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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財:讀《敦煌佛經字詞與校勘研究》
在 2012/12/27 15:44:37 发布

 

读《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

——兼谈涅槃合文问题

 

李洪财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是读曾良先生新作《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体会,同时就书中提到的涅槃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涅槃的写法与写法应分别对待, 等写法仅是符号代写,写法可能与大乘经义有关,两者都与“无”字的形义关系不大。

关键词: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借鉴启示;涅槃;符号代写;七大

 

 

自王道士开启敦煌藏经洞始,洞中的万卷文书备受世人关注。一百多年的敦煌学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些卷子在不同领域的巨大价值。敦煌学是我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现在虽然不继续专攻敦煌学,但仍然密切关注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最近看了曾良老师的新作《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1]颇多收获,书成小文,与读者共享并就“涅槃“问题向曾老师请教。

《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以下简称曾书)以敦煌佛经为材料,以文字词汇为切入点,对敦煌佛经中的文字、词语、定名、经义、校勘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深入研究。其中有诸多发明,给我们很多借鉴和启示。

曾书主要是以文字和词汇考证为主,而很多从语言学理论角度的精彩考证,为语言学理论与实际考释应用提供很好的典范,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对法师、禅师、律师的辨名辨义(43页),就是从词汇系统的角度研究词义的变化,并且注意了词义的增减与义域的调整变化。这种例子文中还有很多,如佛经中的“三时”非春夏秋三时,而指热季、雨季、寒季(44页);昼分、夜分非中土文献的中午、夜半,而是指整个白天、整个晚上(49-50页)等。文中还通过敦煌佛经释读找到不少《汉语大字典》缺失语义、语例的字词,例如玔、醈、聹、鑹等(5457页),在曾书中都有很好的语义、语例考证。全书共考证俗字词数百条,很多不见于现今大型字书和辞书当中。更可贵的是书中并不是简单的胪列字条,同时还注意对经卷中文字与词语变化规律和现象总结,并且能通过考释,校勘《大正藏》中诸多错误。

敦煌文献在整理之初就存在定名准确与否的问题。尤其是俄藏卷子收录较多的残卷,为了谨慎起见,这些残卷在出版之初皆未命名。而从文献利用角度说,卷子无名不利于使用。在曾书的第四章《敦煌佛经题名考证》中,对俄藏卷子的残片进行定名整理。书中共整理出俄藏敦煌文献中定名不准或未定名残卷,600余件。同时还缀合了不少残片。从这点来说,若研究俄藏敦煌文献,曾书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毫无疑问,曾书中的定名与缀合对俄藏敦煌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意义重大。

此外,曾书中敦煌佛经义疏类研究,给我们留下重要启示。曾书第五章《敦煌佛经义疏类考订》综述了敦煌佛经中的玄赞、抉择、宣演、述、赞述、述记、抄、科判、等义疏类卷子的名称和性质问题。认为这些义疏类卷子都应来自佛教中的论或论释,其源头来自印度,随佛教传入中国,(217-226页)并认为中国儒家义疏源于佛教义疏。(217页)这给我们很多的启示:首先,通过曾书的研究,我们对以往曾经讨论的儒家经典义疏之源流问题,需要再重新思考。佛经汉代传入中土,现今所见经典注疏最早也是在汉代,佛经注疏与传世经典注疏,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这对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意义重大;其次,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与儒家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翻译佛经时所造的新字和佛经中出现的俗语词就非常值得研究。如 “剌剌”在传世文献中常用作象声词,而这个词来源应该就是借用了佛教译经解经时的语气词“阿剌剌”;再有,敦煌佛经义疏类卷子的归类、性质、特征、抄写形式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整理。因为这对我们研究佛教经典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对佛经的整体认识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当然,曾书也同样有一些问题和遗憾。曾老师做学问一贯是穷尽式研究,这在他以往的一些著作中都有体现,但这本著作在某些问题的论证上似乎还有一些再深入的地方。比如书中第四章敦煌佛经题名考证,所涉及的敦煌文献比较集中,除了该章前四件外,其余皆是俄藏敦煌文献11册以前的残片,而十二册以后完全没有涉及,这难免不让读者遗憾。第五章关于义疏类卷子考订,虽然为敦煌佛经研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但是在这些义疏类卷子的深入研究上,也给我们留下不少的遗憾和期待。另外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也有些可商榷之处。下面我们就涅槃合文问题发表一下鄙陋之见。

关于涅槃合文的问题,曾书认为[2]等涅槃合文写法都与“无”字的草书写法1AW有关,认为涅槃早期翻译成“无为”,故借用“无”的草书表示“涅槃”。(272-277页)。我们认为涅槃的写法与写法应分别对待, 等写法仅是符号代写,写法可能与大乘经义有关,两者都与“无”字的形义关系不大。

针对涅槃合文的问题,我曾专门请教广东韶关南华寺曹溪佛学院教员悟智法师,虽然未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却得到很重要的线索。据悟智法师口述,以前老法师讲经时,板书所抄经文中,常常会将多次出现的词作减省或符号代写,顺手而为,如“菩萨”常写作,佛写作“仏”,后来和尚抄经变少了,也就渐渐看不到这种写法了。悟智法师所说的情况,正好与敦煌文献抄经情况相合。大家都知道,很多敦煌文献中菩萨就是写作,这是省去“菩萨”下部,而只保留两字的“艹”头。而佛写作“仏”、或“厶”完全是符号的代写,这应该就是悟智法师所说的“顺手而为”,而书写者未必考虑写法的合理性。悟智法师所说情况,说明敦煌抄经中的简写或符号代写,是自古至今相传已久,不是敦煌文献的特有现象。在抄经中,多次出现的词,常会顺手简写,至于这种简写意义,熟悉经文者一看即明白,而外行人未必知晓。因此,我们考虑“涅槃”写作,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字形并不一定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些写法与“无”的草书应该没有必然联系。字形比较特殊,应该与前几种写法情况不同,我们推测其写法与大乘经义有关。

首先说等写法的来源问题。在敦煌文献中与类似的写法还有,但区别只不过是上下部的竖画多少。我们认为这种写法的演变,应该就是为了与菩萨写作,菩提写作相区别而发展来的。菩萨、菩提、涅槃这三个词在佛经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常会在同一文献中三个词都反复出现。由于菩萨写作,为了与菩萨区别,菩提写作[3],后来发展演变,下部中间的一点写作竖,作。而当佛经中“须菩提”连用时,菩提也有写作,而“菩提”单用时,为了与菩萨合文区别,就在下面加点区别,写作。这在《敦煌俗字典》中有详细的文例,黄征先生的按语也与我们的意见相同。[4]但《敦煌俗字典》中没有收录菩提写作的字条。实际在敦煌文献中这种情况不难找到。比如辽宁省博物馆中有一件罗振玉旧藏——敦煌草书经卷《恪法师第一抄》,其中多处菩提皆写作“”。如卷中“为去回向最胜菩提”(该卷94行)、“为求无师自证菩提”(该卷95行)、“伏心菩提”(该卷150行)、“菩提树”(该卷375行)等菩提皆写作“”。[5]我们从合文菩提写作的演变轨迹可以说明,涅槃写作,应该同样是为了区别菩萨与菩提的写法,后来才发展出等多种写法。并且曾书中也说涅槃偶尔作[6]这正好可与菩提的发展变化相比照。那么涅槃合文大致的发展过程可能是:。涅槃偶尔写作,并且写法多样,这说明涅槃的合文在形成初并不完全固定,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后来约定俗成,菩萨就写作,菩提就写作,涅槃写作。而文献中看到菩提、菩萨、涅槃都有写作形,并不是形体相混,而是“约定俗成”前形体变化不固定表现。之所以有多种写法,是因为与经文中出现类似的不同简写符号相区别。

曾书把等写法与草书的“无”相联系,从形体上讲,还是有些联系和道理。但是把和“无”的草书相联系在一起就有些牵强了。首先,曾书所示“无”的草书字例与“”字形体相差太大,从形体上不能很好的解释。其次,“无”与“”在意义上的联系也难说通。因为涅槃虽然有圆寂之义,但绝对不能与“无”等义。关于涅槃的这个问题,在赵朴初的《佛教常识答问》中就有述及,他说:“佛教认为这种境界‘唯圣者所知’,不能以经验上有、无、来、去等概念来测度,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7]并且,我们上面讨论的涅槃合文写法是在敦煌经卷中普遍见到的现象,但是涅槃写作现象却不是十分常见,所以应区别对待。查阅敦煌文献,我们发现涅槃写作这种情况,范围比较集中,也不具备普遍性。涅槃合文作,是于淑健《敦煌佛经俗字误读释正》[8](以下简作于文)中考释出来的。于文举了三种文献,P2173道氤的《御注金刚般若菠萝蜜经宣演卷上》、S2662《法华问答》、P2284《大乘稻芉经随听疏》(这部经敦煌文献中有S1080、、P2303p2304V0四种),查阅这三部文献后,确实有多处涅槃写作另外,我们又对这种合文现象的出现情况作了调查,结果所见文献都是唐代唯识宗大乘经典的论疏,其它出现这种合文现象的情况暂时还没发现。所以,我们推测涅槃写作的现象,可能只限于唐代唯识宗大乘经典的论疏中,是唯识宗抄经的特殊写法。

另外,我们也发现于文所用P2284的例子有误。P2284中的“七大”实际是大乘七大义之“七大”[9],非涅槃合文。于文所用例文完整标点后如下(于文引文为节省篇幅省略了部分文字):

言‘菩萨乘’者,为根胜故。于胜义谛观一切法,本自空寂,生死涅槃,了无二相。若世俗谛,了知如幻,具大悲智,不舍生死,不取涅槃。为诸有情,修十度等。自他利满,以要言地及果证,名菩萨乘七大义。超过二乘,如下所说。今此经中‘菩萨乘’摄,非是二乘所缘境,故明归乘竟。”

同卷文有:

初言大乘者,以七种大超过二乘,故名为大。言七大者,一所缘大;二发心大;三信乐大;四思惟大;五资粮大;六时大;七成就大。[10]

可以肯定,于文所示例文之“七大义”就是此同卷文中所述大乘之七大义。于文认为此“七大”涅槃合文,显然是不知大乘之“七大”义而释错了。大正藏录作“七大”,是正确的。不过这个错误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涅槃合文为何写作的启示。是不是因为大乘七大义“本自空寂,生死涅槃,了无二相”,所以才用七大代写涅槃呢?我们在上文说到,涅槃写作仅在中古的大乘经典中出现,而且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大乘之“七大”义是中古敦煌佛经论疏中常常出现的词语。菩萨乘即大乘,大乘有“七大”义,七大义中“不住生死”,与涅槃之不住生死义密切相关,同时“七大”书写简单方便,所以抄经者在写大乘经时,顺手就用“七大”代写涅槃。但写法仅是佛经论疏部抄经中一种特殊写法,这种现象很可能只存在于一定的时期一小部分文献中。当然,敦煌佛典浩大,我们对文献的排查和整理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这里作了简短的推测,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可能。[11]

 

後記:

曾良老师是我硕士期间的指导老师,我非常敬重他,今年二月份回厦门看望曾老师时,曾老师赐赠了一本他的新作《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本文写作缘起就是从这本书。原本我对涅槃的问题在很早以前就有些不同想法,后来因为研究方向转变就搁置了。恰好曾老师这本书中有专述,我看过之后既有启发也对我以前的想法更加明确。之后写成小文,发给曾老师,请求批评。曾老师不仅没有批评,还鼓励了我,使我对他更加敬重。小文草就即投与《敦煌研究》,书写水平有限,以为不能发表,未料8月份得录用通知,出乎意料,可谓惊喜,后于2012年第5期《敦煌研究》刊登。但文中涅槃写作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故转载于此,以期待方家能就此问题发表高见,以便早日解决此问题。

 

 

 

 

 

 

 

 

 

 



参考文献:

[1] 曾良.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2] 第一字形见于法藏敦煌文献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第5行,第二、三字形见于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92.

[3] 黄征. 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309.

[4] 黄征. 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309.字头下:P. 213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按:同卷内“须菩提”大多皆作此形,“菩提”与“菩萨”合文相乱;单用“菩提”则在下半内心加“丶”。

[5] 李洪财.敦煌草书经卷<恪法师第一抄>研究[J].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11.

[6] 曾书276页列举多种涅槃合文的写法,可备参考。

[7]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58.

[8] 于淑健.敦煌佛经俗字误读释正[J].文献.2008(2).

[9] 此七大为大乘经典中常见词语,但在不同经典中名称稍异,依《菩萨持戒经》为:法大、心大、解大、净大、庄严大、时大、具足大。

[10] 这七种大名在不同的经典中名称稍异。

[11] 我们也曾考虑涅槃的合音与“贤”的音比较接近,于是就写作了“贤”的草书“http://gifs.shufazidian.com/zb/jpg/9/h06cia.jpg”(智永《真草千字文》),后来变化作形。但这种想法只能在字形上说的通,而在语义上难以证明,姑备于此,或对读者有所启发。



 

本文原载《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2年12月24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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