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研究述评

彭华

摘要：自从《郭店楚墓竹简》于1998年5月公布以来，对郭店楚简的研究便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并且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成果。本文择要叙述郭店楚简的研究状况，并对相关问题略做评论。

关键词：郭店楚简；研究；综述；评论

1993年10月，荆州市博物馆在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对一座战国楚墓（M1）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中发现了一批竹简。该墓曾经被盗，劫余竹简804枚，其中有字竹简703枚，共计13000余字。经过五年的辛苦劳动，终将竹简的照片、释文及注释公诸于世（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凝结在《郭店楚墓竹简》上的“工作是非凡的”，“尽管后来陆续有文字材料出土，但在文字的整理、释读及编连方面，郭店楚简比其它资料更令人满意”[1]。

整理后的竹简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道家著作，一部分是儒家著作。道家著作共计两种四篇，即《老子》（三组）、《太一生水》；儒家著作共计十一种十四篇，即《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

郭店楚简的出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也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中外学术界召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大陆地区先后推出的重要作品（含翻译作品），论文集有五种：（1）《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2）《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3）《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郭店楚简专号”（三联书店，1999年），（4）《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美]艾兰、[英]魏克彬原编、邢文编译，学苑出版社，2002年）。文字编一种：《郭店楚简文字编》（张守中等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个人著作十余种：（1）《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崔仁义，科学出版社，1998年），（2）《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校读》（侯才，大连出版社，1999年），（3）《楚简与帛书〈老子〉》（邹安华，民族出版社，2000年），（4）《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丁四新，东方出版社，2000年），（5）《楚简〈老子〉辨析》（尹振环，中华书局，2001年），《郭店竹简〈老子〉校读》（彭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5）《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郭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6）《简帛老子研究》（[美]韩禄伯著、邢文改编、余瑾翻译，学苑出版社，2002年），（7）《郭店楚简校读记》（李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廖名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9）《郭店竹书别释》（陈伟，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郭店楚简〈老子〉研究》（聂庆中，中华书局，2004年），（11）《郭店竹书〈老子〉论考》（李若晖，齐鲁书社，2004年），（12）《郭店楚简校释》（刘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3）《郭店楚简〈老子〉释读》（邓各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4）《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在港台出版的著作亦有多种，如：（1）《郭店竹简〈老子〉释析与研究》（丁原植，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2）《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张光裕主编，艺文印书馆，1999年），（3）《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庞朴，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4）《简帛〈五行〉笺释》（魏启鹏，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5）《简帛〈五行〉解诂》（刘信芳，艺文印书馆，2000年），（6）《郭店儒简论略》（欧阳祯人，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等。

年代与墓主

发掘报告说，该墓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即“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墓主为贵族，很有可能就是“东宫之师”（另有鸠杖）[2]。李学勤进一步推断，郭店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所出古书的书写年代，可能还更早一些，楚简各篇的年代均在《孟子》成书之前[3]。罗运环的考证则更为精确，他认为墓主下葬于公元前302年之后，竹简的书写则在公元前303年之前[4]。王葆玹认为，根据文献记载，楚国曾经收复失地，因此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下限未必就是公元前278年。

刘宗汉指出，漆耳杯上的“东宫之师”很可能就是楚顷王之师，他应是实现儒道融合的第一人[5]。姜广辉推测，墓主极有可能是《孟子·滕文公上》中的陈良[6]。廖名春推断，“东宫之师”可能是孔子七十子之后学，尤其是子思之徒的可能性最大[7]。但裘锡圭将“东宫之师”的“师”解释为工匠，说明这杯子是某人所作[8]。无论如何，墓主人属于贵族阶层是无疑的。

另外，有人甚至认为，墓主就是屈原，但此说一出即遭到驳斥[9]。周建忠曾经比较全面地论述过这一问题。他认为，漆耳杯上的铭文当释为“东宫之杯”；根据《左传》等书记载，楚太子的老师称“太傅”或“傅”；八十、九十加赐鸠杖之礼始于汉代，墓中所出乃手杖而非鸠杖；墓主与屈原无关[10]。

最近，李零从古文字的角度指出，漆耳杯上的四个字，发掘者原来考释的“东宫之杯”要比“东宫之师”更合理，实与“太子的老师”或“东宫的工师”并没有关系，而且它们对判定墓主本人的身份或墓中出土书籍与墓主的关系都没有太大帮助[11]。

儒家著作

《缁衣》

共有47枚竹简，简长32.5厘米，两道编绳。现存1156字。原无篇题，篇名系整理者据内容所加。简文内容与《礼记·缁衣》大体相同，但在分章、章次上差别较大，而且文字也有不少出入。

李学勤认为，《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和别的子思一系的作品，称为《子思子》是恰当的；同其它子书一样，它不一定是子思一人的手笔；估计竹简《子思子》不会晚于子思的再传弟子，年代当不迟于孟子一辈[12]。廖名春说，该篇章次与今本颇有不同，引《诗》、《书》之序与今本颇有不同（当如楚简之序先《诗》后《书》），简本优于今本，简本应较今本更接近故书原貌，它确实出于《子思子》[13]；“晚书”《君牙》、《君陈》当系后出，《祭公之顾命》原属先秦《书》[14]。

《鲁穆公问子思》

《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两篇抄写在形制相同的竹简上，竹简两端呈梯形，简长26.4厘米，两道编绳。《鲁穆公问子思》共有竹简8枚，《穷达以时》共有竹简15枚。该种文献未见流传，属于佚文。

廖名春认为，《鲁穆公问子思》的记载真实，当出于子思弟子之手，属于《子思子》完全符合古书惯例[15]。但学术界对该篇的研究稍显薄弱。

《穷达以时》

廖名春认为，《穷达以时》当出于孔子，可能是孔子自作，故不称“孔子曰”；它应当是《荀子·宥作》、《韩诗外传》卷七记载的源头；它在思想上一是强调“时”，一是强调“反己”[16]。

《五行》

共有竹简50枚，竹简两端呈梯形，简长32.5厘米，两道编绳。

长沙马王堆汉墓曾经出土过帛书本《五行》，这次又出土了战国竹简本《五行》，二者可资对照。为此，台湾至少推出了三部这样的著作，一是庞朴的《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二是魏启鹏的《竹帛〈五行〉笺释》，三是刘信芳的《简帛〈五行〉篇解诂》；另外还有不少论文致力于此[17]。

廖名春认为其成书不会晚于孟子，它作为子思作品的可能是相当大的[18]。与帛书《五行》比较，帛书有《经》有《说》，而竹简有《经》无《说》；大概是由于荀子的批评，思孟学派的弟子们觉得应该将他们的经典《五行》篇施以解说，以杜讨伐，以广流传，于是有了解说本（如马王堆帛书本），而在郭店时代是本无经说的[19]。

《唐虞之道》

共有竹简枚29枚，竹简两道平齐，简长28.3厘米许，两道编绳。该篇赞扬尧、舜的禅让，着重叙述知命修身及仁、义、孝、悌等品德。

李学勤认为，它与《忠信之道》“虽有近于儒学的语句，但过分强调禅让，疑与苏代、厝毛寿之流游说燕王禅让其相子之（前三一六年）一事有关，或许应划归纵横家”[20]。李存山认为，将《唐虞之道》归入纵横家的说法根据不足[21]。廖名春认为，该篇无“子曰”，当是孔子的佚文，简文是正统的儒家学说无疑[22]。王博认为与《尧典》关系密切，属儒家学派[23]。台湾的周凤五也专门研究过该篇[24]。

《忠信之道》

共有竹简枚9枚，竹简两道平齐，简长28.3厘米许，两道编绳。以忠、信为阐述对象，列举忠、信的各种表现。

廖名春认为该篇很可能就是子张本于孔子之说而成的论文[25]。陈鼓应认为该篇似乎是孔、老思想的融合，其主题“忠信”为孔、老所共同肯定，文中套用了许多老子习用的语式[26]。

《成之闻之》

共有竹简枚40枚，简长32.5厘米许，两道编绳。主要阐述儒家“君子”的德行。

郭沂认为，该篇的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文中屡引“君子”之语，此“君子”盖为子思[27]。但廖名春认为，该篇很可能出于孔门高弟县成之手[28]。

《尊德义》

共有竹简枚39枚，简长32.5厘米许，两道编绳。

陈伟发表过专门的校释之作[29]。该篇前一部分专论音乐，可以称之为《乐记》[30]。廖名春认为，简文当出于孔子，是孔子之作[31]。《尊德义》的论证义正词严，与“民本政治中所彰显的政治正义”有关[32]。

《性自命出》

共有竹简枚67枚，简长32.5厘米许，两道编绳。该篇内容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性情论》多有相似。

赵建伟曾经做过《忠信之道》和《性自命出》的文字校释[33]。廖名春认为“简文当属子游之作”[34]，陈来倾向于认为属于公孙尼子[35]。李学勤认为，“《性自命出》的六十七支，恐怕原来不是一篇，而是两篇。从简号一到三六为一篇，中心在于论乐；从简号三七至六七乃另一篇，中心在论性情”；并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部分独立出来，称为《乐说》，余下部分称为《性情》[36]。

《六德》

共有竹简枚49枚，简长32.5厘米许，两道编绳。

该篇在编连上还可做深一步的工作[37]。陈伟、颜世铉等做过该篇的文字考释和义理梳理工作[38]。廖名春认为，它当成于子思《中庸》之前；如果不是出自孔子，也当出于其弟子之手（很可能是孔子弟子县成之作）[39]。

该篇谈夫妇、父子、君臣关系时，先列夫妇、父子，后序君臣，这种由自然而社会的顺序，包含着儒家特有的重血缘、重生生的观念，与后期儒家迥然不同。有人认为，这里反映了儒家反对君权的思想，但诚如刘乐贤所言，这与丧服制度有关，与反对君权无涉[40]。

《六德》还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关于这句话的理解，颇有分歧。魏启鹏认为，“绝”当改释为“继”，“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是指当父丧与君丧同时发生时，应当使为君所着丧服次于为父所着丧服，以父丧重于君丧，体现父子之恩重君臣之义。但彭林认为，“为父绝君”意为当父丧与君丧同时发生时，应服父丧而绝君之丧服；“为昆弟绝妻”与《礼记·丧服》妻服重于昆弟之服叙不同，但更为合理，当是早期丧服制度的反映；“杀”，旧释“减杀”，不确，当训为“杀止”，字义的指向，在丧服的边界[41]。

《语丛》（四篇）

共有竹简枚265枚，两端平齐，都抄写于最短的一种竹简上，竹简长度在15.1－17.7厘米之间。

有些话语既与道家有关系，也与儒家有关系。廖名春认为，《语丛一》至《语丛三》虽为名言的汇集，但基本上以儒家之说为主[42]。庞朴认为，《语丛四》既非儒家思想，也非道家思想，倒更近乎法家、纵横家[43]。在《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专门论及《语丛》[44]。

儒家综合研究

庞朴在《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指出[45]，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是内部性情的流露，“礼”是外部行为的规范。孔门弟子对“仁爱”的解释有两派：一派向外探索，认为人的善性继阴阳之道而成，人间社会的尊卑贵贱完全脱胎于天地、效法于自然，从宇宙本体推演到社会功利，即由“天”而及“人”；另一派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明心见性。后一派的发展脉络，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郭店楚简正是反映从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儒学发展状况的学术资料，代表了孔子之后儒家向内求索的为学之路。这一主题奠定了思孟学派的基本思想格局，一直影响到后来，其意义特别重大。在其后发表的《三重道德论》中，庞朴又系统地梳理了儒家的道德观，认为儒家道德是由人伦道德（六德）、社会道德（四行）、天地道德（五行）三者组合成的完整的学说体系。儒家有一套把三重道德贯穿下来的德目，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这使得它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规范之一[46]。关于儒家的“圣”与“圣人”观念、天道观、德治思想等，都有人做专门的研究[47]。有人还探讨过郭店楚简与《曾子》的关系，认为《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就是曾子及其弟子思想学说的汇编[48]。

道家著作

《老子》（三组）

三组竹简的数量如下：甲组39枚，乙组18枚，丙组14枚，总共2046字，相当于今本的五分之二。章序与今本也有较大差异，文字也有不少出入，且无“道经”、“德经”之分。

简本《老子》的个别释文，学者多有异议，尤其是相当于今本第十九章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裘锡圭后来也改释为“绝伪弃虑”、“民复季子”[49]。而关于简本《老子》的校释，论著甚多（如廖名春即做过数篇关于《老子》的校释[50]）。

崔仁义认为，简本《老子》抄写时间晚于公元前377年。其依据是与简本《老子》同时出土有《鲁穆公问子思》，鲁穆公卒于公元前377年，这批竹简当抄定于鲁穆公卒后[51]。

台湾沈清松认为，简本《老子》是一种受到儒家诠释影响的《老子》版本，仅只是一出自儒家或儒家同情者的抄本，很难说是接近原本的抄本[52]。黄钊认为，竹简《老子》应为稷下道家传本的摘抄本[53]。

三组《老子》各有自己不同的主题，甲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道与修道，一个是治国；乙的主题是修道；丙的主题是治国。郭沂认为，简本不但优于今本，而且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它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而今本则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简本没有与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的文字，今本中那些明显否定儒家伦理观念的段落在简本中皆有异文或文字上的增减；简本内容分见于今本的31章，全在66章之前，后人增补部分常放在原始部分之后（先秦古籍的定型）[54]。许抗生认为，帛书本与今本中“绝仁弃义”可能是庄子学派后来加进去的东西[55]。

《太一生水》

共有竹简14枚。无可与之对照的先秦经籍，属于佚文。

李学勤认为，“太一生水”深受数术家的影响，同天文数术有直接密切的关系[56]；并且认为《太一生水》不可能和《老子》各章是同时的著作，应该是道家后学为解释《老子》所增入，当为关尹的学说[57]。庞朴认为，《太一生水》是与《周易》、《老子》所不同的另一种有机的宇宙生成论，其特点在于肯定“反辅”的作用和指出宇宙生成至“成岁而止”；它论人道的部分已经残缺，也许从《礼记·礼运》篇中可以找到一些影子[58]。

综合评述

郭店楚简的学术价值，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它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填补了学术空白。

如《太一生水》，就是一篇早已亡佚的先秦道家文献，是迄今所见关于宇宙生成论的最完整的文字资料。而儒家“思孟学派”著作（《子思子》）的出土，反映了儒家由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儒学发展的状况，“填补了从孔子到孟子一百多年的空间”[59]。因此杜维明认为，“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60]。

（二）它提供了重新审视儒道关系的新材料。

以前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影响，多认为先秦时候的儒道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根据郭店楚简简文，知道实际情形恐怕并不是如此，“早期的道儒关系远没有达到冲突尖锐化和激化的程度”[61]。如，《老子》（丙组）并不反对仁义圣智，“提醒我们应重视老子的守中思想，并提示我们老子可能并不必然反对法制，尤其不排斥仁义学说”[62]。又如，在诸子“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儒家、道家都有其各自的“无为”思想，并且多有条理和系统；但仔细分析，儒家和道家的“无为”思想虽然有同有异，实则异大于同[63]。

（三）有必要重新审视儒家著作。

如对《尚书》的重新检讨。现被判为伪古文《尚书》的《君牙》、《君陈》、《君诰》的文句，在简文《缁衣》中皆被引用，这与流行的伪孔传是东晋梅赜伪造的结论似乎无法兼容；尽管目前还不能判定古文《尚书》的真实性，但至少为我们重新审视这桩学术公案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线索。我们相信，随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陆续公布[64]，对《尚书》的研究将会推陈出新。

再如《逸周书》，以前认为是“伪书”而否认其史料价值，但其中确实保存了许多真实的西周历史文件，有些篇章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尚书·周书》[65]。关于其来源，刘向认为“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以《祭公》等为代表的《逸周书》，并非“仲尼删《书》之余”，而是秦以后新编《尚书》之余，它们本来就是先秦《书》里的一部分[66]。

又如《礼记》的成书年代，当不晚于战国时期，其真实性也是可靠的[67]。又如《子思子》的发现，李学勤认为《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子命出》、《六德》六篇就是久佚的《子思子》，为孔子之孙孔伋的作品[68]。

总体感受和评说

关于郭店楚简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基本上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早已不遑具言。下文所述，主要针对“研究”层面而言。

（一）框架的探索：年代与墓主

确定年代与墓主，本来是研究的前提和条件，但目前尚难取得一致的结论。将该墓的年代定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学术界所确定的这一年代，恐怕略嫌偏早，而推移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也未必不可。关于墓主，目前虽然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竹简文字本身的讨论，不必拘泥于具体人物的争论。

（二）派别的梳理：学派与支流

在研究之初，研究者多津津乐道竹简的学派分野，先是将之分为儒、道两大派，再细分为其下的某一支（对号入座），并因此而引以为傲。但到后来，大多数研究者已捐弃了这一“故技”。其原因有三，一是学者的“自觉”，即采取这一研究路数，毕竟是“初级”阶段的做法，研究成果本身即有“粗疏”之嫌；二是“材料”本身的限制，借助于本已支离不全的材料以恢复“旧观”并非易事，三是目前的“研究”水准尚未到达这一地步。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尚未将材料本身“吃”透，便遽尔“深入”第二层面，显然有似于“沙上建塔”。

个人以为，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有一个不好的取向，即硬将竹简划分为儒、道两大派，似乎略嫌未安，有些研究者已注意到战国之际诸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现实。遗憾的是，目前这一工作做得尚不够充分。其实，早在孔子时代，他就已经明确说过“殊途同归”与“同途殊归”的关系，惜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生生将儒道关系弄得水火不容。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这一事实。但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清朝学者汪中（1744－1794）的话语，因为汪中已经明言先秦诸子的关系其实并非水火不容[69]。

（三）方法的检讨：旧题与新话

1、新材料与旧材料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70]。“新材料”（出土材料）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已是学者们的共识。因此，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71]应运而生，陈寅恪的“预流”[72]轰鸣在耳。

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漠视“二重证据法”、排斥“新材料”、拒绝“预流”者，可以说是日趋减损。但随之又出现另外一个取向——惟新材料是从。其中的显例，恐怕莫过于马王堆帛书本《老子》“无为而无不为”公案[73]。与此颇为巧合的是，目前有人仅依据郭店楚简本《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传世本作“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便断然认定，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贵无”派立论无据[74]。而另外一个研究路数在此不得不提到，即有些研究者踵武“六经注我”（恐怕连“六经注我”的本义都没有吃透），随意“摘取”郭店楚简中的材料以为我所用，说得堪称“头头是道”、“系统完备”。殊不知，“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75]。

问题的症结在于，古人为我们留下的材料其实是颇为支离而不全面的，要证明其“有”很容易，但要反驳其“无”实“难”（“说有易，说无难”）[76]，研究的正确理路应当是——只有首先在熟悉“旧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利用“新材料”；“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断，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77]。

众所共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提倡与践履，既是治学方法的自觉，也是时代际遇的馈赠。王国维明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但他同时又提醒，新材料固然重要，而旧材料亦不可偏废，故他主张结合新旧史料综合以求真，“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78]。时至今日，地下新材料更是空前涌现，但时下的研究却不无趋“新”（新材料）而废“旧”（旧材料）之嫌；回头审视王国维所采取的态度、所遵守的精神，实又有莫大的启示与警醒[79]。

2、认字与读书

郑樵云：“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通志》卷三十一《六书略·六书序》）学者治学认字始，在目前古文字学者尚不能“退场”，因为离开了他们，我们还不能完全“独立行走”。在目前的郭店楚简研究论著中，关于文字的校释仍然是一项大宗，蔚为一时大观。所以本文在综述某一篇的研究状况时，特意列出相关校释论文。

3、“解释文句”与“讨论问题”

钱大昕云：“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经籍籑诂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陈寅恪在史学上推崇的是宋人，于清人则颇为鄙视，认为清儒治学，“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80]。但就郭店楚简的研究状况和前景而言，研究工作恐怕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集中于“解释文句”，因为“文句”本身尚没有“解释”透，便陡然“讨论问题”，恐怕所得结论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10月23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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