[6]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792页。

[7]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20007月,526页下。

[8]《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书录,见于《雪堂类稿》,戊之三,书画目,长物薄录(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3月,592页中。或见于《贞松老人遗稿·丙集》,己,书录,《民国丛书》第五编,九十七综合类(据1943年版影印)。

[9]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中文出版社,19904月初版,122页未尾。

[10] 罗福颐,《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1947排印本。

[11] 可参见《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己,书画录,见于《雪堂类稿》,戊之三,书画目,长物薄录(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3月,592页中。

[12] 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13] 荣新江,《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书窗》1993年第1期。

[14] 网络信息,以99000元成交价,为私人收藏。

[15] 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1月,107页上。

[16] 图一、二、三为《恪抄》卷首章,分别为“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罗振玉印”、“罗叔言”。

[17] 图四、五选自:于连成,《近百年书画名人印鉴》,荣宝斋出版社,20017月,170页。

[18] 王家葵,《近代印坛点将录》,山东书画出版社,20083月,247页。

[19]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11月,200页。

[20] (日)藤枝晃,李运博译,《汉字的文化史》,新星出版社,20051月,113页下。

[21] 参见曾良、李洪财《<恪法师第一抄>性质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22] (日)赤尾荣庆,《关于伪写本的存在问题》,《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郝春文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5月,41页中。

[23] 《法藏敦煌文献集成》,第四册。

[24] 《法藏敦煌文献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十一册。

[25] 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月,86页。

[26] 王继安,《<恪法师第一抄>草书辨析》,《艺术百家》,2010年第三期。

[27] 《辽宁省博物馆藏实录》,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70页。

[28]P2063,第四册89页。

[29] 参见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2页。

[30] 王素、任昉、孟嗣徽编,《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敦煌研究》第6期。

[31] 《出师颂》的真伪还有争论,即便是假的其字形也应有所本,现今多据卷后米友仁所云“隋贤书”,定此作为隋人作品。

[32]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47月,139页。

[33] 参见曾良、李洪财《<恪法师第一抄>性质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四期。

[34] 参见沈剑英,《唐代因明学研究与敦煌因明写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一期。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8月26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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