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

——兼谈涅槃合文问题

李洪财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是读曾良先生新作《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体会，同时就书中提到的涅槃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涅槃的、、写法与写法应分别对待， 、、等写法仅是符号代写，写法可能与大乘经义有关，两者都与“无”字的形义关系不大。

关键词：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借鉴启示；涅槃；符号代写；七大

自王道士开启敦煌藏经洞始，洞中的万卷文书备受世人关注。一百多年的敦煌学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些卷子在不同领域的巨大价值。敦煌学是我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现在虽然不继续专攻敦煌学，但仍然密切关注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最近看了曾良老师的新作《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1]颇多收获，书成小文，与读者共享并就“涅槃“问题向曾老师请教。

《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以下简称曾书）以敦煌佛经为材料，以文字词汇为切入点，对敦煌佛经中的文字、词语、定名、经义、校勘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深入研究。其中有诸多发明，给我们很多借鉴和启示。

曾书主要是以文字和词汇考证为主，而很多从语言学理论角度的精彩考证，为语言学理论与实际考释应用提供很好的典范，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对法师、禅师、律师的辨名辨义（43页），就是从词汇系统的角度研究词义的变化，并且注意了词义的增减与义域的调整变化。这种例子文中还有很多，如佛经中的“三时”非春夏秋三时，而指热季、雨季、寒季（44页）；昼分、夜分非中土文献的中午、夜半，而是指整个白天、整个晚上（49-50页）等。文中还通过敦煌佛经释读找到不少《汉语大字典》缺失语义、语例的字词，例如玔、醈、聹、鑹等（54—57页），在曾书中都有很好的语义、语例考证。全书共考证俗字词数百条，很多不见于现今大型字书和辞书当中。更可贵的是书中并不是简单的胪列字条，同时还注意对经卷中文字与词语变化规律和现象总结，并且能通过考释，校勘《大正藏》中诸多错误。

敦煌文献在整理之初就存在定名准确与否的问题。尤其是俄藏卷子收录较多的残卷，为了谨慎起见，这些残卷在出版之初皆未命名。而从文献利用角度说，卷子无名不利于使用。在曾书的第四章《敦煌佛经题名考证》中，对俄藏卷子的残片进行定名整理。书中共整理出俄藏敦煌文献中定名不准或未定名残卷，600余件。同时还缀合了不少残片。从这点来说，若研究俄藏敦煌文献，曾书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毫无疑问，曾书中的定名与缀合对俄藏敦煌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意义重大。

此外，曾书中敦煌佛经义疏类研究，给我们留下重要启示。曾书第五章《敦煌佛经义疏类考订》综述了敦煌佛经中的玄赞、抉择、宣演、述、赞述、述记、抄、科判、等义疏类卷子的名称和性质问题。认为这些义疏类卷子都应来自佛教中的论或论释，其源头来自印度，随佛教传入中国，（217-226页）并认为中国儒家义疏源于佛教义疏。（217页）这给我们很多的启示：首先，通过曾书的研究，我们对以往曾经讨论的儒家经典义疏之源流问题，需要再重新思考。佛经汉代传入中土，现今所见经典注疏最早也是在汉代，佛经注疏与传世经典注疏，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这对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意义重大；其次，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与儒家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翻译佛经时所造的新字和佛经中出现的俗语词就非常值得研究。如 “剌剌”在传世文献中常用作象声词，而这个词来源应该就是借用了佛教译经解经时的语气词“阿剌剌”；再有，敦煌佛经义疏类卷子的归类、性质、特征、抄写形式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整理。因为这对我们研究佛教经典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对佛经的整体认识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当然，曾书也同样有一些问题和遗憾。曾老师做学问一贯是穷尽式研究，这在他以往的一些著作中都有体现，但这本著作在某些问题的论证上似乎还有一些再深入的地方。比如书中第四章敦煌佛经题名考证，所涉及的敦煌文献比较集中，除了该章前四件外，其余皆是俄藏敦煌文献11册以前的残片，而十二册以后完全没有涉及，这难免不让读者遗憾。第五章关于义疏类卷子考订，虽然为敦煌佛经研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但是在这些义疏类卷子的深入研究上，也给我们留下不少的遗憾和期待。另外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也有些可商榷之处。下面我们就涅槃合文问题发表一下鄙陋之见。

关于涅槃合文的问题，曾书认为、、[2]、等涅槃合文写法都与“无”字的草书写法有关，认为涅槃早期翻译成“无为”，故借用“无”的草书表示“涅槃”。（272-277页）。我们认为涅槃的、、写法与写法应分别对待， 、、等写法仅是符号代写，写法可能与大乘经义有关，两者都与“无”字的形义关系不大。

针对涅槃合文的问题，我曾专门请教广东韶关南华寺曹溪佛学院教员悟智法师，虽然未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却得到很重要的线索。据悟智法师口述，以前老法师讲经时，板书所抄经文中，常常会将多次出现的词作减省或符号代写，顺手而为，如“菩萨”常写作，佛写作“仏”，后来和尚抄经变少了，也就渐渐看不到这种写法了。悟智法师所说的情况，正好与敦煌文献抄经情况相合。大家都知道，很多敦煌文献中菩萨就是写作，这是省去“菩萨”下部，而只保留两字的“艹”头。而佛写作“仏”、或“厶”完全是符号的代写，这应该就是悟智法师所说的“顺手而为”，而书写者未必考虑写法的合理性。悟智法师所说情况，说明敦煌抄经中的简写或符号代写，是自古至今相传已久，不是敦煌文献的特有现象。在抄经中，多次出现的词，常会顺手简写，至于这种简写意义，熟悉经文者一看即明白，而外行人未必知晓。因此，我们考虑“涅槃”写作、、，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字形并不一定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些写法与“无”的草书应该没有必然联系。字形比较特殊，应该与前几种写法情况不同，我们推测其写法与大乘经义有关。

首先说、、等写法的来源问题。在敦煌文献中与类似的写法还有，但区别只不过是上下部的竖画多少。我们认为这种写法的演变，应该就是为了与菩萨写作，菩提写作相区别而发展来的。菩萨、菩提、涅槃这三个词在佛经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常会在同一文献中三个词都反复出现。由于菩萨写作，为了与菩萨区别，菩提写作、[3]，后来发展演变，下部中间的一点写作竖，作。而当佛经中“须菩提”连用时，菩提也有写作，而“菩提”单用时，为了与菩萨合文区别，就在下面加点区别，写作、。这在《敦煌俗字典》中有详细的文例，黄征先生的按语也与我们的意见相同。[4]但《敦煌俗字典》中没有收录菩提写作的字条。实际在敦煌文献中这种情况不难找到。比如辽宁省博物馆中有一件罗振玉旧藏——敦煌草书经卷《恪法师第一抄》，其中多处菩提皆写作“”。如卷中“为去回向最胜菩提”（该卷94行）、“为求无师自证菩提”（该卷95行）、“伏心菩提”（该卷150行）、“菩提树”（该卷375行）等菩提皆写作“”。[5]我们从合文菩提写作→→的演变轨迹可以说明，涅槃写作，应该同样是为了区别菩萨与菩提的写法，后来才发展出、、、等多种写法。并且曾书中也说涅槃偶尔作，[6]这正好可与菩提的发展变化相比照。那么涅槃合文大致的发展过程可能是：→→→。涅槃偶尔写作，并且写法多样，这说明涅槃的合文在形成初并不完全固定，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后来约定俗成，菩萨就写作，菩提就写作，涅槃写作。而文献中看到菩提、菩萨、涅槃都有写作形，并不是形体相混，而是“约定俗成”前形体变化不固定表现。之所以有多种写法，是因为与经文中出现类似的不同简写符号相区别。

曾书把、、、等写法与草书的“无”相联系，从形体上讲，还是有些联系和道理。但是把和“无”的草书相联系在一起就有些牵强了。首先，曾书所示“无”的草书字例与“”字形体相差太大，从形体上不能很好的解释。其次，“无”与“”在意义上的联系也难说通。因为涅槃虽然有圆寂之义，但绝对不能与“无”等义。关于涅槃的这个问题，在赵朴初的《佛教常识答问》中就有述及，他说：“佛教认为这种境界‘唯圣者所知’，不能以经验上有、无、来、去等概念来测度，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7]并且，我们上面讨论的涅槃合文写法是在敦煌经卷中普遍见到的现象，但是涅槃写作现象却不是十分常见，所以应区别对待。查阅敦煌文献，我们发现涅槃写作这种情况，范围比较集中，也不具备普遍性。涅槃合文作，是于淑健《敦煌佛经俗字误读释正》[8]（以下简作于文）中考释出来的。于文举了三种文献，P2173道氤的《御注金刚般若菠萝蜜经宣演卷上》、S2662《法华问答》、P2284《大乘稻芉经随听疏》（这部经敦煌文献中有S1080、、P2303，p2304V⁰四种），查阅这三部文献后，确实有多处涅槃写作。另外，我们又对这种合文现象的出现情况作了调查，结果所见文献都是唐代唯识宗大乘经典的论疏，其它出现这种合文现象的情况暂时还没发现。所以，我们推测涅槃写作的现象，可能只限于唐代唯识宗大乘经典的论疏中，是唯识宗抄经的特殊写法。

另外，我们也发现于文所用P2284的例子有误。P2284中的“七大”实际是大乘七大义之“七大”[9]，非涅槃合文。于文所用例文完整标点后如下（于文引文为节省篇幅省略了部分文字）：

言‘菩萨乘’者，为根胜故。于胜义谛观一切法，本自空寂，生死涅槃，了无二相。若世俗谛，了知如幻，具大悲智，不舍生死，不取涅槃。为诸有情，修十度等。自他利满，以要言知地及果证，名菩萨乘有七大义。超过二乘，如下所说。今此经中‘菩萨乘’摄，非是二乘所缘境，故明归乘竟。”。

同卷文有：

初言大乘者，以七种大超过二乘，故名为大。言七大者，一所缘大；二发心大；三信乐大；四思惟大；五资粮大；六时大；七成就大。[10]

可以肯定，于文所示例文之“七大义”就是此同卷文中所述大乘之七大义。于文认为此“七大”是涅槃合文，显然是不知大乘之“七大”义而释错了。大正藏录作“七大”，是正确的。不过这个错误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涅槃合文为何写作的启示。是不是因为大乘七大义“本自空寂，生死涅槃，了无二相”，所以才用七大代写涅槃呢？我们在上文说到，涅槃写作仅在中古的大乘经典中出现，而且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大乘之“七大”义是中古敦煌佛经论疏中常常出现的词语。菩萨乘即大乘，大乘有“七大”义，七大义中“不住生死”，与涅槃之不住生死义密切相关，同时“七大”书写简单方便，所以抄经者在写大乘经时，顺手就用“七大”代写涅槃。但写法仅是佛经论疏部抄经中一种特殊写法，这种现象很可能只存在于一定的时期一小部分文献中。当然，敦煌佛典浩大，我们对文献的排查和整理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这里作了简短的推测，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可能。[11]

後記：

曾良老师是我硕士期间的指导老师，我非常敬重他，今年二月份回厦门看望曾老师时，曾老师赐赠了一本他的新作《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本文写作缘起就是从这本书。原本我对涅槃的问题在很早以前就有些不同想法，后来因为研究方向转变就搁置了。恰好曾老师这本书中有专述，我看过之后既有启发也对我以前的想法更加明确。之后写成小文，发给曾老师，请求批评。曾老师不仅没有批评，还鼓励了我，使我对他更加敬重。小文草就即投与《敦煌研究》，书写水平有限，以为不能发表，未料8月份得录用通知，出乎意料，可谓惊喜，后于2012年第5期《敦煌研究》刊登。但文中涅槃写作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故转载于此，以期待方家能就此问题发表高见，以便早日解决此问题。

本文原载《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12月24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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