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公布的牛距骨刻辞

刘钊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新公布的兽骨刻辞中“”字的考释，认为该字很可能即“距骨”之“距”的本字，而该兽骨实际上就是牛距骨，同时对该兽骨刻辞的文意进行了训解。在此基础上，本文对1936年殷墟出土的牛距骨刻辞加以考释，总结了这两块牛距骨刻辞的一些共同特征。最后，本文结合如今盛行在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与藏族习俗中的“嘎拉哈”和“歘嘎拉哈”习俗以及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质地的距骨，推测两块商代牛距骨可能用作博具或游戏用具。

关 键 词：、牛距骨、博具、游戏用具

宋镇豪先生的新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商代史》卷七）一书2010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该书书前彩图19（图一）披露了一件新公布的兽骨刻辞。宋先生称之为“新出绿松石镶嵌刻辞髆骨”。

（图一）

2011年11月出版的《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二辑中焦智勤先生的《殷墟甲骨拾遗·续六》一文，[2]也公布了这一资料，并附有该刻辞正面、反面和侧面的照片以及正面的拓片。其侧面和反面照片图二。[3]

（图二）

对于该兽骨上的文字，宋镇豪先生和焦智勤先生分别作有如下的释文：

甲申，王易（赐）小臣，王曰：用。隹王用。（宋释）

甲申，王赐小臣。王曰：用。隹王用。（焦释）

宋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一书625页对此兽骨有考释，他说：

第四例记事刻辞刻于一坚实沉甸甸的整治光溜的大关节窝上，记商王赐小臣用“”，字从夫亦声，当读如髆若膊，《说文》：“髆，肩甲也，从骨尃声。”也可能是膊的初文，《释名·释形体》：“膝头曰膊；膊，团也，因形团而名之也。”“”盖指此异兽之大髆骨关节部位而言。

焦文中也介绍并分析说：

此为兽骨祭祀刻辞（疑犀牛骨），字体类似殷金文，字口中镶嵌有绿松石，甚罕见。

我对宋、焦二先生所作释文及考释，主要是对宋先生的释文和考释有一些不同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分析和推论，现在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并求正于学术界。

首先，宋先生的释文将用为小臣名字的“”字隶定为“”并不合适，因为该字虽然从“丮”没有问题，但是却并不从“弋”。所谓的“弋”字还是以是“丰”字的可能性更大（所从之“丰”字部位的骨面似乎有挤压，变得有些扁平）。焦先生的释文对该字用原形表示，未加以隶定，但是对原形摹写不准，笔画有遗漏，致使“丮”形两手所捧的部分变得类似“屮”形，丢掉了下边的另一个“屮”。该字所从的“又”旁是依附在人身体上的，而古文字中从人旁的字有时会缀加上一个“又”旁，反映的很可能只是这个字繁简的不同，对该字的音义并无影响。如甲骨文字作“”（《甲骨文合集补编》10290），又从人作“”（《甲骨文合集补编》8734）即是。金文“奉”字从“廾”从“丰”（“丰”旁同时兼声符）[4]作“”，像双手捧物形。古文字中从“廾”与从“丮”在用为表意偏旁时可以通用，如“对”字既可以从“廾”作“”（燮簋），又可以从“丮”作“”（柞钟）可证。所以既然“”字从“丮”从“丰”，我们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奉”字的一种繁复的写法从而暂释为“奉”。

其次，宋先生文中考释部分除了分析“”字字形时说“字从夫亦声”的“亦”字令人不解外，引《释名·释形体》的文字也有一处疏忽，就是《释名·释形体》训为“膝头”的是“膞”字，并不是“膊”字。《释名·释形体》说：“膝头曰膞。膞，團也，因形團而名之也。”正因为说的是“膞”字，后边才声训说“因形團而名之也。”“膞”、“團”皆从“專”声，所以才用“團”来声训“膞”。既然《释名·释形体》训为“膝头”的是“膞”字而不是“膊”字，则“”字读为“膞”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从“夫”声的字可以与从“尃”声的字相通，但是与从“專”声的字却决不可通。

该兽骨上的刻辞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甲申，王易（赐）小臣奉。王曰：‘用。’隹（唯）王用。”其意为“甲申日，王赏赐小臣奉。王说：‘（赐给你）使用。’这是王使用的。”这是以王和小臣奉之外第三者的口气说的话，“唯王用”是对“王曰：‘用’”的补充说明。文中的“”就是王赏赐给小臣奉的物品，而这个“”是王使用过的。换句话说，就是王将自己使用过的“”赏给了小臣奉使用。该刻辞所记之“”与该刻辞所依附之物所指相同，这个“”很明显就是指这块兽骨。

那么这块兽骨到底是什么动物的哪一块骨头呢？

其实这一兽骨既不是髆骨（即肩胛骨），也不是膞字所指的膝头骨，它应该就是距骨。

1936年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时，曾在安阳小屯村北地第六号殷墟灰坑的南井（YH0006南井）出土过与上揭兽骨非常近似的一块牛的左距骨（astragalus）（图三）。

（图三）

关于这块牛距骨，高去寻先生曾在《殷墟出土的牛距骨》一文中有过如下的介绍和描述：[5]

出土的部位在坑穴以内深4·80公尺的填积土里面，土层未经过后世的扰动破坏，同出的还有殷代的兽骨陶片等等。这块距骨保存的情形相当完好。它的上下两端歧出的凸骨面，都已经过人工锯去一截，变成了平面，可以使它直立着，内外两面的边缘地方，也曾经过稍微的锯平，其余的地方则仍是保存着原有骨面的情形。经过这样锯制过的牛距骨，在殷墟还有几块被我们发现过，只是它们的上面没有刻着文字。或许因地下的埋藏，曾接近了铜质氧化物的关系，这块距骨的表面上有的地方存有被染上的绿色。它现在的形体：

外面长度（A——A1） 69.00mm

内面长度（B——B1） 73.00mm

宽度                55.00mm

它的刻辞，被刻在“后下面”的一片小凸面上，第一行末一字的右下角，伸入了骨骼原有的一个小凹穴里面。刻辞是由上而下行，由右而左的分行排列，与殷代一般铜器铭文，兽骨刻辞的情形相同。文字的刻笔有的比较深些，有的则仅是一刀所刻成因而比较浅些。刻笔内原都涂有朱砂，现在较浅的地方已经一部份失去了鲜红的颜色。

这块骨头是牛距骨，是经过古生物学家杨锺健先生鉴定后得出的结论。仅从形状上比较来看，便不难认定本文揭示的新公布的兽骨无疑也是距骨，而且极有可能就是牛距骨。至于这个牛到底属于什么牛，是不是如焦所推测的是“犀牛”，则还需经过古生物学的进一步检验和鉴定。

据家畜解剖学知识，家畜的后肢骨有一部分称之为“跗骨”（Ossatarsi）,由数块短骨构成，位于小腿骨与跖骨之间。各种家畜数目不同，一般分为3列。近列有2块，内侧的为胫跗骨，又称距骨（Talus）；外侧的为腓跗骨，又称跟骨（Calcaneus）。牛的跗骨有5块，近列为距骨和跟骨（图四）。

（图四）

“”字既然是指牛距骨，那么它应该读为什么字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两条线索来考虑。首先，上边说过家畜的距骨又可称之为“胫跗骨”，而字书中“跗”字又有异体写作“趺”，从“夫”得声，与“”字从“骨”从“夫”声所从的声符相同，所以“”字读为“跗（趺）”似乎正合适。但是在古代汉语中“跗”字早期皆训为“足背”，足背与距骨部位相距较远，而距骨何时开始称之为“胫跗骨”的又是一个无法证明的问题，所以这一读法似乎行不通。

其次，“”字能否直接读为“距”呢？古音“夫”在帮纽鱼部，“巨”在群纽鱼部，两者韵部相同，中古都是合口三等字，虽然看去声纽似乎远隔，但是在上古音中，有不少唇音与牙音相通的例子，譬如明纽与晓纽的相通就是大家熟知的现象。唇牙相通，有的学者将其归为方言变异或古今变异的原因。[6]在传世典籍与古文字中都有唇牙相通的证明，如李家浩先生在《读〈郭店楚墓竹简〉琐议》[7]一文中指出的如下几个例子：

    1、《仪礼·士相见礼》：“士相见之礼，挚……夏用腒”，《白虎通·瑞贽》引“腒”作“脯”；

2、《左传》哀公十一年“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孔子家语·正论》引此事，“胡”作“簠”；

3、《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的“河”读为“河浦”；

4、铜器铭文里有一个用为姓氏字的“”（衍簋），字从“夫”从“古”，此二旁皆声，读为“胡”；

5、《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的“告故”， 裘锡圭先生指出应读为“造父”。

以上这些都是确定无疑的唇牙音相通的例子。

古文字资料中可以证明唇音与牙音相通的例子，还可以补充三个：

1、金文中读为“胡”的“”字以“夫”为声符。古音“胡”在匣纽鱼部，“夫”在帮纽鱼部；

2、金文“更”字作“”，从二丙从攴。所从之“丙”为声符。古音“更”在见纽阳部，“丙”在帮纽阳部。

3、金文申鼎和叔之仲子平钟的“”、侯簋的“”以及“邦”齐刀币的“”都读为“莒”。古音“莒”在见纽鱼部，“肤”在帮纽鱼部。

古文字资料中也有可以证明“夫”、“巨”相通的例证，如父簋的“”字除了从“夫”声外，还累加了一个“巨”声作“”，说明“夫”与“巨”声音相近，因此才可以共同作为“”的声符。金文“矩”字作“”，像人手持“矩”形，后经“变形音化”，将像人形的“大”字音化为“夫”作“”；金文𩰤字作“”，所从之“矩”字也变形音化为从“夫”。金文𩰤字既可以写作“”，又可以写作“”，“夫”和“巨”分别作为𩰤字的声符，也说明了“夫”和“巨”声音相近。以上所举古文字中唇音与牙音相通的例子，除“更”字外其韵部都是鱼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样看来，“”字读为距骨的“距”应该是最合适的了。不过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古代汉语中“距”是指鸡或雉大跖骨上端的一个距突（图五）

（图五）

并不是指后来家畜解剖学上的“距骨”的位置。当然距骨位于胫骨和大跖骨之间，而鸡的距突位于大跖骨的上端，与后世解剖学上的距骨的位置非常近，所以古人将其混同，或是分类不细，统而称之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因此，将这块兽骨上的“”字读为“距骨”的“距”，看来还是有成立的可能的。

“”字从“骨”字初文，从“夫”声，可能就是“距骨”之“距”的本字。

陈剑先生看过本文初稿后，认为“”字在刻辞中更像是一个表“器物名”之字，而不一定非得是某一具体骨骼之专名。字从“骨”为义符表示质地（盖此类物常以骨制）也是完全可以的。他甚至怀疑“”能否与“博弈”之“博”或后世“樗蒲”之“蒲”有关，即推测用此类距骨制成之博具最初就是称为“”的，后来才演变为“博”。董珊先生在给笔者的来信中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就可以直接读为“博”，指这块牛距骨是作为博具，即类似后世的“骰子”来使用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其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其实骨骼专名和博具或游戏用具之名是完全可以合二而一的，即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北方十分流行的“歘嘎拉哈”游戏中的“嘎拉哈”，本为称距骨之名，但同时也就是指游戏用具之名，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将牛距骨称为“距”，而实际上是指博具或游戏用具之名似乎也并不矛盾。

当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字还可以读为另外我们所不知道的什么字，或是当时“距骨”还有另外没有流传下来的专有之名的可能，因此将“”读为“距骨”之“距”，仍然有待进一步证明。

下面我们对前边提到过的1936年出土的那块牛距骨上的刻辞做些考释。

该刻辞说：

王曰： 大乙于白菉（麓），宰丰。

其中“”字和“”字陈剑先生在《甲骨文旧释“”之字及相关诸字新释》一文中曾同时论证过，现将其相关考释转引如下：[8]

殷墟甲骨文“∕”和“”字多与祭祀有关。《合集》307“羌百”，《合集》308“百羌”，“ ”作为用牲法，可能即其字形所表现的“分割牲体”之义。《殷契佚存》427雕花骨柶记事刻辞：“辛巳，王武丁（其中“隹”形原倒写，下同）彔（麓），获白兕。丁酉。”《合集》35501记事刻辞云：“王曰大乙于白菉（麓）”；《合集》27456“父甲”两见，《合集》32547“祖乙”两见，《合集》35657亦有“祖乙”，《屯南》647云：“毓父丁”。卜辞或贞卜“取唐”、“取祖乙”（看《类纂》第664页“”字下“取”条），上举“某某”与之结构相同，当即“为对某人的祭而举行或进行‘’”之意。《屯南》1128：“己巳贞：其祖乙，眔父丁。○弜眔父丁，。”当理解为将对祖乙举行祭，贞卜是否对父丁也一并举行，或是不要对父丁举行祭，但为对祖乙的祭而举行或进行“”。“”字虽尚不能确释，但其当为以田猎所得、战争所俘获的禽兽向祖先献祭，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某某”的祭祀，可能也跟将所献祭的牺牲加以分解有关。卜辞有“生”之贞（看《类纂》第664页“”字下“生”条），如“生自唐”（《合集》1332）、“生于唐”（《合集》1977）、“祖乙其生”（《合集》32545）等，应即将田猎所得、战争所俘获的禽兽活着献祭之意，似可与“某某”相印证。

我认为其对“”和“”两字的解释都正确可从。

“”字在甲骨文中既可以用为动词指“用田猎或战争俘获的禽兽向祖先献祭”，同时又可以作为名词，指“通过田猎或战争俘获来向祖先献祭的禽兽”。这与甲骨文中“伐”既可以作为动词指杀牲的方法，同时又可以作为名词指用“伐”的方法所杀之牲是一样的道理。因此“某某”这样的辞例，就可以理解为“分割向某某献祭的牲体”。所以“大乙于白菉（麓）”就是“在白山之麓分割向大乙献祭的牲体”的意思。

“宰丰”的“”字旧或隶定为“”，体现了与“”字不同的部件切分。综合来看，切分为“”要比切分为“”合理。“”字见于《玉篇》和《集韵》，皆训为“肉”，按之卜辞无法讲通。我怀疑“”在此应读为“膰”。古音“反”在帮纽元部，“番”在并纽元部，声皆为唇音，韵部相同，于音可通。《汉书·谷永传》：“反除白罪。”颜注：“反读曰幡。”《汉书·张安世》传：“何以知其不反水浆邪？”颜注：“反读曰翻。”皆是“反”、“番”可通之证。当然此“”字也有可能就是“膰”字的早期写法，其训为“肉”也很可能与“膰”训为“祭肉”有着沿袭的关系。

“膰”是古代用于祭祀之肉，也即祭余之肉。《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杜预注：“膰，祭肉。”在古代汉语中祭肉称“膰”，将祭肉赐人也称“膰”，《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杜预注：“有事，祭宗庙也。膰，祭肉。尊之，故赐以祭胙。”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此膰字用为动词，致胙也。”在古代汉语中，还有一个比“膰”字使用更为普遍的同义词“胙”。《史纪·周本纪》“三十五年，致文武胙于秦惠王。”裴骃《集解》说：“胙，膰肉也。”古代将祭肉称为“祭胙”、“胙肉”、“胙余”、“余胙”，把天子将祭肉分赐臣下称为“分胙”、“散胙”、“致胙”、“赐胙”、“胙侑”，由此“胙”字又引申出“赐”意，如封赐土地称为“胙土”。古人认为将祭肉献于祖先神祇，来自祖先神祇的福佑就会依附于胙肉上，祭后分赐胙肉，就相当于同时将福佑分给了大家，由此“胙”又引申出“福禄”之意，所以在古代汉语中“胙肉”又称为“福胙”，“禄胙”也就是“福禄”的意思。《春秋》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孔颖达疏：“《周礼·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大行人》云‘归脤以交诸侯之福’，是以祭肉赐诸侯，与之共福也。”表达的就是这一观念。

所以“王曰：大乙于白菉（麓），宰丰。”就是“王说：‘在白山的山脚下（或山脚下的林木中）分割（田猎或战争俘获的用于祭祀）之牲体，将祭肉分给宰丰。’”的意思。

“宰”为职官名，商代“宰”的执掌应为王室之管家或管理王室之膳食或屠宰等。王将祭肉分赐给宰丰，就是要把祖先神祇带来的福佑和他分享，这显然是因宰丰在王于白麓狩猎过程中服侍有功有关。这对宰丰来说当然是件极为荣宠的事情，所以他才会郑重其事地将此事刻于甲骨。而所刻的这块牛距骨所属之牛，就是在白山脚下的林木中俘获的，是作为祭品献于“大乙”的牺牲。其中的一部分，即包含牛距骨的那部份骨肉，就成了王分赐给他的“膰”或“胙”。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两块牛距骨刻辞的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是：1、刻辞所记内容属于记事刻辞，不涉及占卜；2、文字类似用毛笔书写，有笔锋，笔划有粗细的变化，与一般用于卜问的刻辞的书写方式不同，应该是先写后刻的，其文字的结构和笔势体现的是当时正体文字的形态；3、文字上皆有绿松石镶嵌。1936年发现的那块牛距骨虽然在高去寻先生的介绍中没有提及绿松石，但是据他文中所说“或许因地下的埋藏，曾接近了铜质氧化物的关系，这块距骨的表面上有的地方存有被染上的绿色。”来看，所谓“被染上的绿色”应该就是残留的绿松石痕迹。以上这几个特点，与甲骨文中下列8例特殊的记事刻辞的特点非常接近：

1、辛酉，王田于鸡彔（麓），隻（获）大䨣（霸=白？）虎，才（在）十月，隹（唯）王三祀（协）日。[9] （虎膊骨刻辞）

2、壬午，王于（），（延）田于麦彔（麓），隻（获）兕，亚易（赐）10]（骨片刻辞，所属动物总类和骨骼部位不详）：