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诗论》“诗犹旁门”说本义综辨

——兼论其多元并包的开明诗学观

 

孙世洋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释义学、语义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参证各类文献资料，论文对《诗论》第四简“旁门”一词的本义加以探析。研究认为“旁门”即“四门”，“旁（四）门”意象的含义是，拓开广阔视域，包容多元内容。 简文“诗其犹旁门”一语是将《诗》之《风》《小雅》《大雅》《颂》四部类比喻为一组“四向之门”，借以表达《诗》能够全景式展现多元文化内容的思想观点。“诗犹旁门”说体现了失落已久的先秦开明诗学观念，其说与周代诗乐体系发展、《诗经》结集的历史过程存在关联，具有重要的诗学史价值。

关键词：诗犹旁门；四门；多元；开明

    对于《诗论》第四简[1]简文“诗其犹旁门”中“旁门”的释读与理解，目前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鉴于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辨析、廓清“旁门”的词汇语义与思想内涵，并由此呈现其在诗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价值。

一、“诗犹旁门”说的语境与释文问题

   （1）“诗犹旁门”说的语境

破解“旁门”本义， 首先需要仔细辨查其所在的语境，可以看出“旁门”一语的提出是与并列概说《风》《小雅》《大雅》《颂》四部类内容特点的文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孔子]曰：《诗》其犹旁门与？戋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四】[2] [曰：“《小雅》是也。”“……者将何如？”曰“《大雅》”][3]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五】[4]

类似概说四部类的文字尚见于第二、三简：

《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引而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二】[……《小雅》]□[德][5] 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也，小矣。《邦风》其内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三】

两组文字理论阐述的观察方式、描述方法特点鲜明而一致，都是连续分别指出《风》等四部类各自的鲜明内容特点，通过对照列举以呈现四部类多样内容并存的整体全貌。“旁门”之说，正是针对这种并列强调四部类各自特点的阐述过程、理论观点而特别提出的。季旭昇先生即注意到了理解“旁门”之语的这一要点：“ ‘《诗》其犹平门’为一全称叙述，其涵盖范围应包括其下所叙述的《风》、《雅》、《颂》。”[6]

此外，有关“旁门”二字的文字意义与词汇意象的释解，对于理解其在上下文语境中的确切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对“旁门”的释读，学者们基本都是很自然的把文字语义的推考与其在篇章中的可能含义相参证，体现了局部词语意义与篇章整体思想之间构成释义循环关系的理解方式[7]。对“旁门”本义的探索，应该是保证其字形隶定、词汇语义、意象与篇章实质含义各方面都能够共同得到明确、完满的理解，同时，还应具备典籍文献的确切佐证，本文以下将提供这些必要的研究资料与见解。

   （2）简文应释为“旁门”

“旁门”《考释》本隶定为“坪（平）门”。对于“旁门”原简文字的释读隶定十分重要，错综纷纭的各类有关解读正是由文字释读的不同而开始引发。简文释读主要有“旁（塝）门”与“平门”两种，主张“旁（塝）门”者稍多。如何琳仪即认为“‘塝’，《考释》误释‘坪（平）’……‘坪’在战国文字中习见，与该字不同。”[8]刘信芳则认为：“学者多主张释为‘旁’……释‘旁’者最有力的证据为《楚帛书》甲篇之‘旁’字形。据此则将简文‘坪’隶作‘旁’（从土旁声）似乎无可非议。……古文字的隶定目前有严格隶定与宽式隶定两种处理方式，若作字形分析，将其隶作‘旁’是可以的。若作宽式行文，将其隶作‘坪’亦是有根据的。”[9]

可见，释为“旁（塝）门”有确切可靠的文字学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季旭昇先生因上博简《子羔》《容成氏》二篇亦见“旁（平）”字，但在这两篇中应释“坪（平）”，援例认为也以释“坪（平）”为宜，并认为：“《孔子诗论》此字一向有‘平’、‘旁’二说，于义理皆可通。”[10]但是“旁”“平”二字在整组简文中呈现出的具体意义差别很大，而且文字字形层面的推导与判断，应以对词汇的语义获得正确理解为前提。在《诗论》第四简中，就词语含义与篇章思想两方面来看，唯一恰切的释读应为“旁门”，以下第三节将对此给予进一步详述。不过，首先需要辨析的是，目前主张释为“旁门”的见解，绝大多数都并没有切中这一名词完备、准确的词汇语义与篇章意涵。

二、释解诸说的分类综述及其理解偏失

    通过分析有关“旁（平）门”语义的各类释解，并参考《诗论》整组简文的语境，可以见出，绝大多数的释解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理解偏失。

    对“旁（平）门”的释解可总体分为两大类，一是从通常的“一门”这一单数意象出发作各种推解，二是将其理解为复数的“四门”这一“多门”组合意象。绝大多数的释解，都是不自觉的将单数“一门”意象作为理解的前提，由此衍生出对“旁门”的各种解释。这一大类的释解大体分为三小类。

    第一小类认为“旁（平）门”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某一城门之名。有吴国城门“平门”[11]与齐国城门“防门”[12]二说，均无法适用于整组简文的语境，其说已普遍不为学界所取。

    第二小类是着眼于“门”这一事物所可能具有的实用功能与特点来给予解说。一为释“塝门”而读为“坊门”，将其解作供贱民出入的“里巷之栅门”。[13]一为释“平门”解作“正门”，认为表达的是“正对其门而立”之意。[14]另有读“平门”，认为其义指疏散缓解行人壅塞的“方便之门”。[15]

    第三小类的特点是将其理解为虚拟的意象之“门”，并指出意象之“门”表达有特定的较抽象含义。主要有五说：一为释“塝门”，读为“广门”亦即“宽广之门”，认为是用以比喻“诗之义理”。[16]二是释“平门”，解为不设限制、人人可以进入的“平和之门”。[17]第三种释解则突出门所具有的限制、阻制意味，将其读为“坊门”，认为是表达“不逾矩”、“止于礼仪”之类的含义。[18]第四种是读为“声门”，认为其意乃指诗“是通往诗人心灵的一道门”。[19]第五种是释为“平门”，称：“平门，就是平齐、区分门类的门。”[20]

    另有释“旁门”为“旁闻”，改“门”为“闻”[21]，于义可采，但是在文字释读上另生他解，仅可备为一说。

    这些释解，都为探寻“旁门”本义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性意见，但也容易看出其中存在的种种缺憾。其中“栅门”说仅只就简文紧接着论述《风》的“戋（贱）民而裕之”一句而作解，对整组简文的内在文理有失瞻顾。“坊门”说的“坊欲”（限制欲望）之解偏离了整组简文的思想主旨。“广门”、“正门”、“平和之门”、“声门”、“区分门类”等诸种释读，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不便理解、不尽适切语境、令原文文意有失畅爽等问题。

但上述诸家观点的重要缺憾则在于，无论从思想观点上还是文章修辞上来看，都无法很好的统摄、呼应整组简文对《风》《小雅》《大雅》《颂》四部类并列阐述的篇章现象。

 

 三、“旁门”的本义及其词语派生义、简文语境义

 

   （1）“旁门”当义训“四门”，“四门”为先秦习语

    不同于第一大类中的诸说，“四门”说独有周凤五先生揭出，但周先生并没有充分畅发胜义，“四门”说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认可。周先生的释解原文是：

旁门，四通之门。《尚书·尧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礼记·聘义》：“孚尹旁达”，《正义》：“旁者，四面之谓也。”可证。简文谓读《诗经》可以周知四方之事，通达人情事理，犹四门洞开也。[22]

在周先生的释解全文中，明确释“旁”为“四”，这是正确的。“旁”义训“四”，另有《周礼·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杜子春注：“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23] “旁招”即“招四方”。孙诒让《周礼正义》：“经凡云旁者，多谓四方。”[24]

   “旁”字亦可独备“四门”之义。《礼记·月令》：“命有司大难，旁磔。”郑注：“旁磔，于四方之门磔攘也。”[25]

   “旁”训“四”于典有征，而“四门”本为先秦习语。《尚书·舜典》另有：“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墨子·迎敌祠》：“城为隆，长五十尺，四面四门将长四十尺。”《荀子·哀公篇》：“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四郊，亡国之虚则必有数盖焉。”《韩诗外传》卷七：“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

    但是，周先生对于“旁（四）门”的释解，一云“四通之门”，一云“犹四门洞开”，前后不尽一致，意思也较笼统。事实上，所谓“四门”正是对应指称《风》《小雅》《大雅》《颂》四个部类，是将四部类比喻为《诗》之“四门”。把“四门”置于上下文中，稍加观察就可以明显看出，“四门”一词恰切呼应了简文对四部类的并列阐述，能够令整组简文呈现出由“《诗》其犹旁（四）门”总起、以下依次分述《风》等四部类的总——分结构形式，因而“四门”一语在简文中具备画龙点睛的语义作用，这也正是《诗论》提出这一说法所要达到的修辞效果。

而“平门”以及对“旁门”的其他各种释读理解，不仅不适宜甚而是掩盖了《诗论》的原意。由于“平”不具备“四”的义项，因此就篇章、词汇意义而言，简文只能释为“旁门”，这是对前文第一点第（2）小节的进一步补证。

   （2）“旁（四）门”的词语派生义、简文语境义

    不过，在简文中，“四门”并非仅仅是一个《诗》之四部类的修辞喻像，重要的是，“旁（四）门”一语中包含有更具理论价值的观念与“诗学”思想。

    简文对于《风》等四部类内容特点的观察角度、论述倾向，对于透彻理解“旁（四）门”的含义及其诗学思想也具有重要作用。

    《诗论》四、五简分别论列历史际遇各不相同的人物类型，包括“戋（贱）民”（《风》）、“民之有戚患”、“上下不和者”（《小雅》）、“成功者”（《颂》）等（论及《大雅》的简文已残失，可参考第二简），对不同阶层的人物同等追问“其用心也将如何”，亦即平等关注存在差异的各类人物的文化心理与感受，其中体现的是——开阔的视野与包容的态度。《诗论》第二、第三简，对四部类的论述也具有同样的观念特点。

    就“旁（四）门”的词汇与意象含义来看，与整组简文体现的上述理论态度若合符契，足以相互发明。

    在文献中查考可见，“四门”一语由指称“四方之门”这样的客观物象，派生出指代“开阔的全景式视域”这一含义，强调的是不囿于一隅之见，这是语义学中一个较典型的修辞式派生现象。[26]

《尚书·尧典》：“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其中“四目”、“四聪”与“四门”对应，苏轼《书传》即采伪孔传语综释其意为“广视听于四方”。[27]如《荀子·哀公篇》：“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四郊，亡国之虚则必有数盖焉。”其中出“四门”以望“四郊”的语意对于理解“四门”的派生义有非常直观的参考作用。

    与先秦文献中的单一“门”意象对比来看，“四门”一语特别强调应善于突破“门户”之见，而单一的“门”意象，则具有很强的有限、受限制含义。《韩非子·内储说上》：“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韩非子·亡征》：“听以爵不待参验，用一人为门户者，可亡也。”相反的，《管子·明法解》：“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则强调应兼听多门，“四门”表达的正是这种含义，亦即注意全面掌握来自不同方面的多元信息。

    总体来看，包容多元内容，拓开广阔视域，是“四门”意象蕴含的两个相关含义。在第四、五简整组简文语境中，“诗其犹旁（四）门”说则意在指明《风》等四类作品中的多元内容，都被包容在“诗”（《诗》）的范畴之中，能够全景式的展现广阔的社会文化内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现在来看，此前学界的各类释解，对“旁门”说的这种本义从不同角度也有所触及，对于我们理解“旁门”本义不无助益。除前引周凤五先生的阐释外，另有以下诸说可参考：

马承源：其义或为诗义理如城门之宽达[28]。

何琳仪：简文意谓“《诗》之义理犹如宽广之门，由此登堂入室，从而达到与贱民同乐的目地。”孔子这一平民思想，殊为难能可贵，值得珍视[29]。

张金良：“旁门”，犹言“广门”。指的是《诗》广收博纳，如同大门一样[30]。

廖名春：“旁闻”，犹多闻、洽闻，指《诗》内容繁富[31]。

冯　时：谓《诗》之包及万事，犹如正对其门而立，故于人情世故无不见及也[32]。

刘信芳：此“平门”乃孔子打的比方，用以说明《诗》是公众参与的文学形式。……《诗论》之“平门”乃贵贱平等出入之门，是因为文学无贵贱……人是有身份等级的，思想、文学则是公器，此古今一理也[33]。

几位先生的阐说，对“旁门”说多元并包的诗学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体察，各具胜义。

 

四、“诗犹旁门”说的诗学思想史价值及其与《诗》结集历程的关联

 

    先秦儒家有关《诗》总体特质的理论，此前所见，具有强调单一政教倾向性的特点，最具代表性的阐述有：

《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弊之，“思无邪”。

《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之教也。

两则引文对有关先秦诗学与诗教的研究产生了长久深刻的影响。而“旁门”说则反映出尚没有受到充分关注的，先秦儒家多元包容的开明诗学观，这有必要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

    就《诗论》简的全文内容来看，也很鲜明的体现了“诗犹旁门”说的开明诗学观念。《诗论》论及的《诗》学层面极为完备，包括“诗”（《诗》）的总体特质、《风》等四部类的各自特点，点评到的具体作品有二十七篇《风》诗、《小雅》二十二篇、《大雅》四篇、《颂》三篇，广泛呈现出《诗经》中多面、多样的各类丰富内容。例如评《东方未明》称：“有利词”（第十七简），评《小雅》称：“多言难而怨怼”（第三简）、“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第四简），对这些与诗教风尚相左的内容，《诗论》并不避忌。

    其中，评《郑风·将仲子》称：“《将仲》之言，不可不畏也。”（第十七简）评语化自原诗中的诗句“人之多言，亦可畏也”[34]，对于这首情诗的内容，孔子[35]表现出了不加排斥的平和态度[36]。而《将仲子》篇，在宋代被朱熹、王柏列在议删的“淫诗”篇目之中。[37]不同的时代思潮，对文学作品的判断会产生极大影响。仅就《将仲子》来说，其间的反差足以令我们看到，孔子以及先秦的诗学观念，对于诗作的内容，能够把握较为宽广、平实的尺度，而早期的这种开明诗学观念，在儒学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已渐次失落。

    后期的《诗》学思想，由于尊崇《诗经》的经典地位与教化价值，因而对于《诗经》内容的阐释，必然会受到儒家伦理及其主流审美思想的支配。而“诗犹旁门”说，则体现了早期《诗》学客观、通达的开明特点。《诗论》文本可以谨慎的认为是在战国前期形成[38]，其主体思想内容则可以上溯至孔子时期，距离《诗经》的结集，可谓去古未远。《诗论》犀利、率直、明朗的理论风格，正是根源于对《诗》的历史实情在时间上接近、认知上真切的有利条件。有理由认为，“诗犹旁门”说的出现是具备有一定的认识背景，亦即这一《诗》学观是基于对《诗经》的形成过程有充分的了解才会产生出来。因而将“诗犹旁门” 说与《诗经》的结集过程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深入认识其诗学史价值与意义的重要途径。

    还不能简单认为，《诗》的结集过程曾受到过这种开明包容诗学思想的明确指导，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关先秦诗学史的研究会因此获得重要的新线索。不过，《诗经》包括十五《国风》的四部类构成，以及类型丰富的作品系列，都客观上表明，《诗》作品的收辑是充分关照到了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内容，没有一定程度的多元、开放的诗学观念，《诗》的结集是不可能实现的。

    仅就《诗论》文本形成的历史时期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诗犹旁门”说的产生，是根源于《诗经》作品结集的历史现实，这应该不会大错。也就是说，这一诗学思想反映的是，《诗》的结集是一个不断包容多元作品内容的过程。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诗经》四个部类的构成模式，是实现其内容多元化的首要方式。“旁门”说的整段阐述，正是提纲挈领的把握《风》等四部类并列组合的特点，来呈现和描述《诗经》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广阔历史文化含量。而《诗经》四部类的构成，可以确信是曾经经历了一个部类上的发展过程。其中《颂》《大雅》中的作品早出，基本在西周时期这些作品已经被创作完成了。而《小雅》《风》中的诗篇则多数属于春秋中前期的作品，通过接纳这两部分中的新出作品，《诗经》最终完成了集结的过程。事实上，对于实现《诗》内容的多元化来说，吸纳《风》与《小雅》中的大量作品，是最为重要的步骤。对此，在先秦对《风》与《小雅》分别进行评述、分析的理论阐述中，有较为独特的反映：

《荀子·大略》：《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

无论在措辞还是观点上，《荀子》中的这段话都与《诗论》第三简相接近。其中阐述的观点实际意在说明，尽管《风》《小雅》的内容与诗教风格存在相左的成分，但二者仍具有独特的可取之处。这实质是在为《风》与《小雅》被收纳在《诗》中的必要性以及价值进行辩护，其观念主旨就是——包容。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在鲁国观听了整部“周乐”，这一年是公元前544年，时当春秋中后期之交。依据《左传》的记载来看，此时，以《诗经》为主要代表的周代诗乐体系已经建成并相当成熟。《左传》记载了季札对十三《国风》《小雅》《大雅》《颂》逐一给予评论，并依据乐工的现场表演，准确推断出表演乐目的部类归属。季札的评论反映出其作出判断的根本原则，是把握不同诗乐分部在艺术风格、文化风俗、历史底蕴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各不相同的突出特点。这客观呈现出周代诗乐艺术的两点现实，一方面是周代诗乐体系的构成特别注重多元诗乐类型的包容，另一方面，欣赏、判断的方法也正是着眼于不同诗乐部类的独特艺术内容。

    总体来看，“诗犹旁门”说不仅契合于《诗经》的文学现实，而且也切近周代诗乐艺术、《诗经》作品结集的发展历史。这一诗学观点的提出，十分深刻的反映出周代诗乐艺术在成熟、定型阶段的诗学思想特点以及诗乐艺术现实。

    即使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如果真的能够将《诗经》一言以蔽之的话，也只能是承认其内容的多样与多元，而“诗犹旁门”说就是这样的观点。将“诗犹旁门”说与“思无邪”说加以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诗学思想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其间显示的则是，由早期较为真切、客观的诗学观，向儒家内部经典化、经学化的理论模式转化的历史转捩过程，而这一课题则不包括在本文研讨的范围之内了。先秦的《诗经》学、思想史以及文学理论史，都有必要充分重视并充实进“诗犹旁门”说这一珍贵的新出文献资料，本文仅只是给出了初步的提示，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还有必要给予进一步的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