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的文字學啟示

（首發）

張世超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是2009年初接受捐贈而入藏北大的一批竹簡，目前正在整理中。據介紹，此批竹簡內容十分重要，可惜現在只公佈了為數不多的一部分簡的圖片，我們僅能據已見到的材料進行一些討論，鄙陋之處，在所難免，祈學界同仁是正。

《文物》2011年第6期上刊登有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文章《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下文簡稱《概說》），文中刊佈了此批簡中選自《蒼頡篇》《老子》《周馴》《趙正書》《妄稽》《反淫》《荊決》《雨書》《醫書》諸書中的28支簡。嗣後，2012年9月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墨蹟選萃》（下文簡稱《選萃》），後者放大製版，印刷較前者清晰，所刊出的28支簡與前者相同。此外，還新公佈了《老子》《周馴》《趙正書》《妄稽》《反淫》《荊決》等書的篇題。《概說》簡號1903者，《選萃》作1930；簡號3910者，《選萃》作3190；簡號2549者，《選萃》作2439，則明顯是誤植。看來，目前公佈的材料，簡號當以《概說》為準。

一、關於《蒼頡篇》

關於這批竹書的抄寫時代，《概說》據一枚數術簡上所記“孝景元年”及隸書書體推斷，“這批竹簡的抄寫年代多數當在漢武帝時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下限應不晚于宣帝。”是可信的。

對於北方匈奴的侵擾，漢初統治者除高祖曾率兵征討過一次外，文、景二世均以和親之手段安撫。武帝即位後，開始組織大規模的征討。元狩4年（前119年），大將軍衛青率軍出定襄，“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1]北大簡《蒼頡篇》簡2469：“漢兼天下，海內並廁，胡無噍類，菹醢離異。”當即指此事。《居延漢簡》（甲乙編）9.1A+C+B：“漢兼天下，海內並廁，[胡無噍] 類，菹離異。”與此同為武帝版的《蒼頡篇》。[2]我們曾指出，《急就篇》中“賢聖並進，博士先生”源自武帝版《蒼頡篇》，[3]而漢初版《蒼頡篇》則作“[漢]兼天下，海內並廁，飭端脩法，變……”見阜陽漢簡《蒼頡篇》。[4]二漢版《蒼頡篇》“漢兼天下，海內並廁”一句應套改自“秦兼天下，海內並廁”。今以北大簡2396簡校之，知漢初《蒼頡篇》“飭端脩法”一句下當作“變大制裁”。“端”字用法具秦人語特點。[5]此二句當為秦《蒼頡篇》原有之辭句。秦王政二十九年所立之罘刻石曰：

“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6]

所謂“變大”，意為改變了“大矣哉”之宇內，所謂“制裁”即指“普施明法，經緯天下”。

2008年8月甘肃永昌縣水泉子M5漢墓出土的木簡中有七言《蒼頡篇》，從現存材料看，全篇都是在原有四言《蒼頡篇》的基礎上增加三字而成。當是開始進入七言詩時代的產物，在此之後，《急就篇》之類七言字書便出現了。其時代當在漢武帝之後，元帝、成帝之前。[7]

秦版《蒼頡篇》迄今未見，推想此部分大抵不出泰山、嶧山、琅琊台刻石讚頌秦王朝之辭。

二、“書同文字”與漢字的發展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統一中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8]關於“書同文字”，《說文·敘》中有著更為詳細的記載：“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9]“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即以秦文字統一全國的文字，這本是個很簡單的問題，但《說文·敘》緊接此句云：“斯作《倉頡篇》，中東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漢書·藝文志》曰：“《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10]學界一向以為古本的《倉頡篇》是用小篆寫的。其实，從出土的文字材料看，從戰國時期的秦國延至秦漢，一直是篆、隸二體文字並行的。雖然《說文·敘》有“秦書八體”之說，但當年通行的字體只是小篆和隸書。《倉頡》《爰歷》《博學》三書的產生與秦統一文字有着密切的關係，作為兼有識字教科書、規範字樣雙重功能的《倉頡篇》，自然應有篆、隸二種版本——《說文》《漢書》是僅敘其篆文者而已。實際上，從文字的應用看，當年隸書版的《倉頡篇》應是更為流行的，迄今所見漢簡中之《倉頡篇》皆為隸書抄寫，正證明了這點。由此而衍生的“秦始皇以小篆統一文字”、“秦以隸書統一文字”之說，皆為偏頗之論。

2002年出土于湖南龍山里耶的簡牘中，有一片木方，最早由张春龍先生在芝加哥大学顧立雅中心2008年10月召開的國際簡帛論壇會議上公佈，後刊于《簡帛》第四輯，初次公布時稱此木方為“8—455號”，後著錄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編號為“8—461號”。今擇其與本文有關的內容迻錄於下：

諸官為秦盡更。故皇今更如此皇，故旦今更如此旦。曰產曰疾，曰曰荊。毋敢曰王父曰泰父，毋敢謂巫帝曰巫，毋敢曰豬曰彘。王馬曰乘與馬。

誠如研究者們的推斷，此木方可能“是某一位書手的個人行為，將秦改制後的相關稱謂匯於一牘以便記頌和查驗，以免在抄寫公文時觸犯忌諱。”[11]“我們懷疑，木方的製作者是一位擔任了秦吏的楚人，他不光對統一後的秦朝制度、稱謂不熟悉，對官方規定的語言辭彙的正讀也很不熟悉，需要‘惡補’，因而製作了這樣一塊木方。”[12]秦始皇平定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確實進行了不少改制和更名的工作，例如“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朕’。”“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更名民曰‘黔首’。”[13]但如果認為木方上所記的語辭變化都是官方規定，甚至皇帝下詔通告天下的，顯然不符合事實。秦王朝建立後，對於官署的設置，職官的稱謂等只需延續戰國時的秦國，一個楚國故吏而在秦王朝任職的人當然要熟悉、遵循秦的職官稱謂，木方文“諸官為秦盡更”正是表明此意。與此同時，秦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以及高級官員都使用秦方言，他又必須理解並學會運用這些方言語彙。木方是他為適應新的政治形勢而製作的自我提示版，唯其如此，有的地方簡略到只需作者自己能看懂就行。例如“曰產曰疾，曰曰荊。”意思是官場上經常說“產”說“疾”，說“”說“荊”。

“產”作為“生”的同義詞，表示人或動物的出生，最早見於春秋時期的哀成叔鼎銘：“余鄭邦之產，少去父母。”戰國時，秦地以“產”表人之出生較為常見，如：

“士不產于秦而愿忠者眾。”（李斯《諫逐客書》）

“正月，速產。”

“十一年，十一月，獲產。”（雲夢秦簡《編年紀》）

秦統一後，官吏以“產”為官場常用詞。大概正因如此，秦漢之際，“產”代替“生”的趨勢越來越強。“牲畜”義戰國時秦語似還作“生”，雲夢秦簡《日書》乙89簡：“殺生（牲），必五生（牲）。”孔家坡漢簡《日書》70簡已作：“殺產，必五產。”此外，漢簡中“產”又代替“生”有了“活的”、“生的”（與“熟”相對）之義。木方提示作者，現在官場上說“產”，不說“生”。

輕捷之義，楚人說“佻”，《離騷》：“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方言》十二：“佻，疾也。”木方提示作者，現在官場上說“疾”，不說“佻”。

“曰曰荊”相當於說“不說吳楚”，而說“荊”。[14]重點在“荊”的說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是秦特有的字體，石鼓文中有“”字，即以“”為基本聲符。

下面說有關字形的兩條提示。

第一條“故皇今更如此皇”，前一“皇”字作“”，意思是從前寫作“”（从“自”）的字现在要写作“皇”（从“白”，不是黑白之“白”）。其实，现在所见秦汉文字中的“皇”字一般都从“白”，秦代偶有人写作从“自”的原因，可能是楚文字“皇”所从之“白”上部一豎往往加有短横飾筆作形，陵君豆“皇”字作，所从之“白”已很近於“自”了。[15]上部从“自”的“皇”很可能是楚地人學習秦文字後出現的異體。不管怎麼說，秦代已有人將“皇”字寫作从“自”了。《說文》正是選取了這秦漢文字中並不多見的“”作為“皇”字正篆。

第二條“故旦今更如此旦”，前一“旦”微有泐損，游逸飛先生認為與後一“旦”字沒有不同之處是不確切的。[16]前一“旦”字原應作“”，此寫法直至西漢末年仍很流行。[17]

“旦”字在睡虎地秦簡中有兩類寫法：第一類作，強調“日”與“一”之相連，乃源自西周金文之構字之意，此種結構入秦漢後衍變出兩種字形：一種即是上文說到的，另一種今見於北大漢簡作（此體兩漢時代文字中多見）。第二類作，為了書寫方便，已放棄了“日”“一”相連的構字之意。與秦簡相同的二類“旦”字形在漢初的馬王堆帛書《出行占》中還可以見到。[18]《說文》選取後一類字形作為正篆，其實是不妥的。

就像木方所記的詞語使用提示一樣，有關字形書寫的提示也僅是作者對於當時文字形體的認識，既非“書同文字的規定”，也非“秦政府推行”。有的所謂新字形其實是早已有之的；木方所記不應再用的字形實際上秦漢時期一直在用。

秦統一以後的秦漢兩代，漢字處在一種以戰國秦系文字為基礎的統一、規範進程中。推動這一進程發生的前提是秦漢時期大統一的政體。統一的王朝管理強調文字的規範，“書或不正，輒舉劾之。”[19]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但我們不能誤認為當年就具有類似我們今天的文字規範手段和標準。今天我們規範文字的標準有二個：一是社會的約定俗稱，也就是看別人是怎麼寫的、書報上是怎麼印的；二是為了更加清晰、準確，制定標準字形表，例如1965年公佈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1986年公佈的《簡化字總表》，1988年公佈的《現代漢語常用字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以及2009年8月面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用規範漢字表》等。而秦漢時期的規範標準則僅有前者，即以社會上的約定俗成字形為凖，或者說是看別人是怎麼寫的。如果我們把這一文化環境中發生的文字變化都歸為“書同文字”的結果，就未免把問題簡單化了。

還有兩個事例可以證明我們的推論。

1.合文，在睡虎地秦簡中還見有不少的合文，如“大夫”、“之志”、“貨貝”、“婺女”、“牽牛”、“驀馬”等，在秦及漢初的簡帛文字中，這些合文大部分都分解了，唯有“大夫”作為合文還十分常見，直到西漢末的尹灣簡裏，才見到分解形式的“大夫”。[20]如果是秦朝初年就進行了有計劃的、細緻到具體字詞的規範，就不至於使“大夫”合文延用到那麼晚才分解。

2.卄、卅、卌

在戰國文字中，卄、卅、卌三字六國文字一般都加有重文號，秦文字則一般不加重文號。無論六國文字還是秦文字，都應分別讀為“二十”、“三十”、“四十”，即讀為二音節。

《說文》：“卄，二十並也，古文省。”據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三“開業寺碑”條，“卄”讀如“念”始見於宋代。是較晚的事情。宋版《說文》引《唐韻》“人汁切”，《廣韻》“人執切”，與“入”同一小韻。這一讀音實際上源於“二”“十”二字的相切，與“卅”讀“蘇遝切”源於“三”“十”之相切、“卌”讀“先立切”源於“四”“十”之相切同理。這些讀音顯示出人為地將二音壓縮為一音的痕跡。學界總結相關的文字材料，認為這些字有單音、雙音兩種讀法。[21]其實，應解釋為這些字由先秦的雙音讀規範為單音讀。出土文獻材料中最早之讀為單音節之例，今見於北大漢簡。《荊決》曰：

鐫龜告筮，不如荊決。若陰若陽，若短若長，所卜毋方，所占毋良，必察以明。卅筭以卜，其事若吉若凶，唯筭所從。左手持書，右手操筭，必東面，用卅筭。分以為三分，其上分衡，中分從，下分衡。四四而除之，不盈者毋除。

句首“告”字整理者釋“吉”，董珊先生改釋為“告”，甚確。[22]“告筮”即行筮前之向神禱告。《儀禮·少牢饋食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鄭注：“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這是典籍所見之“告筮”。

整段簡文有韻，陽、長、方、良、明，陽部韻；卜、凶、從，屋、東通韻；筭、面、筭，元部韻。前半段以四言為主，後半段以三言為主。出現二次的“卅”顯然是讀單音節的。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五“卄卅卌”條：

今人書二十字為卄，三十字為卅，四十字為卌，皆《說文》本字也……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秦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琊台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為‘卄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23]

是則“卄、卅、卌”諸字秦代即有讀為一音節者。

在里耶第六層出土的一枚木牘上記有九九乘法表，以其中的“四五卄”、“五六卅”、“五八卌”與“二三而六”、“二四而八”、“二五而十”比較，可知前者中的“卄”、“卅”、“卌”應當讀如“二十”、“三十”、“四十”等二音節。[24]如果秦王朝對此有所規定，也不會出現這些歧異的讀法。

秦漢之際的文字中，合文的分解，“卄”“卅”“卌”等字改為單音讀，都是由漢字極其普遍的一字一音現象類化推動而形成的自然規範。

三、“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與漢字的發展

《漢書·武帝紀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漢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經博士，這一舉措大大地激發了讀書人的讀經熱情，客觀上促成了秦火之後的文化復興。以儒學為主的古代典籍開始在九州大地廣泛傳播。

以前我們不明白，漢字為什麼至漢朝發展成了一種扁方體的隸書，現在可以從這一大的文化背景得到解釋，並從北大漢簡的字跡中得到證明。

當人們傳抄長篇的著作於竹簡時，自然地要追求兩種效果：簡容字多與視覺清晰。因此，為適應傳寫長篇著作供人閱讀的需要，在武帝朝以後的抄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扁平體的隸書。用這種字體抄書，同樣長的一支竹簡可以多容若干字，即使抄寫同樣的字數，讀起來也令人感覺眉目疏朗，視覺清晰。用這種字體抄寫的著作，我們早在五十多年前便於甘肅武威出土的《儀禮》簡冊中見到了。

下面僅作一些簡單的比較：上博簡《孔子論詩》簡長55.5cm，平均容字55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與《秦律雜抄》簡長均為27.5cm，《秦律十八種》平均容字37個，《秦律雜抄》平均容字29個，如果將其乘以2，則二書之簡容字分別為74與58。而以這種扁方隸體書寫的武威漢簡《儀禮》與之基本等長的簡，平均容字多者逹80或100。當然，由於抄手的習慣不同，字的疏密間距也有很大差別，僅以單簡的容字量進行比較，效果不算明顯。但如考慮到容字量和視覺清晰兩方面因素，這種扁方體隸書的優勢就十分明顯了。

北大漢簡的字體與秦及其前的古隸關係十分密切，這一點，從“左右”作 （2148簡）、“明” 从“目”作（2427簡）、“面”作（2594簡）等字形看得很清楚。另一方面，書寫者在字形上追求扁方的用意十分明顯。例如：字所从之“艸”寫作（2469簡），每個“屮”字兩側的豎筆幾乎壓縮至無有；“屈”字作（3883簡），所从之“出”字兩側豎亦近於無，（2376簡之“出”字同）；“之”字作（2172、5056簡）、“生”字作（2311簡）、“告”字作（2427簡），都是同樣道理。“告”字如不注意其中間豎筆，幾乎與“吉”字全同，正因如此，原整理者將其誤釋為了“吉”；“歲”字作（3819簡），上部所从“止”字的寫法也表現出強烈的求扁傾向，（《趙正書》篇題“正”字同）。

一些字形的演變也於此找到了原因，例如處於字下部的“火”東漢碑刻文字中基本都變成了並列的四點，《反淫》中之“焦”字作（1599簡），為了求扁，所从之“火”已與東漢隸書一樣壓為並列四點。《趙正書》有“然”字作（2376簡），不僅所从之“火”，已簡化為四點，而且置於右下角，將字變為整體的左右結構。

《說文》卷二有“”字，下附古文“”。卷八有“”，所从之“見”為“貝”之訛，學界已有共識。睡虎地秦簡中偶見“見”字簡寫類似“貝”形者，但“見”“貝”二字基本上還是分得很清的。北大漢簡文字中，為了壓縮字的高度，由“見”構成的上下結構字，“見”字都被寫得與“貝”形無別。如《反淫》“（霰）”字作（1599簡）。大約漢代人見到“”字形，便認為上部所从本應是“見”，於是逆推復原，造出了“”字。

《說文》“春”字作（卷一），从艸从日，屯聲，這一字形已經得到古文字材料的證明，春秋時期金文有與之完全同構之字，戰國金文尚有省“艸”之“从日屯聲”者，[25]然漢碑“春”字作 [26]字形的來源頗令人費解。今北大漢簡《雨書》有“春”字作（2022、2411簡），根據我們對此種字體的瞭解，可以將其結構分析為：从“艸”、从“日”，“出”聲。漢碑“春”字正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演化的結果。睡虎地秦簡中“春”字《日書》甲作（87簡），字中所从之“”當是“艸”之異形。同簡《日書》乙作（202簡），則為省“艸”之“从日出聲”者。古音“春”，昌母文部，“出”，昌母物部，聲為同紐，韻為對轉，自可以“出”為“春”之聲符。《釋名·釋天》：“春，蠢也，動而生也。”王先謙《釋名疏證補》曰：“……蘇輿曰：‘《玉燭寶典》引作“春，蠢也，蠢動而生也。”……《尚書大傳》：“春，出也，萬物之出也。”“春”“出”雙聲，“出”亦“生”也。’”[27]看來，訓“春”為“出”是有其語源根據的。

2013.1.28夜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3年1月31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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