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文所引器物出自《殷周金文集成》者直接标注器物编号（在需要与其它铭文著录书区别时，简称《集成》），其它出处的铭文标注书名简称，《汇编》指锺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艺文印书馆2006年5月）；《集录》指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4年1月版）；《通鉴》指吴镇烽《商周金文资料通鉴》（2010年1月）。引自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7月）释文者，简称“张亚初”。器物分期标注简称，如“西周早期”简称为“西早”，“西中”、“西晚”、“春早”、“春中”、“战早”等例此。

[2]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古文字研究》第17辑，中华书局1989年6月，第13－14页。

[3]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修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8月）293页：“率，见梁阴令鼎（集成2590），战国晚期人，魏国梁阴县县令。”

[4]https://db1n.sinica.edu.tw/textdb/test/bronze/rpt_rubbing.php。

[5]《金文资料库》（光盘数据库，1.0版本），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

[6]参吴振武《新见古兵地名考释两则》，《九州》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

[7]见《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323页注32。

[8]沈之杰《战国三晋文字编》，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4月，指导教师：赵平安教授，第20页。此文标注吴文及其出处有误，而且正文并没有收入“”字，645页“阴”字下引及三十三年阴令戈时，于“”字以□存疑。

[9]吴良宝《九年承匡令鼎考》，《中国文字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论文集》，张家口，2011年7月。

[10]我在研读十三年上官鼎时曾把把此字改释为“”，并写成札记，后才通过吴振武先生文得知施谢捷先生早已释出，本想废弃此条札记，但为引起学界注意考虑，仍保留原考释文字。

[11]魏惠王迁都大梁说法不一，有六年、九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等说。参杨宽、吴浩坤主编《战国会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406页；崔恒昇《安徽出土金文订补》，黄山书社1998年11月，第245－249页。周时有嬴姓梁国，其都在陕西韩城县南，公元前641年灭于秦。西周器有梁伯敔簋（《通鉴》5022西中，1993年陕西岐山县京当乡贺家村东岐山县周原博物馆东墙外窖藏出土），字作；春秋早期兵器有梁伯戈（11346），字作；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M2012.92）出土有春秋早期的梁姬罐（《集录》1046），字作，反书。

[12]这种写法的“梁”字最早见于春秋晚期的金文，如戈（10823），内部穿后铸铭文1字：。1980年春潍县治浑街公社张家庄出土，材料发布者认为此戈出自宋人之手，为齐人缴获后用于随葬。参潍坊市博物馆《潍坊市博物馆征集的部分青铜兵器》，《文物》1986年第3期，第41页。英杰按：宋国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参杨宽、吴浩坤主编《战国会要》下册1356页）。1996年10-12月湖北荆门市子陵铺镇罗地岗楚墓（M4.2）亦出土一件戈（《通鉴》17206春晚），内部穿后刻铭一字： （），字反写。古书中称为“梁”的有多地，今河南临汝县西南有梁县故城，于战国时为南梁。晋国亦有梁，在洪洞之南，乃高梁。近鲁、齐之地的梁，乃指梁父，在山东泰安县南、新泰县西。山东还有梁丘，在城武县东北。参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三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月，第412－415页；《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月，第257－261页。

[13]韩国兵器，参张德光《试谈山西省博物馆拣选的几件珍贵铜器》，《考古》1988年第7期。

[14]《金文编》399页“梁”、732页“”下均未收此形。《战国文字编》（汤余惠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见于372页“梁”字下。

[15]魏惠王三十三年物，1974年湖南衡阳市东南郊白沙洲唐家山2号战国墓出土。参单先进、冯玉辉《衡阳市发现战国纪年铭文铜戈》，《考古》1977年第5期。

[16]1958年安徽临泉县阳桥区战国墓葬出土。

[17]魏国兵器，1979年辽宁建昌县玲珑塔公社后杖子村出土。参冯永谦、邓宝学《辽宁建昌普查中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83年第9期；周波《战国文字中的“许”县和“许”氏》认为“吂”读作许县之“许”， 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1048#_ednref28，2010年1月5日。“八”或认为“十”字，参吴振武：《东周兵器铭文考释五篇》，《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古文字研究专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7页。

[18]币文与共用阜旁。吴良宝《古币考释两篇》，《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另参吴氏《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152页。本书157页又云：“阴的地望不详，也许与《赵世家》惠文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75年）为廉颇所攻取的魏‘阳’（在今河南安阳市）有关”。

[19]吴良宝《九年承匡令鼎考》，《中国文字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论文集》，第172页。

[20]裘锡圭《<武功县出土平安君鼎>读后记》（原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487页）引及此铭文时，于此字释文为“（？）”，当是对此释尚有疑虑。

[21]参李学勤《论梁十九年鼎及有关青铜器》、《<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选释》及《<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选释补正》，《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第206－209、303、308页。李先生对释“安”也心存疑虑，209页云：“‘安’字的释读还是可考虑的。”303页云：“‘安’字，或以为从‘虍’，暂释为‘安’，地名”，认为“安”是“安邑”省文。308页则云：“地名‘安’字释读未能确定。裘锡圭同志曾写作从‘广’从‘虖’，也表示犹豫，曹锦炎同志从之。这比释‘安’要好，但这个地名一定相当重要，究系何地，尚未可知。看来此字还有待研究。”李文所提曹锦炎文，见《平阴鼎盖考释》，《考古》1985年第7期，第634页。另参李氏《湖南战国兵器铭文选释》，《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331页。

[22]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古文字研究》第17辑，中华书局1989年6月，第8－11页。黄氏认为△从从虍，虍下笔画表虎尾。

[23]《金文资料库》（光盘数据库，1.0版本），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

[24]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修订本）439页：“癰，见卅年虒令癰鼎（集成02527），战国中期人，魏惠王三十年（前341年）前后，担任虒县县令。”

[25]参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7月）656－660页诸字。

[26]刘钊认为“乎”作声符，但对演变为从乎的原因前后说法不太一样，一认为从乎是形近讹变，一认为是因形近而类化。参《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91、104页。

[27]（曾孙仆儿钟185春晚），（郑庄公之孙鼎《通鉴》2326春晚，《集录》355鼎、《汇编》1239缶铭文泐甚）。

[28]“虖”旧释“何”，李鲁滕改释“虎（虖）”，见《“虖台（丘）”略考》，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古代文明》第6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按：释“虎”不确，当直接释为“虖”。

[29]李鲁滕《“虖台（丘）”略考》，《古代文明》第六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

[30]“虖”旧多释“虎”，不确，单独的“虎”字未见如此写法。

[31]1935年河南辉县琉璃阁（今辉县市城关镇东新庄村）80号战国墓（M80.56）出土，或定为魏国器物，参《通鉴》16675。

[32]参林澐《新版<金文编>正文部分释字商榷》，江苏太仓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八届学术研讨会论文，1990年。

[33]参吴镇烽《內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王占奎《读金随札――內史亳同》，均载《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吴文释为“號”，王文释为“豦”。此铭文资料曾被转载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术讨论”栏，http://www.gwz.fudan.edu.cn/ShowPost.asp?PageIndex=1&ThreadID=3143，2010年4月28日，llaogui（施谢捷）最早回帖（4月28日）指出：“‘敢’下实乃‘虒’字”。“虒”字还见于春秋晚期的夫申鼎，为李家浩所释，参《夫申鼎、自余钟与子受钟铭文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6月。

[34]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第320页、《古文字考释丛稿》第300页（岳麓书社2005年7月）“謕”。另参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第314页“虒”。

[35]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文物》2011年第6期，第50页图一2148号简。

[36]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239、463页。“郸孝子”误释为“郸季子”。

[37]注曰：“鬲或释两。”

[38]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文物出版社1990年4月，第599页。

[39]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第173页。

[40]参陈剑《青铜器自名代称、连称研究》，《中国文字研究》第1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343－346页。另参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上）》（线装书局2009年1月）第131－153页《西周青铜器自名研究》和《东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之《东周青铜器自名研究》（待刊）。

[41]参拙文《谈金文中一种长期被误释的象形“甗”字――兼谈“鬲”、“甗”的形体结构》，中国文字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论文，年7月29日至8月1日，河北省张家口市。

[42]参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538页。另参吴良宝《先秦货币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35页；《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第215页。

[43]参汪庆正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1·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2457、2458、2462、2465、2466、2468、2469、2471、2472、2473、2475、2476。这种“两”字见于三孔布，是记重单位。《大系》326－335收录的是面文为“鬲”的平肩弧足空首布，“鬲”作（326）、（332）、（333）、（335），其中331作，此字《先秦货币文编》收录于135页“两”字下，但41页“鬲”字下引自《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149的字形其实与135页引自《大系》331的字形完全相同，只是大小有异而已，却一释为“两”，一释为“鬲”，必有一误。我们认为《大系》331当是“鬲”的缺刻笔画字，或者说是“鬲”的误字。“鬲”是地名，参吴良宝《平肩空首布四考》，《中国文字研究》第5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65页；《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第39页。

[44]曾侯乙墓竹简作、，是另外一种演变趋向。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两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综合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2CYY034）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东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与东周社会研究”（12YJA740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