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新書發佈暨研討會召開

鍾馨

吳鎮烽先生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於2012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書三十五卷，精裝16開，定價12000圓。

10月26日上午，《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新書發佈暨研討會在上海大廈二樓會議室舉行。發佈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主辦，來自國內高校、文博院所的專家學者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共三十餘人出席發佈會。吉林大學副校長吳振武先生主持專家研討會。

會場

書影

前 言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是在作者的《商周金文資料通鑑》檢索系統的基礎上改編充實而成的。

《三代吉金文存》、《殷周金文集成》和《金文總集》只收錄青銅器銘文拓本，並不收錄其所在青銅器的圖像、釋文，以及相關的背景資料。這種僅僅印行拓本的方法，並不是一種完美的方法，讀者面對一大堆拓本，雖然排列有序，但使用起來卻有諸多不便，特别是研究古文字和先秦史的學者除了看到銘文拓本外，還必須參考其所在青銅器的圖像，以及其他有關資料，以便準確地判斷銘文的時代，進行綜合性研究。要得到銘文所在器物的圖像和相關資料，又得翻閱許多圖書和期刊，實在苦不堪言。

爲解決上述問題，並能利用現代化工具——電腦來爲商周金文研究服務，於是作者在上世紀90年代末，向國家文物局申請立項《金文資料全文檢索系統建設》（後改名爲《商周金文資料通鑑》），經過四年的努力，到2004年終於完成，並通過了國家文物局科研課題驗收專家委員會的驗收。驗收結論認爲：“1.該課題完成金文字庫、輸入法、金文資料全文檢索系統的研究和軟件開發，實現了考核目標，完成了預定的任務。2.該研究成果很有實用價值，爲從事金文、先秦史書研究的有關人員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和豐富的資料。”但鑑於經費問題，《商周金文資料通鑑》電子版未能正式出版。此後，作者不斷補充修改，始成今日之規模。近得上海古籍出版社支持，故改名《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以紙質書的形式出版。

全書共收錄傳世和新出土的商周有銘青銅器16703件（下限到2012年2月），既收錄青銅器銘文拓本，又收錄其圖像，同時將釋文和相關背景資料，編排在一起，以便爲古文字研究者以及考古、歷史學者，提供一份較爲完整的資料，希望對於商周史和古文字研究有所裨益。所收錄銘文拓本（包括摹本和照片）20554幅，圖像（包括照片和綫圖）11426幅，文字資料約400萬字。其中食器5804件，酒器6580件，水器634件，樂器711件，兵器2125件，日用器641件，附錄（金銀、玉石等）208件；其中700餘件屬首次著錄。

關於器物的分類，盂是一種大型盛飯器，兼可盛水盛冰。這類大型器物有的自名爲“飤盂”，有的自名爲“（饙）盂”，饙是熟飯的意思，知其主要用途是盛放熟飯。它與簋配合使用，簋中之飯乃取自盂中，故將其分在食器類。青銅盉出現在商代早期，最初的功能是酒器，盛放玄酒（即清水），用清水以調和酒。王國維《説盉》云：“盉之爲用，在受尊中之酒與玄酒而和之而注之於爵。”但到了西周時期，盉主要與盤組合，主要功能便是盛放洗沐用水，故稱爲盥洗用具。有銘文的盉絕大部分是水器，個别有銘文的盉是酒器，所以本書把它放在水器類。刀、斧等，有的是兵器，有的是工具，但數量少，因此，本書把刀都歸在兵器類，斧都歸在生活用具類。

除青銅器銘文而外，還有一些商周古文字資料出現在金銀、玉石、漆木等質地的器物上，雖然數量不多，沒有專著收錄，但其内容很重要。它們也是古文字和上古史研究的對象，常常散見于文博考古書刊中，不易尋找，《殷周金文集成》收錄了一些金銀器，分放在各個器類中。爲方便研究者使用，今就作者所能收集到的，分爲金銀器、玉石器、雜器三類，集中列爲附錄。另外，1949年以來，在一些文博考古書刊發表的商周青銅器中，有一些僞器僞銘，原作者以爲是真品，以致被一些研究者稱引，爲使不再謬誤流傳，擾亂學術研究，故亦列爲附錄，以供學界參考。

本書是一部大型的金文資料圖書，編撰工作極其艱鉅複雜，自知非一人所能勝任，但編著者還是大膽爲之，雖鼓足幹勁，竭盡綿薄，歷退休後之十載，勉強完成，但限於水平，釋文和斷代等方面錯誤一定不少，期盼諸位專家指其謬誤，補其闕略，使其漸臻完善。

吳鎮烽

2012年春節於西安豐景佳園書齋

凡 例

一、《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收錄傳世和出土的中國青銅器，上自商代，下迄戰國，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者（即公元前221年以後）不予收錄。考慮到度量衡的完整性，則收錄到秦朝滅亡。

二、本書匯集銘文資料和所在銅器圖像於一起，同時載有該器物的出土時間地點、收藏單位、尺寸重量、器形紋飾、著録書刊等背景資料，以方便學者利用。

三、本書所採用的資料，係2012年2月底以前歷代著錄和在省、市以上報刊發表的商周青銅器銘文資料。另外，書中還收錄了近680件未曾著錄的私家藏品。

四、本書收錄青銅器銘文拓本，其中陝西地區出土的青銅器銘文則採用作者自拓和自藏的拓本，私家藏品有自拓、自拍的，也有藏家和朋友贈送的。外省、區和傳世品則精選各著錄書中銘文清晰的上乘佳拓。

五、正編按器物性質分爲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用器六大類。附錄分爲金銀器、玉石器、雜器三大類，每類下再按具體器形分爲若干小類，每小類中按銘文字數從少到多的順序排列，字數相同者則大體上按時代順序排列，由於排版需要，個别有所調整。

六、全書共收錄有銘文的商周青銅器16703件（下限到2012年2月底），編號一器一號，按器類分配。食器：鼎00001—02518，鬲02601—03040，甗03101—03364，簋03401—05403，盨05501—05683，簠05751—05980，敦、盞06051—06080，豆、鋪06101—06161，盂06201—06230，盆06251—06274，匕、俎06301—06321；酒器：爵06401—08585，角08701—08794，觚08851—09855，觶、鍴10051—10659，杯、飲壺10851—10865，斝10881—11065，尊11101—11821，壺、鍾11951—12455，卣12521—13347，方彝13451—13548，觥13601—13665，罍13701—13831，瓿13951—13973，13991—14009，瓶14031—14039，缶14051—14096，斗、勺14151—14192；水器：盤14301—14543，盉、鎣14581—14800，匜14851—15004，鑑、鎬15051—15067；樂器：鐘15101—15638，鎛15751—15829，鐃15851—15925，鈴、鐸15951—15960，句鑃、鉦鋮15981—15989；兵器：戈、戟16001—17364，矛、殳17501—17704，劍、鈹17801—18078，鉞、戚18201—18250，刀、削18301—18325，矢鏃18351—18420，雜兵18461—18594；用器：農具18651—18664，工具18701—18760，度量衡18801—18955，車馬器19001—19092，符節19151—19185，其他19221—19505；附錄：金銀器19601—19641，玉石器19701—19835，雜器19901—19932；僞銘、僞器34件，編號前加W，以示區别。

七、本書所錄青銅器銘文的時代，按如下分期。

商代早期：相當於商代二里崗文化時期（前16世紀—前15世紀中葉）

商代中期：二里崗文化時期之後到小乙

商代晚期：武丁世—帝辛世

西周早期：武王至昭王

早期前段：武王、成王二世

早期後段：康王、昭王二世

西周中期：穆王至夷王

中期前段：穆王、恭王二世

中期後段：懿王、孝王、夷王三世

西周晚期：厲王至幽王

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紀上半葉

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紀上半葉—前6世紀上半葉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紀上半葉—前476年

戰國早期：公元前476年—前4世紀上半葉

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中葉—前3世紀上半葉

戰國晚期：公元前3世紀上半葉—前221年

八、本書銘文拓本按原大製版，部分拓本過大，縮小製版者，則注明原拓本尺寸；還有一部分銘文拓本、摹本和照片，因資料來源所限，並非原大。

九、爲節省篇幅，器物圖像一般長寬均不超過10釐米。

十、本書編排一般一器一頁，字數少的兩、三器一頁，字數多者或拓本大者，一器兩頁或多頁。

十一、每類器物中的排列，基本上是按字數多少爲序，相同字數中原則上按時代順序排列，但因排版需要，有些作了適當調整。

十二、每件青銅器銘文拓本都給予釋文，既給出隸古定字，也注出現行的繁體漢字，以便讀者參考。

十三、青銅器銘文有不能釋者，則予以隷定；若隷定亦有困難者，則照原形描繪，拓本漫漶，不能描繪者，則付闕如而以“□”號標示。

十四、本書所述諸器出土、尺度等情況，考古發現的器物一般來源於著錄項列具的考古報告或簡報，也有的來源於館藏圖錄，傳世器則括注文獻根據；未著錄者則爲編著者自己測量或朋友告知。

十五、《三代吉金文存》、《殷周金文集成》、《金文總集》等著錄中有一器兩處或多處重出者，重出之卷頁加括號注明。

十六、因古文字的特殊需要，全書統一使用繁體字。數據均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計量書寫。

十七、著錄書名一般使用簡稱，期刊使用全稱，書後附《引用書刊目錄及簡稱》。

李學勤先生序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吳鎮烽先生以十餘年的心力，纂就《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一書，將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這部鉅作的問世，無疑會對中國古代青銅器及其銘文（統稱金文）的研究起重要的推進作用，並且有裨於一系列有關學科——包括考古學、古文字學及古史研究等等的發展，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貢獻。

中國青銅器源遠流長，現知最早的青銅器物實例，可上至公元前3000年，而在公元前二十一二世紀開創的夏朝，應該說已進入青銅時代了。到了商朝前期，有的青銅器上出現簡單的銘文。及至以殷墟爲代表的商朝後期，銘文逐漸增多。進入西周以後，更有了所謂足抵《尚書》一篇的長篇金文。金文的時代下限，研究者一般劃在秦統一以前，從商到戰國末有一千四五百年。如果像有的學者主張的，下延到兩漢，就約近兩千年了。金文在歷史上意義重大，自然是不言而喻。

青銅器和金文研究的歷史，也是相當漫長的。根據典籍記載，其萌芽竟可追溯到西漢。到了宋代，這方面已經稱得起是一門專門學問了。尤其是清朝考據學風大興以來，有許多著名專家和著作，蔚爲風氣，形成現代青銅器與金文研究的良好基礎。至於今天的青銅器和金文的研究，乃是考古學、古文字學等學科交叉的學術領域，這種性質在吳鎮烽先生的工作中即已充分體現出來。

我讀了吳鎮烽先生這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認爲至少有三點值得我們特别稱道。

首先，是內容豐富齊備，超越前人。

從北宋以下，青銅器與金文的著錄繁多，各個時期都有學者企圖綜合輯集，例如宋代呂大臨的《考古圖》、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二十世紀中葉，劉體智的《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羅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搜羅最爲宏富。後者係羅氏畢生所積墨拓，鑑别謹嚴，印製也較精好，自1937年出版，長時間成爲研究者不可缺的要籍。不過《小校》也罷，《三代》也罷，作爲一家收藏的材料，總尚有其不足之處。

五十年代之後，田野考古工作逐步開展，各地新出青銅器和金文陸續湧現，經過學術界呼籲，編纂更爲豐富的著錄的條件逐漸成熟。1982年，臺灣嚴一萍先生所編《金文總集》由藝文印書館出版，收錄金文8035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揮集體優勢，編出《殷周金文集成》，自1984年由中華書局開始印行，至1994年出齊，收錄金文達11984號。以上兩書的異同，有季旭昇先生所主編的《〈金文總集〉與〈殷周金文集成〉銘文器號對照表》詳細說明。繼《集成》之後，劉雨先生有《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及其二編，臺灣鍾柏生等先生有《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均係續補《集成》不及收入的材料。

吳鎮烽先生於九十年代曾作有《商周金文資料通鑑》電子版，雖未正式發行，已使一些學者大爲受益。現在其基礎上做了很大的補充修改，收錄時擴至2012年2月底，共有16703號，確足稱爲洋洋大觀的集大成之作。

其次，是廣搜流散材料，多屬希見。

青銅器品種數量繁多，發現後收藏傳流情況每每非常複雜，致使材料的輯集殊非易事。特别是建國以前，出於大家瞭解的原因，許多青銅器，包括有珍貴銘文的重器，流散到境外衆多國家和地區。近一時期，出現盜掘偷運，又有不少器物流散，更是不易訪求。

蒐輯流散境外的青銅器和金文，曾是幾代學者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早在1922年，羅振玉即有《海外吉金錄》及其《補遺》。其後容庚先生有《海外吉金圖錄》，陳夢家先生有《海外中國銅器圖錄》和《殷周銅器集錄》，還應當提到日本京都大學梅原末治先生的《支那古銅精華》與林巳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銅器綜覽》，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巴納、張光裕先生的《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等等。近期出版的，又有現在美國達默思大學的艾蘭教授和我編的《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劉雨和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汪濤先生編的《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錄》。儘管已經有了這一系列著錄，這方面工作仍然需要繼續進行下去，吳鎮烽先生於此一貫充分關注。

國內藏家的材料，同樣是十分分散而難於輯集的。吳鎮烽先生在這方面做出了眾所周知的成果。他多年來承擔青銅器鑑定的任務，注意流散材料的取得，真是見多識廣。其所經眼的種種器物，很多是一般人沒有機會見到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新著錄的青銅器，有相當一部分是流散海外的器物，這拓寬了大家的眼界。

再有，是提供圖像資料，便於研究。

前已提到的宋朝《考古圖》等青銅器著錄，本來有着一個非常好的傳統，就是附有器物的圖像，同時記有出土地點、流傳過程、當時藏家，以及器物的尺寸、重量等項，一直到今天還是對研究有很大幫助。然而隨着金石學的演進越來越偏重於文字，後出的著錄多數只錄銘文，甚至成爲單純的拓本（或摹本）集，以致很多重要的金文沒有原器的圖形可查，對深入研究造成很大障礙。

從現代的考古學來說，青銅器乃是考古遺物的一種，應該按照考古學的方法去考察研究。即使是金文的研究也不能孤立進行，必須結合青銅器的形制、紋飾、功能、組合、工藝等方面，作出全面的分析。最明顯的例子是著名的毛公鼎，只讀釋銘文，容易認爲氣象宏偉，從而推斷爲西周開國時作，事實上如此主張的頗有名家學者，但只要觀察器形和花紋，便會知道其說不能成立，有關的論證已經由郭沫若先生完成了。現在我們可以說，要想正確地判斷金文的時代和地域，必須對其器物圖像作出研究。吳鎮烽先生編纂的這部書，正是儘量滿足了研究的需求。

這是我向學術界和廣大讀者推薦這部書的理由。

李學勤

2012年5月24日於北京清華園

裘錫圭先生序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吳鎮烽研究員編纂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下簡稱“《商周》”）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書煌煌三十五大冊，將成爲商周青銅器銘文和器形圖像最重要的綜合性著錄書。在《商周》出版之際，吳先生讓我在書前寫幾句話，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容推辭的任務。

吳鎮烽先生對商周青銅器及銘文有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四卷、《陝西金文彙編》、《金文人名彙編》（有“修訂本”）等，是研究商周青銅器及銘文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在《商周》出版之前，吳先生幾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商周金文資料通鑑》電子資料庫的建設，獲得了古文字學界高度評價。這個電子資料庫，即是《商周》成書的基礎。因此，《商周》正式出版是水到渠成的，它可以說是吳先生研究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總結。

自上個世紀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出版以來，面世的大型商周金文著錄已有多部，其中最具里程碑意義，也是目前使用最廣的，當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但因編輯年代所限，大量新出的商周金文資料未及收入，所以《集成》出版之後，海峽兩岸又有幾部補充《集成》未收器銘的著錄應運而生。但學者查檢研究須同時兼顧幾部著錄，無疑有不便之處。《商周》一書收器下限爲2012年2月，收錄傳世和新出土商周有銘青銅器一萬六千餘件。讀者有此一編，即全面掌握了現有的商周青銅器銘文資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吳鎮烽先生在商周青銅器銘文的鑑定、蒐集、整理方面有深厚積累，見聞廣遠，有機會接觸到大量一般學者不易看到的新見銅器。正因爲這方面的優勢，《商周》新收了數以百計的未見舊著錄的器銘，其中許多新資料對古文字學和相關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價值，例如《商周》新著錄的商代的祼井父戊觚（此器與《集成》5444著錄的祼井尊當出自同族），西周時代的選鐘、雝方鼎、伯碩父鼎、伯上父鼎、□伯豐鼎、畯簋、伯簋、伯句簋、甗、朋叔壺，春秋時代的陬子書厷鼎（《商周》原稱“建右鼎”）、王戟，戰國時代的仲（？）缶、叔子㝅（？）卮、吳乳（孺）子鼎（《商周》原稱“吳嗣子鼎”）、五年春平相邦得鼎等等。一些舊已著錄的器銘，《商周》所收的是作者自拓，或者又新發表了器銘的照片（如近年曾發表過的京師畯尊銘）。這對研究者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青銅器在銘文之外的各種信息對於銅器研究的重要性，宋人就已經注意。呂大臨《考古圖》即有銅器器形、尺寸、發現地、藏家等信息的記錄。上個世紀郭沫若先生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更樹立了銅器銘文與器形圖像綜合研究的典範。但因爲種種原因，影響最大的《殷周金文集成》至今未能將器形圖像資料公佈出版，造成研究上的不便。《商周》吸收了前人的成功經驗並發揚光大，收集有銘銅器的圖像多達一萬一千餘幅，清晰直觀，同時還對銅器的相關信息進行了詳細標注，省去了研究者大量查檢核對之勞（有些資料一般研究者要查也無從查起），無疑將大大促進青銅器的綜合研究。

下面我想對《商周》提出幾點希望和建議。盡力搜羅青銅器銘文，是嘉惠學界的大好事，但在搜集整理器銘時，需要更加準確地做好銅器及銘文真偽的鑑别工作，儘量不要讓偽器偽銘混雜在真器真銘中。青銅器及銘文各種屬性資料的標注，圖像與拓本出處的匹配對應，是極爲繁瑣細碎的工作，以往各種銅器及銘文著錄書，在這方面都不免有一些疏失，要求《商周》這樣的集大成著錄做到滴水不漏，是不現實的。不過我仍衷心希望《商周》的編纂者和編輯反覆細緻核對圖版和相關信息，盡最大可能爲研究者提供準確、有效的資料和進一步查考的綫索，避免以譌傳譌。

給銅器銘文做釋文，是難度較高的工作，《商周》附有吳先生對銘文所作的釋文，頗便於學者。有些尚無定論的字詞考釋，見仁見智，讀者不必多作苛求；不過有一些文字的釋讀，也許還可以進一步斟酌考慮。比如本書著錄一件西周早期的爵，吳先生釋此爵鋬下銘文爲“白（伯）乍 （作）寶”。銘文第一行“白”下用作人名之字可能是一字，似可釋爲“蠶”（周家臺秦簡“浴蠶”之“蠶”作“”）。又如本書新著錄一件出土於陝西延安地區、現藏延安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春秋時代有銘銅戈，吳先生命名爲“垣桀戈”。仔細辨認，戈銘被釋爲“桀”之字跟“垣”字鑄倒了方向，前者或應釋“桼”。“桼（漆）垣”是此戈鑄造或置用地，與其出土地點正合。上述意見並不一定正確，藉此機會提出來供吳先生參考、批評。

裘錫圭

2012年5月13日

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顧莉丹女士提供相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