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清华简《楚居》的古史传说

夏麦陵

清华简《楚居》的古史传说，涉及简文开始的三小段，人物有季连、鬻熊和熊绎三位。徐旭生先生曾指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来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1）《楚居》的古史传说，界限也正是划在这里。目前所见，专门研究《楚居》古史传说的文章只见李学勤先生《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和李守奎先生《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等两篇（2），其他是研究《楚居》某一部分简文，涉及古史传说中的一二问题，或只谈古史传说的一二问题。尤其上述两篇关于古史传说的专论，读后受益颇多，但也有令人不以其结论为是之处。限于篇幅，择要写出几点，以求教于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专家学者。

这里不妨按《楚居》简文开始三小段的内容为顺序来展开讨论。《楚居》开头从季连谈起；

    季连初降山，抵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

 李学勤先生说，“山应是《山海经·中山经》内《中次三经》的騩山，也即《中次七经》的大騩之山，就是今河南新郑、密县一带的具茨山。”其理由李守奎先生说了一点，因为“‘山’与‘騩山’古音极近，是文字异写。”其实，騩山的“騩”，晋代郭璞早就说了，“音巍”（3）。，是影母微部字；巍，是疑母微部字。二字发音部位相同，都是喉音。《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说“大騩山，今名具茨山，在（新郑）县西南四十里，潩水出焉。……班《志》河南密县有大騩山。山盖与密县接界也。“（4）其实，具茨山的主体部分在今禹州市苌庄乡和浅井乡至新密、新郑交界处。新郑境内也只延续到辛店乡一带。具茨山属伏牛山的余脉。因为《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郑，祝融之虚也。”楚的先祖曾做火正，功劳很大，被命名为祝融。相传新郑为祝融的所在地，所以季连的出生地山，便与《山海经》的大騩山联系上了，进一步坐实到河南新郑、密县的大騩山了。传说时代的世系是在东周时期“祖出一元”的观念下产生的，所以都要与黄帝、炎帝、颛顼、祝融等挂上钩。徐旭生先生说，“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5）我们应把掺杂神话的古史传说与纯粹的神话加以区别，不能笼统地把古史传说都归之为神话。但《楚居》明显有把古史传说历史化的倾向。这就是徐旭生先生所说的“由于人智的进化，知道了神话的不可靠，就逐渐把古史传说加以修正，加以‘人化’。”的“人化”。（6）李守奎先生说，“《楚居》中有关季连行踪的山、水名称又见于《中山经》，也自成系统。《中山经》所记，集中在西周至战国早期楚人活动的中心地带。”“疑《楚居》中的‘穴穷’与《山海经》中的‘熊山’有关，是穴熊之祖曾经居住过的山。从这座熊山再往东就是‘騩山’了。”“《楚居》中季连降騩山，抵穴穷，可能就是《山海经》说熊山与騩山相邻的折射。”这些论述自然颇有道理。《山海经·中山经》的《中次九经》说，自岷山之首女几之山向东，经过十二座山就是熊山，从熊山再往东就是騩山。岷山至熊山，其间二千八百四十里，熊山至騩山，其间一百四十里。据出土文物，殷一尺约为今5.07寸，周尺更小，约为殷尺的8寸，从岷山至騩山约相当今天的一千多里。正在陕西的南部。此说令人可信，因为那里已有考古上早期楚文化的证据（7）。袁珂先生曾论证《山海经》是战国时期楚人的作品，著作时代从战国中期到汉代初年，著作的地方是战国时的楚国和汉代初年的楚地，作者是楚国和楚地的人（8）。楚人对祖先的遥远的记忆，在代代相传中，张冠李戴，多无定说必然也反映到《山海经》中来。

但李守奎先生认为，《楚居》中涉及季连的地名为什么多见于《山海经》？为什么会出现两套？他有些“猜测”我认为很有道理：

首先，《楚居》中季连的事迹和《山海经》记载楚人其他先祖事迹一样，都来自神话传说，《楚居》是对神话传说的加工。第二，《大荒西经》中所记可能是楚人对其先祖曾在西北活动的遥远的记忆。楚人先祖可能自西而来，逐渐南移，至晚在西周初年，就迁到了丹水和汉水流域。随着楚人的迁徙，这些山水地名也被他们带到了新的居住之地。《山海经》中《中山经》大都翔实可考，有些应当是战国楚人的实录。第三，《楚居》中季连的行踪可能有楚族迁徙的影子，但如果是移植的地名，就难以据此确考其准确的方位。

楚王族定居于江汉平原后，不仅把原来居住地的地名带到了新居地，而且把代代相传的关于先祖的神话传说和信仰也写入自己的历史如《楚居》中。其中不能说没有把神话视为信史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张冠李戴之处。于省吾先生有句名言，对古代典籍，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要靠考古材料（9）来证实。所以对汌水即均水、顺水或洵水的说法，或从音韵训诂的角度来看，可以成立；但从考古所见的角度来说，目前还难以让人认同。

《楚居》又说，季连——

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泮），爰生伯、远仲。

《楚居》中的汌水，李学勤先生认为“其实就是均水，见《水经注》。《汉书·地理志》作钧水。” “《水经·均水注》：‘均水南迳顺阳县西，汉哀帝更为博山县，明帝复曰顺阳。应劭曰：县在顺水之阳，今于是县则无闻于顺水矣。’这个顺阳位在均水东北，顺水显即均水。‘顺’与‘汌’都是从‘川’声的字，且与‘均’、‘钧’等字通假，古书曾见其例。”均水发源于栾川县西南部的熊耳山南麓，流经卢氏、西峡、淅川，汇入今丹江水库。均水今称老灌河。古顺阳县治在今淅川香花镇西的李官桥镇，今已被淹没于丹江水库中。《水经·均水注》云顺水“县在顺水之阳，今于是县则无闻于顺水矣，”或因为到北魏郦道元时顺水早已称均水了，湖北丹江口市旧称均县，原因是原均水流至此汇入汉水中。整个均水流域（今老灌河）除淅川境内丹江流域多有楚文化的墓葬外（下寺、和尚岭、徐家岭、毛坪楚墓群），目前其中、上游还没有楚文化的墓葬或遗址方面的考古发现。

这个问题，李守奎先生认为“《楚居》说季连迁出乔山后，‘逆上汌水’，汌水即洵水。洵，心母真部字，从川得声的‘’、‘汌’等是邪母文部字，‘洵’与‘汌’二字古音相近，汌水可读为洵水。按《史记》的五帝传说系统，黄帝在轩辕之丘与西陵之女所生的昌意是季连的先祖。”“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看《楚居》中季连的行踪与《西山经》中楚人先祖的活动范围大致吻合，就在以现在青海湖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山海经·西山经》的《西次三经》言，轩辕之丘往西，到騩山，其间一千六百九十里。如此，騩山则大约在青海省的西部边境了。虽说黄帝居西的传说由来已久，但“居西”落实到《西次三经》的騩山上，显然令人难以信从，原因还是那里至今没有考古上早期楚文化的证明。

李守奎先生说，“季连娶盘庚之女为妻，如果属实，那么芈姓的出现就应该在商代的中期以后。”（10）。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楚世系的直接源头。后来的楚君都出自妣隹，这正是她被尊称为‘妣’的缘故。”然而《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古时也用以称在世的父母，如《尔雅·释亲》：“父曰考，母曰妣。”可知妣隹并非因为“是楚世系的直接源头”而被称“妣”的。这是她的后代追述这段历史时，对她本应有的称呼。

简文说季连追求妣隹，“从，及之盘（泮）”，李学勤先生说“盘”应读为“泮”，即水滨。自然指汌水之滨。李家浩先生对此句的考释则更令人服膺，他说：

    细绎上下文意，疑“及之”与“盘”应该点开，“盘”应该读为《周礼·地官·媒氏》“掌万民之判”之“判”。郑玄注此句说：“判，半也。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丧服传》曰：‘夫妻判合。’郑司农云：‘主万民之判合。’”贾公彦疏：“引《丧服传》者，证‘判’为‘合’义。”孙诒让《正义》：“《释名·释亲属》云：‘耦，遇也，二人相对遇也。’是二人为耦，一人为半，合之乃成夫妇，故曰判也。”（11）按郑注引《仪礼·丧服传》文，传本“判”作“牉”。（12）《广韵》去声换韵普半切判小韵：“牉，牉合，夫妇也。”（13）简文“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判，爰生伯、远仲”的意思是说：季连听说妣隹有聘婚之事，就去追她，结果追上她，和她结为夫妻，于是生下伯、远仲兄弟二人。（14）

方山是季连见盘庚之子和妣隹的地方，也当是他俩和家人的居住之地。估计“京宗”离方山不会太远。因为季连刚有妻儿，新有家室，在离方山不太远的“京宗”安顿家室，从经济上、精力上，应是最佳方案。李学勤先生认为“方山是《中次四经》的柄山。”这个柄山在今日的何处？李学勤先生引郝懿行《山海经义疏》称：“柄山，滔雕水及下文白边山，计其道里，当在宜阳、永宁（今洛宁）、卢氏三县之境。”“由均水的源头再向北走，就到了柄山这一地区。”柄山的大概方位，可依熊耳山的位置来推知。依《山海经·中山经》的《中次四经》反推而知熊耳山东二百里是白边之山，再往东二百五十里即柄山。熊耳山与柄山之间相距四百五十里，那柄山估计在今伊川西境。另外，《中次四经》还提供了寻找柄山方位的另一个条件：“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今伊川西境北流注于洛河的只有甘水河，其他河流是南流注于伊河。若此，滔雕之水也即甘水河了。宜阳、卢氏境内当然有“北流注于洛”的河流，但距离熊耳山又太近了。满足不了熊耳山与柄山之间相距四百五十里这一条件。可见，郝懿行说柄山“当在宜阳、永宁（今洛宁）、卢氏三县之境”便与《中次四经》所说的熊耳山与柄山之间的距离有了抵牾。这又怎么解释呢？

《楚居》说，季连与妣隹婚后——

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与于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绎与屈卜徙于夷屯……

    李学勤先生还认为“京宗之名有可能与《中山经》的景山有关。”其文献的证据有《水经·沮水注》云：“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景山首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云：“沮水出郧阳府房县西南二百里之景山”。（15）显然，这是楚王族从陕西南部迁徙到江汉平原后，也把原居住的山、水名移称新居地的山、水名后的情况写入著述中。沮水、沔水、沔阳、荆山等山、水名和地名都是楚王族在陕西南部时早有的名称。

沮水最初是称呼那条河流？《墨子·非攻下》云：“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睢”乃“雎”之误。“雎”亦同“沮”。据《楚居》，不仅季连最早居京宗，穴熊，丽季以至熊狂都居京宗。我认为京宗当在“楚熊丽始讨雎山之间。”这个“雎山之间”在何处？孙诒让《墨子闲诂·非攻下》引毕沅云，“雎山，即江汉沮漳之沮。”诒让按：《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是始封楚者，为熊丽之孙绎，与此书不同。梁玉绳云：“丽是绎祖，雎为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国楚地，成王盖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始有国耳。”(16)我认为，熊绎受封于周成王时的楚蛮之地当离周的都邑宗周不太远（17）。《潜夫论·志氏姓》认为始封者是熊严。比较《楚世家》、《墨子·非攻下》和《潜夫论·志氏姓》三家所言，陈槃先生认为“此三说者，《史记》近之，余皆误也。”（18）熊丽虽非始封者，但“始讨雎山之间”当是史实。毕沅释“讨”为“封”，罗运环先生引《左传》宣公十二年“讨国人而训之”和“讨军实而申敬之”的“讨”，杜预注为“治”，即治理，认为“始讨此雎山之间”建立统治关系。（19）这是极确的。《楚居》说熊丽居京宗，《墨子·非攻下》又言“楚熊丽始讨雎山之间”显然，这个“京宗”就在“雎山之间”。“雎山之间”在何处？陈槃先生认为，雎、沮字通，雎山当即沮水之山。沮水所在即沮山（雎山）所在，沮山亦即荆山矣。（20）但陈槃先生虽然明白“熊耳（山）之西南即丹水流域——宋翔凤以为丹阳者也。此等处殆荆楚旧居，而南条荆山者，荆楚南迁，旧号复随之移殖，故荆山亦不例外也”（21），而在考述“雎山当即沮水之山”时，又误以为熊丽时所在的“雎山之间”在“南漳县西八十里，于汉为临沮县治”。其实，湖北荆山所处的沮水不同样也是“旧号复随之移殖”的吗?

今陕西有多处河流称沮水。结合考古发现有早期楚文化或早于早期楚文化（如商文化）之处的沮水在陕西的西南部和南部，下面简述文献所记载：

1. “原以漾水东南流至武都称汉水，一称沔水，又名沮水，则以出自东狼谷（今陕西留坝县西）至沮县（今陕西略阳东勉县西）合于漾水之沮水得名……古时自氐道至武都之漾水，……后因氐道流绝，沔汉遂只以沮水为源。因而今之汉水其北源遂出陕西留坝县西境，另有南源出宁强县。二源至勉县（古沔阳、沔县）合流为沔水，亦即汉水。”（22）

2.“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杜预云：水出新城（即汉中郡，秦置，莽曰新城。详《汉书·地理志》第八上——作者）郡之西南发阿山，盖水异名也。沮水东南流，迳沮阳县东南……”（23）

可见，古文献和出土文献中西周及其以前的沮水，“雎山之间”、京宗、乃至荆山，都应当在陕西南部和西南部。

李学勤先生说，“据《诗·商颂》的《殷武》篇，武丁曾‘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殷墟卜辞也有当时南征的记录。这一时期商朝的势力影响及于南方这一带地区，应该就是盘庚之子和妣隹传说的背景”。《诗·商颂·殷武》是否说明“奋伐荆楚”？李山先生对《诗·商颂·殷武》篇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

今文家将其解释为赞美宋襄公伐楚事件的诗；古文家则认为是商朝祭祀殷高宗武丁的篇章。今文之说不可信……古文家认为祭武丁，其根据在开首一句“挞彼殷武”之“武”，《毛传》释之为武丁之武……因为在相关的文献中，没有任何武丁曾讨伐荆楚的明确记载。时至周初，楚人“辟在荆山”，势力还相当小，料想武丁之时还不会有《殷武》所述的大规模伐楚之事……《商颂》虽仅存五篇，作为《商颂》之首的《那》篇，表现的是献给祖灵的鼓乐。据《礼记·祭义》的说法，殷人祭祀尚声，所以鼓乐在先……《烈祖》篇是向祖先祈求“绥我眉寿”，要之当是献祭神灵的祈福诗。以下《玄鸟》、《长发》两篇是叙述先祖的功德业绩，如果诗篇编排次序体现着祭祀次序的话，则汤武、武丁在先，而“玄王”以降的远祖在后，这也符合古人宗教祭祀“慎终追远”的观念……“罙入其阻”之句表明荆楚是一个地域相当广阔而战争可以纵深发展的邦族，这显然与殷商之际楚人的历史情况难以相符…… “殷武”之“武”，当是说殷商民族武烈传统，而不当谓某个先王。（24）

可知，《诗•商颂•殷武》并不能证明武丁时商王朝的势力已扩展到今湖北汉水中游一带。再从殷墟卜辞来看，仅见于一期卜辞的髳方，与商王朝为敌，武丁时多次讨伐它。其地望，《尚书•牧誓》伪《孔安国传》谓在巴蜀境内。钟柏生谓在《左传》哀公四年的“仓野”，即今陕西商州东南140里豫陕交界处。而钱穆先生《史记地名考》认为在“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孙亚冰、林欢先生认为钱穆说较为可信。伐髳方卜辞与伐方同版（《合集》6543/1，图7-105）。方应近于髳方，其地望也当在江汉流域。武丁以后卜辞不见方，当已被消灭。（25）据此，武丁卜辞已见征伐荆山汉水间的两个方国的记录，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殷墟卜辞也有当时南征的记录”，但对这一地区实行有效控制则是《楚居》中酓（《楚世家》的熊渠）徙都发渐以后的事。

葛陵简“昔我先生出自，宅兹沮、漳，以选迁处。”（甲三11.24）董珊先生将“出自”后二字人名释为“颛顼”，李学勤先生则释为“追”，并认为“追”就是《楚居》中的妣隹，“她正是楚王系所自出”。“”字，何琳仪先生曾读之为“均”（26），李学勤先生说“何琳仪教授曾读之为‘均’，是很对的。”有关葛陵简甲三11.24的不同释文，宋华强先生《新蔡葛陵楚简初探》（27）蒐罗不少，而且有自己的见解：

       何琳仪释读为“昔我先出自（均），（归）宅兹（沮）、章（漳），台（以）选迁（居）”，“迁”下拟补“于郢”，简文大意谓“过去，我的先辈出自均陵，往居此沮、漳流域，又选择迁居在郢。”董珊释读为“昔我先出自（颛）（顼），宅兹（沮）、章（漳），台（以）选（徙）迁（处）”，“迁”下拟补“于郢”或“于江滩（汉）”。我们认为从“昔我”到“沮漳”一段，董珊的释读是可信的。但是把“以选迁”之“选”读为“徙”，似可商榷。楚简迁徙之“徙”大量出现，都是用“”或其省体“”字表示，从不用其他的字。何琳仪对“选”字及“以选迁”句义的解释是可信的，但是把“”读为“居”，亦可商榷。古书有“迁处”，如《吕氏春秋·明理》“有社迁处”，《史记·货殖列传》“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我们怀疑当以“以选迁处”四字为句。“已选迁处”接在“宅兹沮、漳”之后，是说在“宅兹沮、漳”以后，先人（即楚文王）又选择了下一步所欲迁徙之处（即郢都）。

何琳仪先生释文中“我的先辈出自均陵”，“均陵”又是哪一位楚先人呢？目前古文献和出土文献都不曾见此名。董珊先生在《新蔡楚简“颛顼”和“沮漳”》一文中，还对金文古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所见“宅××”或“宅兹××”的辞例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宅”字下接地点都是讲都邑所在的范围。葛陵简的“宅兹沮、漳”自然也不例外。葛陵简甲三11.24的意思当然是，楚的先祖颛顼，选择了在沮、漳之间定都。“颛顼”之后，与“宅兹沮漳”之间应有一个时空差。颛顼时便建都在沮漳一带，直到战国时期还定都在沮漳一带，这与文献相抵牾。据宋华强先生研究，葛陵简年代的下限在楚悼王元年（前401年）到悼王七年（前395年），即战国早中期之交（28）。楚国向外扩张，始于楚武王时。而楚伐陈、灭陈反复一百余年；伐蔡、灭蔡也历时八十余年。楚最后灭蔡在惠王四十二年（前447年）。陈、蔡两国，在春秋时期遭到楚国多次征伐，直到战国初期才得到有效控制。葛陵简正是战国早中期之交平夜君成墓葬中的随葬品之一。此时的楚都自然在沮、漳一带，这并不等于西周、春秋时、甚至更早的楚都也在沮、漳一带。葛陵简甲三11.24的“我先”，自然指楚的先祖。楚的先祖怎么会是指“妣隹”呢？即使按照《楚居》所说，季连娶盘庚之女为妻，如果属实，芈姓的出现当在商代中期以后，这芈姓的直接先祖也当是季连而非妣隹，因为商代中期以后并非母系氏族社会，过去所见出土文献中楚人所祭祀的先祖是祝融、老童和鬻熊。《楚居》记楚的先祖从季连开始，正印证了文献中所说季连是楚人的先祖无可怀疑。不祧之祖怎么也轮不上妣隹吧？

李学勤先生说“看来夷屯就是丹阳。简文明确说自熊绎一直到熊渠‘尽居夷屯’”并举周昭王时有铭铜器京师畯尊（29）和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相对照，“证明楚都在汉水以南。如果再考虑到《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说的‘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楚都的位置就更为明确了。”显然，李学勤先生认为“辟在荆山”的荆山，指的就是今湖北的荆山。这是不是把西周成王时受封于丹阳时的楚国与徙都发渐后的楚国，在时间上混为一谈了？熊绎受封于西周成王时，居夷屯，与周昭王时“伐楚荆、涉汉”时的楚都不可能是一地，说周昭王时楚都在汉水以南是对的，但这不能等同熊绎直到熊渠时“尽居夷屯”。夷屯如果真在“汉水以南”，那《楚世家》记载的不是“丹阳”，而是“汉阴”了。若此，如何解释“看来夷屯就是丹阳”呢？另外，“夷屯就是丹阳” 与“由关键意义的汌水”有关连吗？有，或没有，那理由又是什么？

熊绎受封于周成王时，《楚世家》说他“居丹阳”，《楚居》说熊绎直到熊渠时“尽居夷屯”。这显然《楚世家》的丹阳，就是《楚居》的夷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就证明司马迁写作《楚世家》时，或许只见到文字的、或许只听到代代相传的关于熊绎受封地的都城在“丹阳”，但这个“丹阳”是地名还是方位名词，口耳相传下来就不清楚，所以司马迁也无可殚究。现在出土文献《楚居》证明丹阳是方位名词而不是地名。地名是夷屯。如果“丹阳”是地名，《楚居》一定会记载；也就没有夷屯这个地名了。因为《楚居》是楚国的历史学家写自己的历史，他们根据本族口耳相传下来的地名，自然比司马迁所闻更早，也更可信。夷屯为什么又称丹阳呢？因为夷屯在丹水之阳。山南水北为阳，这是我国自古以来命名地名的一贯原则。这证明“夷屯”一定在丹水之阳，也一定在今陕西南部的丹水之阳。还到不了淅川的丹水流域。因为淅川境内的丹水流域所发现的楚墓葬群，还没有早到西周时期的。我推测，《楚居》的“夷屯”在今陕西南部丹水之阳，都“发渐”时才迁到汉水中游。楚不曾在淅川境内建都，要有都城，也是临时陪都。这当然还要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证实或否定我这个猜测。

注释：

（1）（5）（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0、21、2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

（2）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李守奎《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本文凡提到此二文，只引作者所云，不提篇名。

（3）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一版。

（4）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第2172页，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一版。

（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商洛东龙山》第283-284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

（8） 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复刊号），1978年。

（9） 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412页，中华书局，2006年。

（10） 李守奎《‹楚居›中的楚先祖与楚族姓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辑，第15页，中华书局，2011年。

（11） 孙诒让《周礼正义》（四）第1033页，中华书局，1987年。

（12）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1105页上栏，中华书局，1980年。

（13）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二“夫妻牉合也”条，第35—36页，中华书局，2008年。

（14） 李家浩《谈清华战国竹简‹楚居›的‘夷屯’及其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二辑，中西书局，2011年。

（1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七）第3504页，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一版。

（16） 孙诒让《墨子闲诂》（上）第141页，中华书局，1986年2月第一版。

（17） 夏麦陵《清华简‹楚居›中‘夷屯’和‘发渐’地望初探》，《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18）、（20）、（21） 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三订本)上册，第166页、185—186页、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9） 罗运环《楚国八百年》第72—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22）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第644—645页，中华书局，2005年。

（23） 王国维《水经注校》第10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一版。

（24） 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第206—209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

（25）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第437-4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26）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7）、（28） 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第290—291、13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

（29）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

罗琨先生对拙文多所指正，深致谢意！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10月27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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